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汉娜·阿伦特

本篇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第十一章《极权主义运动》第一节

    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极权主义本身的锐气所吸引；而只有用宣传才能赢得群众。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极权主义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使用暴力，并与其他政党共同获得必要的坚定支持者，巧言取悦公众。公众在此时此刻尚未与其他一切资讯来源隔绝。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和恐怖相辅构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指出，而且经常被如此认定。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只有在初期阶段，当政治反对派仍然存在时，才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在相反的事实面前，极权主义不会满足于宣称不存在失业现象；它会废除失业者的福利，作为它的一部分宣传。同样重要的是，拒绝承认失业--尽管是以一种相当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古老的社会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或者另举一例，当斯大林决定重写俄国革命历史时，他的新版本的宣传中包含了将旧版本的书、文件连同作者和读者一起加以毁灭：1938年出版的新版官方共产党历史是一个信号，意味着那场屠杀苏联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超级大整肃结束了。同样地，纳粹在东方占领区起初主要利用反犹主义宣传来赢得对居民的牢固控制。他们不需要也不使用恐怖来支持这种宣传。当他们清除波兰的大部分知识分之时，并非因为知识分子们的反对，而是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波兰没有知识分子，而当他们计划绑架蓝眼睛金头发的儿童时，意图并非在于恐吓居民，而是要拯救"日耳曼血统"。

    由于极权主义运动存在于一个本身是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它们被迫使用那种普遍认为是宣传的手段。但是这种宣传总是诉求于"外部范围"--无论是国内居民中的非极权主义阶层，还是国外的非极权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宣传诉求的这个外部范围可能变化很大；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极权主义宣传可能会针对自己国家里的几部分人，因为在经过足够的灌输之后，他们仍未采取协调一致的态度。在这一方面，希特勒在战时对他的将军们的演讲是典型的宣传，其特点主要是撒弥天大谎，这位领袖借此来娱乐他的客人，以图博取人心。外部范围也可以指一些运动的同情者，他们还未准备接受运动的真正目的；最后，甚至纳粹党员也常常被领袖手下的内部圈子（innercircle）或精英集团成员看作属于这类外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需要接受宣传，因为他们还不能可靠地接受控制。为了不至于低估谎言宣传的重要性，人们应该记得更多的例子，看到希特勒在界定运动的真正目的时，他是完全真诚的，直率而不含糊，然而公众还未准备好接受这种贯彻的说法，所以未被承认。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极权主义统治之努力限制其宣传手法，仅仅在于它的外交政策方面，或者它的国外各分部，目的是向他们提供合适的材料。每当国内的极权主义思想灌输与在国外的宣传路线相冲突时（战时在俄国发生过此类情形，这不是在斯大林结束他与希特勒联盟之时，而发生在对希特勒作战使之站到民主阵营一方时），在国内就将宣传解释为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只要有可能，对于被吸纳到运动内的人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已不再需要宣传）与对外部世界的真正宣传之间的区别，在运动取得权力之前就已存在。宣传与灌输之间的关系通常一方面取决于运动的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压力。运动规模越小，就越有能量扩展纯粹的宣传；外部世界对极权主义政权的压力越大--即使在铁幕后面，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压力--极权主义独裁者就越会积极地从事宣传。根本的要点是，宣传的必须性总是由外部世界控制着，而运动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相反，灌输不可避免地与恐怖相伴，增强了运动的力量或极权主义政府的孤立，以及不受外部干涉的安全感。

    宣传确实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都分；但是恐怖更甚。甚至当极权主义政府达到了它的心理目的以后，还会继续利用恐怖手段：它的真正恐怖在于它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凡在恐怖统治达到完美的地方，例如在集中营里，宣传就完全消失了；甚至在纳粹德国，宣传也被明白禁止。换言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相反，恐怖是它的统治形式的本质。它的存在很少依靠心理因素或其他主观因素，就像法律在一个立宪国家内的存在不依靠违法者的人数一样。

    恐怖作为宣传的对应，在纳粹主义中比在布尔什维主义中作用更大。纳粹并不打击著名人物，像它早先在德国掀起犯罪浪潮时那样（杀害拉德诺和厄兹伯格（MatthiasErzberger）；相反，他们杀害社会主义的小活动家们,或反对党中有影响力的成员，试图向民众证明只有参加那些组织的人才有危险。这种大规模的恐怖还在相对较小范围内进行时，并逐渐扩大着范围，因为警察和法庭都不会认真地对攻击所谓右翼的政治犯法者执法。一个纳粹宣传家所说的"权力宣传"（powerpropaganda）是很值得研究的：它至少清楚地向民众表明，纯粹的权力比当局更大，参加纳粹组织比做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更安全。纳粹在制造政治罪行时具体地利用了这一点，极大地强化了上述印象。他们对此总是供认不讳，从来不为"下级的过分行为"而道歉--只有纳粹的同情者们才作这类道歉--并且使民众印象深刻，看到他们与其他政党的"高谈阔论者"大不相同。这种恐怖和歹徒的普通犯罪（gangsterism）之间的相似性已很明显．无需指出。这并不是指纳粹主义就是歹徒帮派，像人们有时作出的结论那样，而只意味着纳粹尽管不承认，它实际上学了美国的黑社会组织，而其宣传却承认是学了美国的商业宣传。

