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情深

　　（一）亦父亦友

　　父亲很信任我，也很了解我，我们父子之间没有保留，也没有顾忌。我与父亲相处的那一段时间，是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我们之间不只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长官部下的感情，到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一有烦恼就会找我去陪伴他。到台湾以后，父亲休闲的地方有日月潭、梨山、阿里山、花莲、澄清湖、西子湖、大溪、角板山等地，还有武陵农场和嘉义农场二处地方，这些休憩处不是他新建的，而是原来就有的。这些地方房子并不好，但是环境风景很好，而且远离城市，每一个地方有其不同的特色。

　　如果父亲觉得累了，或是要思考事情时，都会到某个休闲处度假，少则三天，多则一个礼拜。不过，父亲虽然是去休假，还是会接见外宾，请外宾在那儿住几天。例如奥国的最后一位逊王Autofong Hobsboard，他每一次来都会与父亲聊上几天。这位老先生非常有学问，也很了解东方思想，与父亲很谈得来，他也讲了很多欧洲的事情。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如果要研究世界问题，对欧洲如果不认识，光与美国方面接触，一定是很浅陋的，要与有欧洲文化基础的人谈，才能有所取舍、有所收获。

　　（二）慈湖购地

　　父亲不仅会看风水、面相，还会奇门遁甲。有一次，我们两人一起到慈湖，在那之前我们都不曾去过。那天我们开车到慈湖附近，车子靠边停下，我与父亲下车走路，走到慈湖入口，父亲说：“那里面应该有个湖，我们进去看看。”我们走进去一看，里面原来是一个土法开采的小煤矿，已经开采完了，变成一个废坑，外面脏得不得了，都是煤渣，我们走了一圈，父亲就用手指了一指说：“就是这个地方。”我不解地问父亲，父亲就说：“这个地方好，我们下次再来，今天没时间了。”他要我第二天查地图，确定位置，当天夜里我就查了地图，地图上果然有湖的标示，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湖。

　　第二次去慈湖时，父亲带了一个罗盘，我还是第一次如此仔细地看中国罗盘的模样，父亲说：“你们光晓得有三百六十度，其实中国罗盘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每天有一度。”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外加六小时，其实这六小时是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罗盘里面有六十四卦的卦位，六十四卦里面每一卦有一百分刻，我就联想到军事除了三百六十五度之外，还要有六千四百个定位，如此才能定得精确。父亲一方面教我使用中国罗盘，另一方面拿着罗盘对方位，对到一个地方时，父亲说：“就在这。”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慈湖四合院的所在地，他说：“你打听打听，这个地方他们卖不卖的，如果要卖，我们就买下来。”我说：“父亲不能再讲了，讲了以后明天就涨了十倍的价钱。”回来以后，我就托朋友去问地主，地主一口答应，因为那个地方已经生产不出煤来，形同废地了，有人要买，当然很高兴。当时父亲还说：“看样子，那边有个山腰，过了山腰应该还有一个湖，下次找个机会去看看。”后来我们又再去一次，果然又有一个湖，他看了一看说：“就是这个地方好。”我们把那块地买下来后盖了一个四合院，完全按照溪口乡下我们的老四合院的样子盖。

　　后来我在高雄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小学没有毕业，卖报度日，但是他是一位奇门遁甲的能人，拜济颠活佛为师，曾开过一次堂。我先认识他的师弟，他的师弟是台大毕业的。这个人不会讲台湾话，讲台湾话无法成句，可是等到济颠活佛一上身，他讲出来的话都是四六句的文章，真是头头是道，与原先的他判若二人。有一次，他拿了一张大红纸，画了慈湖的山势图后对我说：“这个山势是一条龙脉，有老龙、大龙、小龙，那只小龙就是你。老龙的龙鬓勾着大龙的龙鬓，把他提拔起来。小龙在慈湖的另一边，头回过来向老龙致敬，老龙用一只眼睛看着你，他始终在照顾着你，但是并不把你拉起来，这是帮你的忙喔。你不要以为老龙没有照顾你喔。小龙后有一个后慈湖，大龙后有一个前慈湖，你不要以为前慈湖的水有多么好，要不是后慈湖的水流过来帮助他，前慈湖的水早就干涸了。前慈湖是你哥哥，后慈湖是你，你始终在帮助他，可惜前慈湖的水位不够高，堤坝做得太低，如果水位能够再提高一尺，对你哥哥有帮助。”我说我不能讲话，他说：“你将来会有机会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堤坝崩溃了，水通通流光了，他们再造堤坝时，我就暗中跟建堤坝的人说加高一尺，使水位能够提高。

