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下）--独角兽资讯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下）

独角兽资讯发表于 2009-3-21 19:36:00

　　1966年3月4日：

　　晚上，友人黄某来到聂绀弩家。聂说：“下午出门，找这个找不着，找那个出去了，最后到陈迩冬那儿坐一会儿，回来路上碰到储安平，到他家杀了一盘棋，人家要吃晚饭，只好回来了。”然后又说：“昨天打电话你不出来，我一个人到莫斯科餐厅吃晚饭，吃完了碰到黄药眠，他同我谈起，要找10个大家都认识的人，第一次由他请客，在广东酒家吃一顿作为聚餐的开始，以后便每月一次，各人出钱。意思是年纪老了，又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找点儿吃的，大家聚聚的意思。他问我有什么熟人，我提出一个钟敬文，一个你，一个陈迩冬，你有没有兴趣参加？”黄某说：“可以呀，大家出钱，一个月不过两块钱的事。”

　　这段对话，使我们可以想见乱世文人的萧索。只是“文化大革命”即刻到来，这种计划轮番做东的聚餐活动，恐怕是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吧。

　　1966年3月5日、14日：

　　聂约好了钟敬文在中国书店见面，到虎坊桥“湖北餐厅”中饭。钟拿出他写的一首《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的词出来，让聂提意见，聂说：“这首词只写你参观后的感想，没有提到泥塑的艺术性，美中不足。”钟说：“我这是政治挂帅。”聂说：“本来现在要歌颂的就是政治，就是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大家看‘收租院’ 也是看政治，谁在真正提倡艺术？谁是真正为欣赏艺术去看展览的？这种人不多，当然你是少数人中之一。我看，今后任何艺术形式不要，挂上‘政治’两个字，就有人看半天。”

　　一周后，聂与人相约到和平餐厅喝咖啡，又谈庄子。聂说：“庄子有些道理确是很高明的。‘有天下而恣睢，是以天下为桎梏也’，这句话很有道理。”

　　聂绀弩看到了在一个没有自由可谈的环境中，种地和卖菜都无所施展其能，艺术家就更无用武之地了，因而，艺术濒临灭亡的危险。他引出庄子“有天下而恣睢 ”的话，实际也是透露了他本人对当时形势的思考。执掌政权以后，如果恣睢用权，形成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趾高气扬，刚愎自用，最终必然使权力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若是滥用权力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掌权者自己也将失去自由。

　　以上是我们从档案中能够看到的，聂绀弩被捕之前的一些言论记载。

　　从1966年3月，到他7月被捕，这一段时间中，聂绀弩还有一些言论，但在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中没有找到。现在只发现了两页书写内容很杂乱的手稿，是他“文革”之初所写。

　　在这两页杂乱的手稿中，写有这样的残句：“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这是一个对偶的句子，“地主”对“田单”，“殃马”对“火牛”，显然是刻意追求文字修饰效果。从内容看，前句是说民主革命中打倒地主阶级的“左”的做法，连地主家里的马也无端受祸；后句是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蜂起造反，像田单利用火牛阵一样。

　　在后来的法院审讯笔录中有过这样一句问话：“你说过‘文化大革命’像火牛阵一样，红卫兵是牛？”聂答：“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五一六通知》。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5月29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喊出“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两个月后，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自此，全国进入全面动乱时期。

　　那种历史，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我在大学将要毕业的时候，因赶上了这场动乱，推迟毕业而有幸在首都体验了风暴中心的狂烈。

　　聂绀弩和他的那些文友们在“红色恐怖”中的惊悸是可以想见的。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同人各一方，他们的聚会和高谈阔论当然是销声匿迹了。

　　这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不忍侮辱而投湖自尽。聂绀弩写了“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这是他被捕入狱之前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男儿脸刻黄金印

　　聂的诗作和言论，前面已经引出许多。他是怎样当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这个问题已经交代清楚，那么多的“反动诗”和“反动言论”作为“罪证”已经是绰绰有余了，然而，笔者在引用聂的言论时仍然有所保留。实际上聂的言谈时常是更为激烈的，指责高层领导人也时常会点名道姓，酒后甚至敲着桌子厉声大骂。如此说来，聂绀弩是不是确实思想很“右”呢？

　　笔者曾经与一位谙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朋友谈起聂绀弩，他知道我在做着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是有意提醒我，他说：聂绀弩过去是很“左”的啊！

　　对于聂绀弩漫长的人生履迹，笔者愧无详考，仅从浮光掠影中所见，从1955年批判胡风、“肃反”到1957年“反右”，是他的思想在重创中跌宕变化的显著的转折点。这是不是从很“左”转到了很“右”呢？如做这样的概括，似乎过于的简单化了。通读他的杂文和诗篇，可以读出一个完整的人格，可以看出他虽然经历了思想的磨砺和转化，却始终精魂未散。他的变化，只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观念上的变化，绝不是自己灵魂的扭曲和断裂。无论时代风云变幻，无论个人境遇顺逆，聂绀弩始终都是聂绀弩，他的人格以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屹立在他的写作和言论中。

　　聂绀弩从“左联”时期追随鲁迅，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崇拜鲁迅的信念从未改变。他甚至相信，如果鲁迅能够活到新中国建立以后，能够对国家的文化方针政策发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如果文化界的领导人是鲁迅，而不是周扬他们，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一次一次的迫害文化人的运动。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良好愿望而已。

　　最能表现聂绀弩“左”的一面立场的，应该是他那些笔锋犀利的杂文。他有一首七律，题为《以拙集〈杂文选〉赠重禹系以一诗》：

　　鬼谷先生立我前，乡人卖药兔开言。

　　文盲局长翻身穗，万里长城笑死钱。

　　自比乌鸦曹氏子，骗人阶级傅斯年。

　　何来一炬阿房火，烧到干妈义养乾。

　　短短一首诗中，提到了聂绀弩八篇杂文。其中，《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是针对香港小报诋毁新中国的恶意报道而予以反击的；《论万里长城》是针对所谓“ 中国共产党要拆除万里长城”的谣言，驳斥钱穆的诽谤“专论”的；《论乌鸦》一文是对曹聚仁自比乌鸦，“经常发表皇皇论文……打击现在的新生力量”的辛辣的讽刺；《傅斯年与阶级斗争》一文是对傅斯年所谓“共产党骗人的第一个法宝是阶级斗争”的“随意胡扯”，进行凌厉的指摘；《有奶就是娘与干妈妈主义》是用烈火般的文笔抨击萧乾的，文中直指萧乾是“代表封建性与买办性，双方兼备，完美无缺的高明理论家”，并且还顺带烧及了“封建性的”冯友兰、沈从文和“买办性的”胡适、林语堂等人。

　　这几篇论文不能算是聂绀弩的代表作，但也足以看出他的政治态度，可谓立场鲜明，毫不含糊的。1950年聂在香港任《文汇报》主笔期间，杂文多以赞颂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为主题，对种种反共的谬谈怪论予以嬉笑怒骂的痛斥和嘲讽。而在此之前，他的文章更不乏对国民党政府的指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骂蒋介石 ”。上面提到的《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一文，在谈到文化水准的时候，就插了一个小小的打诨：

　　蒋介石的名著《中国之命运》，谁都知道是汉奸陶希圣写的。有名的故事，蒋介石看了《论联合政府》，问他的亲信，何以人家写得这么好，我们写不出呢？人家回答：“因为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足见他的总裁什么集之类，尽管不值一文钱，还不是他自己写的。

　　聂骂蒋的同时，对毛泽东的态度当然是热情赞颂的。参加过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后，他写了一篇追记的散文，记述了群众兴奋而热烈欢呼的场景，当毛主席到会场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看不清毛主席的面孔，但那姿态是很熟悉的，还是那样，像一个敦厚的长者，甚至像一个乡下的呵寒问暖的老太婆。他的动作和语言都似乎是迂缓的，但每一个迂缓的动作和声音里都含着无限仁慈。想他的脸上还是那样带着一些轻微的笑意，带着一种对于别人永远的关心，好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他都可以向你诉尽他的衷曲，如果真和你倾谈，你会发现他的谈话里竟那么多的幽默，乃至那么多的诙谐，有时使你微笑，有时使你大笑。在笑声中，你会融解一切心里的郁结，你会顿开茅塞，恍然大悟，你会发觉他竟知道你这么多，这么深，他不是和你初次见面，而是你的几十年的知心老友。他好像从来不会呵斥人，从来不憎恨人，从来不会把什么人当做他的敌人。然而谁都知道，他就是打倒了中国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将把他们根绝，而且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农民，中国全体人民的领袖！

　　这段话并不是故意献媚，我相信，这是聂绀弩当年的真实感受，是他的真情实感的表述。

　　聂绀弩与毛泽东的直接接触，大概就是1939年春在延安那一次。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时候，丁玲拉了聂去听毛演讲，散会后回招待所，与毛同行一段路，说了不少话，毛给聂留下了“未尝不蔼然可亲”的印象。但聂对毛的赞赏，绝不是因为那一次的印象，或者说，他赞赏的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这正如他骂蒋，也并非是骂蒋某个人。在他写的《对于反省的看法》中说：

　　……但我也不是不憎恨国民党，但这憎恨并非从无产阶级立场去憎恨它，而从莫名其妙的理性、正义之类的观点，里面还甚至含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同时所憎恨的是那抽象的国民党，是国民党的那一套办法制度……

　　上文谈到他入党，及1957年的“检查材料”中再次谈到此事时，他先后说过：

　　我离开反动阵营，跑到革命方面来，并非由于我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而是反动阵营太过于黑暗，几乎从封建观点也可以反对它，我是若干“正义感”和若干无政府个人主义之类，促使我离开了它；至于入党，也不是因为真正有了什么觉悟，而不过是因为大势所趋的缘故。像我这样的人，很容易把自己参加革命，想为一种悲悯、义举、高贵的情操，自以为高人一等……

