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德威

三 顾城

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流亡纽西兰激流岛的中国诗人顾城，被发现吊死一棵树下。不远处是他的妻子谢烨的尸体（一九五九―一九九三）。据报导，顾城是以利斧砍杀了妻子后，才引颈自戕。顾城是文革后年青一代诗人的佼佼者，这一消息对大陆和海外的读者的震撼，可想而知。

顾城是七○年代后期大陆最负盛名的地下刊物《今天》的奠基者之一。他与其它诗人如北岛、芒克、多多、杨炼等一道，开创了朦胧诗派。他们重估毛派诗歌语言，代之以暧昧大胆的主题和意象，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思议的。

顾城在极度敏感与忧郁的环境中长大，六岁即初露锋芒。由于政治与性格因素，诗人仅完成小学学历。但即在文革全盛时期，他仍继续写作。一九六八年，他十二岁时，即有短诗一首〈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98]

此诗形式单纯而寓意深邃，十年以后，成为年轻一代最常援引的诗句。

顾城的诗才有赖父亲顾工（一九二八―）的培植。顾工本人是共和国早期著名诗人和电影编剧，属于「干部诗人」一代，在许多方面令我们想起他的同行闻捷。然而顾城却完全推翻了父辈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视野。诗人的作品透露一种诡异的、出世的美，看来简单清晰却又难以捉摸。他对语言单纯形式的追寻，以及对生命原初状态的遐想，为他赢得「童话诗人」的美名[99]。试读另一首名诗〈远和近〉（一九八○）：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100]

以后十年，顾城的诗风又增添了幽灵般的鬼气。一九九二年他推出了一组诗歌，题为〈鬼进城〉，开篇几行如下：

○点
的鬼
走路非常小心
他害怕摔跟头
变成
了人

如果说顾工一代的语言流溢着充沛的生命力，顾城则恰恰相反。他向往「零度写作」，力求化减生命的意义与关联性。死亡成为诗人钟爱的主题，因此不足为奇。在〈失误〉（一九九一）中顾城写道：

我本不该在世界上生活
我第一次打开小方盒
鸟就飞了，飞向阴暗的火焰
我第一次打开[101]
童话中的幽灵

不论在创作或生活中，顾城一向耽溺于自杀的念头。悲剧发生前的三个礼拜，诗人接受生前最后一次访问，坦言十七岁时就严肃的「决定自绝」，并曾多次尝试。对诗人而言，「每当我在最绝望时，自杀反而帮助了我。大概这就是置诸死地而后生吧。」[102]

使顾城弃死回生的原因之一，应是妻子谢烨。顾谢的情史堪称是八○年代中国文学界最为人所乐道的「童话」之一。据称顾城一九七九年在一班京沪列车上与谢烨邂逅。随后四年二人陷入热恋，历经多次分合，当然也少不了顾城一再的自杀威胁，终于结婚。婚后顾城禁止谢烨工作或深造。他们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一切以顾城为中心。顾城对谢烨的依赖，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更像母子，以致他一度排斥谢烨怀孕生子。他似乎只想成为妻子╱母亲的唯一所爱。与此同时，顾城躁郁的征兆以及暴戾倾向越发明显。

尽管有如是种种问题，顾城的声名在八○年代中的中国及海外有增无减。夫妻二人周游列国，顾城的作品，以及他那顶连睡觉也从不摘下的烟囱状布帽，在在象征着新一代中国诗人的奇才与异行。一九八八年，顾城谢烨在纽西兰获得永久居留权。多年以来，顾城一直梦想远离尘世、离群索居；移居奥克兰外海的激流岛似乎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桃花源。

然而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只是表象，诗人另有心事。谢烨意外怀孕生下一子[103]；更麻烦的是移居纽西兰前，顾城已与一个诗迷李英坠入情网。八○年代末期，顾城与李英书信往还，竟因相思成病而歇斯底里。一九九一年，谢烨为使顾城脱离苦海，为李英买下前来纽西兰的机票。以后所发生的，以常情来看就更不可思议。三人同住一个屋檐下，两个女人打工，赡养一个男人。作为妻子，谢烨「贤德」到了离奇的地步，她甚至将儿子托养，好让顾城眼不见为净。一时顾城的生活好不得意，他理想的「女儿国」果然美梦成真。

一九九二年秋，当顾城与谢烨赴德国参加一项写作活动时，独自留在纽西兰的李英与年纪比她整整大了一倍的邻居私奔。消息传来，顾城「陷入疯狂」，企图自杀未遂[104]。之后诗人以创作小说《英儿》自求舒解。与此同时，顾城与谢烨的关系也日益恶化；谢烨有了自己的爱慕者。就在两人回到纽西兰准备离婚不久，谋杀事件猝然发生。

我之所以详述顾城的故事，因为就像闻捷和施明正的个案一样，顾城的诗歌与他的生命纠缠一处，使我们无法不参照解读。不过，闻捷与施明正都无法与顾城身后的轰动效应相比。这当然可归因于顾城在八○年代的中国和欧洲所享的盛名，以及杀妻再自杀的丑闻。即便如此，我仍认为顾城之死所以如此震撼九○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在于它以最令人意外的形式，演绎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困境。