　　这种奇门遁甲很玄妙，我常常说以我的知识与学问不够资格说我信，更不够资格说不信，要说不信还得有相当的学问来证明这套东西是站不住脚的，才能说这一句话，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说我承认这许多事实。这几十年来，我也亲自看过许多事情，并不是假的。不过，这些事情不能走火入魔。我相信一个理论，每一件东西的本身都有一正一反在里面，而不是两件东西相对称，否则每件单独的物体不会存在，因为单阴不成，单阳也不成。

　　（三）学理沟通

　　1、道德与学术

　　我与父亲两人常常相互发明，在哲学基础上，父亲指导我的很多，但是也由于我能体会父亲的哲学思想，然后再从科学方法上向父亲建议，所以他也欣然接受。有一次为了一个想法———选择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重于道德，我们争论了两个礼拜，最后父亲接受我的意见。一般来说当然是道德重于学术，不过，我认为在方法上一定是学术第一，不讲道德，因为我们不能寄托在道德上，我们说某人是个了不起的君子，这是从结果显示，而我们选择干部时，事前无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选择干部的依据只有学术，学是理论、术则是方法。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另一群人则是学术超群，带头者也是道德学术兼备。前者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后者的一群人是以学术取向，带头者也是品学兼具，他可以依照所属的心理趋向，让他们各尽其才，各取所需，这一群人便相安无事，所做的事情也都非常顺利。

　　道德确实有其绝对标准，但是大部分的人只是一个相对标准，有些人品德不好，但是他愿意在跟随你的时候把坏的品德藏匿起来。例如有一次英国政府从死刑犯中挑选四个学有专长的人做敌后工作，完成任务后，英国颁发他们最高荣誉勋章———吊袜带勋章，试问这些人究竟是有品德还是没品德？由此可知，道德一事非常难以论断，因此选择一个干部只要看他能否在工作上发挥最高的效率就行了，其他的不必多计较。

　　后来我的思想也慢慢成熟，同时以我数理方面的基础，加上对政治经济的了解以及对社会事物的体会，在军中也是从战斗战术的阶层慢慢往上进入战略的阶层，所以与父亲谈话时非常容易沟通。我有一位司机讲过一句话，我非常钦佩，他说：“一个人要用钱赚钱，一点本钱都没有，赚不了钱；一个人要用学问赚学问，一点学问都没有，没有办法接受新的学问。”总理曾经引用曾国藩的一句话：治学如积财。学问是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不是一蹴可及，立刻就可以变成学问家的。我非常钦佩清室的皇子教育，他们的训练非常严格，文武都重视，后来是因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使得皇帝无法施展抱负，所以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无用武之地。

　　2.代拟训辞

　　在军事科学上，我帮父亲写过很多东西。我写了之后，父亲有时虽然改了几个字，但是使我领悟很多，他改得非常高明，在全篇里面加上一两句，整篇文章就完全不一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其他有关制度、吏治、立法等方面的文稿，甚至于有很多训辞都是由我捉刀的。当然，在执笔之前，我会先与父亲讨论，多半是我们聊天时我提出一个观念或贡献一个方法，父亲同意后，有时他会要我先写出来，通常我回到房间后都会连夜写出来，等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陪父亲散步时呈给父亲。后来我也能体会到父亲与总理许多思想观念都是在商谈讨论之下发展出来的。

