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许多年来，由于大众对整个体制弊端的积怨，使得不少高高在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容易流入对基层政权的泛泛批判。多数时候，基层干部留给社会的印象似乎是喝酒之外，别无正事——而这，显然是一种皮毛之论，并未洞穿问题的本质。

基层固然有基层的通病，在我看来，这种病候，更接近于某种皮肤溃疡，之所以多被清议谴责，只是因为它显而易见罢了。很少有人去追究这种病灶，在生理学遗传学等等深层次方面的变异。某个村长某天在“农家乐”请客喝酒醉了，几乎当天就会传遍全村；但是更多上层的隐秘，却是国民讳莫如深的。单就“官员财产公开”提案来说，其形成制度的阻力，绝非来自下官。可想而知，一国的不堪，岂能仅仅诿过于基层。

灾区的基层政权究竟在忙些什么呢？就我的观察而言，也许在我所未能看见的从前，他们也曾有过清闲和逸乐；但是眼前，他们确实要为无数看似鸡毛蒜皮，而实则关系“县计民生”的事情在忙碌着。有许多很小的突发事件，都不得不令他们绷紧神经。

堰塘村这天分来了第一批赈灾粮，但根据灾区紧急防疫的需要，同时也分来了灭鼠药。为了防止纯粹的毒药在乡村流失，上级部门想得十分周到，把药拌好了稻谷装在麻袋里，要求村组分发给各家以便直接投放。村委会要先分几万斤大米，场面自然很大也很乱。鼠药放在一边，准备分完灾粮之后再发。可是等辛苦忙完后才发现，两袋“毒谷”不翼而飞了。

村委会紧急查询村民，要求顺手牵羊的人交出毒谷。老乡们知道是不能吃的鼠药之后仍然说不知下落，那事情就变得严重了。好在村领导还清醒，没有隐瞒不报。县委县政府闻讯之后，分析各种可能后果——万一有人拿去投毒——事态就远比自家误吃了还要严重百倍。全县所有警力加在一起，也不过两百来人，围绕周边所有乡镇展开梳篦式查访，也几同于大海捞针。

一方面要严查秘访，还要在所有的打谷站派员监视；一方面还不能大规模声张通告，担心万一最后没有找到，引起灾区的大面积群体恐慌，更加难以收拾局面。警员加民兵全体出动，24小时挨户追索，政法委全线督阵。终于在次日得到一个邻县打来的电话，说在某处的一棵树下看见了两个类似的麻袋。“毒谷”完璧归赵，推理打电话的人，实际就是骑摩托路过堰塘村，见财起意而顺手牵羊的人。后来风闻是鼠药，还算是良心发现，假装报案电话交回了。万一他要私下处理了，这个悬案还不知要怎样折磨基层政府的心力。鉴于没有证据和后果，基层对这种偶然的窃贼，自然也无从追诉了。

而类似的事，在基层几乎是层出不穷的。施政者稍微大意松懈，就将惹出人命大祸。假设窃鼠药者误吃毙命，乡村误传是国家赈灾粮有毒，那岂不牵出天大的冤案或骚乱。

 十二

地震以来，纹江区已经出现了好几例非正常死亡。有的死于私搭电线，有的死于救灾车辆撞倒危墙。有的夫妻打架动刀，还有好几个农妇灾后悲观，一点口角是非就喝农药自杀。就是这些民间事故，在此刻，都要进入书记老吴和区长老许的视角。

面对着不断涌来的救灾钱粮，面对着逐日增生的民间冲突，书记老吴和整个常委会，都难免开始有了一些困惑——在如此强大的国力支持下，重建家园肯定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家园”绝非仅仅地表建筑的落成即告拥有，它更多的还必须是精神情感的归属，是法制礼俗和民主焕然的福地。否则，灾民即使很快迁进新居，但心灵还可能迷失在灾难的废墟上。

南方某著名媒体标题说——汶川地震，震出一个新中国。可以说，在救灾救人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各种应急反应，都确实体现了胜出以往许多的“新气象”。大地的震荡确实引发了社会人心的震荡，震出了各种感人至深的场景。但是救灾之后的重建，却是最需要思考究竟该如何“重建”一个新社会的。如果重建只是恢复了废墟上的瓦舍，抹平了颓墙上的裂缝，整个社会生态的各种断层并未在这次昂贵代价的基础上得以修复，那这样的重建注定还将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针对纹江区的现状，老吴敏感地意识到并率先提出——精神重建。他们在常委会上反复论证，最后决定拟出“纹江区火凤凰重建计划”并提交地方人大讨论通过，将精神重建和物质重建相提并重，决心在废墟上打造一个浴火重生的新纹江。