顾城谢烨出事的消息公开不久，关于此案的传媒狂热便一发不可收拾。争论的焦点是顾城究竟是一个疯了的天才，还是一个冷血的、男性沙文主义怪物。大量的文章、评论、访谈录、小道消息风起云涌。当批评家们忙着诠释顾城（从童年脑部受伤到恋母情结）的精神病史[105]、偏执妄想的临床纪录[106]，以及「病态的自恋主义」时[107]，顾城的父亲和姊姊、谢烨的母亲，甚至李英本人，都出马回忆诗人的过去，或写下他们对谋杀案的看法[108]。顾城作品全集亦经他父母的精心编辑隆重出版[109]。这是一场文化奇观。大陆文坛因天安门事件与市场经济的冲击，冷落久矣，一下子竟因顾城之死，又重新活络起来。

奚密曾有专文讨论当代中国「诗歌崇拜」（cult of poetry）的现象。她提醒我们，顾城之死并非孤立的事件，之前至少有两桩个案值得瞩目：一九八九年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以及一九九一年戈麦在北京投水自尽。在一个诗歌日益被社会边缘化的时代，这些诗人仍以宗教般的狂热，坚守自己的志业，当然令人瞩目。但奚密在诗人的忠诚里，看出一种矛盾的倾向，集特立独行的先锋姿态与走火入魔的毛派霸气于一身。奚密问道：「无论怎样风马牛不相及，对诗歌的崇拜，是否与对毛的崇拜，对中国的文学传统的崇拜，以及对广义的共产主义传统的崇拜，有所关联？如果的确有所关联，则先锋诗人是否在批判毛的传统同时，又暗暗助长了毛的传统？」[110]批评家张颐武则从另一视角，视顾城之死为「一个时代的终结」，即，在毛主义的残骸与碎片中寻找新乌托邦的时代的终结。张颐武以为八○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热」，至此烟消云散，而顾城之死，甚至标志着最后一个「国族寓言」的死亡[111]。

话说回来，顾城其人其文所给我们的印象，其实更趋近传统浪漫文学中受宠而又自恋的忧郁诗人形象。但诗人之死所引起的奇观式反应，却意外引导我们一睹中国的（后）现代状况。正如上文所言，顾城谢烨之死所招致的，不仅仅是震惊与悲悼，还有一种默而不宣的嘉年华气氛。当诗人的生活故事迅速流传，广为社会各阶层消费的时候，当学院批评家与八卦传播者声气相通，大言夸夸的时候，一种新的文学话语应运而生。更为怪异的是，对身后引发的狂热，顾城并非没有先见之明。诗人虽然不在，他的幽灵仍旧徘徊不去。在我看来，这一幽灵以小说显现，是为《英儿》。

《英儿》是顾城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它是忏情录，也是自我疗伤之作；其副标题为「一部刺入生命灵髓的情爱忏悔录」[112]。谢烨也以笔名雷米参与部分创作。小说以告白一切的姿态，详述顾城与情人（化名英儿）和妻子（化名雷）的情缘。小说以英儿一九九○年到达激流岛开始，以英儿一九九二年销声匿迹，顾城决定自杀告终。值得指出的是，这部小说并非是顾城死后的遗稿，那是罗曼史的老套，而是顾城生前交付深圳首创的「手稿拍卖」会的竞标对象[113]。由于小说号称全盘托出诗人的情史，而且预告他即将来临的死亡，一时成为焦点，而且果然以高价售出。因此，当顾城真的现身说法、自杀身亡时，他的死无非只确认了小说理想读者的「先见之明」。

我们可以说顾城对自己的罗曼史心灰意冷，所以干脆借机炒作他的「预知死亡纪事」。我们也可说，顾城在自杀前先藉小说预演自我了断的过程，再次印证了「人生模仿艺术」的老话。当然，顾城的精神病史也应考虑在内。除开这些不提，我认为《英儿》还可视为一部死亡之书，作者与其说是那个行将自了的诗人，不如说是那个认为自己早已死过的诗人。顾城从来不避讳将自己比作是鬼，而鬼既已死过，就不会再死一次。就此而言，《英儿》真是一本为「后叙事」时代量身打造的小说。它预先消解了从生到死的（叙事）因果关系，不预告未来，而预告「已经成为过去」的未来。

《英儿》：死亡之书

《英儿》开篇题词如下：「你们是我的妻子，我爱你们，现在依旧如此……」，随即便是上文曾经援引的诗行，「○点╱的鬼╱走路非常小心╱他害怕摔跟头╱变成╱了人」[114]。所以甚至从一开始，顾城即暗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诗人欲望对象的双重性，以及这一双重性发生并失败的「鬼话」语境。小说有一个框架：叙事者在诗人林城（顾城）自杀数月后，造访雷（谢烨），并得到一个盒子，其中装有诗人的手稿。这些手稿构成小说的四大部分。在前三部分，林城描述了他对英儿的挚爱，以及由于雷的帮助，二人重逢激流岛的过程；三人的田园式生活；以迄林城、雷访问德国之际英儿的突然消失。第四部分读起来像篇附录，显然取材于谢烨写给儿子的书信和散文。