　　 此外，父亲有许多的讲稿也是我替他拟的。最早替父亲拟稿的有陈布雷、陶希圣两位先生，陶先生最杰出的两本书是《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可惜《中国之命运》的原稿被烧掉了。秦孝仪、陶圣芬、楚崧秋、萧志成也曾先后执笔；有些人则是从记录开始做起，后来都是做事务性的工作，如孙玉宣、周宏涛。周宏涛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他祖父把他带大的，他的祖父周景琴，是总理时代第一任军需署署长，他的长相也最像他祖父。我与周宏涛是奉化县幼稚园同坐一条板凳的同学，他也是我在台湾唯一最早的同学。那时候我才六七岁，他比我小好几个月，阳历是民国六年生，农历还是龙年，所以他也是“龙会”的。

　　3、科学管理

　　有一次父亲问我：“你看我们政府的组织，最不理想的是哪个单位？”我笑了一笑说：“父亲，您真的要我说吗？我凭良心说，最糟糕的就是总统府。”父亲说：“我与你有同样的看法，你倒是提一点糟糕的方面来说说。”我说：“总统府的职务责任是哪一方面，就应该根据这个责任来决定它的组织，我发现到现在为止，总统府的总体尚未定型。这是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以方法论来说，总统府管档案的人与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管理档案的是同一个人，他虽然满脑袋都是档案，但是对于档案的管理没有科学方法可言，全国没有一致的编号。从总统府归类、编号，到每一个县市政府，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办法。父亲现在要调某一个档案，如果那位管档案的人在，他很快就能找出来；如果那个人不在，别人根本无从找起，就是因为档案没有统一的编号。从总统府的档案到父亲身边的档案，您的机要秘书都没有用科学方法来管理。举个最小的例子来说，为父亲管理相片的人没有按照时间排列，我提供他一个方法，写上年、月、日、时，再加上地点、事项说明，如此相片管理就很有规则了，结果他连这些都没有做成档案管理。”父亲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很有感触，他说：“你到德国之前，我告诉你要注意德国的军制，果然你这几年对于军制的知识与运用一直扩大到整个行政，很好很好，你还是继续注意。”

　　（四）治疗打嗝

　　民国六十二、三年间，有一次父亲连续三天三夜打嗝，无法入睡。荣总的医生开药给他吃，又给他吸氧气，都没有治好打嗝。后来又要父亲吞砂糖，刺激喉咙，也不见效果。其实打嗝就是横膈膜痉挛所引起的，我到官邸时，看父亲打嗝不止，就问父亲：“父亲信不信得过我，我用气功试试看。”那天父亲刚好坐在一把藤椅上，他说：“你现在还行吗？”我说：“现在我虽然已经退火很多，但是如果时间稍微久一点，也许还可以。”他听了就说：“好，你试试看。”我就把西装上衣脱下，解掉领带，把手放在父亲的横膈膜上面，过了一会，我问父亲有没有感觉一阵热气透进身体里面，父亲回答有，而且还感觉到很微细的震动，我就说：“那就行了，请父亲忍耐一段时间。”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的右手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就换右手，前后进行了半个钟头的时间，父亲的打嗝就治好了。

　　（五）无限哀思

　　父亲过世以后，他的遗体暂存于荣总冰库，当医护人员将父亲的遗体从冰库移出来时，有专人帮他洗澡、化妆，最后要帮他穿上衣服。按照传统，这件事应该是由长子来做，但是哥哥不懂这个规矩。我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哥哥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我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后来哥哥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替父亲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父亲的身体，让父亲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父亲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父亲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哥哥没有来守灵，连后来父亲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他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我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那一阵子，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我是战争学院的院长，父亲过世后，我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我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我自己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我一个人教的。那一个月内，我上午上课，下午备课，晚上守灵，就如此顶下来了，也不觉得疲倦。后来，哥哥的《一月守灵记》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我，说我没有替父亲守灵。父亲有一位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先生，外号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张相片给我，那张相片是我在荣总怀远堂，坐在父亲遗体旁边哀思时，他帮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给我时跟我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我现在正在找这张相片，因为太具有历史价值了。这次我生病以后，很多东西的放置位置都忘了，一下子也记不起来。这次的病，实在是非同小可，记得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还很冷静地将我的私房钱交给内人，所以，我跟我内人开玩笑说：“如果我能够侥幸活下去，我就要开始‘吃软饭’了。”

