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的恩施，晚上八点以后基本上街道阒寂无人，如果还有一群夜行动物在游逛——那不是流氓团伙就是文学青年。那时，似乎拖拉机改装的飞机在小城腹地升降，仿佛二战尚未结束。多雾的天空常让人听到巨大轰鸣后，飞机又盘旋着失望而去，临行的人们往往要见到机翼后才出门，就像去赶村口的大蓬车。那时去省城的公车，要在红花套住一夜。出山，那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遥远的奢望。

那时，恩施师专（湖北民院前身）独立于三孔桥边，泥坯的土墙，远远看去像一个巨大的牛圈。其邻居是疯人院和火葬场，它通常让社会相信这一历史规律——上大学求知，然后发疯，最后死亡。政府这样安置这三个单位显得十分有趣，他使我们这些文革结束后最初考来的学生心有余悸。并令我们随时联想到人生最短的距离，莫过于这三点一线。后来果然就有同学这样便捷地转到了后面的第二站。

那时，很多老墙上尚写着毛主席万岁和要斗私批修。师专也有一堵专供贴大字报的墙，但终于开始出现诗歌和散文了——毛笔抄在白纸上，字体多还可观，多年的运动使中国人民的书法水平普遍提高。这大约是恩施最初的民间原创门平台了。

但无论怎样闭塞和落后，人们还是听到文艺复兴的足音在全国踏响。人们憋屈得太久，都想发言，恨不得有一半粗通文墨的人一夜之间都成了文青。社会仿佛回到盛唐时代，连井边老妪和坐台小姐都欣赏诗歌。可惜，那时还不兴三陪，诗歌先于色情进入了鄂西大山。

当然，我是说新诗——当时又叫朦胧诗（这概念现在听来确实十分傻逼）。在此之前，恩施也有诗歌，但基本脱胎于民间的号子、孝歌和五句子。当我们也开始写一些不押韵且含混不清的句子时，老师和社会上多数识字的人都一致认为——喝多哒，说酒话！——觉得这帮SB大约快搬到隔壁后院去了。

时间到了1982年，老话叫岁在壬戌。八月的某夜，一群师专的在校生爬完星斗山，来到利川教研室的楼梯间，找到在此蜗居的前校友老野我。一起密谋非法结社，并计划用诗来毒害社会。这帮确实喝高了的家伙，很像发情期没揽到生意的公猪。如果再不用诗来泄火的话，显然有可能危害人类。

更可笑的是，他们当夜边讨论边纪录，制定章程，确立制度，物色人选，分工角色，完全像秋收起义的前夜。社名“剥枣”——取诗经“八月剥枣”之意。剥通扑，打枣子意。这群不足20岁的骚哥在当时充分显示了文革后遗症的特征，把一个诗社几乎完全照着反动会道门和武林邪派的规矩在整。比如——

他们确立了社中神主——竟然是陶渊明，一个不与社会合作的人。

他们制订了入伙规矩——义结金兰，有难同当之类。

他们安排了办刊计划——一月一期，刻蜡纸油印，地下传布。

他们……就差杀公鸡发血誓了，反正谁要把那份文件往公安局一交，早几年多半会被办成一桩逆反大案。幸好，没出叛徒。幸好，那是1980年代。

诗社成立的首批份子，现在大抵可以公布了。他们当时自称“剥枣十七子”，像要携剑下巴山的模样。他们是：方舟、顾影、白鹤、野夫、巴山氏、小囡、毕旻、醉河、陈痕、阿西、君鸿、发子、雪村、沉澄、田边、二龙、建龙等。

现在一看，都像网名，没一个真名实姓的。现在以上人中——

病逝二人。谨此伤悼。

经商六人，公干八人，教授一人。

在那月黑风高夜之后，他们前后坚持地下写作出刊断续六年，出刊50余册。他们前后发展社员50余人，包含成立了宜昌分舵。他们在利川连续两年举办了全省范围的“清江民族诗会”，在当时推动了湖北的诗歌运动，并被记入“史册”地方志。一笑。他们后来在公开媒体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论文等共计三百多篇。他们的多数人养成了读书、喝酒以及桀骜不驯的坏习惯，有的社员至今仍活跃在鄂西乃至全国文坛，还在坚持写作和思考……

他们没有成名，没有流派，没有巨著，但他们确曾影响过自己的命运和一些人。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直互相帮衬至今。仅此而已，一代人的故事，也许难以让今天的人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