在口号繁多的中国，“精神重建”是否会成为又一个大而无当的空洞标语呢？针对在乡村社会尤其是灾区，目前确实存在和呈现的“精神危机”，究竟应该开出怎样的药方和诊案，才能真正有效地施治，这确实是一个大命题。

如果不违心和虚伪的话，我们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的乡村社会，即便党组织依旧发展到基层村组，但是你要继续对农民高谈共产主义理想或社会主义道德，那基本属于教条主义，实难收效。乡村社会世代相传的荣辱观和礼俗法则，被当年的“社教”“破四旧”等极左运动粉碎之后，新的价值观却一直未能建立。多年被歧视和忽略的农民权利，迫使穷人在多数时候，第一反映是经济的得失，而不是道德的损益。

面对这样的事实，高层依旧可以高调，但是基层却需要低调地推出确能敦风化俗的有效价值体系了。一国之民，一般而言，都有且需要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多数国家以“国教”维系民众道德，而我们舶来的马列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我们广大农民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实在是主持文宣和教育的有关部门可以调研的问题。

十三

眼前的实际情况是，拨来了救灾钱粮，农民会感谢党中央。一旦分配不均不是见者有份，部分人会骂基层政府。多数人不会去想，没有基层各级上缴的国税，哪有如此庞大的中央财政。而基层要坚持原则有轻有重地救灾而不是分红，那就要一定程度地代国受责。很多时候基层官员都在困惑，何以在社会福利日渐改善的今天，“刁民”却与日俱增了呢？有的吏员甚至在留恋“双提双统”时代，农民对基层政权的敬畏。

书记老吴是忌讳部下使用“刁民”这个语词的。但是有些时候，他也不免在私下为人心不古而感叹。但他相信，在纹江这样的人文古镇，民风淳厚应该不会是遥供缅怀的天宝盛世。对人民稍加引导，爱心、恕道、感恩和敬畏等等美德，肯定还没有失传。古贤谓：礼失求诸野。在广大的民间，在世道人心的深处，一定还有很多真善美的种子，在等待发掘和培育。于是，区委决定，要尽快将“精神重建”的提法，落实为一系列可实施有效果的办法。

就在这时，又有几件小事的发生，触动和深化了老吴的这些想法。

纹江区仅仅居民【场镇户口没有农田者】所需的过渡板房，就要大约一万多套。对口援建的是天津来的施工队，他们在万家镇施工时，不熟悉情况而损坏了邻村的灌渠未能及时修复。当时正是泡田插秧的季节，受影响的十几户农家很快就结队来到了镇政府，要求赔偿他们的损失。镇书记老薛对此十分恼火——自己几锄头就能修复的小事，怎么好意思去指责人家千里迢迢赶来本镇援建的施工队。

当然摆平这样的发难，对久历基层的官员来说并不是难事。问题是农民真的只是因为懒惰而不愿自己出工修复吗？农民其实是在对救灾中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方式，变相地表达不满——凭什么城镇人就可以住进活动板房过渡，而他们只能拿到一两千元钱？而这个问题，事实上又确实不是基层政权可以解决的了。

对已经部分住进板房的金河镇居民来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一批居民跑到镇政府上访，他们反映某个在板房中的妇女，自己安装了空调，架起桌子天天打麻将，手上还戴着几个戒指。他们担心这样的场景被救灾的领导和外地人看见了，会影响今后对这里的救灾援助；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出面去干预。

应该说，这些群众确属善意的要求；但是对基层政府来说，却又是棘手的麻烦。板房内的暑季确实很热，国家没有规定灾区人不能享受空调。她家的房屋倒塌，当然有权利住进板房；而她在自家打麻将，政府没有权利干预——除非设局赌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让灾区人早日摆脱阴影恢复娱乐，总比上街闹事要好。但是这样的场面，又确实会让看见的志愿者和支援队寒心，会让视察的领导皱眉，让社会公众非议。

我们过去的政府是无所不管的政府，当公权可以随时闯进私人空间干预百姓生活时，那更是一个恐怖的社会。但眼前，政府的权利到底该插手到哪一级为止呢？如果强制干预，必然激化新的矛盾；如果熟视无睹，又必将引起学习效应，有碍赈灾情绪。两难之中，不作为也将是一种过错。而这，又岂是无需与民勘磨的部臣阁僚所能想象的困境。