　　我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但是自从父亲过世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讲笑话。因为父亲过世那段期间，是我心里最苦闷、最伤痛的时候，后来朋友们觉得我变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们就逗我，要我讲笑话，可是我实在讲不出来。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在守灵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有一个老部下，退伍后开了一家棺材铺，在瞻仰仪容的那段时间，他也到国父纪念馆瞻仰领袖仪容。他见到我就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看了就说：“你现在从事服务工作啊。”他接着问我：“老长官，请问棺材准备了没有？”我说：“我们已经买好了。”父亲过世后，我们就立刻派人到香港买寿木，因为老夫人主张用西式的。说老实话，我也喜欢用西式的，看起来比较舒服。他听完就说：“老长官，将来你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说：“谢谢，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己打电话了。”他竟然还说：“没关系，叫你副官打好了。”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六）永远的哲人

　　我研究父亲的一生，发现父亲的哲学艺术就是“化敌为友”，比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高明。我常听到很多人批评父亲不够心狠手辣，没有消灭与他敌对的人，我认为如果父亲要用这种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灭了。他从来没有处于顺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论在政府里或是党里面都是如此。他不过是高阶的军人，还在一大群军阀里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敌对的，可是他能够与他们和平相处，最后是化敌为友，即或是不与他成为朋友的人，也不再与他敌对。

　　身世之谜

　　有人说我是因为哥哥说蒋家人以后不会再做“总统”，所以我想改姓，认祖归宗。事实上，我并没有想要认祖归宗，只是觉得把这一段事实记录下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没有一丝邪恶存在，而且我也不想当“总统”。

　　民国七十九年“总统”选举时，蒋家已经开始被打击，所以大家就建议我改姓戴。他们认为这样一来，竞选“总统”的事就跟蒋家无关。我说：“我无须考虑认祖不认祖的问题，这两位爸爸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戴先生的义子，安国哥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戴家。而总理的思想能够传下来，全靠戴先生；总理的事业能够传下来，全靠蒋先生。他们两人，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行动派，这两位上人都是让我觉得骄傲的。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当年父亲从日本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后，陈其美由绅商及会党拥为都督。后来因一次密谋策划的暗杀，父亲得以在陈其美的别馆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那时父亲正值二十出头，两人乔装为夫妻，混进府里刺杀某人。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我的母亲，不过党史里并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他们完成任务之后，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拿着党预先准备好的两张船票，搭乘一条日本船到日本去，两人就在日本结婚。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许多革命前辈都到日本避难，父亲与母亲在日本与革命先进一起生活，总算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

　　数年后，他们自日本返国。刚回国时，父亲还在交易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父亲还写了一部《经济学》。这点很重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

　　父母亲回国后，住在陈果夫先生家的阁楼上，父亲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论辈分，陈果夫先生比父亲小一辈，但是他们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果夫先生的党龄相当早，尤其是陈家与党的关系非常深厚。

　　（一）革命夫人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与革命先进们的夫人都相处甚欢，例如居正夫人、吴礼卿夫人、陈果夫夫人、陈立夫夫人等等。革命先进的夫人都在党里工作，她们有个性坚强的一面，再加上她们从事革命工作，其理念就在于追求中国的道统，为人不会奸刁。从小我对她们的印象都是觉得她们很仁慈，而且她们也都对我很好。以居伯母来说，她平时与我们相处时，个性很活泼。她生了很多女儿，还把这些女儿送给好朋友，其中大女儿被送给一位日本朋友，长大后嫁到台湾张家，生下张建邦，所以张建邦应该要叫我舅舅。

