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来，中国国事蜩螗，“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著”。既要安内，又要攘外；既要国族自保，又要实现民权；既要反对西方列强豆剖瓜分，又要抗击同种同文的日本的侵略；既要改变积弱积穷，又要实现平等、正义；既要依靠农民，又要实行工业化；既要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又要向传统寻找根基与合法性……
　　这一切相互重复、冲突、否定的事变，并非是对西方的机械简单的“刺激－反应”，中国这一庞大的生命－文明共同体正是在近二百年的变异和阵痛中，重新孕育着新的希望。
　　西方向全球扩张的历史，是一种高度世俗化物质化的过程，其中的善恶、变易、消长完全能为中国辩识。中国久远的入世精神和道德诉求最终不难作出适当的制定，予取予夺，不致离谱。
　　中国古已有之的民本思想和人文情怀，“下一转语”，即不难与西方近代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会通，而儒家坚持“人之初，性本善”，则可矫正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可能出现的极端与任性；中国道德自我建立的传统，更能防止西方个人原则不可避免地脱序而出的可怕弊端。
　　西方的天命意识可望自然而然地为中国认同，包括西方历史破晓的历史哲学，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舛亡”，所谓“天何言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中国在坦然面对时代黑暗、坚定走向历史黎明的路途中，有特殊的精神支撑和道德期许，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纯正的人生哲学是一切历史哲学的基石，在“上帝缺席”的苍凉寂寥天间，中国人甚至将苦难看成一种天意的垂顾。
　　腥风血雨而又波澜壮阔的戊戌变法前后，谭嗣同、康有为曾先后写下《仁学》和《大同书》。虽然西方在社会变革方面先行了若干步，但从蛮荒到文明的历史行程中，中国先贤创设的“仁”心和“大同”有可能包含并超越西方范例所启迪的民主和富裕社会，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宇宙道德原则，而具有永恒的形而上学源泉。
　　卢梭的伟大和天真都在他那句名言：人生而自由。这位自由之子，始终没有洞察人类自由本性的重要前提：作恶。他感叹世间一部完美立法之不可能，因为那意味着全体人类都变成自由的天使。真正伟大的康德指出，即使是一群魔鬼也行，只要他们有这种愿望。西方这位最易为中国人敬重的智者留给世界的遗言，仍需人们深长思之：恶已经被人造就了，而善则尚有待人类创造。
　　中国深通“一阴一阳之谓道”，深谙世道人心微危变易的法则：有“所存者神，所过者化”母体般的文明化育张力。中国曾经作为东方明古国，独步东亚数千载，并且几度“同化”亚洲蛮族。这种神奇的文明华育能力，同样可以在1840年以来欧风美雨俄雪卷全球的大变局中显出端倪。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的视界坚持带给中国一个“好消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失败，单从“1920年间到1990年间只七十年间，中国人集体的把国家和社会向前推进了三百年，这是一种伟大的事迹。……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他在《万历十五年》的台北版序和大陆版跋都先后指出：“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此中最紧要之处则是刻下大隧道即将走穿，前面已见曙光。”他不赞成对中国近代史“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那样“不外袁世凯错，孙中山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邓小平又错，而蒋经国也错。…如果中国不能适当的找到它的历史地位，决非人类之福”。
　　中国一百六十年来的凶吉祸福，是悲恩怨，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历史关头，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几乎都是悲剧性的，中国人领受“天地不仁，以万民为刍狗”这一“天意”，在世界各国中可谓无出其外。但一条潜行的历史法则却每每从无数次的荒诞和悲剧中显现了人类自由本性的主体“善”的不朽光辉。所有的屈辱、冤情、苦楚、流血、灭绝，所有的努力、奋斗、希望、爱和牺牲，都围绕着一条历史的中轴线——走向真正的历史破晓 ——而被赋予人类精神的自我实现和“人是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这一永恒的意义。