评者已注意到小说前段，林城叙述与英儿的相爱与重逢，是全书最为动人的部分[115]。支离破碎的语句，若断若续的臆想，痛苦与愤怒的迸发，抒情片段，以及情色回忆，此起彼落，生动的托出一个受伤的灵魂如何试着用各种修辞方式表达他的痛苦。随着故事的发展，林城的叙述越来越连贯，一种仇恨的声调也越来越清晰。他甚至怀疑自己从一开始就被英儿愚弄。当林城唠唠叨叨的算起英儿利用他来到海外，还拖欠他代付的房租与机票的旧帐时，读者只能掩卷叹息。

顾城的反应一如任何被出卖的情人，但我们对他几近幼稚的自我耽溺却不能掉以轻心。小说的标题《英儿》恰与「婴儿」谐音。对一个频频书写自己不愿长大成人、宣称自己内心最深处「从来没过八岁」的作家而言[116]，《英儿》对「婴儿」的召唤就不是一个巧合。它不仅指李英，也指顾城珍藏于心的那个婴儿自我。林城一再在小说里表明英儿是他的灵魂知己；他甚至强调他们身体的同一部位有着类似胎记。诗人将英儿和自己视为《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化身，也就可想而知。因此英儿的逃遁，意味着他整个的生命被劈成两半[117]。

林城把妻子雷比作母亲，同样在意料之中。雷╱谢烨对待自己的诗人丈夫，的确一如一个婴儿；是她主动安排英儿到来，并把自己的儿子送走。二人之间露骨的恋母╱恋子情结，可以用来观察小说最后一个部分，即雷╱谢烨写给儿子木耳的文字。乍看之下，这一部分似乎是小说的多余部分。然而，倘若顾城不诉诸谢烨的母爱，就无法结束自己的叙述。只有透过谢烨摇篮曲一般的语言，顾城才能完成他生命叙事的轮回，获得再生：成为儿子，他妻子的儿子。

小说第一部分，林城╱顾城视激流岛为梦乡，将之比作他自己的城堡，城市，桃花源，女儿国，以及至关重要的，（《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我喜欢好女孩和好女孩在一起……那是我唯一实现爱的可能」；「我不会爱倒会恨，世界把女孩子毁坏了」；「我不是爱，我是在梦想一个女儿世界，我的爱是微不足道的」[118]。当英儿与雷╱谢烨一道进入诗人的生活，代表着他的美梦成真。林城一度认为英儿与他的妻子越长越像，而他也以旁观这对姊妹花的一举一动为平生乐事。

然而，即便是在这乌托邦生活的顶峰，林城╱顾城仍对死亡心有戚戚焉。「在爱的时候，死是平常的事。」他如是写道，而他赞美英儿是因为「英儿还真有点概念，爱到顶就死了」[119]。颇富吊诡意味的是，英儿最终以背叛诗人来帮他一圆他的死亡意愿。她「不仅毁坏了我的生命，而且毁坏了我生命最深处的根，我的梦想」[120]。自杀成为解脱的唯一途径。

顾城痴人说梦般漫谈他的梦想、爱情、死亡与女儿国，这已然引来女性主义者的非议。陈炳良则从精神分析与神话批评的视角，解读顾城的自恋主义倾向。他认为，作为中国版的自恋水仙子人物，顾城只能执迷自身的映象。一如希腊神话的水仙子，顾城的自恋无法被任何他者客体化，他只能藉死亡与自我最后团圆[121]。死亡也是象征式回归母亲的子宫，那黑暗与安息的原初场所。

诸如此类的论点也许都言之成理。有趣的是，顾城早已抢在批评家的前头，振振有词的自我分析，彷佛嘲弄着最终会加诸自己身上的种种说法。他的小说如是写到自己：

他是一个伪装得很好的疯子。他的幻想和实现幻想的能量都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要排除外界的一切，所有男人、所有男性化的世界、社会，甚至生殖和自然，包括他自己。他用极羞怯的伪装和死来对付世界，来破坏一切常规。这种理解力和疯狂性的结合，使我感到恐惧。一个人能理解自己的疯狂荒谬，同时所有理性又为这疯狂服务，一步步把生命推向极限，这就已经不仅仅是疯狂了。他是魔鬼！[122]

小说后记部分，顾城再次解剖自己，提醒读者他「始终没有发育成熟」的心态；「他像一个孤癖的孩子那样，不喜欢正常的事情，恐惧正常的生活，情愿落入怪诞飘渺，或淫乱的幻象之中」；「在他的内心燃着一种不可理喻的独占的疯狂」；「他在修一堵墙，他默默无言或高声咒詈，都是在对自己说话」；「他固执地阻隔了自己、毁灭自己」[123]。