　　民国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发生宁汉分裂，这时候我和父母亲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朱老先生的太太是我母亲的姨母，向来父亲有事都住在朱家。朱老先生也非常爱国，他从事房地产生意，同时也开设了一家上海最大的火柴工厂，我们经常住在他们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楼阳台上，父亲母亲分别坐在大理石圆桌两旁，我站他们两人中间。母亲对父亲说：“我能够帮你的忙到此为止，今天的问题是出在广东帮身上，如果你要继续革命，你就得把广东帮团结起来，否则恐怕就散掉了。”父亲说：“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亲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革命的成与败就在一个人手上。现在宋家老太太与三小姐正在东京，如果你愿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请他陪着你到东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这样做，重新把广东帮整合起来，那么以后的革命还有希望，我能够帮你的忙就到此为止。今后是建国的时候，需要学术的帮忙，多过于冒险犯难。你如果愿意，就把孩子交给我，我一定把他培植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带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就把培养这孩子作为下一段的革命事业，我唯一能帮你忙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带去，我就重新开展我的革命工作。”父亲听了以后说什么都不肯，最后母亲就用了一个杀手锏，她说：“我没有想到你对革命工作还犹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们还是得分开，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着我说的去做，我们理智的分开，如果你不革命，我们就是情绪性地分开，我继续去参加革命，你走你的。”父亲被母亲如此一说，也没什么好选择的了，就对母亲说：“照你说的，要如何做法呢？”母亲说：“你赶快去找孔大哥，他会陪你去的。”就这样，父亲到了日本。当年十二月父亲就和宋美龄女士在上海结婚。

　　（二）吃斋信佛

　　打从民国十六年，母亲带着我到苏州居住以后，一直就是吃长素。因为她有血压高的毛病，那时候也没有好的药物可以治疗，只有用放血的方式降压。刚开始，母亲只在初一月半吃素，后面就改吃长素，不过她可以吃鸡蛋。据说那时候吃长素的人可以吃鸡蛋，但是要吃素蛋，因为素蛋没有生命，不会孵出小鸡。乡下卖鸡蛋的人都很讲究，配种的鸡蛋都是用来孵小鸡的，卖到市面上的蛋都是素蛋。

　　（三）战时生活

　　抗战的时候，父亲给母亲的月规是四十六元大洋。这些钱都是父亲托果夫先生给母亲的，可是打了几年仗之后，币制改成法币，母亲问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领一次，至少还可以做一点事情，他不同意。等我从国外回来，这些钱更不够用，我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万，并向他说明：“只要纬国没有被打死，抗战之后，一定全数奉还。”他说：“你问我借，我问谁去借啊！”我心里想，不借就不借，我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开口向人借钱，用这种口气算什么呢？不过，我总要把母亲养活，我也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提过生活的困难。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写作。我就开始写作了，写了几本书之后拿了一些版税，这些钱给母亲生活是够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会拿些实物送给母亲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烟（我不抽烟，香烟是给母亲抽的）。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张床单，我把那张床单剪成两份，一份给居正先生的长子居伯强，他那时候是战车第二旅修理工厂的厂长。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绝对不拿任何一笔非份的钱。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们两人的交情非常好，我们共用这张床单，一人一半。后来他死了，是穷死的。我们没有拿过父母亲的钱，胡宗南长官也没有暗中津贴我们一点，就这样一直捱到抗战结束。我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打完时，只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还活了下来。

　　我从德国回来后，就把母亲接出来。起先住在成都，后来我又把母亲送到兰州。当时的行营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是朱绍良先生，福建人，母亲在兰州的住处就是他安排的。在上海我们有两家来往的人家，一个是母亲的堂姐及姐夫，但是来往机会较少；另外一家是朱家，朱老太太是母亲的远房姨母，为人非常好，她带着母亲吃素念佛。朱老先生除了经营房地产外，还经营自来火工厂，是当时上海两家自来火工厂的其中之一，我们每次到上海都是住在朱家。朱老先生的孙子朱家鹤正好在兰州某银行当经理，他大我三岁，母亲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应。就这样子，母亲总算在兰州过了一段比较安逸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母亲又搬回苏州南园，这个住处现在被中共作为招待所。