    但是，极权主义宣传比直接威胁更具体，针对个人的犯罪行为就是利用间接的、掩盖之下的、险恶的暗示来针对一切不愿跟从他们教导的人们，在此之后，大规模屠杀渗透到一切"有罪"和"无罪"之人。布尔什维主义宣传威胁民众，说他们会被历史抛弃，落后于时代就会陷入绝望，只能虚度生命；而纳粹主义威胁说，民众的生活会违背自然和生命的永恒规律，他们的血液会无可挽回地、神秘地败坏。极权主义宣传非常强调其论点的"科学"性质，这一点常被人用来比较某些在群众面前作自我表演的广告技巧。而事实上，每一份报纸的广告栏都显示这种"科学性"（scientificity），制造商用事实和数字来证明，一个"研究"机构出马相助，例如论证他的肥皂是"世界上最好的肥皂"。同样地，宣传者充满想象的夸张中有某种暴力成分，例如小姐们如果不用这种牌子的肥皂．就会一辈子长粉刺，找不到丈夫，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垄断欲望的胡思乱想，梦想有朝一日，这位"惟一预防粉刺的肥皂"制造商会有力量剥夺所有不用这种肥皂的小姐们获得丈夫的权利。商业广告宣传和极权主义宣传这两者都明显地只是一种权力追求。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掌握了权力，这种科学证明的纠结就停止了。纳粹甚至抛弃了那些愿意为他们服务的学者，布尔什维克利用他们的科学家的名声来达到非科学的目的，强迫他们做骗子。

    但是，经常被高估的群众广告和群众宣传之间的相似性，仅止于此。商人通常并不装扮成先知，他们往往不会表明自己的预言是正确的。极权主义的科学性的特点是几乎完全强调，科学的预言与老式的追溯历史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起源所显示的，无非就是它们的代言人假说他们发现了隐藏的力量，可以在命运链上给他们带来好运。当然，群众极被吸引，是因为"绝对系统（absolutistsystem）陈述一切历史事件是依靠与命运链相连的第一因，这个绝对系统本身在人类历史上就是压迫人的"。（托克维尔语）但是毫无疑问，纳粹领袖实际上并不只是利用宣传，他们也相信这样的理论："事实上，我们越是认识和观察自然和生活的规律......我们就越是服从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深刻认识到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很明显，无需改动多少字，就能表达斯大林用两句话所说的信条："我们越是精确地认识和观察历史与阶级斗争的规律．就越会遵从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取得伟大的成功。"无论如何，就斯大林关于"正确领导"的概念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解释了。极权主义宣传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及其用预言形式发表声明的技巧提高到有效方法与荒谬内容的高度，因为从煽动技巧的角度来说，几乎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争论，只能从控制目前情形出发来发表论点、说只有未来才能显示它的优点。但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未发明这种程序，也并非这种程序的惟一使用者。现代政治普遍地在群众宣传中运用科学性，这被解释为是一般迹象，这种对科学的热中是西方世界自从数学和物理学在16世纪兴起以来的特点；因此极权主义在"科学变成偶像，可以巫术般地医治恶的存在，改变人性"的过程中似乎是最后一个阶段了。群众的兴起和利用科学性之间实际上很早就有联系。群众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他们曾希望出现"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它能消除个人行动与行为的无法预示性。昂方丹（B.P.Enfantin）常被援引作为例子，他早就能看到一种时代即将到来，"使群众感动的艺术"即将完美地发展，使画家、音乐家和诗人能够拥有一种力量，取悦和感动群众，其自信程度不亚于数学家解决一个几何难题，或化学家解释任何一种物质。其结论是：现代宣传就在此时此刻产生。

