徐友渔：思想解放的下一个突破口

思想解放运动，有赖于不拘泥于教条的理论家的呐喊和论证，有赖于思想开明的高层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但最根本的是要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因为最终决定成败的，还是亿万人民群众。 

    从神话回到人间常识 

    如果要问“思想解放何以可能？”回答是：这没有什么高深和神秘的地方，只要我们忠于生活，忠于我们的本性，就做得到。解放思想和科学发明、发现不一样，不是依靠高智商去揭示世界的奥秘，它只是要求人们不要盲目相信偶像和权威，如实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说话和办事。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要求回到常识，如果我们处在常识和常理被歪曲的情况中，我们需要的只是纯真和勇气，而不是高深的知识和智慧，就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小孩一样不假思索地高叫“皇帝本来就没有穿衣裳！” 

    思想解放是人的解放，就是从人之外的状况，从非人的状况回到人自身。马克思曾经说过：“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中国理论界在破除“两个凡是”和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被视为大逆不道和惊世骇俗，并不说明这个问题在哲学上，在认识上有多难，只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愚昧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人性丧失到多么可悲的地步。 

2009年十篇最值得重温的评论

野兽按：由《时代周报》选出，刊登于该报2009年12月24日。通过google，找到该十篇评论，重温一下。

在一个速朽的时代，写作已然是一种行动。

这些学者或传媒人以其桀骜的坚韧保持了面对公众写作的激情，不厌其烦地传播着常识，与流行的种种谬误作战。他们是一大批的公共知识分子，行动者，而不仅仅是这里有限篇幅列举的十个。如果你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没有来得及好好地获得知识与真理的浸润，那么，至少可以从这里的一次小小总结提示的路径，去重温那些值得记取的声音和它们背后的那个孤独的写作者。

1、以人权的名义公开震亡者大名单

《南方都市报》社论 2009-04-15

摘要：就在即将迎来大地震周年祭祀之际，仍然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尽数将罹难同胞和失踪者收录在内。震恸尚且不绝，无名伤逝尤其悲哀。以国家人权计划为衡量标准，任何将遇难者和失踪者名单作为秘密的举动都是不可理喻的，更违背这一人权行动计划所象征的民众要求。

入选理由：从响应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完美延伸到对公布震亡名单的呼吁。舆论监督和政府的契合点或在于：在理性思维和建设性监督之下，政府如果宣告了某种规划或理想，我们有让他履行并达成的权利和义务。 (特邀点评人：冒安林)

南方都市报：以人权的名义公开震亡者大名单

野兽按：早点发布，学友们早点看。这样讨论交流效果会好很多。o(∩_∩)o...哈哈

超个人心理学读书会第六期

主题：灵性权威与修行

时间: 2008年10月29日（周三）晚19:00-21:00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甲1号新天第大厦B座1505室立品书友会所
　　（城铁13号线柳芳站，公交快车104路和平里终点站）

活动形式：
　　
本读书会是以心灵成长为主题的互助团体，以阅读、讨论、导读、分享等形式，做持续性、系统性的团队学习。每期采取主题阅读的形式,每次一个主题，深入探讨。
　　
读书会每期15人之内，活动时间约两小时，周三举办，两周一次。来去自由，免费参加。 
　　
报名电话：64462010-8003 13811419254(孙小姐)
　　
报名邮箱：sunyanling2@126.com

阅读材料：

灵性权威(spiritual authority)与修行
——超个人心理学学者的观点

改名叫“超个人心理学读书会”了，这周三晚7点正式开锣，欢迎诸位学友参加，共同探索，共同成长。

【关于超个人心理学】

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流派。苏蒂奇（Anthony J. Sutich,1907-1976）在其主编的《人本心理学杂志》1968年第1期上撰文宣称：“心理学中的第四势力，即超个人心理学正在形成。”

在心理健康研究中，主流心理学主要以病理学为依据，认为心理健康只不过是身体上“没有病”而已。超个人心理学则认为心理健康包含着更高的要求，是人的内在潜能和价值的最高实现，达到身心健康长寿、超凡脱俗的境界。

对于超个人心理现象和神秘的内心体验的研究，主流心理学要么认为它毫无意义、要么斥之为病态的或宗教的。超个人心理学则认为病理的自我分裂和超越自我的非认同(non-identification)是有重大差异的；并且认为所谓神秘体验中也存在着科学真理。科学心理学不去研究，那就只能让位给宗教。

针对主流心理学的这些不足，马斯洛、萨蒂奇、格罗夫等人多次协商，决心建立“第四种心理学”，即超个人心理学。1969年春《超个人心理学杂志》创刊，1971年超个人心理学会正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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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慧

作为曾经的媒体从业人员，这几天一直关注着各类媒体是如何报道四川dizhen的，非常失望甚至厌恶，尤其是对于电视媒体。似乎回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法上，传媒依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而且形成了一个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中国政府以及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于灾难新闻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严格要求灾难新闻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这种对待灾难新闻的理念可从１９５０年４月２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窥其一斑，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

这种以牺牲受众知情权为代价的灾难报道思想，从建国初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并且牢牢控制着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方法。

在报道方法上，它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要求新闻传媒站在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作为主体——人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用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话来说，当时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就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这种报道理念把受众对于灾难的知情权弃置一边，过分强调非新闻性或新闻性不强的政府和社会行为因素，给人留下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避实就虚的感觉和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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