以往识者告诉我们，行将自杀的叙事者无法讲到他自己的死，因为故事的结局只能以他的沉默——死亡——来表达。顾城的例子不同，既然他一直认为自己已经生活在死亡中，他的叙事是以一个未来的过来人角度，将现在当作过去来书写。换言之，顾城的自杀，可以视为对死亡的二度造访，因这它活着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传统浪漫论者往往视自杀为藉自我毁灭来达到自我肯定。顾城之死恰恰相反。它并不肯定浪漫的主体性，而只以幽灵般的幻影重现了这一主体性的空洞。他的忏悔叙事流露出一种诡秘的透明状态，彷佛他先一步为自己，也为他的读者，掏空了任何事物的意义。他的视野无他，虚无的虚无而已。他的另一首鬼诗如下：

鬼
没爹　没妈
没子　没孙

鬼
不死　不活
不疯   不傻

刚刚下过的雨
被他装进碗里一看
就知道是眨过的眼睛

鬼影（spectrality）与冥视（specularity）：这是顾城对自身之死的「先见之明」

。当诗人的确自我了断时，他的小说成为一种「后叙事」，显露了在生活中本该没有完成的部分。如果这样的诠释似曾相识，那是因为顾城已在无意间演绎了他不可能关注的某些后现代理论。顾城的叙事，呼应了李欧塔（Lyotard）所言的「未来从前」时态（"future anterior" tense），将人与世界的关系看作虽生犹死[124]。《英儿》是顾城创作的反高潮，凭此他为自己的诗添加了一层后设叙事性（meta-narrativity），并使自己的死成为一种拟像（simulacrum）[125]。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意象╱鬼影的无尽分裂游戏。随着小说的进展（或倒退），顾城与英儿、顾城与谢烨、英儿与谢烨、顾城与儿子木耳、顾城与自己的多重自我，繁殖播散。每一个意象、声音、欲望都反射着其它的意象、声音和欲望。

不过，在所有的理论花样之后，我们还是不能不顾顾城死亡叙事中的陷阱（aporia），即「真有」谢烨被顾城所谋杀这回事。这迫使我们重新面对顾城创作与评价的伦理命题。我所谓的伦理，并不仅止于区分谢烨为受害者或顾城为加害者而已，这是「道德舆论」所持的观点。我关注的毋宁是「后毛邓时代」里，我们重新协商诗学、个人命运，与社会行动（social agency）间种种关系的洞见与不见[126]。顾城与谢烨刚刚谢世，问题就破土而出，诸如：这些年来谢烨溺爱顾城，是否已撒下导致自己死亡的种子？顾城能否因为是个陷入绝境的天才，就可从宽发落？作为读者，我们纵容顾城生前的怪癖（甚至他的死亡表演），而诗人死后又分享他的血腥奇观，难道没有共谋的嫌疑[127]？最后，顾城的生命与诗歌中的暴力，揭示的究竟是诗人自身的心理与道德破产，还是如奚密所暗示的，是毛文学毛主义的阴魂不散？这些疑问本身又生出暧昧歧义。即便仅仅想标示这些疑问，都指向了以往文学论述方式的缺陷。当我们被问题的暧昧歧义所吸引，力图寻求解答（却未必可得）时，一种新的知识类型（episteme）已悄然兴起。这，我们或可称之为中国的后现代。

结语

一九七一年六月，顾城在一家流放时，写下一首短诗，题为〈无名的小花〉：

野花，
星星，点点，
像遗失的纽扣，
撒在路边。

……

我的诗，
像无名的小花，
随着季节的风雨，
悄悄地开放在
寂寞的人间……[128]

那一年年初，闻捷吞煤气自杀，他的诗稿被贬为戕害人民的毒草。对中国文人来说，一九七一年是个艰难的时代。数以千计的作家、知识分子被批斗下放，斗臭斗垮。「在寂寞的人间」里，少年顾城经营自己的诗作，一如「无名的小花」，那「随着季节的风雨╱悄悄地开放」的文学小花。这首诗当然不够成熟，但它令我们想起了鲁迅的散文诗合集《野草》，特别是序言部分，在那里，鲁迅亦将自己的作品比作野花。它揭示了一颗孤独的、寻求宁静的心。藉此，顾城展现了与顾工、闻捷一代迥然不同的视界。

闻捷根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诗学视界，因为他从事写作的动力，是他对党和人民的热情。他大概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热情，正如他一直相信个人的憧憬可以升华为共同的真理。然而，恰恰因为闻捷以同样的热情，爱其所不该爱，并为之身殉，诗人重塑了自己死后的形象。他的诗歌，即便是最天真的作品，也因为他的自杀而蒙上复杂性的阴影。但闻捷的自杀只能视为一个「古典」个案，因为他为一桩志业而死，无论那志业是领袖、是党、是爱人，还是诗人的自尊。自杀成为最后一个崇高的姿态，凸显诗人独一无二的主体性；自杀也是唯一仅存的方式，用以防堵无孔不入的历史暴力。