 十四

纹江区委区政府针对灾区不断冒出来的新问题，再三斟酌之后，决定在物质重建的同时，大胆推出“精神重建”方案。他们越来越深地意识到，任何巨大天灾，损毁和伤害的都不仅仅是地表建筑和生命，它也必将伤及人民的心灵。亲友失散和财产损失皆能导致精神重创，甚至于在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之中深陷不拔，造成心理失衡，意志衰颓，精神萎缩，德行退化。尤有甚者，悲观厌世抑或愤恨发泄，对社会秩序构成隐患。这种情绪如果不及时抑制，必将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次生灾害”。

重建家园必须先从精神重建开始；如果灾民不走出“等、靠、要”的心态，就会精神失守以致道德缺失，就无法彻底祛除灾难阴影而真正步入幸福健康的未来。而“精神重建”在此刻绝非一句空头口号，它已在各部门缜密讨论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架构和实施方案。用书记老吴的话说——这还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本，针对灾区群众的实际精神生活现状，结合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和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探索创制的一套系统方案。

具体来说，他们提出了“七个重建”。一要重建自信与信念；因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许多家庭艰难脱贫，然而经此一劫，很容易悲观绝望；觉得今生很难再凭老弱之力，重建小康家园。因此需要帮助他们恢复自信心，协助他们解决眼前的暂时困难，重建勤劳致富的坚强信念。

二要重建爱心与美德；突然陷入困境的少数受灾群众，利已主义本能可能一时占据上风。追求简单平均，不讲悲悯互助。因此需要宣传优秀的传统道德观念，教育和引导大家爱邻如己，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仁爱宽容，和睦相处。

三要重建教化与自尊；灾难的突发性和异常性，可能引起公德力量的弱化，导致私德底线的缺失。因此要结合本乡本土的实际，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知耻者近乎勇，勇毅者方荣耀。房屋虽垮，人格犹立。

四要重建礼俗与伦理；中华文化命脉能够代代相承，根基在于礼仪、伦理、道德的维系。家庭是一切礼法的基础载体，因此在恢复灾民家庭生活的基础上，要通过各种积极健康的民俗形式，倡导上慈下孝、兄友弟恭、夫妻恩爱、邻里礼让、劝诫互勉等优秀的传统礼俗伦理。要建立把各种负面情绪和矛盾，在家庭、村组和社会依次消解的良性机制。

五要重建敬畏与感恩；剧灾之下，因为党和政府以及各国各界人民的救助，才能幸免于颠沛流离之苦。因此要引导群众敬畏自然，保护环境，热爱和平，尊重科学。要学会知恩感恩，以善报善，以重建家园的实际行动和效果回馈社会，报答恩人。

六要重建纪律与机制；由于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现状，兼之灾后的人员流动，导致部分基层组织涣散，能力弱化，基层民主法制缺失。因此亟需恢复秩序纪律，重建基层民主机制，维护法制威严。

七要重建光荣与梦想；人类最大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最幸福的事情是怀抱着希望去生活。因此要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以自力更生勤劳创造为幸福。要鼓励受灾群众面对现实，不怨天尤人，不攀比自弃，走出心灵阴影，重建生命的尊严、荣耀与光辉。

纹江区的“精神重建”工程，计划以现有区镇村组四级党政群组织体系为主，完善和创新村组、社区的自治议事机构，并结合各类群团组织、专合组织、学校社团、NGO（非政府组织）以及宗教慈善团体，形成组织平台。他们要探索真正还政于民、放权予民的可能，希望在议政和行政之间，建立起一种民主制衡机制，为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创造条件——这在今天的中国，依旧可谓是一种积极进步且意味深长的“摸着石头过河”。

十五

其实，只要翻阅近年来的中央会议报告和首脑讲话，不难发现时时处处都在提倡和鼓励基层，要敢于“思想解放”，敢于“制度创新”。此中究竟暗示什么，邓小平早在南巡之日原已明白说过；要学习瞎子过河，要敢于不讨论不争论。但是对于基层政权来说，如何制度创新，又确实是一个“众妙之门，玄而又玄”的命题。

多数基层政权之所以还是愿意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是因为担心，探索容易越轨，而越轨则要获咎。官场如雷区，举手投足之间，不定就引爆哪颗子母弹。更何况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利益集团，在暗中阻碍着社会的改良和变革。

但是对于基层政权来说，一边要贯彻约束权力“和谐社会”的国策，一边要保证强化力度维护稳定的措施。两者之间，确难游刃有余。民众的诉求日甚一日，多年被压制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当此之际，既不能打压，又不许放任，基层如何平衡民纷以求上下满意，实在是一个进退维谷的窘境。

