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敏: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出党
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08-3-25 0:41:00

作者:董保存

   第一次见到陈少敏这个名字,是在一张历史照片的说明上。他和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同志在一起。如果不是别人特别指出她是一位女性,我当时还真的没有看出来。在场的一位老同志说:“她叫陈大脚,是中原的一员虎将!”

    “陈大脚?”笔者忍不住发问。

    “对,她叫陈少敏,可人们都叫她陈大脚。”

    于是他向我讲起了这位女虎将的故事——

    当人们说起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1968年11月1日,寒冷的北风袭击着京城。全城的广播喇叭都广播着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8届12中全会于10月31日在北京胜利闭幕。

    随着萧瑟的寒风,人们断断续续可以听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刘少奇……叛徒……一致决议,……永远开除……一切职务……”

    就在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就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这位1928年入党的7届、8届中央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老同志说:“一致个屁,我就没举手!”

    陈少敏是带着病参加党的8届12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肾脏严重下垂。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是病入膏肓了。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使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一刻不停地为人民工作着。

    应该说,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是这届全会的“高潮”。那时,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也没有当今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是鼓掌通过或举手表决。当代表们举起森林般的胳膊时,不是显示出统一的意志和一致的力量吗?

    播音员宣读完《审查报告》,便是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齐刷刷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此时此刻,趴在桌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的陈少敏,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不知是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出于对陈少敏大姐的爱护,反正没有人在会场上把这一情况讲出来。

    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举了手。

    当然,举手的人中,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完全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和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又当别论了。

    反正陈少敏是没有举手。

    ——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气氛,是不容许人们有不同意见的。谁表示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就要被“打翻在地”。

    也许,此时的陈少敏,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快七十的了,难道在党内斗争中,他们还会把自己怎么样?

    也许,是她“心底无私天地宽”,一生交给了共产主义事业,来去无牵挂,所以才敢有如此举动。

    也许……

    所以,事后人们说:也只有她,才敢不举手。

    那位戴眼镜的“康老”,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

    “你为什么不举手?”

    同康生打交道,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会期间,他们也曾有交锋。陈少敏对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惧怕。她回答说:

    “这是我的权利。”

    声音虽然不高,却足以令人震憾了。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关心她的人担心。在她身边工作的同志尤甚。司机项怀玺至今记得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

    批判刘少奇,项怀玺是知道的,但他没想到刘少奇戴那么大的三顶帽子。

    “我没举手。”

    项怀玺害怕,这是中央的全会,不能有不同意见啊!

    “你不举手,他们……”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

    是的,中央委员在会上表示自己的意见,确实是她的权利。但在是非颠倒的岁月里,正当的权利会被剥夺或自我剥夺,会被视为异端也会带来厄运。

    长达18天的8届12中全会上,她始终不表态。她得到的评价是: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

    按照“文革”期间的说法,扩大的党的8届12中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省外,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召开全会,解决中央的问题不正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原8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但是,事在人为,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十人,就过了半数。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等,都“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会议还能开不好吗!陈少敏是党的8届中央委员,是会议的当然代表。然而开会的前一天,她还没接到任何通知。甚至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她怎么能知道呢!从1967年开始,她就成了受冲击的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等等。在全总机关挨批斗,还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坐“喷气式”……

    这样一个“黑帮分子”,还能让她参加党的中央全会吗?——这是当时造反派的逻辑。

    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当他发现报到名单上没有陈少敏的名字后,就派中央办公厅的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去问明情况。

    挂着军用车牌号的北京吉普来到复兴门外的全总大楼时,得到的答复是:陈少敏是叛徒,不能让她参加中央的会议。

    中央办公厅的人说,会议马上就要开了,周总理要我们来问情况、送通知的。

    接待的人没有办法,只好把扣压的通知交给了陈少敏。

    造反派还是不同意她去开会。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在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他们还是放行了。

