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新浪网上用的《母亲杨沫》一书封面是浅粉色的，而我的博客里的封面是黑金色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前者是目前在社会上流行的版本，错误百出，后者是修订版本，目前还没有上市。

    以前我出的几本书，与出版社的关系都很良好，双方从没发生过什么矛盾。唯独《母亲杨沫》一书的出版，跟出版社的矛盾一个又一个。

    这本书名义上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实际上是硕良文化公司具体操作。

    母亲去世十周年之前，为表示一下对她的怀念，我放下了手中正在写的书稿，花一年功夫，写完了这部有关她一生的书。

    得知我在写母亲杨沫，团结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梁光玉最先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和支持。2005年4月当我将草稿给他看了之后，他评价极高，并提了意见。我按照他的意见从头到尾作了修改，6月份修改后又给他审阅。他看后再次肯定了我这部书稿。并表示已向社领导汇报，社领导很重视，准备作为2005年的重点书出版。

    期间，有一个出版公司表示想出版我的全集，其中也包括《母亲杨沫》，我谢绝了。因为我觉得第一，自己出全集还不够格；第二《母亲杨沫》已经口头答应给团结出版社出版。

    但在与梁副社长草拟出版合同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版税双方没有异议，同意基本为10%，以后按印数递增，最高为13%。但我希望首印数3万册，而对方却坚持2万。同时我希望能预支1万元稿费（因我被报社除名，无任何收入，写作很需要换台快一点的电脑）。 

    对方却说团结出版社没有这个先例，需要请示社领导。

    我告诉对方，《血色黄昏》出版时，工人出版社就预支了我一部分稿费。

    梁副社长说他决定不了，必须请示社领导，待研究之后，给我答复。

    这让我心中有些失落。你平时总说我的书稿好，可真正签订合同时，却为什么舍不得付出一点代价？

    这时，我就想让在《新闻出版报》的熟人给看看，鉴定一下书稿的确实当量。果然，熟人看后觉得非常好，说她情不自禁又给了她一好友，老出版家刘硕良看了，也觉得非常好，非常想出这本书。

    我不知道这个刘硕良是谁。熟人说，刘硕良当过右派，在出版界很有名，出版了好些有影响力的书，原是漓江出版社社长，获得过韬奋出版奖。现退休，受聘于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熟人说：团结出版社很小，给他们出可惜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现在很火，出版了《狼图腾》等等畅销书。而且长江比团结有钱，可以给你的书大力宣传，发行渠道比团结好。你提出的条件，他们绝对能做到。首印数3万没问题，预支稿费别说1万，5万也行，版税也可以给你优惠。

    在这位熟人的积极斡旋下，很快，她告诉我刘硕良已把我这部书的情况，汇报给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周百义答应我的所有条件，并同意版税给我14%，希望我把这部书稿给他们出。

    现在作家出书，哪怕是很著名的作家，版税一般都10%，给14%极其罕见。显然长江文艺出版社比团结出版社更重视我这部书稿。

   这样，我就决定把书稿给长江文艺出版社了。因为到此为止，我并没跟团结出版社签订正式合同。

   说实话，我母亲是共产党，团结出版社是民革中央的出版社，以介绍民主人士为主，感觉上也不对路。

   于是熟人通知我2005年7月13日下午与刘硕良见面。

    刘硕良干瘦矮小，湖南人。他对这部书稿提了一些小意见，我都同意。聊了一会儿，他得知我电脑里还有其他书稿，就问都是什么书稿？

    我说一部是《人民至上》，写老干部胡开明的;一部是翻译稿，写布朗基的。

    他很痛快地说：给我出吧！还表示他是管外国文学的，我这部翻译稿也可以出。写革命家的书，如格瓦拉传市场销售不错。

    这两部书稿已经碰了很多出版社钉子，今天刘硕良当场表示要出，让我喜出望外，感到遇到了知音，倍觉温暖。不愧是个老右派，有眼光，有水平！

    在谈到《母亲杨沫》一稿时，我告诉他，我已请人做了封面。

    刘硕良表示封面可以商量着办。

    之后刘硕良请我们去吃饭。待吃完饭后，他就拿出合同，让我签字。

    说实话，我当时很兴奋，因为我这部《人民至上》多次受冷遇，现在有了问世的希望，对刘硕良有知遇之感，欣喜若狂。所以没怎么仔细看条款就同意签合同。

    倒是老婆看得仔细，发现对方不是长江文艺出版社，而是什么硕良文化公司，提出质疑。

    刘硕良解释他的公司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公司。他是社长顾问，还兼外国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

    因为老婆提出要把她策划的这套“回望双亲”系列写在书上，刘硕良说可以，但策划人不能写我爱人的公司。我就向刘硕良明确表示，不要写什么人策划。这本书不是谁策划的，是我为了纪念母亲去世十周年自己决意写的。

    老婆还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条款中全是对作者的限制，而对出版方的限制却不多，以及合同的期限、范围、违约的惩罚等等都对作者不利。

