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钢
 
    1945年的新闻，今天读来自然已成旧闻。但跟随同等的时序阅读各种老报，体味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场景，也未尝不是件趣事。年景、物价、军情、新闻自由、娱乐，驳杂之中暗含社会变迁之意。如作者言:“昔人往事从未消逝，历史只是在我们身边熟睡”。

    向爱读诸君声明

    一纸风行的《大公报》，洛阳纸贵的《大公报》，当年竟险些被纸张的困难压垮。六十年后的纷纷雨天，看着那年清明时节的这张旧报，除了喟叹，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大公报》头版头条刊登的这则《本报紧缩发行启示》称:“近年物价不断上涨，本报业务经营，久感困难。入春以来，产地纸价较之去年腾涨二倍以上，水陆运费亦复称是，而油墨器材等等，价格近亦日见腾贵……”他们决定立刻停止扩大订户和增加分销点，以遏止亏损。

    谁听过一家媒体对读者有这样的恳求？“一、将阅过之报转赠亲友阅读；二、迄今为止单独订阅者，在可能情况下约集若干人联合订阅……”

    《大公报》是中国读者信赖的报纸，正因为信赖，战争中它每转移一地，都在当地迅速扩大了发行。武汉版，五万三千份；桂林版，三万五千份；重庆版，近十万份！

    这种影响，是用生命打拼出来的。撤离武汉时，《大公报》发表休刊声明:“我们的报，在津在沪，经多年经营，有相当基础。但自经暴敌进攻，我们的事业财产，已大抵随国权俱沦。所以在汉出版，实际就是几个人，此外毫无所有。而这些人可能贡献国家者，只是几支笔与几条命……”撤离桂林时，已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几十位坚持到最后的职工，背负行李，在黔贵交界的大山里徒步前进。在重庆，报馆被敌机炸毁，他们把印刷机搬进山洞，坚持出报不止。

    它的困难，还在于它的“独身主义”。六十年后我检索到的旧《大公报》，其印刷质量不仅远较沪、港为差，也不如同在重庆的《中央日报》。报社很难足数得到政府配给的“洋报纸”(白桶纸)，不得不买高价黑市；以至派人到乡间收购手工制纸。抗战八年，外汇不断跳跃，国币贬值，生活指数月月增高。但《大公报》没有向人伸手；最困难的关口，两次婉拒和各报一起申请由政府担保的国家银行贷款，因为报社的原则是:“向不接受或参加任何方面资助。”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大公报》时，吴鼎昌曾说:“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金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他计划拿五万元开一个报馆，准备赔光完事，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

   它心甘情愿选择的困境，也正是它受读者厚爱的缘由。但到1945年，热爱《大公报》的读者已经对它的纸张和印刷质量忍无可忍，纷纷投书批评。因而这则紧缩发行启示，更是对读者的一份致歉信。

    愿向爱读诸君声明:……近月各地读者常因纸张太薄，印刷不清，惠赐督教，雅意殷拳，弥增感愧，但为事实所限，急切实难满足一般要求，除就现状尽最大可能在印刷技术上力图改进外，敬特披沥事实，至乞读者鉴谅。

    “爱读诸君”，“爱读诸君”！

    六十年前《大公报》用的这个字眼，令想办严肃报纸的传媒晚辈，歆羡又汗颜。

    六十年前卖什么书？

    不知有多少书，在那个年代化为灰烬。陈寅恪、丰子恺，他们的故事中都有那惨痛的一幕。可是战火中，书局还在印书，书店还在卖书，旧报广告上的那些书名——熟悉的和陌生的——从图书馆的胶片机屏幕上滑过时，我仿佛看见当年读书人饥渴的眼神，和长夜里如豆的灯光。

    经典，无论何时都是经典:雨果的《悲惨世界》、雪莱和拜伦的《小夜曲》、易卜生的《赫达夫人传》、狄更斯的《双城记》、L.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罗曼罗兰的《黎明》、屠格涅夫的《情之所钟》、左拉的《萌芽》、小仲马的《茶花女》、司汤达的《红与黑》……

    1945年8月，《新华日报》隆重推介法国作家都德的长篇小说《热恋》(该书的其他译名有《沙弗》、《萨福》)。此书“写一都市女性，在几个不同性格的男性中，施放她的热情，多次追求，多次幻灭”的故事。

    小说《七重天》和《白莎哀史》在《大公报》上也有大幅广告。《七重天》广告称主人公少女“幽娴贞静，足为乱世典范”(该书曾被拍摄为同名电影Seventh Heayen，获三项奥斯卡奖)。《白莎哀史》“取材于近年在重庆发生的一个恋爱大悲剧……反映抗战中暴富暴贫之危机”。

    抗战甫结束，市面上即刻出现了《女汉奸丑史》和《女汉奸脸谱》(书中涉及人物，除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周佛海之妻杨淑慧、陈公博外室莫国康，还有张爱玲，令“张迷”们至今切齿)。大批“党义书”赶运到南京和上海:《总理遗教》《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三民主义论丛》……国民党的正中书局，在抗战时期曾出书二千多种，除了政治宣传书籍，其他品种也不少，从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制度到《蜡烛工业》《乳用山羊学》等。大批战前和战争初期的出版物，广告说明“一律照定价xx倍发售”，这个比率，在1945年初约为七十倍，然后在这一年中从一百倍、一百三十倍翻到二百倍。5月间，当每份《中央日报》售价十元时，女作家赵清阁的剧本《反攻胜利》售价每本七十元(标价0.7元，按一百倍销售)。

    红色书籍、进步书籍、介绍苏联的书籍、鼓吹民主宪政的书籍，数量之多，令人惊诧。“鲁郭茅，巴老曹”(即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大作比比皆是。10月，茅盾的《清明前后》热销。这是一个“反腐败”剧本，以春天发生的“黄金舞弊案”为题材。该剧上演时，正值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当局暂吞苦果。11月，国民党中宣部下达密电，称《清明前后》“内容多系指责政府，暴露黑暗……以暗示煽惑人民之变乱”，“此类书刊发行例应禁止，惟出版检查制度业经废止，对该剧本出版不易限制；固特电达，倘遇该剧上演及剧本流行市上时，希即密饬部属暗中设法制止，免流传播毒为荷”。

    “毒素”却防不胜防。那时，“生活”、“读书”、“开明”等左倾书局的广告随处可见，包括在国民党的党报上。“这本书告诉你在二十八年中苏联如何成为强大的国家！”这是《中央日报》上读书出版社新书《今日之苏联》的广告语。一年多后，《中央日报》甚至还刊出了读书出版社的一则《资本论》广告，赞颂马克思的这一巨著“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结晶”。当然，那是由共产党精心策划、《中央日报》懵懵懂懂把关不严铸成的严重“政治事故”；蒋介石为之震怒，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摘自《旧闻记者》钱钢/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