   然而，无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有何种缺点，无论它们对19世纪常识的形成产生多大影响，极权主义宣传和科学性所诉求的群众的特点完全不是"功利主义存在部分的有害生长"。我们从孔德的学说中知道，实证主义相信，未来最终可以科学地被预测。利益评价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力量，并且假设可以发现权力的客观规律。罗昂的政治学理论说："国王指挥民众，利益指挥国王"，客观利益是"惟一不会失效"的规律，"正确理解利益，能使政府生存，错误理解利益，会使政府死亡"，这些都是现代功利它义、实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核心，但是，这些理论都不会假设有可能"改变人性"，如极权主义试图做的那样。相反，它们都或明显、或含蓄地假设，人性总是不变的，历史就是变动的客观环境以及人类对它们作出反应的故事，正确地理解历史，就能导致改变环境，但不能导致改变人类反应。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scientism）仍然假设人类福利是它的目标，这种观念是在极权主义里完全没有的。

    正因为认可了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极权主义政府的反功利主义行为、完全无视群众的利益这一点，就成了一种震荡。这在当代政治中引进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和不可预测性的因素。然而，极权主义宣传--尽管其形式上经常变换重点-指出了，即使在极权主义夺得权力之前，群众所关注的早已超越纯粹利益。因此同盟国都怀疑，希特勒在战争开始时下令屠杀精神病人，其实是想摆脱不必要的食物供应之负担，这是毫无道理的。希特勒不是因为战争而被迫抛弃道德上的考虑，而是将战争的大规模屠杀看作是一次无与伦比的机会，可以开始一项屠杀计划，就像他的计划中的其他要点一样，是根据"千年至福"（millennia）的观点来策划的。自从全部欧洲历史几百年来实际上教会人们根据"什么人得益"来判断每一次政治行动，根据背后的具体利益来判断一切政治事件，他们突然面对一种前所未有、无法预见的因素。由于极权主义宣传的煽动性质--早在夺取权力之前很久就清楚地显示出，群众很少受到的自保（self-preservation）本能的驱使-群众很少认真对待这些宣传。但是，极权主义宣传的成功并不十分依赖它的蛊惑人心，而是依赖群众的知识，使他们明白，利益是一种集体力量，只有当稳定的社会在个人和群体之间提供必要的传送带时．才能感到利益所在。群众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他们只代表个人利益混乱多变的现状，因此在群众之中，以纯粹利益为基础的宣传不会生效。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的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他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纳粹党人证明了一个人只需用一句口号--"否则我们就完了"--来引导整个民族进人战争（这种做法是1914年的战争宣传小心地避免的），而且此刻并不处于苦难、失业、或鼓噪民族野心的时代。同样的精神出现在一场明显失败的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纳粹宣传在安慰早已惊慌失措的民众，许诺说："领袖凭他的智慧早已为他的人民准备了一种简易死亡法、假如战败，就让他们进毒气室。"

    极权主义运动利用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并且取消它们的功利主义内容，即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的利益。在一贯正确的预言形式中提出这些概念，使形式变得比它们的内容更重要。群众领袖的主要资格是永远无误；他绝不能承认错误。再者，一贯正确的假设之基础不是超人的智慧，而是正确解释历史或自然的根本可靠力量，失败和毁灭都不能证明这些力量是错误的，因为长远来看它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掌权的群众领袖在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中只关心一件事：使他们的预言变为现实。纳粹党人在战争结束时是不犹豫地集中他们尚能掌握的组织，尽可能彻底毁灭德国，以实现他们的预言：如果战败，德国人民就遭毁灭。"永远无误"的宣传效果，以各种可预言的力量的惟一解释者自居而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这些都鼓舞了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们，习惯于以预言形式来宣布他们的政治意图。最著名的例子是希特勒于1939年1月在国会的讲话中所宣布的："我今天再作一次预言：假如犹太金融家们......再一次成功地将民众扔进一场世界大战，结果将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灭绝。"用非极权主义的语言来解释，这意味着：我想制造战争，我想杀死欧洲的犹太人。同样地，斯大林于1930年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演讲中说，他准备清除党内右派和左派分裂主义分子，形容他们是"垂死阶级"代表。这一定义不仅具体地加重了论调的尖锐性，而且以极权主义的风格宣布从肉体上消灭的那些人，他们的"死亡"正是预言中的事。这两个例子都达到同一个目标：清除对手都符合历史过程的规律，根据永远不变的规律，人的所作所受都是必然发生的。对牺牲者的迫害一旦执行了，"预言"就变成了一种回顾式的辩解：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早已预言的。"历史规律"是否诅咒阶级及其代表的"毁灭"、或者"自然规律是否......消灭"一切不"适宜生存"的人--民主人士、犹太人、东欧次等民族、无法医治的病人，这些都无关紧要。希特勒恰巧也说过"垂死的阶级"应该被"消灭，这不用大惊小怪"。

