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无论古今中外，学术自由都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理想之一，凡是压制自由的做法，都被大多数人所否定，所以，中国历史上偶语弃市的时代、欧洲中古神学垄断的时代、纳粹不容异说的时代都被史家视为暴政或黑暗世纪。请问，学术自由(包括著作发表的自由)为什么这样重要呢？是否学术非自由不可呢？

    余英时：学术自由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非要学术自由不可，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是举一两个理由就可以解答的。这样说吧，我们讲学术自由，从来不是讲绝对的学术自由，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当然想有一天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由，但在现实世界里，永不会有完完全全的自由。经济学家有所谓“imperfect competition”( 不完全竞争)的说法，就是说所谓完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不存在，自由竞争之中仍有垄断存在。我们可以借用这个观念来说学术自由也是“不完全”的，即“imperfect academic freedom”(不完全的学术自由)。所谓不完全的学术自由，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自由，而是说自由要受若干限制。可是这个限制应是来自一个自由社会本身的限制，而不是说有一个更高层的力量压制下来，不准大家发表意见。有意见不能发表，我们就说这是学术不自由。我首先说清楚这一点可以避免一些误解。

    有人以为学术自由只对于一小撮知识分子有意义，跟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关系，我想这个问题，在我们弄清楚学术自由的意义以后，自然就可以找到答案了。社会上没有完全的自由，一方面有自由，一方面有限制，这是个正常的现象。可是你们上面举的几个例子，譬如在中国有偶语弃市，这是秦始皇时代的事情，以及欧洲中古神学思想垄断和近代纳粹压制思想学术，这是真正所谓用政治力量或者宗教力量来压制下面所有的人，尤其知识分子，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乱说乱动就是违背了当时最高权威(政治的或宗教的)所订立的某种最高原则。而这种原则，在政府或教会看来则是最后的真理。既是最后真理，当然就不容许别人再来怀疑。但在近代人看来，当权者自封为最后真理的代表，不允许有学术自由这种情形，特别可怕。为什么特别可怕呢？用清朝戴震的话来说，就是“以理杀人”。被杀的人反而得不到任何同情。并且当权者自认为代表真理，那么，任何不同的意见，他都可以压制。所以学术自由不自由，分析到最后，确是影响到整个社会，影响到一般人的生活，不但少数知识分子自由没有了，一般人的意见也没有办法受到尊重，因为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常常反映一般人的意见，是不是？

    各方面人民的意见，虽然不一定很全面，但总算反映了不同的观点所以异见或者异端在近代社会是必需的，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这当中总有某一种有价值的意见透露出来。

    大的问题，无论是社会上的或学界上的，不可能只有一个看法，一定有很多的看法。学术自由如果没有的话，只有最高当政的人有权力来决定什么是真理，或者什么是最好的政策，这在我们来看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我们现代人，甚至古代人都骂暴政，都骂思想专制，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认为世界上即使有一种最高的真理、最后的真理，也不见得是哪一个人所能够完完全全看得到的。譬如西方中古时代，大家都相信上帝。上帝是不会有错的。但上帝自己并不到人世来，在现实世界上教皇可以说是上帝的代表、教会的代表，所以，中古有所谓教皇Papalinfallibility(永不错误)的说法？因为有教皇代表上帝而又永不会犯错误这个假定，所以教皇可以取消学术自由并且理直气壮。我们现代的人，当然比古代人头脑复杂一些，我们无法相信世上有一个人掌握了最高、最后的真理，并且永远不会犯错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当然，宗教真理是另外一个问题。至于政治性或社会性的真理，问题就更为复杂。因为这不是代表上帝，而是代表所有的人。现代的社会比古代社会复杂千万倍，谁有这样的本领可以综合大家的意见，成为一种最高的真理呢？这一点，在近代可以说根本不能承认，纵使可以有这样的理想，在现实上也是完全无法办得到的。

    自由之所以重要又和选择有关，选择是和自由连在一起的。没有选择的自由，从后果来说，犯了错误便没法改正。

    学术自由是一般的自由在学术方面的伸展，而学术研究又常常牵涉到人生的基本问题(从科学到文学艺术)。在人生基本问题上不能有选择，而且犯了错误又不能改正，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所以，在理论上，今天各种社会都对它加以肯定。