    陈少敏后来回忆说:当我拄着拐杖走进人民大会堂时,全会就要开始了。周总理叫我的名字,我答了一声:“到!”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段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围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展开“讨论”。名曰“讨论”,实际上是对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进行分组围攻。

    陈少敏一言不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她由不了解情况想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怀疑,抵触甚至反对,经历了痛苦的思想历程。上一次(8届11中)全会时,传达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她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少敏很愤懑。她从理智到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她用特定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想以此安慰少奇同志。刘少奇很理解这种心情,对陈少敏和其他表示同情的同志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

    11届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11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顺着久经风霜的脸直往下流。她想不通,她有意见。她甚至说:“只要林彪一个,别的都不要了……”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她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这一帽子,又有了新的材料。

    不管怎么批判和围攻,陈少敏拒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对来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同志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

    对于所谓“二月逆流”,陈少敏无疑是站在谭震林、陈毅等老同志一边的。她用沉默来对待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围攻,始终不肯发言。

    那位以整人起家的康生,见陈少敏缄口不言,就说她的名:“陈少敏同志,你谈一谈嘛。”

    “我身体不舒服。”

    陈少敏说完,用拐杖敲敲地毯。

    “不舒服也要表示态度嘛!”

    陈少敏依旧不发言。

    康生恼羞成怒,说:“身体不舒服,你可以请假出去!”

    陈少敏不屑一顾,心里说:你想叫我出去,我偏不出去!

    康生拿她也没有办法。

    后来,看了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的三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行材料”,以及江青、林彪等人的批语中,陈少敏简直怒不可遏了。

    江青批示,称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林彪批:“完全同意”。并且肉麻地写道:“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这哪里是什么正常的党内斗争,完全是要把人置于死地!

    在10月23日的小组会上,讨论《审查报告》,陈少敏作了一个“检查”,与其说是检查不如是给刘少奇开脱所谓罪行,这必然招来严厉的批评。

    有人说她“根本没有同刘少奇划清界限。”有人说她“思想上不通,和中央的精神有抵触”。……

    随你们怎样说,陈少敏还是不明确表态。

    二十四日,继续开会。陈少敏成了江青、康生一伙的重点攻击目标。

    “陈少敏,对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这是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刘少奇的罪行,你应该清楚,你和他在一起工作过那么长时间!”

    陈少敏抬抬眼皮,回答一句:“少奇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嘛!”

    她居然称叛徒、内奸、工贼是同志!这不能不把戴眼镜的康生激怒。康生站起来,狠狠地说:“这就是你的态度?!你要考虑后果!”

    后果,陈少敏早就考虑到了。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她是不敢这样说的。

    “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

    这是同一小组的一位人士对她的评价。这句评价印在了当时的简报上。

    这时,陈少敏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开会时不投赞成票。于是,就有了本文稿开头的那一幕。

    在“文革”最紧张的岁月,陈少敏为什么能敢讲真话,敢于同江青、康生等人唱“对台戏”?

    有研究者认为,陈少敏敢讲话,是因为她资格老,没有人敢惹她。

    有人则认为:她没有家庭、没有儿女,一切都无所谓……

    还有人说这是陈少敏的个性使然……

    辉煌的历史,独特的个性,使她成为一句女中豪杰

    陈少敏是我们党内长期负责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女领导干部之一(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属凤毛麟角)。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仅有三位女委员,她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邓颖超和蔡畅。因此有人说,她是和邓颖超同志齐名的女共产主义战士。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她的知名度远没有邓颖超高。

    在豫南、鄂中等地,人们不叫她的大名,而称她为“陈大脚”。那一带的传说更是耸人听闻:红军中有一女将,脚有一尺长,走起路来一阵风,日行千里。骑一匹千里马,手使双枪,左右开弓。日本鬼子听说“陈大脚”来了,闻风丧胆……她被描绘成一个“巾帼英雄”。而在革命队伍中,则传说她爱骂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陈大脚来谈话”……