    这种方法就像极权主义其他宣传方法一样，在运动夺取政权以后，只是极其简单明了的事情。那么，关于极权主义独裁者预言之真伪的一切争论都是很古怪的，好比争论一个潜在的杀人犯的未来受害者究竟是死是活一样--因为杀死这个人，杀人犯可以立即提出他是正确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惟一有效的争论是立即拯救这个被预言判定将死的人。在群众领袖夺取权力以实现他的谎言之前，他们的宣传就是以其极端地嘲弄事实为标志，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事实完全取决于能够编造事实的人的力量。声称莫斯科地铁是地界上惟一的地铁，这个谎言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力量摧毁别国的所有地铁之前会一直存在。换言之，永远无误的预言方式和任何其他极权主义宣传手段不一样，违背了它最终统治世界的目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的世界里，极权主义统治者才有可能实现他的谎言，使他的一切预言变为现实。

    预言之科学性语言符合群众的需要，他们在世界上失去了家园，现在准备和永恒的、统治一切的力量合为一体，这些力量本身可以将在险恶风浪中游泳的人带到安全的岸上。"我们根据遗传学的证明来塑造民族的生活和我们的法律"，纳粹此言，正如布尔什维克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经济力量有能力决定历史。因此他们保证会有一种胜利，不受"暂时"的失败和具体企业的失败影响。因为群众与阶级不一样，他们只要胜利和成功，哪怕是最抽象的形式，他们被约束在一起，并非因为他们特殊的集体利益，那是他们感到作为一个群体而生存不可或缺的，以及即便面对逆境也可以坚持的利益。对他们而言，比可能胜利的目标或可能成功的具体努力更重要的是：只要是胜利无论是什么目标；只要是成功，无论是何种企图。

    极权主义宣传使群众宣传的技巧更完备，然而它既不发明、也不创造宣传的主题。这些现成的主题，是由50年里帝国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解体替它准备的。当时欧洲暴民进入了政治舞台。极权主义运动的代言人像早先的暴民领袖一样，对一切事物具有准确无误的直觉，这是普通的政党宣传或舆论不关心或不成触及的。隐藏的一切事物，悄悄地发生过的一切事物，都变得具有重大意义，而它们的内在重要性却被忽略。暴民实实在在地相信，真理就是体面的社会虚伪地忽略，或者腐败地掩盖的一切。

    在选择论题时，神秘性（mysteriousness）本身变成了第一条标准。秘密的起源无关宏旨；它可以是在合理的、政治上可以理解的渴求秘密（desirefor secrecy）中，例如英国情报部或法国第二局（French DeuxiemeBureau）；或者革命团体的密谋需要，例如无政府主义和其他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在社会的结构中，它们原先的秘密内容长期以后却变得十分出名，只有礼仪形式仍然保留着先前的神秘性，例如共济会；或者在古老的迷信中，围绕着某些群体编织传说，例如耶稣会士和犹太人。在选择群众宣传的这些题目时，纳粹无疑棋高一着；但是布尔什维克逐渐学会了这些把戏，虽然他们不依靠传统的被接受的神话，宁可选择自己创造--自从30年代中期以来，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神秘的世界阴谋，从托洛茨基的阴谋开始，接着是300个家族的统治，再接着是英国和美国情报局凶恶的帝国主义（即全世界的）阴谋。

    这类宣传的效果显示了现代群众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尾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重复手段的重要性常被高估，因为在-般情况下都相信群众把握事物和记忆事物的能力很差，其实重复手段之重要仅在于它能及时使人相信事物是首尾一致的。群众拒绝承认于充满现实中的偶然性（fortuitousness）。他们生来倾向于各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将事实解释为只是一般规律的一个具体例子，否定事物的巧合，发明了一种适应一切的万能解释，假设它是一切偶然事物的根本。极权主义宣传由于这样地从现实逃避进虚构，从偶合逃避进一致性，遂显得颇有生机。极权主义宣传的主要缺陷是它无法满足群众的渴望-完全一致的、可以理解的、可以预见的世界，而不与常识（commonsense）发生严重的冲突。例如，如果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的一切"告白"（confession）用语相同,承认同样的动机，那么追求一致的群众就会将虚构接受为真理的最高证明；而常识告诉我们，这种一致性恰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而是编造出来的。说得形象些，似乎群众要求经常重复旧约圣经的奇迹（themiracle ofSeptuagint），根据古代传说，有七名翻译者各自独立地翻译出希腊文《旧约全书》，而内文完全一致。常识只能将这个故事当做一个传说或一个奇迹来接受；然而它也能说成是证明译本都绝对忠实地译出了每一个词。换言之，如果说群众受到一种逃避现实的愿望所蛊惑，因为在他们本质上无家可归的存在中，他们不再能忍受事实的偶然件和不可理解，那么同样地，他们对虚构的渴望也与人类思维的能力有关，人类思维结构的一致性高于纯粹的思维现象。群众逃避现实，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判决，他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却又不能在其中生存，因为偶然性变成了这个世界里的最高主宰，人类需要经常地将混乱的、偶然的条件转化为一种相对的比较一致的人为条件。群众反对"现实主义"、常识，以及"世界的表面真实"（plausibilitiesof theworld）（伯克语），原因是他们的分子化，他们失去社会地位，随之失去整个社群关系，而常识本来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才能产生意义。他们在精神上和社会上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就无法以一定的尺度来深刻洞悉任意性与计划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或者面对混乱的发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从于最严格的、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一致性，群众可能永远只会选择后者，随时以牺牲个人来作为代价--这并不因为他们愚蠢或邪恶，而是因为在总体的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给予他们一种最低限度的自尊。