    我执意快点签合同，嫌老婆事儿妈，还跟她吵了几句，说我熟人能给我介绍个坏蛋吗？把老婆气的马上就要离开。

    刘硕良许诺要给我出两本书，让我很有些昏了头，对他完全信任。

    签订合同之后10天，我按规定日期冒雨将书稿交给了刘硕良。从此他就再没理我。只是为一个人名字前后不一致，打电话询问过。

    8月5日星期五，这天早晨我开车去了趟内蒙古，走了4天，周一晚上回来。回来后想，过了这么长时间，刘硕良也没有音讯，他编辑完了吗？怎么还不让我看看清样呢？就打电话给刘硕良，询问清样出来没有？

    刘硕良说书稿已经编辑完，送到武汉的印厂印刷去了。

    我大吃一惊，质问：为什么不让我看清样，就直接印刷？

    他说来不及了，要赶在9月份的国际图书节前搞出来。

    我问封面呢？他说也来不及商量了。并且推说我去了内蒙，无法与我联系（因为我告诉了我的熟人我要去内蒙。熟人告诉了他）。

    这纯粹是狡辩。

    我是周五早动身的，周一晚上回来的。前后共4天时间。仅仅一个周末不在家，你就不能等一天吗？而且你为什么连个电话都不打，问问我看不看清样？我即使在内蒙，也可以打我的手机呀？我出了几本书，没有一家出版社编辑编好后，不给我看清样。为什么你刘硕良不让作者看一下就拿去印刷了呢？

    让人很不舒服。谁知道他怎么编辑我的书稿的，会不会把文稿中一些好的地方给删去？心里很有点忐忑不安。

    还有封面，明明讲好协商解决，刘硕良却出尔反尔，不跟我商量，即擅自决定。你名气大，就该这么对待作者吗？

    终于等来了样书。一看就给我气炸了。

    封面用一种淡粉色，——我很不喜欢的一种颜色。没有力量，没有硬度，没有含蓄，一派脂粉气，浅薄而缺少厚重。

    封一、封二、封底及环绕纸条四处豁然印着：北京硕良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策划；策划：刘硕良。

    这本书怎么是刘硕良策划的呢？我写此书的时候，连认识也不认识刘硕良，他策划了什么？

    而且全书错误百出，多处原稿中正确的文字，他给改成错误的。

    比如书中第257页，他把为李九莲烈士呼喊的来信图片说明改为：刘亚光以母亲的名义给王任重写信，自己吹自己。而把刘亚光给王任重写的信（书中第264页），却说成是：这是为李九莲鸣冤的受托人给母亲写的信。图片说明颠倒，美丑颠倒，骗子和烈士颠倒！

    这样重大的错误，让人气愤的错误，玷污烈士的错误，他们如果给我看一看清样，完全可以避免！

    何况他对书稿做了补写（每章的提要都是他写的），绝对应该给作者看，可他刘硕良牛B轰轰，却硬不给作者看！现在印刷科技发达，印制一本书几天就成。从7月23日交稿，到9月出版，这一个多月时间，再忙也应该有时间给我看一下。一校不给看，二校不给看，三校还不给看！

    所以书印出后，不忍卒读，几乎每一页都有错误。特别是提要，错别字、中文数字和阿拉伯数字、事变加引号等等都每页有多处错误。

    草草一翻就发现：

    把三姨白杨的图像给夹在中间，脑袋一多半看不见；

    侵犯作者的署名权，擅自把作者的真实名字在书中透露。

    我当即给刘硕良打电话，质问：这部手稿是你从团结出版社那里抢过来的成品。写作这本书，我从来没有跟你商量过，你怎么策划这本书了？

    他吞吞吐吐说，是社里让他写上策划人的，这样便于发行。

    我心想，你自我感觉太好了，谁知道你刘硕良是干什么的？任何人看书，都是看书的内容，并不看策划人是谁。你策划人再有名，书没意思也不买。

    我说，这是我自己写出来的，没有任何人策划我写。你在书上标明是你策划，完全不符合事实。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沽名钓誉？

    我突然明白了，刘硕良不给我看清样，是为了不让我知道在版权页上写着他是策划人。真可谓用心良苦。

    他反驳说：这怎么是沽名钓誉呢？你这么说话可不对。

    怎么不对？你为了写上此本书是你策划的，不惜在封一、封二、封底、环绕纸上印你的公司名字和你本人的名字。这不是沽名钓誉是什么？

    他又说，策划不只是策划选题，也包括策划出版、发行。

    如果看完手稿提几条意见就算是策划，那么任何一个编辑都可以说自己是策划者了。

    这位著名出版家嘴特别硬，一点不认错。真给我气的说不出话来。一个生命有限的70多岁的老人，怎么还这样在乎出名，非要在书上四处印上他的名字，比作者都多！

    那人家团结出版社副社长梁光玉是不是策划？支持我写此书的时间比你早整整一年。人家也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并仔仔细细修改了一遍，付出的一点不比你少。

