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弄到一些文革时期的出版物，其中有本用红纸包了书面的，里面是66年10月——12月期间，副统帅、总理、几个副总理，还有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讲话，由当时的红卫兵组织整理记录下来的。这里面的每一篇讲话都是由不同的红卫兵组织记录的，书的页码很整齐，250多页，明显是公开发行。

下面插播抒情散文：用做封面的红纸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几个毛笔字，翻开来，陈旧的纸张，一脉历史的黄、沧桑的黄——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味？……——那些儿时如雷灌顶、闪着金光的名字，一页页地出现、辩论、争执；那些打小便熟悉了的字眼，那从未见过的红卫兵青年，那火红火红的年代，1966，啊……抒情结束。说里面的名字小时侯全都熟悉，也不尽然，像王力、关锋王力、关锋、戚本禹，是后来才渐渐知道的。这三个人的下场都不妙，王力、关锋在1967年秋天被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但在1966的下半年，他们正站在自己人生的顶峰，领略着无数风光。如果这时有个来自未来的人在他们身旁，告诉他们说这个短暂的美好时光之后，将是长达几十年的监禁、看管、连普通民众也不如的生活，他们会犹豫、彷徨，会回头吗？

不会。从被大人物、被历史选择的那一刻起，他们已经命中注定地成为别人手里的刺刀和匕首，唯一的使命就是刺出，中与不中，他们的结果都是被弃。中国有一部专门的历史为这样的人书写，从西汉到武则天，历朝历代的酷吏，没有一个能逃脱刺刀和匕首的宿命。他们是真正凶手的替罪羊。相比他们，王、关、戚的结局已然是非常幸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