    纳粹宣传的特点是从群众渴望一致性中获得好处，而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显示出（如同在实验室一样）它对孤独的群众中人的冲击力。苏联秘密警察很愿意使受害者相信他们有罪，尽管他们从未犯过这种罪，而且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根本不可能犯这种罪，秘密警察完全孤立和抹煞了一切真正的事实因素，以使"故事"的逻辑一致性在预先准备好的忏悔书上显得十分明白。在有些情况下，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分界线被骇人的指控和这些指控内在一致性弄模糊了，为了抵制对罪状纯粹抽象的可能性屈服的诱惑，就不仅需要有抵抗经常性威胁的性格力量，而且也要求十分相信人类同伴的存在-他们绝不会相信这些"故事"。

    无疑地，只有在极权主义的世界里，虚假和伪造的蠢事才能达到极端。但是，这只是极权主义政府的宣传手段之一部分，忏悔还不是必要的惩罚。"告白"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特产，用追溯法来奇怪地使罪行成立则是纳粹宣传的特产。这两者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在根据它们的理论夺取权力和建立一个世界之前，极权主义运动想象出一个一致的谎言世界，与其说是满足现实本身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了人类思维的需要；其中通过纯粹的想象，使失根的群众能够感到自在，并且使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实际经验在人类期望方面避免没完没了的震荡。极权主义宣传所拥有的力量-在运动有力量降下铁幕来防止任何人用最微小的现实来骚扰一个完全想象的世界中凝滞的平静之前--在于它有能力将群众关闭在真实世界之外。真实的世界仍然提供给分化瓦解状态的群众惟一能理解的迹象--每一次厄运的打击都使群众受骗上当-这些迹象，可以说是真实世界中的空白，是它不想公开讨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它不敢否认的流言，因为流言尽管夸大和扭曲，却击中了某些痛处。

    极权主义宣传从这些痛处中产生了它们需要用来填平现实与虚构之间鸿沟的真理成分和实际经验。只有恐怖可以依靠纯粹的虚构，即使是极权主义政府由恐怖支撑的谎言虚构也还未完全变得随心所欲，尽管它们通常更粗鲁，更厚颜无耻，而已比运动的谎言更有创造性（俄国革命修正过的历史不是靠宣传技巧，而是靠权力来传播的，书中没有一个姓托洛茨基的人曾经当过红军总司令）。另一方面，运动的谎言更精细些。涉及群众眼睛看不到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官方当局周围布置了一种秘密气氛时，谎言最能成功。在群众的眼里，它们获得了最"实在"的名声，因为它们触及了隐秘存在的真实状况。上层社会中腐败政治家的丑闻被揭露，一切属于黄色小报的丑闻，在它们手里都变成了一种不止是耸人听闻的重要武器。

    纳粹宣传中最有效的虚构是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故事、自从19世纪末以来，集中于反犹主义宣传一向是普遍的煽动手段，20年代在德国和奥地利尤为普遍。一切政党和舆论喉舌越是一致避免讨论犹太人问题，暴民就越是相信犹太人是所谓权力的真正代表，在整个制度中犹太人问题是虚伪和不诚实的象征。

    战后反犹主义宣传的实际内容既非纳粹的独白，亦非特别新的创造。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谎言自从"德雷福斯事件"以后就一直在流传，其基础是迄今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一个犹太民族仍有相互之间的国际联系和互赖。关于犹太人的世界权力的夸张说法出现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当时犹太商业与民族国家的密切关系已变得很明显。将犹太人描绘成恶的化身，通常只认为这是中世纪迷信的残余记忆，但是实际上与其后来被解放以后，在欧洲社会中所扮演的暧昧角色密切相关。有一件事是无法否认的：在战后，犹太人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出名。