跨过台湾海峡，一九七一年施明正撰写着一系列作品，回忆早年的放浪生活，以及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当闻捷深深卷入政治，挣扎维持干部与诗人的双重角色时，施明正则力图与政治划清界线，强调诗歌创造的自主权。然而施明正到底逃不过命运的拨弄，他意外成为最富政治色彩的诗人兼烈士。施氏一案说明了台湾现代主义的特征及其历史困境。有很多年施明正试图在浪荡主义与魔鬼主义中寻求庇护，却只能认识到纵情酒色并不能救赎他对纯粹的诗的一往情深。在政治高压下，诗歌似乎只能成为一种对创伤的见证。当施氏死于「姗姗来迟的」自杀行为时，他仍旧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既是现代主义的顽固守望人，又是天主教式的背德者。而他百难排遣的怨怼感（ressentiment），终于引他走向一个无言的终局。

一九七一年，顾城还无法充分意识到闻捷致命选择的原因，更不可能知道施明正单枪匹马的魔鬼主义行径。但顾城长大成人后，却书写了另一种类型的诗歌，并身体力行了另一种魔鬼般的暴力。半因个性使然，半因历史的因缘际会，顾城与闻捷的诗大相径庭，甚至比施明正的浪漫诗歌更内向得多。然而，如果说闻捷与施明正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求仁得仁，那么在顾城身上，我们却发现了种种阴错阳差的时代拼盘：顾城是一个活死人，以找死作为活下去的本钱；一个后毛泽东时代的男人，却仍作着前毛泽东（或毛自己的）时代一夫多妻，男性至上的美梦[129]；一个社会名流，却靠躲避人群而出名；一个生得太晚的少年维特，从小说中的自杀撤身回来，先杀了老婆，再演出第二次、「货真价实的」自杀；一个现代主义者，但却歪打正着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幽灵[130]。终其一生，顾城不断宣告自己的虚无哲学，但他却陷入自己的多重形象，无以自拔。那些形象可能是纯属偶然，也可能是精心设计，只有诗人自毁时才全数出清。

因此顾城的死几乎是一盏熄灯号，显示由朱湘、陈三立、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开始的自杀诗学，到此告一段落。但这一自杀诗学倘若不自废它内在的逻辑，便无以真正消逝。我们于是又想起了谢烨。她出人意料的惨死，令诗人顾城自以为干干净净的自我毁灭，陡然沾满别人的血污。

然而，倘若论及「诗人之死」无常――也无偿――的条件，还有比一九九六年戴厚英谋杀案更不值得的例子么？在闻捷身亡整整二十五年后，戴厚英步上其后尘。她的死却是「纯属意外」；她是被来沪打工的远房亲戚杀害，原因是为了钱财。作为文革之后「诗人之死」议题的首要创导者，戴厚英以书写形式，见证了八○年代文化热的潮起潮落。九○年代以来，她已然发现自己曾广受欢迎的作品，已失去了市场。不过她哪里能料到，她本人的「历史角色」会如此突兀的结束：即以一种与诗人闻捷之死全无关联的方式，猝然中止。

但这正是历史突然现形之处。恰恰因为戴厚英之死全然不是历史本事（Scenario of Historic Significance）所预设的那回事，它反而凸显二十世纪以来诗与死亡对话的最终消散。就此而言，或有论者可以照着布赫迪厄（Baudrillard）式的逻辑如是说：戴厚英的死，为后「毛邓」――也是后「摩登」――的迷离世界，画下了最关键、最始料不及的一笔偶然。

（宋伟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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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轉引自徐瑞岳、徐榮街編，《中國現代文學辭典》（徐州：中國礦業出版社，一九八八），頁六四。

[2] 陳三立的死因歷來眾說紛紜，一般說法為陳為抗議日軍侵華不食而死。南社詩人柳亞子一九四一年即以此為詩紀念陳，見《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二，頁八九三。亦見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頁一二九。

[3] 有關王國維遺言的要義，歷來已有不少議論，例如葉嘉瑩精要的剖析，見其《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台北：源流出版公司，一九八二），第二章。

[4] 見 Joey Bonner,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s 5-8。

[5] 更為詳盡討論王國維的生平與自殺者，亦見Joey Bonner, op. cit.。

[6] Alan Wolfe, Suicidal Narrative in Modern Japan: The Case of Dazai Osamu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1.

[7] Roland Barthes, Empire of Signs,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pp. 88-94.

[8] Roy Starrs, Deadly Dialectics: Sex, Violence, and The World of Yukio Mishima (Kent, C.T.: Japan Library, 1994).

[9] Masao Miyoshi(三好將夫), Accomplices of Silence，引自Wolfe, op. cit.。

[10] 知名的例證可包括詩人及「五四」後保守主義的倡導者吳宓（一八九四―一九七八）。他在早年嚴肅思考（但從未身體力行）自殺問題。見沈衛威《吳宓傳：泣淚青史與絕望情欲的癲狂》（台北：立緒出版社，二○○○），第十四章。

[11] 譬如見沈從文在《湘西》（台中：藍燈，一九八七）的討論。

[12] David Der-wei Wang(王德威), 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2), chapter 5.