    陈少敏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她原名孙肇修,参加革命后才改名叫陈少敏。

    在村里,她的父亲是个有“反骨”的汉子,是全村第一个剪辫子的人。他具有反抗意识的个性,影响了陈少敏,使她成为全村第一个反对缠脚裹足的大脚闺女。这在前清的遗老遗少眼里,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她的父母却容忍和支持了她。

    后来,21岁的陈少敏又外出求学,寻找为穷人翻身解放而奋斗的“穷人党”。在文美女中,她参加了马列主义演讲小组,第一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罢课,抗议校方的反动行为,又被学校开除。

    离校的陈少敏回到寿光县,担任共青团县委妇女部长。1928年,她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不久,她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去了。

    有人说陈少敏一生不嫁,是个花木兰式的人物,其实这是误传。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爱人的照片挂在卧室内。同别人说起爱人来,更是很动感情:“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雏!他写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任国桢是我党早期的革命领袖之一。是1925年中共奉天市第一支部的书记。当过哈尔滨的县委书记、满州省委委员、临时常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等职务。陈少敏同他组织过一个假的家庭。他们扮为夫妻在青岛开展工作。那时上级同陈少敏谈这个问题时,她还有点发怵呢!

    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结成了革命的伴侣,组织批准他们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任国桢牺牲在山西,陈少敏非常悲痛。从此,她再也没有对任何的异性产生爱慕的情感。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她的身影出现在豫南地区,后又向鄂中挺进,与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组建了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为豫鄂边区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

    日本投降以后,她又和李先念、郑位三同志组织了中原地区反内战的斗争。蒋介石调集三十万部队,包围我中原军区,企图消灭这里的革命力量。这时陈少敏迈着大脚出现在突围的队伍中。她组织团以上干部和伤病员及家属孩子的撤退工作,她是最后一批撤离宣化店的人员……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政权。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的纺织工会主席。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跑天津、到上海、下青岛。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陈大姐的笑声。

    那时候,人们都知道郝建秀工作法,殊不知,正是陈少敏发现了她,认真总结了她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并且安排郝建秀到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毕业后又到华东纺织工学院深造。学成后,有人想安排郝建秀当领导干部,陈少敏不同意,坚持让郝建秀回到青岛纺织厂,从工段长干起,一级一级的实践。后来的情况证明,陈少敏的决策,无论对工作,还是对郝建秀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陈少敏长期在工会工作,因而十分注意倾听工人的呼声,代表工人的利益。她敢说敢讲,敢为工人说话。有一次她到青岛的一个纺织厂,见到旧厂长和工人的生活悬殊很大。她对厂长说:“你住那么漂亮的洋楼,看着女工在厂门口给孩子喟奶,风吹雨打的,你心里能忍吗?你要主动地为工人办点实事。”在陈少敏的批评和提醒下,这个厂长搬出了小洋楼,办起了托儿所。

    在头脑发热的一九五八年,纺织工业战线上也放起了“卫星”,陈少敏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她到郑州的一个纺织厂视察,厂里的有关人员兴高采烈地向她介绍创高产的情况,想得到她的表扬,她听完汇报,说:“到车间看看。”

    细纱车间,机器隆隆转动,花毛纷飞,断头率很高,工人大汗直流,纺出来的纱还是不合格,陈少敏指着引她进来的干部,很是气愤地说:“你们不要想蒙我,一听你们的数字,我就知道有假,你们这样搞大跃进,这是胡闹!农民种棉花,工人纺纱有多么辛苦?你们就是这样领导生产的?生产出这么低捻度的纱,织出的布一穿就破,你们对得起谁?”