　　人的思想感情都是很复杂、矛盾、微妙的，我还不能很清楚地说明它。但有一点，哪怕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入党是很危险的事，但这是一种精神上得到解放和精神上有所寄托的事，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还是重要的。所以最好是取得党员的名义而逃掉那党员应履行的义务……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聂绀弩。由此可知，他对毛泽东的赞颂，实际是对人民的赞颂，是对人民领袖的赞颂。在聂绀弩心目中，人民的领袖就应该是宽厚的，仁慈的，永远关怀别人的，带着笑意为人民排难解忧的。他出于理念上的自由主义和正义感而衷心拥戴的，正是这样一个人民领袖的形象。

　　1955年开始了对胡风的批判，接着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聂绀弩主要因受胡风的牵连，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反省3个月。他的《反省中作》诗六首，抒写了当时的遭际和心情，其中一首曰：

　　只道生虚五十载，谁知咎犯百千桩。

　　伸长八尺灵官殿，大喝一声白虎堂。

　　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

　　何人万缕青丝发，不为昭关一夜霜。

　　这是被批判的情景。据说聂当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直接领导人王任叔，斗争聂格外起劲，动辄声色俱厉地说“反革命分子聂绀弩”如何如何。天也怕、地也慌，让人像伍子胥一样一夜之间头发全白，可知那情景是颇为恐怖的。

　　在聂的《反省时作》中还有这样两句：

　　望美人兮长颈鹿，思君子也细腰蜂。

　　这是他盼望“美人”来同情他拯救他，盼望的是何许人呢？谁能够帮助和解救他呢？文艺界掌握大权的是周扬他们，聂是鲁迅的追随者，是胡风的同伙，与周扬是不同道的，当然他不会对周扬寄以希望。再往更高层想呢，他自然会想到周恩来和毛泽东。

　　聂绀弩与周恩来总理特殊关系，由来已久。周颖原名周之芹，其姊周之廉于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邓颖超在天津共同组织“觉悟社”，当时周颖跟随其姊在津，邓也称她为妹，从那以后一直保持了亲密关系，因而周恩来也就将聂绀弩作“妹夫”看待。

　　聂绀弩在反右中挨整时，他也许认为那只是王任叔他们干的事，高层的领导人还会是敦厚的、仁慈的、永远关心别人的，所以他在想到周总理的同时，也会想起与毛泽东的延安之缘。他的《天安门——追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一文，还写过这么一段话：

　　毛主席，我看见过，也谈过话，握过手，听过他几次演讲，更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但一向，思想搞不通，脑筋总在个人的伟大和平凡之间兜圈子，觉得像他那么一个伟大的人和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距离是颇不短的……因此，就在面临迫害时，在迫害中，心里也不敢喊一声：“毛主席救我！”我怕他听不见。这回到北京来，看见了广大的群众，看见了毛主席，看见了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地位，而自己又正是群众中的一员，觉得过去把自己放得和毛主席隔得那么远，就是事实上置身于群众之外。到了我站在群众之中了，虽然还只是形式上的，就觉得他和自己竟是这么近，简直没有距离，正像他和群众没有距离，和群众是一体一样。这感觉，今天特别强烈，虽说他站在城楼上，我站在地上，他不知有我在这会场中，我也没有看清他的面容……唉！唉！真是知识分子的痼疾，站在群众当中，还是这么我呀我的！

　　当我们的新中国诞生的时候，许多文化人士都抱着炙热的期望，从海外归来，从香港奔往北京，被一种新气象所感染所激荡的情绪是极其纯真的。聂绀弩正是在那样一种情态中写下了那些纯真的文字。然而，仅仅事过五六年之后，他就成了“肃反”的对象。当他在被围斗被隔离的时候，开国典礼那兴高采烈的情景会不会在眼前重现呢，还会不会觉得与群众与领袖离得很近、简直没有距离呢？会不会真的喊一声“毛主席救我”呢？他诗中写道：

　　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

　　落日大旗何莽荡，小园枯树太凄清……

　　铁尽九州成错后，始知无用是书生……

　　诗中这样流露着他的孤独，凄然，无助……开始也许曾经抱着幻想，想到毛主席的敦厚与仁慈，结果还是不得不做了检查，接受了处分。他后来曾经对友人说过：“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在聂绀弩心目中，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发生了改变。

　　聂绀弩在肃反中，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的反省与交代材料，检讨说：“和反革命的关系，反党反革命言论，反组织、反党的工作态度，都是从我的由庄子、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等的影响所造成的反动思想体系或精神状态来的。”甚至说了：“我发现我才是真正的胡风分子，比任何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一些。”

　　然而，他的思想本质是不会改变的。看他的那些反省材料，检讨都很恳切很深刻，但仔细捉摸他的话又都似是而非，实际他心如止水，守正不挠。因此，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遭遇更加沉重的打击，那是在劫难逃的。

　　他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被周颖问题所牵连。周颖时为民革中央委员，正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参加大鸣大放，批评“肃反”扩大化问题，成为斗争对象。聂绀弩帮助周颖修改过报告稿子，因此被抓了辫子。至于背后的原因，聂绀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刑时，作了具体的申述：

　　（我）被定为“右派”，则有长远的历史原因，要从三十几年前，上海文艺界一边以鲁迅为首，另一边以周扬为首，包括田汉、阳翰笙、夏衍等“四条汉子”的两个文学口号论争说起……我是站在鲁迅的旗帜下的，是既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反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用“耳耶” 笔名，题目中有“文学的路标”等字，另一篇用“绀弩”笔名，题目全忘，都记不清发表在什么杂志上，但后来李何林编的《中国近三十年文学思潮》（生活书店）里有不少引文……就因为这个缘故，也因为在别的问题上，我也多和鲁迅接近，总和周扬不很接近，所以周扬总是恨我。新中国成立后，他做了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从几方面都是我的直接或间接领导，我处处碰壁。这且不谈，周扬对鲁迅和大众文学口号及其拥护者们做了很多工作，很多报复，真是害怕接触这些问题，但有两件较小的，较易说清的。一，篡改《鲁迅全集》的文字和注解，主要是注解，这是同林默涵、王士菁等一起作的，把关于鲁迅的口号问题的文章和别的文章的正文和注解，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改写过，使之不利于鲁迅和他的口号以及与鲁迅有关的人，而有利于他们自己……二，把与鲁迅有过关系的人、较为接近的人，给以某种打击，使之从历史上消掉或成为丑角，特别是党员，以显出鲁迅不过是匹马单枪的孤军奋斗，或不过是几个暗藏小丑的头头，（所以）划冯雪峰和我为“右派”。出版社王任叔曾在会场宣布：聂绀弩的问题是中央（即周扬）决定的。

　　这段话是写在他交给法院的申诉书中的，说出了他内心的郁结，但并不足以表达他的全部的真实思想。他很清楚那场“反右”斗争的惨烈和严峻性，并不是简单的个人之间的嫌隙问题。他作为反革命罪犯在给法院的上诉书中，除了指斥周扬，别的话就不好说了。更深的愤懑，他大概只有用诗来表达了。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聂绀弩是怎样一种心态呢？有两句诗中，凝聚了他的血泪和胆肝：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

　　这既是悲歌，又是啸傲，仅仅14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借用了《水浒》中的林冲误入白虎节堂而蒙受冤狱的故事，表达了他的深沉的悲愤与凛然的正气。

　　再看他后来写给友人钟敬文的一首七律：

　　饱经艰险身犹在，不露文章世始惊。

　　役北大荒一城旦，共钟三弟两书生。

　　重阳近每风吹帽，老泪多曾雨洗兵。

　　我是四年君五载，逢人莫道此中情。

　　“饱经艰险身犹在”一语囊括了他的一切坎坷和辛酸，“不露文章世始惊”是借用了杜甫诗句，吐出怀才不遇的心中块垒。接下来写到北大荒，戴了“右派”帽子到那冰天雪地中去服“城旦”苦役，聂服了4年，钟服了5年，回忆旧事不禁老泪滂沱，那种悲苦之情何堪对人言说！在一次友人聚谈时，聂曾说：“我在北大荒几年，是四不像，不像个公民，也不像个被剥夺公民权的罪人（因为还有选举权，还投过票），不像工农，更不像知识分子，总之，是四不像，以四不像的身份过了几年。”

　　聂绀弩留下的许多的言论和诗作，都会引起我们痛切的共鸣。“右派”的“金印”，不仅是刻在一个男儿脸上的耻辱，而且是永远刻在他心灵中的创痛。这种心灵的创痛，不只是痛之于个人的患难和荣辱得失，而是与国家民族的悲剧紧密相系的。聂绀弩清醒地看到，“反右”问题不是牵涉少数人的问题，而是几十万人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知识阶层的厄运，其种种恶果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60岁生日所作，及同时赠给夫人周颖的诗中，都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忧国忧民的心怀：

　　诗挣乱梦破墙出，老踢中年排闼来。

　　盛世头颅羞白发，天涯肝胆藐雄才。

　　摇落人间六十年，补天失计共忧天。

　　浮家湖海余心迹，报国襟期逐口禅……

　　1961年秋聂绀弩接到通知：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其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之中，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亲自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文艺界的冰冻局面出现了一些融解的迹象。聂绀弩的心境也随着形势有所变化，写诗的同时，并有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发表。1962年到武汉，游览长江大桥写下的几首诗，颇多乐观情趣，其中出现了歌颂毛泽东的句子。

　　但是，形势并没有按照聂绀弩期望的方向发展，而且很快就急转直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又一次极“左”的政治运动掀起轩然大波。聂绀弩这时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对时政不满的情绪日益激昂。毛泽东的人民领袖的光芒在聂绀弩的心目中日渐黯然，他感到原来与群众那么亲近的人民领袖，似乎已经离开了群众，不再敦厚，不再仁慈，而且似乎变成了相反的情形。有一份举报材料，记述了聂绀弩的如下谈话：