    犹太人本身在权力方面的影响和地位却与他们日益出名和引人注目的状况成反比。民族国家之稳定和力量每降低一分，对犹太人的地位都是一次直接的打击。民族部分成功地超越国家，使政府机器有可能维持它高于一切阶级和政党的地位，因此也就贬低了与居民中的犹太人结盟的价值，犹太人或许仍处于社会各阶层之外，并且对政党政治不感兴趣。资产阶级具有帝国主义头脑，它越来越关心外交政策，对国家机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也就坚决地拒绝让最大部分的犹太人财富进入工业企业，不让它离开传统的资本贸易。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几乎终止了犹太人作为一个群体对民族国家经济上有用的性质，以及社会隔离对他们本身的好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欧犹太团体像法国犹太人在第三共和国的最初几十年中一样同化和归化了。

    对于变化了的形势 相关的国家在意识上达到何程度到1917年就明朗化了，当时德国政府遵循着一种长期建立的传统，试图利用它的犹太人来一试与协约国的和平谈判。它不和德国犹太社群的领导人说话，相反却与比较不具影响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小团体对话根据旧的方式这些小团体仍然受到信任，正因为他们坚持犹太人独立于公民身份之外存在，因此可望他们依靠国际关系网、从国际观点出发来提供服务。然而德国政府在这一点上走错了一步。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做了犹太银行家们从来未做过的事；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并对政府说他们只愿谈判一种不带附加条件和赔偿条件的利平。过去犹太人那种对政治问题的冷淡态度消失了；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不再游离于国家之上，所以不再有用，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小部分人的无用，则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中欧诸国的共和政体取代专制政府，瓦解了中欧犹太人群体，正如50年前法国第三共和国所做到的那样。当新政府在缺少权力而无兴趣保护犹太人的情况下建立时，犹太人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大部分影响。在凡尔赛和约期间，犹太人主要被利用来当做专家，甚至连反犹主义者也承认，战后时代的一帮犹太小骗子，大多数是新来者（他们与当地的一些同宗教的人明显不一样，在他们的欺骗活动背后，有一种奇特的态度，和他们早先对周围环境的标准持冷漠态度很相像），他们和假设中的犹太人国际联系网的代表没有任何联系。在一大群相互竞争的反犹主义团体中，在一种弥漫的反犹主义气氛中，纳粹的宣传发明了一种对付这一题目的方法，与众不同，而且比其他一切方法都高明。话说回来，纳粹的口号没有一条是新的-甚至连希特勒精明地描绘说犹太裔人剥削工人，而他的兄弟在工厂用煽动工人罢工引起的阶级斗争的说法，也不是新的。惟一的新内容是纳粹党要求它的党员拿出证据来说明自己没有犹太血统，尽管有费德尔计划，但是关于纳粹一旦掌权后针对犹太人会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方面仍然极端模糊。纳粹将犹太人问题置于宣传中心，意味着反犹主义不再是针对少数人的观点，或只与民族政治有关，而是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个人生存问题；谁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不成序列的"家族系谱"中的成员，而在纳粹的层级制度中，层级越高，在家族系谱中就必须追溯得越远。纳粹宣传很直率地将反犹主义转变成一种自我定义的原则，因此消除了观点动摇不定的状况。它用蛊惑来说服群众，这只是一种预备步骤，而且从不过分估计其鼓动演讲或印刷出版物的持久影响力。这提供给由分子化的、无法定义的、不稳定的、人数众多的个人组成的群众，以一种自我定义和自我鉴别身份的方法，不仅恢复了他们先前产生于社会功能的部分自尊，而且也创造了一种欺骗性的稳定，使他们成为一个组织的更好的候选成员。通过这种宣传，运动可以使自身人为地成为群众聚结的扩延，并使一个分子化的社会里孤立的个人被许诺获得自尊，将歇斯底里地追求安全感的根本感情合理化。纳粹在对待其他相关问题上也明显地应用了别人制造的以及先前使用过的口号。当公众的关注同等地集中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上，认为这两者不能同等地比较，而实际上在右派和左派之间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分水岭时，"国家杜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cialist German Worker'sParty）（纳粹）提供了一种假设，仿佛要导致民族统一，这是口头上的解决方案它的双重商标"德国"和"工人"将右派的民族主义和左派的国家主义串连起来。纳粹运动之名偷自其他各政党的政治内容，公开地借口将这一切结合起来。先前也有将对立的政治理论成功地结合的例子，例如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socialism），等等；但是纳粹以一种方式实现了他们的结合，国会里杜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全部斗争、那些首先自认工人的人和那些首先是德国人的人之间的斗争都显得好像是一种设计，用来掩盖背地里有害的动机的欺骗--纳粹运动的每一个成员不就是同时包括了这一切吗？有意思的是，纳粹即使在起家时也不屑利用民主、共和、专政、专制这一类显示一种具体的政府形式的口号。这一点足以说明他们一向懂得自己的一切将完全是创新的。每一次关于他们的未来政府形式的讨论都沦为空谈纯粹形式--根据希特勒的说法国家只是保存种族的一种手段，根据布尔什维克宣传的说法，国家只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