    我与母亲有矛盾，我们打打闹闹了多年，但她去世十周年，写一本她的书却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没有任何个人，任何公司策划！所以，他自封为策划是对我怀念母亲之情的玷辱。由于母亲生前很希望能把有关她的一本评论集出版，而我却没有给她出，让我这个当儿子的总感到对母亲有愧。所以督促自己一定在母亲去世十周年之前给她出一本书。管它赚不赚钱都要出。

    可能刘硕良觉得我这本书能卖的好，写上他策划，能提高他的名气。但他低估了我对母亲的感情和我写这本书的真诚。我无法容忍任何人把我对母亲的怀念之作说成是策划出来的。所以，刘硕良自封为本书的策划让我无比愤怒。何况又是采用这么一个伎俩——不让作者看清样，偷偷写上的。

    而且我还发现，他对我原稿的改动，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比如母亲明明是1936年入党，参加革命。文*革中为这个到底是不是1936年入党，母亲差点变成假党员。可刘硕良却硬把我原稿中1936年参加革命改为1937年参加革命。大家知道，参加革命的年限，36年和37年是一个坎儿，非常敏感。36年属红军干部，37年属抗战干部。书中专门写了这个问题，而刘硕良却还把我正确的36年给改成错误的37年了。这样著名的出版家竟然发生这样的错误能不让人气愤吗？

    还有，母亲的战友路扬是在老上级，原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的帮助下，获得平反的。而刘硕良却给写成了杨成武。真是张冠李戴，恣意瞎改，这像是一个慎重的出版家所为吗？

    还有，原稿作者署名是老鬼，可本书目录中的“前记”署名却一下子出来个“马波”。我既然署名老鬼，就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他刘硕良毫不尊重作者意愿，随便把我的名字说出去。致使在同一部书中，有两个作者名字，就是年轻小编辑也不会犯这样小儿科的错误。

    在他补写的提要中，“空军司令部”丢了“令”，写成了“空军司部”；“科研油子”也丢了“研”，变成了“科油子”；我为入团割破手指表决心，改成了“咬”破手指……

    等等还有很多错误，都是这位著名出版家的“杰作”。

    你不给我看清样，把原稿改出了这么多的错误，责任自然都在你。不管你是什么资深出版家，什么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什么老右派，出了这么多严重错误就不值得尊敬！

    而刘硕良竟然一点不认错，狡辩说合同里并没有写清样必须给作者看……

    可能为了省钱吧，全书用纸非常低挡，连个勒口都没有。朋友反映有些盗版书的质量都比这部书好。扉页母亲的照片和吕正操的题词也如此，用纸极其低劣，弄得我都不好意思送给母亲的老首长吕正操将军。经向业内人士咨询，这本书完全属于质量不合格产品。

    全书给人感觉是编辑马虎，好像就没校对过，纸张低档，印刷装订粗劣，能压缩开支就压缩，为省钱，连起码的质量都不顾。

    好端端一部书稿给糟蹋成这样，本人对刘硕良的文化公司完全失去了信任。

    按照我国出版法，作者应该与出版社签订合同，与公司签订的合同不受国家出版法保护。因此我当即给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白义表示，要求解除与刘硕良签订的出版合同，封存现有的《母亲杨沫》一书，直接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签订合同，出版修订版本。

    但该出版社却只同意签订一补充合同，答应重新印刷修订版，拒绝收回这头一版没卖完的书，也不同意解除硕良文化公司与我签订的合同。

    后经反复交涉，长江文艺出版社新任社长方平终与我签订了一补充合同，同意出版5000本修订本，把错误改正；同意去掉策划和策划人的名字；同意内文采用60克轻型纸，封面使用不低于200克的双面铜版纸；同意采用我请人做的封面。

    但修订本出了之后，到现在还在库房里放着。对方推说旧版本还没有卖完（5万册至今还没卖完，我不知道是真是假）。那些错误百出的版本继续在社会上发行蔓延。

    教训：

    一，不要迷信名人，名人往往名不副实。而且名人通常都特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所谓资深出版家更不可迷信，连很多出书的基本规矩都不遵守。

    二，不要以为右派都特好。右派里有很多敢说真话，博学多识，品德高尚的人。但也有有问题的，比如偷东西、猥亵妇女、沽名钓誉的等等，切不可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所有右派都是圣人。

    三， 签出版合同一定要慎重，对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也必须明确写上，比如图书的印刷质量、用纸规格、编辑后看不看清样、报纸刊物转载稿酬的分配等等，都要写清楚，否则就会出麻烦。

    四，尽量要与出版社直接签订合同，避免与文化公司签订。不能说文化公司都是骗子，但像硕良文化公司这类不讲规矩的也确实有，出了问题不好办。

    五，不要太贪，好事不可能都让你一个人占。有时候，这方面你得到了，另外的方面却会失去。

    可以说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了抢到我这部稿子，最初是不惜血本，不计代价。但一旦签订了合同，把书稿抢到手，就老子天下第一，不再尊重作者意见。正如一个朋友说：现在的出版社，没签订合同前是孙子，等签了合同，立马就成了爷爷。

    我还算是一个稍稍有点名气的人，出版社对一般普通作者会是什么态度便可想而知了。

    特将此遭遇说出来，请世人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