　　聂（脸孔涨红，手敲桌子，面孔向王某）：嗯，将来这个人历史上不知道要写成多丑啊！（这句话非常突然，因为事前没有背景谈话，在场人听了一愣）

　　王某：你说哪个人？

　　聂：（跷起大拇指）就是他嘛！

　　王某：我看他将来历史上不会写得不好，现在不是都喊万岁万岁吗？

　　聂：咳，你讲现在，现在自然没有办法，可是这个现在能维持多久？蒋介石不是也曾厉害过，他不是垮了吗？辩证法上讲得清清楚楚，事物总是向他的对立面转化，我们要从发展看问题。总有一天，谁是混蛋就要倒下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不成问题的，这是历史确定了的。不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这些人，他们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封建主义！现在大家认为生活过得好些了，好像有办法了，这是满足于现象，把这当做社会主义，其实他们是封建主义，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

　　王某：你看会变吗？什么时候变呢？

　　聂：（冷静）一定会变，共产党里总还有些人，而且现在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国际上也不会让中国这样下去。至于什么时候变，那我也不好说。总之，一定要变，中国大有人在……人民不会答应的，你不要看表面，什么万岁万岁，人民心里怎么样呢？现在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解决不可！

　　王某：什么问题？

　　聂：（坚决）“反右”嘛！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

　　看了上面这段对话，不禁忽感惊诧，聂绀弩的言词何至于如此过激呢？政治生活中严重缺乏民主气氛，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聂绀弩是说到要害了。但是，不能以“封建主义”一言以蔽之。什么“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这是老聂酒后失言吧！他对毛主席的态度由过去的拥戴，到后来的渐变，至此已经完全走向极端了。不过，聂绀弩到底是个坦荡君子，他的不满和愤慨并非挟私抱怨。后来他在监狱中沉静下来，经过学习和思考，形成了他思想中新的认识，以至晚年，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有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论了。

　　聂绀弩所说的解决“反右”问题，不是说要给某些人平反，更不是说给他本人平反、恢复待遇，而是说从政治理论上明确是非曲直，要承认极“左”的错误，彻底扭正方向。明知错了，不予改正，而将错就错，越搞越“左”，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势必越来越被动，整个国家的前途也就会濒临非常危险的状态。他认为，越来越左是因为“容不得人”，“越反对我越要专制”的原因。在另一次同友人的谈话中他曾如是说：

　　被动的事情很多，每一次运动都成了被动了，1957年的“反右”把我们都戴上“帽子”，这也是被动的很，最初还以为几个人、几百个人，或者几千人就算了，不想越划越多，划上了几十万“右派”，我们无所谓，顶多少拿几个钱，但是整个国家来说多了几十万反对你的人，你说被动不被动，而且运动又来了，你划不划呢？总之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

　　他还曾在谈话中说到萧军、吴奚如这两个作家的往事：

　　这是萧军自己告我的。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常常在夜里派人提了马灯，把萧军接到窑洞里去聊天。这种情况，文艺界的人都没有过，只有萧军。他们两个人在窑洞里海阔天空，什么都谈。毛一再劝萧军入党，说世界上只有政治才是不朽的。萧军说，他承认这是一条真理，但是像他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他不肯入党。后来萧军要动身回东北去，毛对他说：你不服从任何权威，这一点，你要好好考虑。语气很重。所以，萧军一回到东北，就倒霉了。

　　吴奚如现在湖北工作（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吴奚如出来说话了，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应该团结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排斥他们，因此说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有些不当。吴奚如发表意见后，彭真、胡乔木都说吴的意见不对，但毛主席认为吴的意见是对的。毛亲自找吴谈话说，你的意见很好，同时还说“你尚在外边工作不好，可以到我身边来工作”，吴奚如却不肯答应。到整风时，就把吴拿出来了，说他有三条罪状，说他从新四军出来到桂林，和国民党特务搭上关系了。吴奚如一气之下说：啊！原来你们是这样的，我要求退党。他就从那个时候起脱党了。

　　聂绀弩提起两个作家的逸事，虽是闲聊，却也反映了他自己的观念。不想接受党的组织管理，不能身受纪律约束，不想紧跟在领导后面，这正是他的“大自由主义”。他通过两个作家的事，批评党的领袖“容不得人”，“你们越是反对我，我越要专制”。而聂绀弩自己呢，也是“你越整我，我越是不服，越是要反对你”。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将要席卷而来，风云即已惊耳可闻之际，聂绀弩对毛主席的不好看法日渐加深，不敬之语日渐肆恣。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声势日益高涨，处处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聂绀弩偏要说伟大领袖已经“到处碰壁”了。这真有一些莫名其妙，好像鬼瞰其室，非要他向犯罪、向监狱逼近不可。他曾这样说：

　　反对他的人会一天天多起来。现在他们当然都不敢说话。就是周（总理）也不敢说什么话。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周曾经在一个人面前非常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这种关切是不寻常的，意思好像劝我要冷静、安心。从一粒沙子看全世界，这情况我们也看得出来。[www.ideobook.com]

　　毛主席这个人，古书读得不少，他是把中国帝王的一套，跟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那不是马列主义，那是中国封建的东西。在军事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但在别的方面他不通，但是他自己什么都要管，不让别人说话。从1955年以后，搞得什么玩意儿？

　　在“反右”斗争的检讨中，聂绀弩说他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地主阶级没落下来的封建腐朽家庭”，又说“我是个从很穷、很封建，也很下贱的家庭里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回答法院审讯时说，“我出身是城市平民，群众斗我说我是破落地主”。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家庭是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祖上虽曾兴旺过，他的祖父并未进入仕途，后世渐至衰败。他的父亲一生无固定职业，曾贩土产，开鞋铺，最后在自家门口开烟馆，很早就死了。因为家穷，聂绀弩只读到小学就失学了。这种家庭背景，给他烙下了很深的平民意识，诗中曾写过：“早爱香山卖炭翁，平民思想自成风。”青年时期，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接受了反封建的自由民主思想。大革命时期参加国民党，曾在中央通讯社做到副主任，以后弃暗投明，加入“左联”，一直是鲁迅旗帜的坚定追随和拥戴者。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追求进步，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并且杂糅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意识，聂绀弩的思想信念的源流，大体如此。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当他认识到国民党政治黑暗的时候，能够弃暗投明，学习鲁迅的“投枪与匕首”，写杂文骂蒋，抨击腐败时政；当他感到毛泽东密切联系着人民群众，代表着进步方向的时候，他就热情地赞美新中国，歌颂毛泽东；而当他感觉到极“左”路线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势必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时候，他从感情上便不能容忍，对于他认为是错误的方针政策，便要与之对抗、加以谴责，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写下了许多“反诗”，发表了大量“反动言论”。

　　过往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理念问题，使用任何高压的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愈是残酷的打击，愈会遭到强烈的反抗。运用强大权势的一方，当时似乎胜利了，实际上正如聂绀弩所说是“被动了”，那样的每次运动的结果，都会是一次比一次更加被动。

　　中国和苏联从共产国际理论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恶化，毛泽东主席把“防修反修”提到了绝对高度。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城市开展“五反”，意识形态领域加紧对“封资修”的围剿。1963年5月，毛在杭州主持拟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时，请大家同他一起吃饭，他举杯向大家祝酒说：“为 ‘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聂绀弩对于这种政治形势极度反感。司法机关搜集到的，据以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的材料，大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思想锥心坦白难

　　聂绀弩从北京押解至山西，先在稷山县看守所关了5年时间，至正式判决后，转到临汾监狱服刑。

　　按照国家的司法制度，看守所是羁押未决犯的，判决之后服刑的场所称之为监狱，过去也有叫劳改场的。监狱统一由国家或省级司法机关管理，看守所则是按县级行政区划设置的。监狱设有专门的工业或农业生产项目，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而看守所的未决人犯是不允许外出劳动的。在“文革”中，这种划分和管理都不够严格。在我们的社会习惯上，大家把关押场所都统称为监狱。

　　聂绀弩后来写过《怀监狱》一文，文中回顾在稷山看守所的看书学习情况时说，“监狱是学习圣地”。并以同号狱友李四为例，说是在狱中才能够得以专心专意看书，“脑子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人的自由活动的范围越窄小，越容易集中精力。如同民间说书的盲人，他别的活动受限，背小说唱本的记忆力就超乎常人。失去自由的囚犯，在牢房中没有任何事可做，只要允许看书，那就必是十分专心致志的。

　　聂绀弩把看守所中认真读书学习，作为一个减轻处罚的理由，在给法院的上诉状中写道：“计读《资本论》等18种（马列著作），最多读过18遍（《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前年交出过几篇笔记，约二三十万字，有三篇是关于学习毛选军事著作的心得约十几万字；去年交出过一篇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约8000字；未交出的摘录还有几本……”

　　这里说的“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就是题为《思想改造过程》的一篇“学习心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学习心得”的主要内容。

　　《思想改造过程》写了六个部分：问题何在；我是谁；思想改变的第一阶段；思想改变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总结。

　　一、问题何在：我的思想问题很多，主要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和对世界革命的贡献的伟大性认识不够，没有认识，认识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毛主席是“四个伟大”，聂绀弩却犯下了“恶毒攻击和诬蔑伟大领袖”的“反革命罪”，所以他说自己的思想问题，主要对毛主席伟大的认识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老实坦白、绝无掩饰的态度。

　　二、我是谁：我是个破落封建家庭出身，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的影响，具有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坏思想坏习惯，既没有做过实际革命工作，又没有学过，至少是没有认真学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畏难苟安，不求上进，一脑子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思想，不相信权威，不关心政治，不服从组织纪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独来独往，狂言任性的罪犯。某些东西，在旧社会有时还多少有些积极作用，使我在旧社会成为有点进步性的罪犯。但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全部带到新社会来，再加上一点居“功”自满，这就成了新社会的罪犯，反革命罪犯。

