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垮掉的一代》说起

80年代初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访美，张洁女士曾偶然在一次宴会上碰到"垮掉派"的鼻祖金斯堡。说偶然，是因为这次饭局的东主大约因为社会形象的考虑（很奇怪，美国也计较这个），并未邀请金先生作陪。他听说是招待中国客人（他从50年代便对东方禅宗感兴趣），便自家赶来了。衣衫落拓，且背来一架旧手风琴。这迹近我们所说混吃混喝，所以席间的东道方对他虽不便"端茶送客"，却多少有些"给冷脸子看"。他却是个自己热闹的主儿，不断找中国作家碰杯，然后自己提议要为客人献上一曲。遂拉起那具漏风的琴用五音不全的嗓子唱开了。

其时，对我国来说，"垮掉派"文学基本上还是一个禁区。中国代表团是否内部有"说法"规定在美国的接交范围，这尚不知。但至少在美国，彼时代表其官方的主流文化正统作家们，却仍有些不屑与这种在野派的"垮掉"文人为伍。哪怕金斯堡该时早已名满天下，也拿过国家大奖了，却仍难在这种场合"奉叨末座"。

回顾一下"垮掉派"的衰荣沉浮，其实并不难理解他们从寂寞到热闹又复归寂寞的全部境遇。金斯堡、克鲁亚克与伯罗斯因两个女人的牵扯而订交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时，都还只是我们所谓的"文学青年"。（这一身份在许多国家似乎都包含着这样一些内涵-官家眼中的刁民，警方眼中的肇事者，父亲眼中的逆子，街坊眼中的酒鬼，女人眼中的情人。）他们在二战和大萧条的阴影中，看到的不是死亡和饥饿，而是疯狂。当他们与小偷流浪汉为伍时，他们所仇视的资产阶级市侩文化正在朝物质主义大步迈进。社会的集团化不断剥夺个人的责任和选择，技术至上造成的现代拜物教和麦卡锡反共狂症带来的政治迫害，都使他们感到人类正把自己带向一个新的深渊。他们自命是一群掌握着神谕的天使，视自己的谵呓文字为"天启文学"，他们"带着滴血的羽翎一路拍翅飞来"，似乎就是为了向世界预告新的谋杀将要开始，而且是由人类用自己的创造进行自戕。

似乎是为了显示自我的独醒，因而去选择一种与众不同的疯狂-他们的言行以极度叛逆的方式一开始就让50年代的美国瞠目结舌。酗酒、吸毒、同性恋、违法乱纪或四处流浪，一切无不让主流社会嗤之以鼻。他们辛苦写作"长达几公里"的稿件难以付梓，好不容易出版的《嚎叫》、《在路上》和《裸体午餐》，又立刻招来学院派的冷嘲热讽。《党人评论》称之为"一群堕落的乌合之众"。穷困潦倒的金斯堡，一次跳上酒吧的圆桌朗读《祈祷》，边诵边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声嘶力竭，涕泪交流-他们完全是那个世界的局外人！然而，最终还是在把他除名了的母校的一次朗诵会上，他的声音终于铭进了历史的磁带。那是1959年的哥大校园，年轻学子们被这种放肆狂野而又真情毕露的文学惊得一愣一愣的。似乎一夜之间皆被吼醒，"垮掉派"突然让举世侧目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朋友记下的故事——诗人海子在死前的某一天，来到一个小酒馆对老板说：我可以在这里朗诵诗，请给我一杯酒喝好吗？老板说：我可以给你一杯酒，但请你别朗诵诗！这不是新版《世说新语》，多数人会开心一笑，但总有一些人会为之黯然。

真正使"垮掉派"臭名昭彰的是60年代。那时他们已拥有太多的青年崇拜者，发展他们的思想甚至模仿他们的衣着，把"垮掉"这一文学运动演变为社会运动，群居、聚会、校园骚乱、游行示威、"向五角大楼进军"等等。新一代人渐渐推出新的行动领袖，而他们这些始作俑者却多数陷入更深的迷惘或困境了。有的死于铁轨旁，有的流浪或蜗居，有的则陷入印度瑜珈或中国禅学而不拔了。

在美国议员的盛大酒会上，当大家都在等待着上甜饼时，一位女大学生却全身裸露端着一个整猪头进来。这就是后来的"垮掉运动"成员，但她或他们与诗人金斯堡一辈到底何干呢？金氏一拨究竟是警告这一时代将来临还是号召了这一时代的来临，这怎能分辨得清？