在某种意义上说，纹江区的“精神重建”方案，也正是为了解困，而开始的一次有益尝试。出于个人兴趣，我决定对此进行跟踪观察，我也很想知道，一个民族半个多世纪来日渐颓圮的精神穹窿，是否可能在眼前的废墟上逐渐重塑。

大龙镇的盐井村位于区境的边界，属于深丘地带。其下辖七个小组，约五百多户人家。最初国家给灾民每人每天十元钱一斤粮的赈灾救助，在重灾区是人人均有，但是对盐井村这样相对略轻的灾区，则是按实际受灾程度评选下发。政府虽然制定了评定标准，但对于广大受灾农村来说，情况依旧千差万别，十分复杂。如果由基层政权作主评估认定灾情，代理发放，则必然产生更多的干群矛盾，甚至激起群体事件。

救助钱粮好不容易评定发放之后，随之而来的还有过渡安置费200-2000元的评定发放，接着还有永久住房16000-26000元的评定补助。涉及到如此多的款项，乡村岂能不产生争议；仅有的几个村官又岂能保证处理好如此纷繁复杂的事务。完全由政府代劳，则更可能费力不讨好，引发更多冲突。

恰好“精神重建”计划，本身涵盖了完善乡村民主制度的内容。要求各村在原有的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理财小组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公示，推出一个众望所归的村民议事小组，使一批德高望重的村民代表成为村务组务议员，讨论确定一套正规有效的议事规则，参与决策乡村公共事务。盐井村经过民主推荐，每个组都选出了五个组务代表，然后再在其中选举公示，确定出五个村务议员。在讨论上述款项的受助人员和标准时，完全采取放权于民还政于民，群众的事情群众办这一措施。这些最底层的“议员”也知道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快讨论出公平公正公开的救助方案，彻底避免了官民矛盾。

十六

盐井村的村民自治，可谓中国最底层治理体制改革的一次实验。其精神源头可以说，是对民国年间晏阳初梁漱溟一辈人“乡村改造运动”的承继。甚至还可以说，是对传统中国乡村礼法社会的一种恢复和更新。

他们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尊重习俗，明确权利；用最简单实用的原则，制定合法合情合理的制度、程序和乡规民约。使得政府公权逐渐淡出乡土社会，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完善乡村公共事务的“代议制”格局。这样的做法，确实规避了赈灾过程中的可能冲突；更重要的是，它预示着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以及相应的细则，作为他们的村规民约，被勒石成碑高高树立在村口之时，我看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正在开始发育。那些第一次拿到“村组议员证”的代表，分别来自于各自的家族、院落和散户；他们开始学习如何既代表本族本组利益，又极力追求公平公正。他们在体验政治的妥协精神和宽容气度，在享受“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含义和喜悦。

正是这样一套“精神重建”方案在纹江区的逐渐普及，才解开了前述金河镇板房居民的矛盾。每一个入住户，大家要签署入住公约，要推选居民代表，要遵守社区秩序。当百姓之间互相规约自己的行为之时，政府的强权干预则可以退出，吏民矛盾才会稀释和化解。

随着“火凤凰重建工程”的深入开展，纹江区的抗震救灾在有序中紧锣密鼓地进行，大地重现勃勃生机。县委政府组织的工作组深入到灾情最重的村组，直接参与各项重建工作。完全由群众参与的“火凤凰艺术团”，奔赴多个灾民聚居点现场宣传演出。纹江人自编自演自拍自播的电视系列短剧《纹江故事》，已经开始在电视台播出；这些以身边真实人事为原型，以微讽和赞美为基调的方言民俗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确能在民间起到抑恶扬善的教化作用。许多农民第一次看到自己参加演出的电视剧也能播放，甚至还能打动邻里，都非常新奇和兴奋。用鄢家镇农民演员范华秀的话来说——那些围观的群众明明知道我们是在拍戏，但还是被剧情感动得流泪。

每一次灾难都是对公民精神的一次检验，一个公民社会的成熟发育，也必然要经受各种苦难和挫折的考核。我在纹江区看到这样的事实——只有在物质重建的同时，倡导并实施精神重建，我们才可能真正建设出一个美好家园；才可能培养出在危情中坚毅、于悲痛中自持、在困境中凛然向前的人民。注重精神重建，才能使我们在废墟上重建一个乡风文明、民风淳朴、自尊自立、团结互助的社会；才能使我们真正抵达一个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公共秩序自觉遵守、社会环境和谐文明的新时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