    但是，纳粹以另一种奇怪的和迂回的方式，在其宣传中回答了关于他们的未来作用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用"锡安长老们的草案"作为模式，为在将来组织德国群众建立"世界帝国"而做准备。他们不限于在纳粹党徒中利用这个密谋的说法做宣传；他们还印刷了几十万册在战后德国出售，甚至公开采用来作为政治手册，这已不是新闻了。然而这种造谣的目的主要是谴责犹太人，唤起暴民注意犹太人控制世界的危险。就纯粹宣传而言，纳粹发现群众并不很害怕犹太人统治世界，而是有兴趣追究这一点如何实现，关于密谋的流传实际上是歆羡和想知道内情，而不是基于仇恨，明智的做法是尽可能仔细研究他们的某些显著的公式，例如著名的口号"凡是对德国人民有好处，就是正确的"，这条口号抄袭自"草案"中的"一切有利于犹太人民的事情，在道德上都是正确的和神圣的"。"草案"在许多方面都是根奇怪而且值得注意的。除了廉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anism）方式以外，其重大政治特点是,以想入非非的方式触及时代的每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它们在原则上是反民族的，而且将民族国家描绘成泥足巨人。它们无视民族主权，并且如希特勒曾经说过的那样，相信建立在一个民族基础上的世界帝国。它们并不满足于在一个特定国家里的革命，而是将目标定在征服和统治世界。它们向民众保证说，不管在人数、领土和国家权力方面优劣如何，它们只要通过组织手段就能达到对世界的征服。可以肯定，它们那种令人信服的力量部分是产生于非常古老的迷信成分。这种"草案"是古老的，一个国际间的团体连续不间断的存在，这种概念在自从法国革命以来的小道政治文学中就有了，即使这些18世纪末的写作者未曾想过，这个"革命的团体"，这个"一切文明民族中间的奇特民族"就是犹太人。

    对群众最有吸引力的是"草案"中一场世界性阴谋的动机，因为它契合了新的权力形势（希特勒很早就允诺，纳粹运动将"超越现代民族主义的狭隘界限"，战争期间，党卫军试图将"民族?lt;nation>这个词从纳粹的字汇中抹除）。只有全球列强看来仍有机会独立生存，只有全球政治才有机会产生永久结果。这种情况会使并非世界列强的小国家恐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草案"似乎可以指出一条出路，不依靠不可改变的客观条件，而只依靠组织的力量。

    换言之，纳粹宣传从"由于强烈的民族性而变成超民族的犹太人"中，发现德国世界主人的前驱，并向群众保证："首先看清犹太人、首先向他们作斗争的民族，将会取代他们统治世界的地位。"关于犹太人早已实行世界统治的幻觉，构成了德国在未来统治世界的幻想的基础。当希姆莱指出"我们的政府统治艺术应归功于犹太人"时，他心中想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归功于"领袖牢记在心"的锡安长老草案。因此"草案"表现出征服世界在实践上是可能的，整个事情只剩下是否受灵感启发或技巧是否精明的问题，阻碍德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显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犹太民族，他们无需拥有暴力工具就能统治整个世界-因此一旦他们的秘密被发现，其方法在一个更大规模中被仿效，他们就成了容易应付的对手。

    纳粹宣传将这一切新的、充满希望的前景集中在一个概念上，称为"德国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这个新的社群在无产阶级的气氛下，在纳粹运动中形成，其基础是一切德国人绝对平等，这不是权力的平等，而是天性平等、以及他们与其他所有的人绝对不同。自从纳粹掌权之后，这种观念渐渐失去它的重要性。让位给一种态度：一方面蔑视德国民众（纳粹一向持此态度，但在以前不大显露），另一方面非常热心地从其他国家的"亚利安人"中扩大他们自己的队伍，这种想法在纳粹掌权之前阶段的宣传中并不很重要。"德国民族共同体"的说法只是为"亚利安人"种族社会制造舆论，它最终会毁灭各个民族。包括日耳曼民族在内。在某种范围内，"德国"是纳粹尝试考虑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诺言。如果我们不管一切意识形态含义，那么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宣传对另一种宣传再生的魅力。两者都讲话要平衡一切社会差异和财产差异，没有阶级的社会明显地意指每一个都被平衡到工厂工人的地位，而"德国民族共同体"的含义中有一种征服世界的阴谋，也延伸出每一个德国人最终可以变为一个工厂主的合理希望。但是"德国民族共同体"的更大利益是它不必等到未来某个时刻，也不依靠客观条件：在运动的虚构世界中它可以即刻实现。