　　这段话，算得上是聂绀弩的自画像。他在1956年“肃反”、1957年“反右”两次反省中，都给自己作过自诬式的画像，这次在看守所的“学习心得”是把自己描画得更细腻、逼真了。“文化大革命”时，不用说是蹲了监狱的犯人，就是很红很革命的人，在“斗私批修”的小组会上也要对照一番有哪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也要深挖一下家庭出身的某种不良影响，当然大多是应付形势，言不由衷，虚与委蛇。聂绀弩却不同，他不是敷衍应付，说的都是大实话。

　　聂绀弩虽然参加共产党，虽然相信马克思主义，虽然一直积极从事进步事业，但他从来不把自己视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为他不愿意遵守纪律，不愿意服从领导。把他对自己的描述简化来说，无非就是四个字：“我就是我”。他的个性，好像天生注定就是自由的，很难用什么阶级、什么主义来概括。在旧社会，他独来独往，曾被国民党报纸点名为“共匪”，列入逮捕名单，那时是具有进步性的罪犯；到了新社会，聂绀弩仍然是聂绀弩，仍然独来独往，于是就成了“反革命” 的罪犯。

　　三、思想改变的第一阶段（初进稷山看守所）：进了监狱不久，突然觉得自己聪明起来了，恍然大悟，我是罪犯，我是应该进监狱的。过去的历史，过去的一切关系，没有一样可以依恃，谁也不能救我。在这阶段，读了毛主席两部著作，一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号里集体学习时，从别人的书上读取到的。我也参加过几个月广东海丰的农民运动，糊里糊涂，一无所获。《报告》以前也读过，也无所获。主要因为自己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农民，这事与我无关，这回读，才恍然从农民运动原来可以看出这么多的道理。原来所谓乱，是乱的地主的天下，而地主的天下是应该当乱，应该灭亡的。那么，文化大革命的乱，是乱的走资派的天下，而走资派的天下是应该乱，而且应该当灭亡的。

　　这一段“心得”，写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以前读《报告》一无所获，这次就能读出许多道理来呢？因为正在面对着天下大乱的“文革”，联系眼前的实际，于是才知道让“走资派”戴高帽游街之类的做法，都是从湖南农民运动那里延伸过来的，才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才恍然大悟他聂绀弩是应该进监狱的，是“没有一样可以依恃，谁也不能救我”的。

　　从聂绀弩学习《报告》的心得来看，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认识，似乎只是初进牢狱的一种感受，“突然觉得自己聪明起来了”，接着谈到读另一部毛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有了一点理论上的认识：

　　《讲话》以前也读过多次，总觉得不是文艺工作内部的讲话。这时才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讲法，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看问题的讲法；而自己所想象的讲法，是从落后的所谓作家的角度看问题的，是错误的。这才觉得毛主席著作确实伟大，有重新仔细阅读的必要。

　　聂绀弩被捕入狱之前，有过很多关于文艺方面的言论。邵荃粼的“写中间人物”论违背《讲话》精神受到批判，聂为此深感不平，直率支持邵论，观点极其鲜明。在狱中学习《讲话》后，他产生了新的见解：以前他是从文艺本身的规律看问题，而《讲话》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看问题，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讲就当然是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要塑造英雄人物，这当然就是唯一正确的讲法。

　　聂绀弩对自己第一阶段的思想改变的这个总结，应该说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

　　四、思想改变的第二阶段：1970年1月4日，（看守所）干事给我买了部《毛选》，这才有了书，可以正式认真看书学习了。从这时起到1972年7月，约一年半，是专门看《毛选》时期。东翻西阅不算，从头到尾地看，也看了五六遍，一个一个问题研究的次数更多。在这个过程中，使我震动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学习与时局》及其附录《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些辉煌著作。这些著作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别的不说，从这些著作看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张国焘等人的错误领导，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害是如何严重。《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中所歌颂的那千百万农民，我在海陆丰所看见的那几十万农民和他们的领导者，长冈乡、才溪乡那些模范工作者以及由他们所发动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参军青年，30万红军，30万党员，若干万赤卫队，以及整个苏区几百万人民，尤其是那些赤胆忠心拥护革命的铜墙铁壁，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到了延安以外，都到哪里去了呢？那些残留下来的人们又碰到一些什么遭遇呢？而这些，对中国历史的进退，对世界革命形势影响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谁能把这些事情都讲清楚啊！这样一想，才觉得革命领导的正确与否，关系原来如此重大（联系到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就更觉得关系重大）……

　　这一大段，简直是一气呵成，一个接一个的巨大数字，一个接一个的问号，来得多么紧促，可以感觉出，这是聂绀弩手中的那支钢笔饱蘸着情绪写出来的。他不是从字面上读毛著，他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勾起了对中国革命的艰难惨痛的历史回忆。1925年有一段时间，聂在广东海丰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并担任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兼政治部科员。他回忆起当年投身于革命热潮的农民群众和那些优秀的领导人、模范工作者以及参加革命军队的广大青年，无数的宝贵生命牺牲了，包括著名的农运领袖彭湃烈士。1964年他曾重访海丰，看望彭湃的母亲，写有《重到海城呈彭母》诗二首。诗中满含对彭湃烈士和农民运动的怀念之情：“ 一时才俊无遗冢，何处江山不故人。遥指木棉花下路，似犹旗笠万农民。”当他在监牢中忆写往事的时候，一定是和他在海城给彭母写诗的时候一样，眼前又浮现出了一片手举红旗、头戴草笠的农民群众聚义的轰轰烈烈的情景。此时此刻，聂绀弩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身陷囹圄的一个囚徒，也忘记了自己年将古稀垂垂老矣，竟然像返老还童一般，一颗热烈的心越过了监房的高墙，飞向了广宇人间。他的思绪在革命的历史和世界的现状之间飞跃着，然后反躬自问：

　　这些著作，过去不是没有读，也不只读过一遍，为什么现在读起来都像完全不知道一样，为什么我可以认为这些理论正确与否与我无关，或以为它们当然是正确的就轻轻放下呢？关于中国几亿人民，世界更多人民的生死存亡、荣辱哀乐问题，历史进退问题，我为什么能漠然不关心呢？

　　我们知道，聂绀弩从来就不是一个对社会现实漠然不关心的人，倘真如此，他也不会发生那么多谴责现实的言论和诗作，也不会成为“反革命”。他在这里自省自问的内容，是指他对毛著中那些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内容没有认真研究过。通过在看守所集中的学习，通过对革命历史和人民命运的深情反思，使他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如何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对毛泽东的正确与伟大的一面作了深入的思考。由此可知，他的学习态度是恳切的，心得是真诚的，思想认识的改变有着他自身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这与“文化大革命”当时普遍通行的那种官样文章，那种假大空言词，不可同日而语。

　　五、第三阶段：1972年7月中旬，干事替我买了十来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后又陆续得到了十来本，直到现在，我就同时兼看马恩列斯著作，是为第三阶段。这些著作是：《马恩文选两卷集》（内《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十余种）；马克思《资本论·卷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恩格斯《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自然辩证法》；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幼稚病》；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论苏联经济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除了两三种大部头的刚才入手，还未看完或简直未看以外，都看了五六遍到十四五遍不等，反复读、背、摘录、做笔记种种不同。

　　让人感佩的，首先是聂绀弩的学习精神。一个住监狱的老人，自己花钱让人家给他到外面买书，当地买不到《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写信让家里给寄来，然后知道有新出版的第四卷本，再写信让寄。那个年代只允许看马列毛著作的，要不然，他会把五经四书、二十四史统统看十几遍啊！想起我们住中央党校的时候，要求学员重点读马列原著，书由学校发，买书也可报销，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读书的。试问当今的高级干部，没有不住过中央党校的，但有几个人真正读完《资本论》呢？难道住党校都不如住监狱吗？这样比照，就知道聂绀弩的读书精神何等可贵了！聂绀弩常说自己很懒散，他的性格确有懒散的一面，而在读书学习上却是勤奋有加。要算他的学历，只是读过小学，但只要看他的杂文和古体诗中的典故随手拈来，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位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了，甚至在他被宣判为无期徒刑之后，那就是告诉他就要终老在狱中了，读书还有何用？但他仍要刻苦读书，这种习惯和修养，定是长期陶冶而成的，所以才能那样恒固。

　　聂绀弩在他所说的第三阶段中，读了那么多马恩列斯的著作，也写了许多笔记，但在这篇《思想改造过程》中侧重要说的是“毛主席伟大”这个问题：

　　这里且不说阅读（马恩列斯著作）的经过和有什么心得，只说看过这些书如何更看出毛主席的伟大。

　　他通过阅读马恩列斯，认为毛著吸收了一切马列主义的丰硕成果。举出《论持久战》整篇都是辩证法的运用，毛的军事理论、战略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然后又谈到毛在哲学方面：

　　哲学方面，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各个过程阶段、过程阶段的各个方面理解事物的矛盾……所有这些，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就我读过的这些著作说）所未谈到或未这样明确谈到的，这就大大丰富了马列主义哲学宝库。毛主席教导：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讲台和书桌上解放出来。我读《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伟大著作时，深深感到自己的学力不够。我是反复读了十几遍，才懂这么一点半点的，有许多是根本没有看懂，恐怕终于看不懂的。那些书，每一个问题都是用自然科学来论证的，是牵涉到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历史的，有的是专谈自然科学的，是牵涉到这么多的国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和谬论的，千头万绪，五光十色，使人摸不着头脑。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历史，都是外国的，而与中国有关的没有一件，就是说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恩格斯、列宁著这些书时，是不能不这样做的，因为它本是学说问题，首先是学说问题，而且是论证性著作，不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就无法论证，不驳倒别人的谬论就不能阐发自己的真理，尤其是在这个学说的创建时期。问题是到了现在，那些学说已经成了普遍真理，必须普及到广大人民中去的时候，还是那么博大精深的原样，就不容易使群众迅速掌握理论，也不能使理论迅速掌握群众。所以毛主席要把哲学解放出来，而他自己的哲学著作就说得很通俗，不用或尽量少用自然科学和外国人或事作论证，而是用中国人所熟悉的，所喜闻乐见的东西来做例证。这也是经典著作所未注意到的问题。