[13] 見Jeffrey Kinkley(金介甫)的討論，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67。

[14] 舒乙〈老舍的最後兩天〉，見傅光明採寫《老舍之死採訪實錄》（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一九九九），頁二三。

[15] 參見我的討論，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hapter5, esp. pp. 159-168。

[16] Alfred Alvarez, The Savage God: A Study of Suicide (New York: Bantam, 1973 , p. 238. 此處論辯所用若干措辭，獲益於Wolfe, op. cit., p. 71。

[17] Alvarez, op. cit.

[18] Ibid., p. 245.

[19] 參見吳中傑、高雲主編《戴厚英啊，戴厚英！》（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一九九七）。

[20] 該信函於戴厚英死後付梓，見《心中的墳：致友人的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

[21] 戴厚英《性格·命運·我的故事》（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第六章。

[22] 同前註，頁一六五。

[23] 近期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之抒情表現的討論，參見李楊《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研究》（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三），頁二二九。

[24] 賈植芳等編《聞捷專集》（福州：福建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頁一七四。

[25] 同前註，頁一六二。

[26] 同前註，頁一八二―一八三。

[27] 同前註，頁四。

[28] 指控他的頭條罪狀是，一九三九年，當他被國民黨軍隊逮捕時，曾寫下叛黨的「懺悔書」。參見戴厚英，《性格·命運·我的故事》，頁一三九―一四七。

[29] 戴厚英，《性格·命運·我的故事》，第七章。

[30] 同前註，頁八五―九○。

[31] 同前註，頁一二七。

[32] 同前註，頁四三―一四四；亦參見戴厚英，《心中的墳》，頁七九―八五。

[33] 戴厚英，《性格·命運·我的故事》，頁一四四。

[34] Avalrez, op. cit., p. 237.

[35] 譬如見胡為雄，《詩國盟主毛澤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六）；龔國基，《毛澤東與詩》（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一九九八）；李楊，《抗爭宿命之路》，頁一七○―一九二。亦見王斑的討論，Wang, Ban,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8-109。

[36]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Vintage, 1980), vol., pp. 1139-40.

[37] Ibid., p. 139.

[38] 參見王斑的討論，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chapter 6。

[39] 戴厚英，《心中的墳》，頁一○五。

[40] 戴厚英，《性格·命運·我的故事》，頁一八九。

[41] 參見我的討論，"Dai Houying, Feng Jicai, and Ah Cheng: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ical Novel,"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16. 2 (1988): 71-88。Larson, Duke

[42] Paul Pickowicz(畢克偉), "Melodramatic Representation and the 'May Fourth' Tradition of Chinese Cinema," in Ellen Widmer(魏愛蓮) and David Wang(王德威),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95-326. 亦見Peter Brooks,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Balzac, Henry James, Melodrama, and the Mode of Exc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43] Wang, Ban, op. cit., pp. 108-110.

[44] 戴厚英，《詩人之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頁五六五―五六六。

[45] Wang, Ban, op. cit., p. 225.

[46] Ibid..

[47] Ibid..

[48] 此處有關余子期自殺的情節梗概，並未充分道出詩人之死的複雜性。識者必須理解毛主義式昇華的另一面：它並未顯示以螺旋上升的進程將意義作無限展開，而顯示出一種內旋式轉向——即轉向内部作彎曲的位移。值得玩味的是，甚至在毛主義話語的森嚴壁壘中，中國共產黨内部早已存在一種有關內在性（interiority）的辯證。四、五○年代風起雲湧的整風與懺悔運動，即奠基於這樣的前提，即在革命的主體中，可以不斷地發現那不可言說的、晦暗的關係網絡。而對此一黑暗之心的探求、檢討、矯正，無論怎樣努力，都不為過。就此而言，撇開個人動機不談，余子期的審查者們當然可以冠冕堂皇地懷疑詩人的作品及其人格「內部」的雜質，並孜孜不倦地追究這一不純潔性。當余子期自認無辜、自我了斷之際，詩人被視為犯下了更嚴重的罪行，因為他斷然拒絕了黨所賜予他的自我淨化的機會。詩人死後，對他大張旗鼓的批判便勢在必然。藉著自殺，余子期「自我」完成，也「自我」玷污（self-contained and self-contaminated）毛式革命詩學。毛主義式昇華所期待的效果，因而大為削弱。自殺不是明心見性之舉，而是墮入永劫不復的曖昧性。有關中國共産黨早期主體性的論述及討論，見David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Kirk Denton, 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u Feng and Lu L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9] 有關施明正逝世始末，見邱國禎〈絕食而死的勇者――施明正〉，《南方快報網路版第三號》（www.yourmail.idv.tw/ph_history/southnews5.txt）。施明德是美麗島事件最後遭到逮捕者，一九八○年被處無期徒刑。一九八八年國民黨政府公布減刑條例，施明德刑期減為十五年。但施認為美麗島事件是政治而非司法案件，必須重審，因此開始絕食抗議。他當時已在台北三軍總醫院戒護就醫，數日後因體力衰竭，被強行灌食。四月二十二日施明正獲知施明德絕食情形，乃開始跟進聲援。見黃娟〈政治與文學之間──論施明正《島上愛與死》〉，林瑞明、陳萬益主編，《施明正集》（台北：前衛，一九九三），頁三一七─三二五。