    厂领导被她骂得抬不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对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她更是毫不留情。有些问题能解决的她一定解决,不能解决的,她就出面去找人,有时直接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解放初期,一些纱厂还有童工,工资低,待遇差,问题拖了好久,不能解决。她很是气愤地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说:“有三千余十来岁的童工,每天站在车边上,扯九个钟头的热茧,所得的工资是一升二合小米,除饭钱外,仅余三百元(人民币三元)连买鞋袜都不够!资本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孩子怎么不去做童工?!”

    她对政府迟迟不能公布劳动保险条例更是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工人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不断地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政府也应该照顾工人的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中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但我们的政府则爱把粉擦在屁股上,费了一年工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人民眼巴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但至今不见公布。”

    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指浮夸风),狗皮膏药被我们卖完了。如再不解决此问题,如好卖西北风(这个不要成本)……”

    好在那时毛泽东还听得进这些话,对她的这些过激的话,毛泽东也没有怪罪她。

    了解了她的个性也就不难理解她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了。

    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可以整垮她的身体,却不能动摇她的意志,她终等到了这伙人垮台

    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举动,大大触怒了林彪康生等人。从此以后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件停发,该参加的会议也不给参加了,就连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票也没有了这位老革命家的份儿。

    她的心情越来越坏,身体也越来越不好。林彪又发布了所谓“一号命令”,上头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对老干部、老同志实行紧急疏散。陈少敏当然在疏散之列。

    此时,她的心脏病、关节炎及肾脏等疾病已相当严重,卧床不起,已不能行走了。亲属及关心她的同志怎样恳求也无济于事。她硬是被几个人抬着上了火车。

    陈少敏来到河南罗山后,心脏病和关节炎益发严重。又缺医少药,很快瘫痪了——她被彻底“打倒”了。没有人扶,她坐都坐不起来。

    林彪、康生等人往死里整她,人民群众却无限热爱这位“陈大姐”。河南罗山是当年豫鄂边区的根据地。“陈大脚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老游击战士,农会、妇女会的干部争着来看望她。无奈她是受“监护”的,不准同她接触。当地的群众想尽一切办法,来说服“监护”陈少敏的人,照顾她的生活。

    一个老女会长,捧出小米、红枣和花生,对陈少敏说:“大姐,他们不要你,我们要你,我们像当年一样养活你!”

    陈少敏感动得热泪纵横。

    还有一位老奶奶,看陈少敏脚上的布鞋旧了,特意摸摸她那双大脚,回家和女儿一起给她赶做了一双棉鞋。陈少敏收下了棉鞋,却不肯穿,把它带回了北京。

    ………

    她是在林彪死后回北京的。情况稍有好转,但心头的阴云依然不散。她看到“四人帮”等人的形象在电视上出现,就用手敲床头柜。她只能用这样的办法来发泄心头的义愤了。

    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在举国悲伤的日子里,这位老共产党员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再去看周总理一眼。然而,这点愿望也根本无法实现。她气得把床头柜拍得咚咚直响。恰巧有一位老同志来看她,她怒火冲天地说:“向总理遗体告别,还要资格,凭什么资格?我凭共产党员的资格!”

    她还说:“总理是被他们气死的。早晚要跟他们算这笔帐。”

    周总理尸骨未寒,“四人帮”磨刀霍霍。上海出现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消息传到陈少敏耳朵里,她气不打一处来,高声说:“我不赞成,不投票!”“他要当了总理,我们国家就完了!”

    一些老同志问她:“如果选总理,大姐准备投谁的票?”

    她提高了嗓门,说:“我选毛主席说的那个人才难得的人的票。”

    大家会意地笑了。

    陈少敏又说:“党和国家的大权,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里,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陈少敏有幸看到了“四人帮”的覆灭。那时她兴奋得像个孩子,挥动着能动的右手,叫道:“拿茅台来!干怀!”

    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她还想和人民群众一道干共产主义事业。然而她被迫害的躯体已经再也不能站起来了。1977年12月14日,她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她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看到中共中央给刘少奇同志摘掉那三顶“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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