　　我们度过的最艰难困苦的是历史的虚无时分。对于中国人，取缔了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关怀，不啻取缔了他的生命基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先天欠缺天堂与地狱、轮回与涅槃的民族，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历史就是我们生前与死后的世界，历史就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国人，开启历史，就是走向未来。越是回溯历史最幽深、最黑暗的通道，越是临近历史的破晓时分。
　　根据当代宇宙学家的测量计算，自从大爆炸以来，宇宙已经存在了150亿年。如果把宇宙生命浓缩折合为365日，要到9月14日才产生地球，12月31日晚10点30分才出现人类，人类的全部文明历史还不足10秒钟。只是到了宇宙日历最后2秒钟，包括13亿中国人在内的今代人类才有了一种共同的命运。
　　无论如何，西方人是全球化的先驱，西方的精神太阳曾经光芒万太，西方对中国的同情并不全是伪善，对中国的诫惧也并不全是讹诈，西方引导的历史破晓时分更不全是一场诓骗。感领过西方精神太阳的辉煌和暗澹的中国，已经来到一个临界点，可望争取扮演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甚至有可能给危机深重的世界一种特殊的补益。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只有把西方文明的主流正脉，西方世界的精髓转化为中国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望走向否极泰来、起生回生的觉醒和复兴。
　　个体生命往往不易理性地理解他所处的时代，更不易知道他这个时代的来路与去向。而中国自1840年以来所进入的“非常”历史阶段，实在有太多的教训与经验，挫折与进步。这座历史宝库贮藏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骨髓、智慧、情感、理想、心愿，这是中国人在近二百年间共同编织的稀世大梦，共同上演的旷世活剧，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家谱，共同遗产，我们走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不可须臾离弃的烛光、火把、太阳。
　　历史是一位与所有人签订了生死契约的不死老者，他的顽强、狡诈和吊诡超过一切凡人。他以谁为代言，在什么时候发声，以何种形态返回尘寰，永远不可蠡测。
　　余世存先生，湖北随州人，北大中文系毕业，刚度过第三个本命年。他以白净宽广的额头、秋水般的双眼、诗人的灵心善感，多年为汉语世界的清冷寂寥忧心如焚。他犹如一名预告坍塌和毁灭的隐修士，唱诗班中永不现身的梦幻幽灵，送葬行列中远远驻足沉思的局外人，眨着冷眼颤着热心，用炼丹术般的修辞和锤炼了几千年的汉语韵律，为中国几代汉语创制者壮行。
　　我与世存先生相交经年，在我们有限的接近中，笼罩在他身上太多的忧郁和孤寂，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情和不忍之心使我惊讶、揪心。在比我整整年轻二十岁的他的身上，总有老式的幻灭，簇新的愤怒，一轮又一轮的精神炼狱，几乎没有任何排遣、消闲。他那天生的忧世伤时比寻常的幽愤更苦涩，比个人的不幸更绝望，比通常的悲观厌世更尖锐，他所唤起和拒绝的有时甚至超过了虚无，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对的物事。他的敏感、同情、正义和英勇，他的才华、血性、灵气、悟性，直接预示着个体生命精神破晓的壮丽。
　　我无法想像他竟然耗费了几年光阴，清灯黄卷，涕泗长流，在几百本陈年旧书中，寻找在他心中奔泻、也在成百上千名杰出同胞心中奔泻过的力量、光明、爱，搜寻让他和无数同胞无数次唏嘘扼腕、忍禁不俊的种种可怕可恶可恨可耻可笑的行径。
　　这是一次幅射式的历史道白，中国非常时期的超历史对话。但愿它唤起的不单有苍黄而灰暗的宿命感，命途多蹇的绝望，也有浩气长流、悲欣交集的感戴与超迈，毕竟正如一位感悟特异的先知所云“夜正长，路也正长”。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世存先生遥存中国先贤心志，一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苦心孤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者，应作如是观，也当为关心世运的大雅君子所不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