　　这是聂绀弩从马列原著与毛著比照中，看出了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创新和贡献。

　　六、结束：这里所谈的这些，就是对毛主席伟大的认识，在别人根本不成问题或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但在我，无论这认识怎样粗浅，也还是个思想改变，而且是个重大的思想改变，世界观的改变，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过程，就其较易说清的方面而言，是通过看书学习而来的，是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花了些时间，下了些功夫而来的……看书学习，不仅对毛主席的伟大有了若干粗浅认识，也对别的问题，即使不是一切问题，有了和以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关于我的业务范围，语文问题，文学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等等……为了赎罪，我很想写东西，但最有把握的还是关于古典小说，这一点目前还难实现。我还要学习，还要看书，要看许许多多书，要把全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应用到业务上去。

　　结束语说到“我很想写东西”，还想重操业务，这也是聂绀弩的真实思想的流露，但他也明白“这一点目前还很难实现”。既然目前不能实现，那么“目前”之后还有未来吗？当年政治形势风云叵测，而他毕竟已是古稀之年，对未来还抱有许多期待，这也是难能可贵之处。

　　监狱中组织学习，是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一种重要方式，往往要求罪犯们写成学习心得。对于看守所的未决人犯来说，组织学习更有着促使他们坦白交代的作用。因为看守所的人犯不参加劳动，除了接受审讯，交代问题，就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学习和写心得，但写这种东西无须讲究写作水平，随便写一些套话交卷也可以。聂绀弩的《思想改变过程》写得那么认真，那么有水准，那么不乏真实思想的流露，这无疑就是文化人的一种写作癖性所致。

　　这篇由六个段落组成的《思想改变过程》，写作落款日期是1973年8月27日。任何写作都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语境。聂绀弩这样一个书痴文癖，不论任何时候，都不想放弃阅读和写作，而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尤其是在监牢森严这种特殊的条件下，读书只能读马列毛的书，写作也不可能任其自由，文笔很难避开当时语境下一些通用的语汇。尽管如此，在聂绀弩的笔下仍然写出了他的某些真实思考。

　　所谓他的思想改变成过程，即是解决对“毛主席伟大”的认识过程，重点在第二阶段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回顾，第三阶段从马列原著看毛对哲学和军事思想的发展。而聂绀弩的“现行反革命”问题，实质并不在这些地方，他的“恶毒攻击和诬蔑”主要是关于1957年“反右”以后的种种现实政治，包括“三面红旗”、“ 四清”到文艺界大批判等等，所谓思想改造过程对于这些实质性问题却概不涉及，一字一句都没有提到，你能说他的思想是真正改变了吗？所谓“世界观改变”、“ 根本性改变”也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大帽子罢了。你看他这句话：“不仅对毛主席伟大有了若干粗浅认识，也对别的问题，即使不是一切问题……”，这说得很妙，什么意思呢？他的思想改变只是粗浅的，而且还不包括一切问题。那就是说他还是有保留的，不是一切问题上他都改变了。换句话说，不是一切问题上他都错了。他认为自己错的，就坦率承认并改之。他认为自己不错的东西，却不能笼统认错。不能改变的东西，他也自然不会改变。这就是聂绀弩，说了半天思想改变过程，实际上他还是他，始终还是他自己。

　　身陷囹圄何处去

　　聂绀弩在稷山看守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尚存者，除了《思想改变过程》，还有一篇《学〈南京向何处去〉的一点小结》，篇幅不长，堪称奇文。

　　学习毛著要“活学活用”，这大概是林彪的首倡，曾经成为一个时期人们的口头禅。如“老三篇”一类文篇，是举国上下人人都要“活学活用”的，此外，各行各业还要结合自身工作，选择相应的文章和语录，以便更直接地学以致用。政法机关就有一个内部用的小本子，叫《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是供公安司法干部学习的。对羁押和劳改的犯人，也要从《毛选》中专门选一些适合他们学习的篇章段落。《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就是经常让犯人们学习，让他们联系实际“活学活用”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篇著作在《毛选·四卷》中，是1949年4月毛主席下达解放军渡江作战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之前所写。文章说：“两条道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让罪犯学习这篇文章，目的很明显，就是告诉他们：继续抗拒，只能与敌人同归于尽，必须认罪伏法，立功赎罪，求得宽大处理，别的出路是没有的。犯人们大多不傻，都能心领神会，学习以后作一个“活学活用”的发言，或是写一篇学习心得，表示决不继续与人民为敌，坚决向人民靠拢，一定要坦白交代，争取政府宽大处理云云。

　　聂绀弩却偏不说这种话，偏不写这种东西，他怎么写的呢？分析他学习这篇毛著后写的“一点小结”，其中表达了六层意思：

　　一、南京解放了，蒋介石去了台湾，所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早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即使说蒋在台湾的政权是现在的“南京政府”，那也一定要灭亡的，祖国一定会统一，也不需要讲向何处去的问题。

　　二、今天的中国与南京解放前相比，强大了许多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与过去大大不同了，拿毛主席以前写的文章联系现在的形势，是联系不起来的。

　　三、更不能把在押犯人与“南京政府”联系起来，过去的南京反动政府是投靠帝国主义、杀害中国人民的，而今天在押的这些犯人，包括杀人犯在内，都没有人要投靠帝国主义。

　　四、在押犯人中尽管有的抗拒改造、不肯交代、违犯监规、不肯学习、顽固无知，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南京政府”，但他们既已在押，就难以乱说乱动了，不会有“向何处去”的问题。

　　五、犯人能向何处去呢？哪里也不去，只能在监号里。

　　六、犯人即使自己主动改造，能够改造得好，改造得快，但这也算不上是和某一篇毛主席著作相联系，因为事情本来如此，是不说自明的。

　　真不敢相信这是聂绀弩在监狱中写的学习毛著的《小结》，倒像是一个杂文家夹带着幽默笔调的一篇评论。还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阶级斗争的惊雷骇电仍然足可让人人自畏，关在牢房中的聂绀弩，不可能像孙悟空一样变个法儿飞了出来，他的《小结》是奉命而写，是要上交当局的，自然没有必要写什么对抗性的话语，也不得不使用那时通行的政治词汇，但他又不会说违心的话，不会谀词媚上，所以写得不温不火，看上去句句有理，政治上也挑不出大的毛病来，内中却隐藏了一种不满情绪和不屈的个性。老聂不愧是一个杂文老手。

　　《小结》写作时间是1973年12月1日，在写了《思想变化过程》3个月之后，两文对照，在写作情绪和语气上略有不同，这大概是关乎政治背景。自 1971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坠死于温都尔罕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出现了逐步纠正极“左”错误的政治迹象，一批被批判和打倒的各界人士重新露面，1973年3月邓小平复任要职。政治形势的这种兆头，可能对聂绀弩有所鼓舞，他也许会认为形势将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在《思想变化过程》一文中表露了某种积极的心态，包括还想重操古典文学研究和写作的意向。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年的10月间，江青出面发动了“反击右倾回潮”运动，清华、北大成立 “大批判组”，以梁效（两校）为笔名连连撰文发起轰击，“批林批孔”运动也在1974年初拉开了寒气逼人的帷幕，极“左”气势更加甚嚣尘上。到此之时，聂绀弩不会再有任何幻想，既已在押，更向何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了这篇杂文式的学习小结。

　　现将《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一点小结》，主文照录如下：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现在，这早已不是什么问题，历史早已回答了。南京政府的历史行为，不是在它做出来了之后才看出的，毛主席早就看出了。

　　从毛主席的一系列的著作中看，所谓南京政府，对于它的来踪去迹不是了如指掌吗？它一定会怎样的，它也真的怎样了。现在会怎样呢？这又是可以未卜先知的，现在的“南京政府”，即台湾（蒋介石）政府也一定要灭亡的，很快就会全部覆没，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反人民的反动势力一定没有好下场。

　　怎样把这篇文章和今天的形势，以及我们自己联系起来呢？第一，今天的中国比南京解放以前的中国，不知强大多少倍，巩固多少倍。那时中国反动派如果还有跑到一个小地方，借美帝余威，侥幸苟延残喘于一时的可能，现在则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了。第二，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二十几年前的地位大不同了，那时美帝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头子，中国在世界上还没有显出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以及第三世界各国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力量，所以出现了一个台湾，如果在今天，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台湾政权的出现。

　　至于在押犯人，那就更不得联系，这些人中，包括杀人犯在内，有一个是和南京政府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或卖国贼，杀了成千成万十万百万乃至更多的中国人民的吗？难道有一个投靠苏修美帝或已经投靠过的吗？因此，尽管这些人中有人抗拒改造，不肯交代，违犯监规，不肯学习，顽固无知，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南京政府”，但既已在押，也势难乱说乱动，不易发生什么“向何处去”的问题。

　　那么，到何处去呢？哪里也不去，在监号。在监号里遵守监规，认罪伏法，改造思想，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无论改造得怎么困难，也只能这样。不过主动改造，改造得好，改造得快，问题也改变得快，解决得容易，精神面貌会大不相同，但这算不得什么联系，因为它是本来如此，不说自明的。

　　聂绀弩

　　1973年12月1日

　　探春千里情难表

　　聂绀弩被捕之初，并无出具任何法律凭据，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司法混乱情况。按照正常规矩，拘捕24小时之内应当告知被拘捕人家属，聂绀弩家人却在很长时间中无法知晓他被捕原因和关押地点。直到1973年春节前，聂绀弩夫人周颖还找到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该所既不准看人，又不肯告知关押于何处。周颖无奈，只好留下书信一纸，请求代为转达。