    对学术自由的肯定，至少表面上在今天是普遍的，我想这是大家共同肯定、共同承认的一个假定。在这个前提之下，怎样具体地解决学术自由的问题，比如说给学术自由多大的尺度，这在每一社会、每一国家、每一地区都不一定相同。但是作为价值，学术自由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地否定，没有人会跳出来说，我不准有任何学术自由，或者说只有我一个人代表真理。我想今天没有人会如此。最极端地，也只能说学术自由必须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在某种框框里面才能让它存在。我在一开始已讲过，即使在所谓自由竞争的社会，学术自由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学术自由的尺度究竟应该怎样来决定。让我们一开始就肯定学术自由是今天一切社会都多多少少要承认的一种普遍价值，这对我们以下的讨论会有不少的方便。

    记者：请问余先生可否给我们提供一些历史上的例证？一个政权从过去的历史而言，为什么要压制学术、钳制思想，是否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

    余英时：就中国史说，大家常说的是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思想史上，在古代，学术是由政府管的，所谓王官之学，后来才演变为百家之言。这是了解古代中国学术的两个重要观念。王官之学，就是学术由政府来控制，或者也不好一定说是控制，反正是学术是在政府手里，私人没有学术。然后到了周代，东周以后，在诸侯分立、王纲解纽情形下，“礼”也随着从中央流散到各地。“礼”是古代文化最基本的内容，“礼”流散出来的结果，就是学术终于到了私人手上。如孔子，是鲁国人。当时有“周礼在鲁”的说法，而孔子又是小贵族，所以他有机会学习古代的文化——“礼”。总之，古代贵族制度崩溃后，学术从王官转入私人之手，通过私人讲学和游学，又把王官学术带到民间来，这就是所谓百家之学之始。

    所以，我们讲百家之学，一定要讲儒家的孔子，因为他是第一个私学创建者。虽然有人说老子更早，不过，老子这个问题十分复杂，要作专门的考证，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讨论。我们大体上总得承认，儒家作为一个学派来讲，从私人讲学的观点来讲，是完全不同于古代王官之学的，所谓百家之学，可以说是由它开始的。因此，在这一方面，孔子的出现有很重大的意义。

    在古代来讲，儒家与经学——王官之学，事实上是两件事情，虽然关系是密切的。讲五经，如《诗经》，是孔子用做教本的。但五经是王官之学，是古代政治的学问，而儒家之言却是私人的，是私人讲学。有私人的讲学，就开始有百家之言。这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看出来，儒家和五经是分列的。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立五经博士并不一定表示是尊重儒家。现代人以为立五经博士了，儒家当权了，事实上却是两回事。因为五经是王官的书。秦始皇焚书，特别要烧各国史书、百家私言。至于五经则仍留在政府图书馆里面。不过，民间不准有。所以在这方面讲，秦始皇恢复古代王官之学，不许有百家之言，乃是复古，不是进步。秦始皇是目前比较时髦的问题，在这里不妨顺便谈一谈。秦始皇也不一定要消灭儒家，提倡法家，这一点以后再谈。后来18 世纪章

    学诚有很好的分析。照章学诚的说法，秦代是要恢复到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并取缔百家私言。

    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的百家之学大家认为是一个进步。为什么认为是个进步呢？因为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对当时政治、社会种种大问题提出各种解答，所以《淮南子》讲各家都是为了“救时之弊，应时之需”。

    有许多问题，每一家提出一个学术主张来，希望帮助解决当时种种困难。

    由于百家争鸣，这才引出新的观念。譬如说秦代用法家，如果没有百家争鸣，哪里会有法家出现呢？由王官之学一直统治下去，百家之言也永不会出现，哪里来法家呢？又如讲汉代政治思想，有所谓黄老，那就是道家、政治上的道家。政治上的道家也是百花齐放之后才有的。所谓与民休息，不要太劳民，不要让老百姓太辛苦，在大乱之后，让老百姓休息一阵子，这是中国讲黄老无为的一个重要观念。我们现在拿这两种思想做例子，可以看出来，这是百花齐放的结果，也就是说学术自由的结果。

    如果没有学术自由的话，哪里有新的观点出现，哪里会让你著作，让你向大众讲学呢！

来源：《明报·大家大讲堂》钱穆、胡适、金庸、余英时、白先勇等 著 新星出版社 2008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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