[50] 同前註。

[51] 如黃娟，前引文，頁三一七。

[52] 施明正：「我不喜歡政治，我從未就文學作品與政治的因果，做過任何比較。我的一生，是注定要成為一個最純粹的文學藝術家。」見〈指導官與我〉，《施明正集》，頁一九五―一九六。

[53] 見施明正〈後記〉，《施明正詩·畫集》（台北：前衛，一九八五），頁二一二。又見李魁賢〈我所了解的施明正〉，《施明正詩·畫集》，頁四；施明正〈鼻子的故事（中）──遭遇〉，《施明正短篇小說精選集》（台北：前衛，一九八七），頁一六二、一七○。

[54] 見黃娟，前引文，頁三一七；施明正〈指導官與我〉，《施明正集》，頁一八○。

[55] 見拙作〈一種逝去的文學？──反共小說新論〉，《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一九九八），頁一四一─一五八。

[56] 有關台灣現代主義興起的研究極多，見如Sung-sheng Yvonne Chang, 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pters 1-3；柯慶明〈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邵玉銘、張寶琴、瘂弦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台北：聯合文學，一九九五），頁八五―一四六；江寶釵〈現代主義的興盛、影響與去化〉，陳義芝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聯經，一九九八），頁一二一─四一。

[57] 現代主義在上海的興衰，見史書美新作，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58] 有關紀弦作為大陸與台灣現代派詩歌傳承者的討論，見譚楚良《中國現代派文學史論》（上海：學林，一九九七），頁二一○─二一四。

[59] 見柯慶明的討論，頁八五─一四六

[60] 引自李魁賢文文首，參見註53。

[61] 有關施明正的家世，可見諸〈遲來的初戀及其聯想〉，《施明正集》，頁一五○─一五六；〈成長〉、〈遭遇〉，《施明正短篇小說精選集》，頁一二一─七四。

[62] 施明正〈指導官與我〉，《施明正集》，頁一九四。

[63] 黃娟，前引文，頁三二○。

[64] 見施明正〈獸的苦悶〉，《施明正詩·畫集》，頁二○八。

[65] 有關施被株連的經過，見〈指導官與我〉，頁二一四─二一八。

[66] 施明正〈指導官與我〉，頁一八○。

[67] 宋澤萊〈附錄──指導官與我〉，《施明正短篇小說精選集》，頁一一八。

[68] 施明正〈大衣與淚〉，《施明正集》，頁五。

[69] 同前註，頁六。

[70] 施明正〈白線〉，《施明正集》，頁九。

[71] 同前註，頁二。

[72] 施明正〈我·紅大衣與零零〉，《施明正集》，頁六○。

[73] 同前註，頁六九。

[74] 同前註。

[75] 同前註，頁九九。

[76] 見拙作〈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如何現代，怎樣文學？》，頁一五九，一六一。

[77] 我當然引用了朱莉婭·克里斯蒂娃的觀念，Julia Kristeva,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trans.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4。

[78] 施明正〈面對面·原與變·變與正〉，《施明正詩·畫集》，頁五四。

[79] 有關太宰治與無賴派的關係，見Donald Keene, Dawn to the West: 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Henry Holt, 1984), pp. 1022-111；太宰治的自殺美學見Alan Wolfe, op. cit.。

[80] 卡夫卡〈卡夫卡日記書信選譯〉，《外國文藝》（一九八六），頁二五二。

[81] 施明正〈凱歌〉，《施明正詩·畫集》，頁九六。

[82] 施明正〈喝尿者〉，《施明正集》，頁一二三。

[83] 同前註，頁一二六。

[84] 同前註，頁一三一。

[85] 施明正〈渴死者〉，《施明正集》，頁一七三。

[86] 同前註，頁一七八。

[87] 同前註，頁一七一。

[88] 同前註，頁一七五。

[89] 同前註。

[90] 同前註，頁一七八。

[91] 同前註。

[92] 施明正〈指導官與我〉，頁一八○。

[93] 施明正〈渴死者〉，頁一七八。

[94] 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 and Other Essays, trans. Justin O’Brie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

[95] Wolfe, op. cit., chapter 5.

[96] 見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台北：源流，一九八二），第二章；又見劉小楓〈詩人自殺的意義〉，《拯救與逍遙：中西方詩人對世界的不同態度》（上海：上海人民，一九八八），頁四一─八九。

[97] 引自劉小楓，〈詩人自殺的意義〉，頁四一。

[98] Gu Cheng(顧城), Selected Poems, Sean Golden and Chu Chi-yu eds. (Hong Kong: Renditions, 1987), p. 1.