　　老聂：你好！明天是农历（腊月）三十日，正是你的生日。6年来，每到这天，我们更加思念你。今天我和丹丹、她爱人来看你，极其希望能见你一面，但未获允许，只好留下此信给你，祝你一切安好，身体健康！丹丹他们是回来探亲的，两周后就要回去，希望在她们离京返回之前，能得到看你的机会。

　　我和三妹仍住乡间原处，一切甚好。三妹这一年来虽病过两次，现已好，勿念。小方瞳仍住我们这里，在附近小学，下学期就二年级了。这孩子很聪明，功课也不错，只是有些调皮。他已7岁多了，很懂事，身体发育也很正常。她的妹妹已4个多月了，还在我们这里，长得很好玩，都说比方瞳好看，可方瞳不爱听这话。家中自有这小东西来，热闹多了，只是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小小的房间，挤进两个孩子，也真够受的。海燕产后多病，一直不好，在治疗中，小方出差去了，他们在部队的锻炼还未结束。

　　往年国庆节你都向家中要东西，不知为什么去年国庆节你什么都没有要呢？为此我们一直感到不安。我们很希望得到你的信，几个字也是好的，不知可否收到。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见到你。

　　祝你好！通信处仍是西四大拐棒胡同25号，这是丹丹爱人家。

　　周颖

　　1973年2月1日（农历12月29日）

　　周颖在北京写这封信的时刻，她万万想不到聂绀弩远在山西稷山看守所的铁窗里熬受着严冬的苦寒。这天聂绀弩为他70周岁的生日有感，写下一首七律诗曰：

　　死灰不可复燃乎？戏把前程问火炉。

　　败絮登窗邀雪舞，残冬恋号待诗除……

　　囚中已度过6个除夕，尚不知要挨到何年，来日未卜，只能将前程戏问火炉而已。侧耳听着铁窗外风雪狂舞，寂寞中以吟诗来奈何残冬的时光，心境何其苍凉！

　　北京的犯人转移到外地羁押，是服从于林彪的备战命令，当时属绝密行动。聂绀弩虽人到山西，名义上仍算北京的人数，所以聂与家人联系取物，也只能通过北京看守所转达，并不暴露真实所在地。周颖留在北京半步桥看守所这封信，想必是转寄到了山西。

　　这时已经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一年多以后，林彪的备战指令大概已经失效，聂绀弩也可以用山西稷山这个真实地址给家里寄信了。收到周颖信后，聂一定非常感动，尤其是信中对两个小外孙活泼的描述，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聂写了回信，时间是1973年5月，家人终于在时隔6年之后得到了他的真确行迹。

　　从1967年到1973年，那些年的中国人，是生活在怎样的一种惶惶不安的状态中啊！大范围的枪林弹雨的派系战争结束之后，各种政治势力并没有偃旗息鼓，高层的激烈的内部斗争，不断向全国辐射。1970年8月庐山会议批陈伯达，随后“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3月林彪之子林立果秘密制定政变计划，8 月毛主席南下巡视，9月林彪出逃坠机……动乱的年代，接到音信杳然的亲人来信，真可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

　　得到聂绀弩的消息后，周颖就迫切地想前往探监，但如果得不到司法机关的允许，她即使到了山西也难得一见，于是她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此信：

　　总理：您好！

　　我是周颖。为了我爱人聂绀弩的问题，我几次写信麻烦您了，现在又来麻烦您实出于无法可想，只有再次恳求您帮助和指示。

　　昨天收到聂绀弩自山西稷山县看守所寄来一信，知道他确已由北京半步桥看守所移押外地。由他信中，知道他这几年学习很努力，收获很大，还要我寄些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也提到他的身体不大好，我当然也更加希望能看看他。为了探望问题，我曾写信给有关部门请求帮助，可是至今没有一点消息，一直没有获得探望老聂的许可。为此我很焦虑不安，以致病倒，这封信就是在我病中写给您的。现在我既已知道聂在稷山，希望即日就能前去探望的心情，您是会理解的。

　　我听说中央有精神，可以请求探望在押的亲属。我也知道许多在押人的家属，确实得到探望的许可，有些人还不止一次探望了他们的亲属。总理，我知道您很忙，但我的心您是会理解的，万般无奈，只好请求您帮助我早日前往山西探望老聂。

　　至盼！至感！

　　此致敬礼，问候邓大姐好！

　　周颖上

　　1973年5月20日

　　附：我的通信处：本市虎坊路中国歌舞剧院方智训收。方智训是我的女婿。因我住在乡间，通信联系都不便。

　　周总理是否亲自阅过此信，不得而知。在此之前，周颖已经给总理写过几次信了，从档案中看，1972年的一封信曾由国务院转到全国政协，全国政协再抄转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

　　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处转来周颖给总理的来信一件，信中她爱人聂绀弩于1967年1月被捕，其原因至今不知道。迫切希望作出结论，并允许她和子女见聂一面。现将来信抄转你们，周颖及其子女能否同聂绀弩会面，请研究决定后告诉我们，以便答复她。

　　全国政协机关军事代表室

　　1972年9月15日

　　北京市公安机关在收到抄转来的周颖的信之前，已于1972年5月将聂案移送法院，因此，他们自然要将此信转去法院处理。法院即使作了答复，无非是说正在审理、结案后即可探望云云。这在司法机关属于一项常规性的制度，终审判决后才可以与家属见面，未决人犯是不能会见的。周颖请求批准探监的愿望，只能回回落空。

　　周总理办公室转办的信函，也不能说没有作用，至少是对于法院办案的一个督促。1972年12月3日，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审判员到了稷山，进行了开庭审理的程序。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那一两年时间内，“砸烂公检法”狂潮中被取消了的人民法院，得到重新恢复，司法机关加速处理积案，进行在押犯人的清理，并提高了犯人的生活费标准，注意改善羁押场所的管理。1973年5月，稷山县看守所为敦促聂绀弩案件的处理，专门写了报告。报告称：

　　我所代押犯人聂绀弩，现年72岁，入狱7年有余，因年龄大，身体弱，加之我地条件较差，尽管特殊优待，但是仍不断发病，目前虽没有什么大的疾病，如果继续下去，怕要出问题，况且我所正在清理积案，为此望你们尽快对聂犯问题速作处理，为荷。

　　稷山县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将看守所的报告内容，另以机要公函送给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据案卷中所存原件，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收文日期为1973年6月 25日。这个公函当然也是要转给法院的。假若北京法院接受稷山的意见及时作出判决，当时的形势相对有利一些，尚有可能判为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然后采取保外就医的方式，就可早一点出狱。

　　然而，司法机关亦步亦趋地紧跟着政治形势。1973年8月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会前的迎接，会中的保卫，会后的学习，这可能成为办案延缓的一个原因。会后未久，“左”派们就急急忙忙鼓吹“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1974年初发起的“批林批孔”，借助了毛主席关于评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谈话，以批大儒影射周恩来总理，极“左”思潮再度狂澜四起。北京法院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974年5月决定判处聂绀弩无期徒刑。判决书名义上是法院作出的，实际上是由更上层的领导拍板定案。这个判决是极“左”中的极“左”。聂绀弩本人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会得来这么严重的惩处，尤其是林彪灭亡以后，他曾经有过一种乐观的想法。

　　聂绀弩在接受宣判之前不久，1974年大约二三月间，周颖在朱静芳陪同下，来到稷山探监。据朱静芳回忆，通过山西高院张法官介绍，稷山看守所所长给予热情接待，让她们在该所住了3天，并且法外开恩，允许聂周夫妇相见，尽情畅叙。

　　周颖为了探监的事，曾不断给上级部门写信，而且直接致信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求，结果一次次都让人大失所望。屡费周折办不成的事情，通过下面一个关系却能得以遂愿，在一个不能实行法治的社会中，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更已形成一种潜规则，办任何事情都要看重下面的关节，打通关节往往比官样文件更为重要。一日不实行法治，此风就会日盛一日。以前不过照顾一点人情关系而已，那时的看守所长也不会收钱受贿，若放到现在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当然，周颖探监除了有法官朋友的引见关系外，也还因为聂绀弩在监内受人尊敬，让人同情。山西地方风俗淳厚，人民富有同情心，稷山看守所所长想必也是一个乐善不倦的仁义之人。

　　周颖这次探监，不仅是带来了亲情，而且带来了监外的许多信息。当聂绀弩接到那一纸可恶的无期徒刑的判决时，犹能镇定自若，这除了他自身的豁达和散淡的人格修养是重要的支撑之外，不可忽视的是，周颖事前的探望也是一个精神支持的因素。

　　“探春千里情难表”，这是聂绀弩在《赠周婆》一诗中，对周颖那次探监的深情回忆。

　　申诉之路长漫漫

　　聂绀弩的“现行反革命”案，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4年5月8日作出的判决，判决书指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10日内提出上诉。

　　聂绀弩可谓用足了规定期限，他的上诉是在接到判决书后的第“九天半”才提出上诉的。他口头报告要上诉，看守所工作人员立即传他谈话，下面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聂绀弩，什么时候给你宣判的呢？

　　答：我记得今天是宣判后的第九天了。

　　问：你当时说上诉不？

　　答：说不上诉。

　　问：现在呢？

　　答：上诉。

　　问：为什么？

　　答：主要一点，我向政府表示一个态度：判决书上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如果不上诉，就承认我推翻无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了，不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在我的著作、通信、诗词，自己写的材料、口供里边，都不会有一个字证明我是这样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件事不能一个人做，我和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或组织无任何关系，与我来往的人，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有一个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因此，我觉得判决书上这两句话不能成立。