    极权主义宣传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无须拥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积权力"。出于这个目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创新只能被看做是一种不必要的障碍。我们这个时代的两种极权主义运动，令人惊骇的"新"统治方法，组织方式中的独创性，都没有鼓吹一种新的理论，也都没有发明过一种不曾流传的意识形态，这并非偶然。赢得群众的并非是成功的煽动，而是一种"有活力的组织"实实在在的力量。希特勒作为一名群众先知的辉煌大才并不在运动中使他赢得地位，而是使他的对手们误以为他是一个单纯的群众煽动者，而斯大林是能够击败俄国革命的伟大演说家。极权主义领袖和独裁者的显著特征是头脑简单和目标单一，他们以此来从现存的意识形态中选择最适合于另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的基础因素。"锡安长老们的草案"和"托洛茨基的阴谋"都是虚构的，两者都包含了看似有理的成分-犹太人在过去的非公开影响和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权力斗争-极权主义舍此便不能安全地建立虚构的世界。它们的技巧包含着使用并超越现实因素和各种经验因素，来选择虚构，使这些因素在某些领域里普遍化，而这些领域在当时又无疑是个人经验不可能控制的。极权主义宣传靠这种普遍化建立的一个世界，适合于和现实世界竞争，后者的主要缺陷是无逻辑、无连贯性、无组织。虚构的连贯性和组织化的严格性可以使通则化的说法在具体的谎言揭穿后，最终仍能存在--认为犹太人在孤立无援地遭屠杀之后仍有力量，而苏联的托洛茨基分子遭整肃和托洛茨基本人被谋杀之后，仍在全世界进行有害的阴谋活动，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极权主义独裁者们面对荒诞局面，仍然顽固地坚持原先的谎言，这种态度远不止是对诡计的迷信，至少在斯大林身上，心理学无法解释说谎的原因，他的成功也许会使他自己成为最后的牺牲品。宣传口号一旦与"有活力的组织"结合，不破坏整个结构，就无法清除它们。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假设，被极权主义宣传从一种客观的、可争议的事情转变为纳粹的主要现实成分；重点在于纳粹起而行动，假设世界已被犹太人统治，因而需要一种反阴谋来保护自己。种族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在科学上价值可疑的、有争议的理论，而是在政治组织功能阶层中的每日现实，在这种组织的框架内，如果对现实产生疑问，那就会是非常"不现实"的。同样的，布尔什维主义不再需要争论阶级斗争、国际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福利无条件地依赖于苏联的福利；第三国际的功能组织比任何论争或纯粹意识形态都更能令人信服。

    极权主义宣传比其他政党和运动的宣传更优越，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内容，对于运动的成员们而言，不冉是一种人们有可能产生意见的客观问题，而是像数学定律一样，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真实的而又不可触及的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才能完全实现整个生活结构的组织。在纳粹德国，当只有种族出身至关重要，而一种职业取决于人是否具有"亚利安"相貌（希姆莱一向根据相片来挑选党卫军成员），食物发放量的多寡必须追究一个人的祖辈有几个犹太人时，怀疑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有效性，就好比怀疑世界是否存在一样。

    宣传常常为虚弱和不可靠的论争"加人组织的力显"，而立即实现它所说的任何话，宣传之优势，不证而明。明白之理可以驳斥以运动许诺要改变的现实为基础的论点，驳斥以纯粹事实可以揭穿的反宣传-纯粹事实属于或者维护一个任凭摆布的群众不能也不会接受的世界-宣传只有另一种更有力或更好的现实才能否定它。

    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失败的时刻才会显现出它的虚弱本质。若无运动的力量，其成员立即就会不相信他们昨天还准备为之献出生命的教条。当运动（亦即庇护他们的虚构世界）被摧毁时，群众就会转向他们原无作为孤立的个人的地位，或者在一个已经变化的世界里愉快地接受一种新的功能，或者沉沦于他们旧日绝望的多余者地位。极权主义运动的成员们只要运动犹存，就会完全疯狂地活动，但不会模仿宗教狂的榜样作为殉道者去死（尽管他们很愿意像机器人一样去死）。相反，他们会放弃运动这种厄运。向四周寻找另一种有希望的虚构，或者等待前一种虚构重新获得足够力量来确立另一场运动。

    同盟国想在德国民众中找出一个自我忏悔或被说服的纳粹分子而徒劳无功，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的人很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是纳粹的忠实同情者，这不能简单地说是人类弱点或机会主义的标志。纳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曾经被完全"实现"过，以至于其内容不再作为一套独立的学理面存在，失去了其所谓知识的存在地位，因此，现实被破坏无遗后没有留下任何事物，信仰者不再那么疯狂。

延伸阅读：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节选)

二战前夜（1933-1939年）纳粹德国报纸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