[99] 舒婷曾為顧城作詩，題為〈童話詩人〉；討論顧城世界童話特性的「喪失」，見張頤武，〈一個童話的終結〉，收入蕭夏林主編《顧城棄城》（北京：團結出版社，一九九四），頁二九六―二九七。

[100] 顧城〈遠和近〉，引自Selected Poems, p. 26。

[101] 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五），頁八三七。

[102] 曾慧燕〈顧城謝燁談《英兒》與英兒〉，收入《顧城棄城》，頁一五五。

[103] 同前註，頁一五七。

[104] 同前註，頁一五四。

[105] 孔慶東〈生命失敗的微妙之處〉，收入《顧城棄城》，頁三一一。

[106] 譬如見王曉玉訪談謝燁之母，〈那斧頭，天天砍我的心〉，收入《顧城棄城》，頁三六―四五；季季〈顧城找不到他的城〉，收入《顧城棄城》，頁五五―六六。

[107] 陳炳良〈顧城――現代水仙子〉，收入《顧城棄城》，頁一六一―一六三。

[108] 顧城之父顧工，在兒子剛剛棄世後，也許未寫下任何文字。但他一定允許出版社再版他先前論述顧城的文章，用於其子死後作品的付梓。見Raoul David Findeisen(馮鐵), “Two Works—Hong (1930) and Ying'er (1993) as indeterminate Joint Adventures,” in Essays, Interviews, Recollections, and Unpublished Material of Gu Cheng,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 the Poetics of Death, ed., Li Xia(李俠) (Lewiston: Edwin Mellen, 1999), pp. 145-158。亦見王曉玉對謝燁之母的訪談，收錄《顧城棄城》，頁三六―四五；顧鄉（顧城之姊）《我面對的顧城最後十四天：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八日》（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四）。李英出版了她的愛情故事，《魂斷激流島》（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九五）。

[109] 顧城之父顧工負責編輯一部完整的顧城詩集，《顧城詩全編》。顧城之母，一位電影編劇，據說以自己的權力，監督了序言的編撰（即，章穗子〔Suizi Zhang-Kubin〕與顧城之間的訪談錄），以確保這齣家庭悲劇的肇事者是謝燁而非顧城。見Wolfgang Kubin(顧彬), “Gu Cheng: Beijing. I,” in Li Xia ed., op. cit., p. 22。

[110] Michelle Yeh(奚密), “Death of the Poet: Poetry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aiwan,”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 eds., Pang-yuan Chi(齊邦媛) and David Wang(王德威)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16-238.

[111] 張頤武〈一個童話的終結〉，頁三○四―三○六。亦見Wang Yuanchuan(王嶽川), “A Perspective on the Suicide of Chinese Poets in the 1990's,” in Li Xia ed., op. cit., pp. 61-76。

[112] 該小說的作者，是顧城與雷米（謝燁的筆名）合著。它至少有三個正式版本。版本一，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刊行，聲稱是「唯一合法的全本，由作家本人授權」。它是一位匿名者送給出版社的禮物，該匿名者稱，在顧城以斧頭砍殺妻子並自殺之後僅一天，在深圳手稿拍賣會上，以三萬三千元人民幣買下了這一手稿。版本二，由北京華藝出版社付梓，是顧城的友人、作家劉震雲交給出版社的。劉震雲一九九三年六月，在柏林的一次會議上見到顧城與謝燁。除開敘事結構與文風有所差別，兩個版本的內容大致相同。也許顧城未經謝燁同意，將第二個版本（基於先前的手稿）交給劉震雲，見Li Xia, “Gu Cheng's Ying'er: A Journey to the West,” in Li Xia ed., op. cit., pp. 61-75。李俠是該小說第一個版本的英譯者。亦見Raoul David Findeisen(馮鐵), op. cit., pp. 145-158。第三個版本為繁體字版，由台北圓神出版社印行；它以作家出版社的版本為準。筆者使用的為台灣版。

[113] 溫泉信等〈顧城，激流島屠城〉，收入《顧城棄城》，頁五○。

[114] 顧城《英兒》（台北：圓神出版社，一九九三），頁四二。

[115] 譬如見史明〈詩人顧城如何寫小說〉，收入《顧城棄城》，頁一五一。

[116] 顧城《英兒》，頁三八八。

[117] 同前註，頁三九四。

[118] 同前註，頁一六八，一六七―一六八，一六七。

[119] 同前註，頁一六。

[120] 同前註，頁二一八。

[121] 見註91。

[122] 顧城《英兒》，頁一七八。

[123] 同前註，頁四三九―四四○。

[124] Jean-Fran?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37.

[125] 見蘇英〈顧城方死，遍地《英兒》〉，《顧城棄城》，頁一四六―一四八。

[126] 譬如見羅長祿、張頤武、韓毓海、孔慶東等的討論，收入《顧城棄城》，第九部分。

[127] 羅長祿〈詩化罪惡――顧城之死的輿論風向〉，收入陳子善編《詩人顧城之死》（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頁九○―九二。

[128] 顧城〈無名的小花〉，《顧城詩全編》，頁四○―四一。

[129] 見周邁〈詩人，暴君〉，收入《顧城棄城》，頁三二三―三二四；呂滇雯〈詩人的死亡和道德〉，收入《顧城棄城》，頁三二○―三二二。

[130] 見劉哲〈黑眼睛穿透不了黑夜――詩人自殺與文化解構〉，收入《顧城棄城》，頁三二五―三二八。

来源:苏州大学现代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