　　问：判决书上说你经常和“右派”分子散布反动言论，有这事吗？

　　答：我划为“右派”后，不是“右派”的人不和我来往，我只好和一些“右派”的人来往了。

　　问：你为胡风、丁玲等人鸣冤叫屈了吗？

　　答：没有。我给他们写过诗，说他们是人才，屈才了，他们会做事，会对国家有贡献。

　　问：这不算鸣冤叫屈算什么？

　　答：也算鸣冤叫屈。

　　问：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是否有呢？

　　答：我上诉就不提这些。

　　问：你承认有这些？

　　答：承认。

　　问：那么，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干什么？还不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

　　答：这是逻辑推理，不是事实。动机和效果，是两回事，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不一致。我所说的，是不是会产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效果，我还没有体会到。

　　问：不能让你产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效果，如果产生了这个效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被你推翻了，谁还把你关起来？所以也就不存在今天这个谈话。

　　答：对。

　　问：上诉，我们不干涉，你还可以写上诉书，但你这个错误观点，我们要批判你。

　　答：我要写上诉书，就写我上边说的。

　　问：现在给你纸，你写好了，我们给你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去。

　　答：好的。

　　笔录宣读，记录无误。

　　聂绀弩（签字）

　　1974年5月23日

　　谈话次日，聂绀弩交出了一份上诉书，钢笔书写，8页，约3500字。

　　基本上接受判决书的一切，本不想上诉的，所以上诉期过了8天，也没打算写上诉状。第九天，想到有一件事要提一提，也是上诉，也是我向政府表示一个态度。

　　这是开头的话，然后，陈述了四条上诉理由。

　　一、判决书里有这样两句话：“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既说是“妄图”，那就是指动机而言。关于我的动机，我比别人知道得较多，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这种动机。1931年参加“左联”以来，在文学界作过三十几年工作，在我的著作中绝没有我有这种动机的证明。解放后的著作更其如此。历次运动，组织为我作的结论，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话。这次运动中，法院拥有的材料，诗，私人谈话，我自写的材料和口供，也不会有直接达到这种结论的材料。我和著名的“妄图”或真的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集团和阴谋家”林彪、刘少奇或别的人都不认识，更无来往。[www.ideobook.com]

　　二、既然没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判决书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必须承认，判决书上的话是有一定根据的。法院现在拥有关于我的大量材料，比我自己知道的事情还多。对我判决不会有什么主观成分。但有些事已隔多年（在押七年半）我记不起了，印象不免有些模糊，所以我觉得判决书上的这些话虽确凿有据，也不一定能得到我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动机的结论。说我有这种动机，自然是很合逻辑的，但客观事物、思想感情、心理，总是或往往比逻辑所能推理的要复杂一些。我散布反动言论，是从被定为“右派”开始的，而被定为“右派”则有很长的历史原因……

　　（我的反动言论）有些话在现象上像是反对党的什么，实质上是反对周扬。而且，某些话听起来如何反动，因为你知道它出之于右派什么人之口，如果出之于别人，听起来就不觉太反动或简直不反动……是不是我就根本没有反党言论呢？决不是。有许多反动言论。判决书上的话是有根据有分析的。不过事隔多年，我又已衰迈，记不清究竟有多少具体的话罢了。思想感情是容易改变的，上面说，定为“右派”分子后，人们对我的看法有改变，反过来说，我的思想感情也有改变，有极大的改变。我就以犯罪者，被驱逐者的负冤含屈的心情和眼光去看世界，对于党的温暖，党的深仁厚泽，至少是对于我的那一部分是感觉迟钝了。只说这一点就会产生多少反动言论呢？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周扬的一切，无论多少或如何与我有关，对我都是外因，没有我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没有思想感情里的不忠于党和其他反动因素，就无论什么外因都不起作用。虽然没有周扬的事，我的思想感情就不会起变化，但这只是次要的。所以我的罪行应当我自己负责，与周扬很少关系。这里不过提供一点关于思想改变的原因的说明，希望能起到一定参考作用而已。

　　三、我的反动言论中，有几条是或主要是对林彪的。在林彪问题揭露以前，自然被看成恶毒攻击，但现在林彪已被揭露出……应该在我罪行中得到一个扣除，不管这个扣除有多大。

　　四、七八年来，特别是到稷山以来，对认真学习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作过一些努力，对思想改造和别人的学习，发生过一些影响……努力学习也是改悔的一种表现。

　　看守所将聂绀弩的上诉书，寄给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并写有如下公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我们接到罪犯聂绀弩判决书后，就马上向其宣读，并提出该犯是否上诉，该犯当庭多次提出不上诉。我们将宣判笔录和送达回证，一并邮到北京市法院。时隔九天半，该犯突然提出上诉。现将该犯上诉状本邮去，请你们尽快研究并来函通知我们。

　　稷山县公安局看守所

　　1974年5月24日

　　从北京市高级法院的原始收文登记可知，是当年5月30日收到了稷山县的函和聂绀弩的上诉书。但是，直到10月9日，北京市高院才派员到稷山审讯。这可能是法院案多人少，顾之不及，也可能是法院忙于政治运动的原因，1974年的头等大事是批林批孔。那时没有刑事诉讼法，没有审判期限的规定，所以上诉很长时间都无人过问，是常有之事，何况北京与山西稷山路途遥遥，甚多不便。

　　北京高级法院派员到稷山提审聂绀弩的目的，不是考虑聂的上诉理由，不是对聂案重新审理，而是要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说服聂绀弩撤回上诉。他们到稷山之前，就拟写了一个“审讯提纲”，内容如下：

　　提审聂绀弩提纲

　　一、说明我们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问他的上诉理由。

　　二、问明他的历史，历史问题，受过什么处分及其原因。

　　三、问明他的犯罪事实：1、讲政策，要求态度老实。2、有哪些诬蔑伟大领袖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谁讲的，何时何地？如：什么党内不民主，独裁，搞个人崇拜，比晁错，比历史上的皇帝，说什么把帝王那一套跟马列主义结合起来，对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彭罗陆杨、吴晗等垮下来有什么言论，什么排挤有能力的人、资格老的人。3、还诬蔑哪些中央领导同志，如江青同志、周总理等。4、怎样诬蔑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5、怎样诬蔑“文化大革命”和 “反右”斗争？6、怎样诬蔑我们“反苏修”和支援越南问题？7、怎样为胡风、丁玲叫屈？8、写了哪些反动诗词？9、对我国革命怎么看，你说的怎么要“变 ”？10、对文艺革命怎么看，海瑞，谢瑶环？11、和哪些人一起散布反动言论？

　　四、批判教育，针对他的上诉理由批判。1、上诉无理：反革命言论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准备；你的言论中就有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赞扬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的言论。2、批判他一贯反动，大肆诬蔑伟大领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很严重，让他低头认罪，老实改造。3、动员他撤诉。

　　按照上述提纲进行的审讯，结果可想而知，完全达到了法院的预想效果。聂绀弩最后只好说：“今天听了你们的谈话，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明确认识。从前认为自己不是没有犯罪，而是没有这个程度，原以为自己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听了审判员说的这些内容，觉得自己思想是极其反动的。因此，今天我撤诉是非常乐意的。”于是，当场在审判人员递给的一张横格文稿纸上，他写了这样的文本：

　　撤诉书

　　我愿撤回我的上诉书，认罪服判。

　　聂绀弩

　　1974年10月9日

　　事隔数日，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案子了结。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74年10月17日刑事裁定书，主文内容如下：

　　聂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等。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4年5月8日以（72）中刑反字第178号刑事判决，判处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聂犯以空口否认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动机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在本院审理时，聂犯表示认罪服判，提出撤销上诉。经审查，原判正确，准予聂绀弩撤销上诉。特此裁定。

　　这个案子从上诉到准予撤诉，现在看来办案过程似乎有些滑稽。笔者从“文革”时期，就在司法机关工作，自己也不乏经手过类似的案件，那时奉党之命，必定是极其严肃的事情。但现在回头来翻看这些案卷，倒觉得有许多好笑之处，读着那些审讯笔录时而忍俊不禁。这很让人诧异，转而又不能不深深自责：我们的专政机关办案往往就像儿戏一般，而许多人却就在玩弄权势者们的儿戏中断送了一生前程呵。

　　聂绀弩提出上诉的理由，主要是在“动机”两个字上咬文嚼字。这是一种文人的老实。他对他的许多“反动言论”，是供认不讳的，只是不承认有“推翻”和“ 复辟”的动机。审判人员提出：反动言论就是“推翻”的舆论准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进行舆论准备”，这在“文革”中是一个常用的警句，用这个逻辑来驳斥，聂绀弩自然无话可说。至于他讲到“左联”时期“两个口号”论争，因与周扬的前嫌而将他打成“右派”的历史往事，以及他攻击林彪之事应当从“罪行 ”中扣除，在监号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的表现等等，看来振振有词，都是一些站得住脚的上诉理由，但法院却一概不予考虑，让聂绀弩苦心孤诣地把一份上诉书白白地写了三千五百多字。

　　聂绀弩以文章宗匠的功夫，把上诉书写得出手不凡。但他并不十分在意上诉的结果。如果他真当回事，何必等到过了九天半才提起上诉？如果他真当回事，法院来“教育批判”时，他何至于立刻放弃自己的上诉理由，转而表示“认罪服判”呢？我前面说法院办案如同儿戏，其实，聂绀弩本人也如同玩儿了一把。他那么咬文嚼字，其中含着几分诙谐的味道，似乎老聂是用杂文笔法，故意和法院兜了一个圈子。

　　接到高院的终审裁定后，聂绀弩知道他不能在稷山看守所继续待下去了。看守所是关押未决人犯的，终结判决后就要送监狱劳改了。他对这个看守所似乎还很留恋，在那儿交了一些朋友。临行前，给狱友小李写了一首诗：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计短不计长。

