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伟时

　　说话、写字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作为思想和感情的载体，它表达的可以是野蛮，也可以是文明。

　　“文革”是中国野蛮史的高峰。“文革”结束之际，比经济极度贫穷更可怕的是中国人的思维也陷入极端贫困和野蛮状态。“火烧某某”、“油炸某某”、“砸碎某某的狗头”、“打倒”、“打退”之类语言暴力后面，是人们满脑子 “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钦定的信条绝对不容置疑。复杂的社会简化为壁垒分明的阶级阵线，每个人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历史成了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图。对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理所当然。

　　“文革”虽然结束，但那些思维与表达方式潜移默化，成了普通人言行举止中的习惯，肃清余毒十分困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艾晓明教授在她的长篇小说《血统》中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文革’的时间。”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

　　不幸，至今还有一些中国人没有告别“文革”。浏览互联网，除了娱乐至死的各种花样，“汉奸”、“卖国贼”等政治帽子满天飞成了另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线，后者正是 “文革”余毒在作祟。

　　最新的案例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布他领导下的团队的研究成果，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划定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后，“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立即从四面八方飞来：

　　茅于轼“走向了背叛自己祖国、背叛中华民族、背叛做人良心的汉奸之路”。

　　“茅于轼肯定是当代汉奸伪军，看看他的资助老板就知道了。”

　　“对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份报告，除了‘卖国’，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评价。”

　　一项研究成果发表后有赞成、反对等不同声音非常正常。有些学者提出重要数据质疑茅先生的结论，有的则从研究方法上提出商榷意见，如此等等，展示了观点多元化的喜人景象，有助于学术和重大政策研究的深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检验需要足够的时间，不可能是非立判。这个领域特别需要冷静、宽容和多元的声音，但那些与之背道而驰的上述暴力语言说明什么？

　　棍棒背后是无知。这些谩骂的首要特点是缺乏知识。

　　他们的唯一论据是：“如果有人拿了外国人的钱，想办法让外国政府、公司赚钱，却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在卖国？”这个论断正好有一系列知识性错误。

　　第一，富裕起来的公民捐出财产或者是社会名流募集资金成立私人基金会，从事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西方走在了前面，中国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们，也正在冲破僵化的体制，吸取这方面的经验。西方当然有政治性的基金会，但福特基金会等绝大多数基金不在这一行列。骂人的先生们，您能拿出证据证明茅于轼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的研究经费是包藏祸心的黑钱吗？

　　第二，正常的外国政府的职能不是赚钱；外国公司同中国公司一样，确实是要赚钱的。如果拿外国人的钱为外国公司服务就是 “卖国”，在外国公司工作的数以几十万计的中国人岂不都成了 “汉奸”、“卖国贼”？中国是不是要中断开放，把这些公司拒之国门之外？

　　第三，挥舞棍棒者往往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幡，自封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化身。这一次他们振振有词斥责茅于轼“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卖国贼”；似乎他们挺身而出，为的是人民的福祉。这正是缺乏知识的又一铁证。

　　首先是对学术研究的无知。茅于轼的这项研究明明是考虑如何加快中国的发展，改善百姓生活，对粮食的供给应该如何解决提出自己的建议。怎么能把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肆意断定为谋害中国人的阴谋诡计呢？

　　其次是对现代文明的无知。一言九鼎，判定别人“卖国”，是“文革”中屦见不鲜的现象。不过，那是对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的破坏和亵渎。

　　在现代社会，确定什么行为属于“危害国家利益”，只有两个途径：法律明文规定；合法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按照民主程序通过决议。

　　学术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学术自由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只能证明自己对现代文明的无知。其实，在学术领域挥舞棍棒只是证明自己腹中干枯，除了骂街，别无长技。承袭“文革”故技，羞辱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

　　说来令人痛心，老中青不同年龄段中，都有这样的勇于自我侮辱的无知无畏的勇士。灌满他们脑子的毒汁有两个源头：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浸润。“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开明如孟轲，尚且有如此专横的一面。从“文革”到现在给论敌乱戴帽子的逻辑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另一是从苏联取来的歪经。“寄生虫”、“人民公敌”、“资产阶级分子”、“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十月革命后众多俄罗斯科学家、作家、教授在这样的政治帽子压制下被投入监狱，甚至丧失生命。摧毁苏联的主要功臣，正是苏联各个领域的棍子党。

　　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外壳，把你的学识、人格、道德和教养表露在人们面前。告别“文革”就是告别野蛮。敬请洁身自爱，不要再往自己脸上擦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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