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

　　到香港教育學院去「答學生問」。答應去，是因為，教育學院是培養小學和初中老師的地方。在我心目中，小學、初中教育是重大「國家基礎建設」：創造力和想像力在這裡破土，公民素養在這裡奠基，文化的敏感、人格的力量在這裡打樁──誰，比這些教師更站在前線、更接近地基、更值得愛護、更重要呢？

　　臨走時，帶了厚厚一把不及回應的提問紙，回家壓在咖啡杯下。海風獵獵吹進客廳，把兩張紙掀到了地板上，我彎腰拾起。既然風要我讀，遂去讀它。

　　您的文章中好像有一個觀點：我們不一定要認同自己的國家，更不一定要認同自己的政權。那麼在中小學裡的「國民教育」的課，我們該教些什麼呢？或者說，究竟需不需要「國民教育」這種東西？ ──一個中學老師

　　對於自己的祖國，我常覺得很迷惘。一方面我知道我要愛國，另一方面，一想到我的國家有很多黑暗面時，我就會有一種恨意。我想問：當學生問起「文革」、「六四」的時候，我該怎麼回答？ ──一個馬上要當老師的人

　　教皇人選公布那天，我特別等著華飛放學回家，心裡想，當這初中三年級的學生聽見新教皇是他的德國同胞時，不知會有什麼反應。他會不會像贏了足球世界杯一樣，感覺一種民族的驕傲？

　　「真的？德國人？」他說，把書包丟在沙發上，一邊擦汗，「好失望啊。」

　　他一點沒有欣喜的樣子。

　　一邊吃午飯，少年一邊解釋自己的想法：幾百幾百年，教皇選來選去都是羅馬人，或者是中歐人，想法都很中歐中心。二十六年前，波蘭的主教被選上教皇，代表的是天主教的一種突破，一種進步。今天如果是一個黑人或是拉丁美洲人被選上的話，就表示這個突破和進步的力量往前又跨了一大步，代表天主教有新思維，新魄力。

　　「我很希望那個拉丁美洲的主教當選，黑人更好，還有，香港的主教也不錯呀，」他說，「幹嘛選個德國人，而且還是個保守派！真退步。」

　　「華飛，」我問他，「你們的老師也是這樣的態度嗎？」

　　「對，」他說，「在宗教課或是公民課裡，我們討論很多啊。」

　　那是一個月前的事了。今天下午，我在陽台上澆花，華飛坐在電腦前上網，時不時向我「播報新聞」：烏茲別克有五百人被殺，政府說只死了十個人。日本給巴勒斯坦一億美元人道援助。。。

　　他突然走到陽台，問，「你知道為什麼有些歐洲人反對簽署『歐盟大憲章』嗎？」

　　不知道。

　　「他們說大憲章沒有把基督教的信仰明白寫進去。你覺得該不該寫進去？」

　　我想了一下，摘下幾朵香氣沁人的玉蘭花，然後給他一個「初步答案」：「我不贊成。可以寫進某些共同的核心價值，但是不必是宗教，更不必是基督教啊。難道歐盟裡只有基督徒嗎？或者，難道歐洲人結盟的願景和理想，是把歐盟變成一個基督教聯盟嗎？」

　　他又回到電腦前，安靜沒幾分鐘又大聲說，「俄國石油大王被起訴，可能要坐十年牢。」

　　「這個人，」我說，放下了水桶，「第一桶金不知怎麼來的，不見得是好人，但是他以為俄羅斯民主了，可以真的搞反對運動了，被整得這麼慘，也夠可憐。」

　　「他沒料到普丁會做得這麼絕吧，」華飛說，「主要是，普丁要把俄羅斯的油重新收歸國有。」

　　我關上陽台的門，不知為什麼，竟然很認真地對這半大不小的孩子說，「華飛，你要永遠認得那個時刻，當你的國家變質、不值得愛、不能愛又無力對抗的時候，馬上就走。湯瑪斯曼和愛因斯坦都認得那個時刻。」

　　他伸了一個懶腰，打了個呵欠：「媽，你以為德國的二十世紀是白過的？下一個一百年大概都不會再出那樣的事了。我真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