其实早在70年代时，金斯堡等渐已回归正统了，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可以和正统诗人霍兰得握手言欢同台唱诵了。（这位爷大抵有歌癖，同样是以唱歌开始的。）但是，性解放和嬉皮士运动这些"美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到底由谁来负责？在多数人看来，当初的"垮掉的一代"是难辞其咎的。他们通过文学对自己的刻毒暴露，不会被视作是一个患者主动献出自己器官去解剖，以让社会确诊自己的病因，找到治世的良方；而只可能永远带着自己抹上的灰影被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尽管他们自己不断陈述-"我们不是自己污脏的外表，我们的内心都是美丽金色正规的向日葵"。但是谁信呢？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也并不一定拥护-假设用冷战期间的眼光来看美帝国主义的话。"垮掉派"文学似乎一向在我国都是一个少说为佳不说更好的话题。最初让我们接触到他们的不是课堂，不是教科书，不是官方读物，而是民间一些"文学青年"自费油印的册页。那是80年代早中期，当时的中国仿佛突然回到了盛唐时代，诗人成了最华贵的冠冕，同时也是最廉价的封赠。半个社会都几乎沉浸在诗中，诗歌团体风起云涌，南拳北腿啸聚如林。文革中的"地下诗人"们在那时业已功成名就跻入主流了，新的"底层诗人"又开始蠢蠢蛹动。在边缘的油印纸上"嚎叫"不停。正是这时，金斯堡以及他的"垮掉派"在遥远东方找到了异国知音，被一些青年所传抄和模仿起来。

很抱歉，当我用一些轻言浮语来形容这一时期时，我内疚至深。因为我所熟知的一些朋友正是其时的主将，而我本人也曾附骥其中。我深知，他们确是一些早慧而优秀的人，比别人更早或更敏感地觉察到了一些病痛。对"垮掉派"，绝不是肤浅的模仿，尽管"萧条异代不同时"，甚至也不同地，但人类中某些神经一定是共通的，因而一些呻吟或喊叫也必定一以贯之。

现在回眸那一时期，我内心仍觉庄严，同时也充荡了激情。一个浪漫或理想主义的时代，尽管不免种种失格之处，但总比一个毫无情志而物欲横流的时代更值得历史珍惜。正如轻身狂躁勇于进取的人生难免疏漏缺失，但相较于世故阴险则仍显可爱一样。

而今，当年活跃的那拨"民间文人"朋友，有的修成正果，可以与另一些桂冠诗人同台献艺了；有的掉面向商俨然大款了；有的流亡或倒于路上了。只有很少人还在继续默默无闻的写作。偶然聚首时，谈麻将谈生意谈女人，却绝口不提曾经津津乐道的"垮掉派文学"。当这些最先把这一流派引介到中国来的人早已遗忘这些文学时，属于主渠道的出版社倒默默地在做这些工作。前两年，漓江社和浙江文艺社分别推出了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和伯罗斯的《裸体午餐》，这些"垮掉派"的经典代表作却错过了一个可以畅销的时代，几乎无闻于市。现在，海南出版社又组织国内学人编著了一部"垮掉的一代"评传，相信这是国内首次以专著方式探讨这一流派。如何讨论是一回事，能不能讨论则是另一回事。一个民族文化的成熟标志是它学会了宽容，起码学会了把文学视作文学，把学术视作学术，这样方可以心平静气地坐下来读书或站起来工作。

很显然，"垮掉的一代"已是明日黄花了，就象中国80年代的诗歌运动一样，皆为陈迹。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场奇观，一次文化的戏剧性实验。当一个世纪走到酒阑灯珊之时，文学的露面再也不会成为一代人的盛会了。那么再出这些书又具有何种意义？

哈罗德·罗森堡曾说："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止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他们时代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当物欲的时尚取代了诗歌的时尚时，当"垮掉派"身体力行又同时痛苦诅咒的那些事物再现于我们这一代身边时，我们难道不可以从这样一些阅读中惊醒吗？我始终相信，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根基尚未完全失去，无论是信仰、道德或文化都有待和可以重建。而且，当一种市侩文化也裹挟着我们之中的 大多数人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冲去时，我们也应该有一些人能够站起来，对着天空说-请允许我们重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