　　（四）定居台湾

　　母亲没有兄弟，只有姐妹，远房兄弟倒是有几个，其中有一家与我们较常来往。大表哥留在大陆没有出来，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银河也没有出来，只有三表哥菊河到台湾，来台后改名为明良，现已过世。母亲还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给一位丁姓“国大”代表，也来到台湾，他们有几个子女现在也在台湾，但是我们很少来往。姚琮与我们从来没来往，他也不是母亲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亲的兄弟，基于宋氏夫人的关系，他不可能在侍从室任职。不过，私底下，宋氏夫人与我母亲两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台湾以后，母亲在台北住过一段时间，没有多久，就搬到桃园。石家丈人在桃园开了一家大勤工厂，工厂旁边有一片眷区，在眷区边上有一块空地，大勤工厂的工人帮我们在那块空地上盖了一间小房子，总共花费十二万，石家丈人还说等我们搬走时再还我十二万。原本他预备拨一栋房子给我，我没有接受，一方面离眷村太近，另一方面我不愿意欠他人情。

　　母亲在桃园住了好几年。一直等到我在台中盖了一栋小房子后，母亲才搬到台中。那栋房子就在宜宁中学旁边，土地是我所有，房子也是我自己盖的。宜宁中学的总务科长是我们的远方亲戚，他经常照顾我母亲。我买那块土地时，始终认为是与学校分开的，但是，学校行政上却把我的土地编在校产里面，后来这块土地我也不要了。我办宜宁中学主要是兴学，不是用来赚钱的。我是宜宁中学的创办人，刚开始我是董事长，后来哥哥为了静心小学的事情，要我离开，我就辞掉两所学校董事长的职务。静心小学与宜宁中学两个董事会，事实上是同一批人。

　　母亲住的那一间房子原来只有一层楼，有一间客厅、卧房与饭厅，屋子后面还加一个小厨房，后来我就把阁楼改装成一间房间以及一间浴室，母亲就一直住在楼上。房子旁边有一间余房，是佣人住的地方，楼上也有一间阁楼。母亲过世之后，这位佣人变成学校的工友，那间房子也变成宿舍。学校把枪交给他，他就把枪放在阁楼上，事前我也不晓得。

　　（五）长眠九泉

　　民国五十六年，孔祥熙院长过世，父亲要我护送老夫人到美国奔丧，那时候还没有喷气式飞机，我们搭乘的是C54专机，这种飞机要飞几站之后才能抵达火奴努努（檀香山），加满油后，还要等待好天气，才能一口气飞完东太平洋到旧金山，在陆地上还要分几段行程才能抵达纽约。孔院长的丧事办完后，老夫人留在美国就医，我趁此机会到加拿大参观“World Export 67'”。我陪老夫人回台途中，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的长途电话，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了。不过，我在离开台湾之前，已经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墓地、墓园已经做好，守丧的房子也盖好了，母亲的墓很像一栋房子，与附近的民舍一模一样，所以根本看不出里面有坟墓。我离开台湾以前，曾经交代过，万一母亲不治，就由我所指定的四个男人将母亲移下楼来，而且不论路线、方法都先跟他们说过，并且交代他们把担架放在救护车上，救护车直接开到墓地，棺材就放在墓穴旁边，在墓穴旁边举行大殓，这些事情都由内人负责。我临走前，还写了一张单子，上面写明方法与过程，他们就照着这些过程来处理母亲的后事。我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电话时，第二天，兼程赶回台湾，向父亲报告以后，我就赶到台中，丧礼已经在前一天举行完毕。

　　母亲年事已高，而且曾经轻微中风，起先还能走动，但是她摔了一跤之后，中风更为严重，无法走动。母亲去世时是七十九岁，那年我五十一岁，所以我在墓碑上写道：“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

　　（选自《蒋纬国口述自传》/蒋纬国 口述 刘凤翰 整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