　　勘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

　　诗意是：遇到难事时，轻微问题也要看得很重；遇到倒霉时，把时间估计短了不如估计长了好。看破了浮云一样的人生世事，就可以不慌不忙、悠然自得地活着，何必连夜赶时间为别人缝制嫁妆呢？这是何等疏放的胸襟！

　　他认为把倒霉的时间估计长了好，所以判了无期徒刑，仍然那样豁达。

　　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74年10月末，转至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虽然自己撤回了上诉，夫人周颖却为他着急：古稀之人了，判个无期徒刑，那还不是要老死狱中吗？你还在那儿读《资本论》，三大卷还不够看，写信又要第四卷，马列主义老专家们还没有看过第四卷呢，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你还想干什么呢？这一对夫妻从年轻时恋爱结婚，中间虽然有过一段龃龉，而在1957年以后的罹难，愈使他们命运相系，毕竟是一辈子的感情了，老聂坐无期徒刑等于死囚一样，周婆怎能坐视不理？她一面借了山西高级法院朱静芳的关系，到临汾监狱奔走活动，争取减刑、保外就医，以望老聂生还；另一面在北京四处托人，投书中央领导，请求司法机关对聂案重新审理。

　　周颖代聂申诉，分别向周恩来、邓小平、王震写信，后又致信胡乔木，胡将申诉信转给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华国锋，华批交公安部查问。北京市高级法院对聂案再次审查后，提出：改判聂绀弩有期徒刑15年，准其监外就医。此意见经报北京市委批准。但是，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原因，法院推迟宣判。到 1977年4月，北京高院才又把聂绀弩案子拿起来，准备到山西宣布减刑的判决，而山西方面已经在1976年9月将聂绀弩按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释放回京。北京高院遂与山西函洽，得悉聂已回京的详情后，如再去宣布改判那就毫无意义，只好把改判15年的判决书，作了废纸一张。这是聂案申诉过程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在聂出狱回京之后，经过一段休养将息，加之适逢中央指示复查“文革”中冤假错案的有利形势，聂绀弩致函邓小平和中央组织部胡耀邦、陈野苹，对他的案件全面提起申诉。邓小平批示：“请中央统战部复查，提出意见。”中组部也函示北京法院对聂案予以复议。同时有民革中央朱蕴山，写信给当时主政北京市委的一把手林乎加，提出请北京法院“迅即将聂绀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林乎加批示：“老作家，抓紧查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3月 10日作出对聂绀弩的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同日，到聂住地宣布，并送达了判决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于1979年1月，作出关于聂绀弩“右派 ”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其原文艺二级工资级别。

　　兹将两个阶段的申诉及处理的相关文本材料，摘引如下。

　　一、聂案申诉的第一阶段（1975年至1977年）

　　胡乔木写给华国锋的信：

　　国锋同志：附上聂绀弩之妻周颖（原在邮电部工作，现参加市政协学习）写的关于聂被捕时间、服刑地点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聂的裁定书一份。据周称：聂何以被捕判罪，她和他至今仍完全不解，所以说罪名并非事实（或基本不是事实）。聂曾企图上诉，即被有关方面采取不停顿的审问方法使之疲劳不堪，不得不表示认罪，撤销上诉。以上情节似乎与常理不合，但均不知是否属实。据裁定书，聂原任政协文史资料编辑。据所附材料，聂原住西直门内半壁街35号，周现住地安门东不压桥新门牌14号。望转有关同志查询一下。

　　敬礼。

　　胡乔木

　　1975年10月11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周颖为反革命犯聂绀弩申诉案件的报告》：

　　 ……（聂绀弩）1967年1月25日，因现行反革命罪经公安部批准，由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74年5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聂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聂犯不服，以他没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和能认罪悔改为由，提出上诉，要求从轻处理。同年10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认为聂犯罪行属实，证据确凿，经教育后聂犯撤销了上诉。

　　1975年5月至10月，聂犯之妻周颖（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先后分别向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王震副总理等领导同志写信为聂犯申诉，均已转来我院。周颖又向胡乔木同志写信申诉，胡乔木同志于今（去）年10月11日把申诉信转给华国锋同志，11月2日华国锋同志批交中央公安部“派人查问情况”。周颖在申诉信中说聂犯没有犯罪，并说审讯中有“逼供信”，是个“冤案”，以及聂年老体弱有病，希望先放出来治病。

　　我院再次对聂犯的案件进行了审查，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聂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大量书写反动诗词，幻想变天，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罪行属实，证据确凿，本人亦供认。经报市革委批准，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正确的。周颖的申诉，完全是无根据的为聂犯翻案的行为，应予驳回。

　　但是，我们考虑：聂犯于三四十年代在文化界有一定影响，现已监押8年多，尚能认罪伏法，有一定的悔改表现，又因年老体弱，中央统战部李金德同志也曾提出“别让他死在狱中”的意见。拟将聂犯从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准其监外就医。聂犯现关押在山西省，属该省公安局管理的犯人，监外就医问题请公安部通知。出狱前对聂犯进行守法教育，对周颖也进行必要的教育。

　　以上情况，均与公安部交换过意见。

　　经调查了解：周颖的户口在朝阳门外大屯花严厂村14号（系农民的房子）属大屯派出所管界，有一个女儿聂海燕现在中国歌舞团工作，住宣武区南华东街2号。故聂犯监外就医需送回北京家中。（1976年1月14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不再对反革命犯聂绀弩改判的报告：

　　我院于1976年1月报请市革委会，对反革命犯聂绀弩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准其监外就医，已经市委批准。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我们对聂犯减刑案有意推迟宣判。同年10月，“四人帮”揪出后，我们又重新对聂犯的罪行进行审查核实，原认定聂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罪行属实，原决定减刑也是正确的。正拟去山西对聂犯宣判减刑决定时，发现山西省公安局于1976年9月25日已将聂犯按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释放回京。当时并未通知我们。鉴于以上情况，我们意见：聂犯已经释放，再宣判减刑已无实际意义，故拟承认山西公安局的决定，不再按减刑办理了。（1977年4月9日）

　　二、聂案申诉的第二阶段（1978年至1979年）

　　聂绀弩致邓小平的申诉信：

　　邓副主席：现在谨将我遭受迫害的经过向您陈述如下：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7年1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当时没有说明逮捕的理由。在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关押5个月后，才开始对我进行审问，要我交代有无攻击中央首长的言论。经过多次审问，最后审判员才明确地要我回答：“是否对江青和林彪说过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的话？”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被捕的原因。我承认曾听别人议论过，而我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我是因为对江青在30年代的生活情况有所了解，同时对于她和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互相勾结、互相吹捧有所不满，所以听别人说他们有暧昧关系，我也相信，因而也说同样的话。

　　我承认了以后，就没有对我再进行审问。1969年间，将我从北京押往山西临汾、稷山两地关押。到1974年5月间，稷山看守所向我宣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74年5月8日对我的判决书，以“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判处我无期徒刑。我当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两月后，该院派来两名工作人员对我进行重新审问，他们说：“我们对你重新审问，看你的态度，态度不好还可以加重处理，如果你撤销上诉就不审问了。”在这种压力下，我撤销了上诉。同年10月间，被送到山西临汾第三监狱服刑。直到1976年9月25日，监狱负责人突然通知我，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将我作为“国民党党政军特县团级以上人员”，并同其他具有此种身份的人一起宽大释放。

　　我自被捕直到释放，失去自由整整9年8个月。于1976年11月1日回到北京，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知：从1977年1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员会领取生活费18元，生活当然极其窘困。

　　现在我有几个请求向您提出：一，撤销北京市法院对我的判决。二，在有关研究、编辑、出版部门能尽早给我安排工作。我还能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一些工作。今后拟重写有关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著作，并计划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文章。三，发还在“文革”中抄去我的文稿、书籍及存款1300元。

　　聂绀弩谨呈

　　1977年10月17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函：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人员聂绀弩于1974年5月被你院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被关押九年八个月，1976 年11月释放回京。现聂绀弩来我部申诉，认为对他判刑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要求撤销原判，予以平反。他并要求归还关押期间所写的文稿。现将他的申诉材料转去。请你们认真对待他的申诉，从速予以复议，应把一切不实之词推倒，恢复名誉，切实落实党的政策。我们已与全国政协联系，对聂绀弩目前生活上的困难，请他们酌情予以照顾。对聂绀弩的复议结果，请及时通知本人，并告我们。

　　中共中央组织部

　　1978年4月6日

　　朱蕴山致林乎加的信：

　　乎加同志：

　　知道您主持北京市的工作，我很高兴和欢迎。向您反映一件至今未得平反的冤案，请您指示改正。著名左翼作家聂绀弩，从三十年代起，就在鲁迅先生领导下，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在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领导下，进行党的文艺工作。解放前，他的各种作品，特别是大量犀利的杂文，宣传党的主张，歌颂党的事业，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启发人民的觉悟，在全国特别是国统区，起过很大影响。解放后，在香港任文汇报总主笔，1950年调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古典部主任，1960年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仅仅因为他和别人议论过林彪和江青的私生活，就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前后关押10年，直到1976年才被当作“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宽大释放。他现在77岁，年老多病，每月仅从街道上领取18元生活费，非常困难。这样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老作家，沉冤不得昭雪，生活不能安定，晚年精力不能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实在是国家的损失。关于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已批转全国政协由齐燕铭同志负责解决，并已交李霄路副秘书长办理。现因燕铭同志逝世，绀弩的问题仍未解决。我和绀弩数十年知交，对他很了解，故特向您反映，请你指示北京市法院，迅即将聂绀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为幸。

　　此致，政绥！

　　朱蕴山

　　1978年11月11日

　　陈荒煤（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致齐燕铭（全国政协秘书长）的信及齐的批示：

　　燕铭同志：

　　我所许觉民同志受周扬同志委托，去看望聂绀弩同志，据说现在尚未分配工作，每月仅给生活费18元，且因哮喘卧床。说你曾经说要安排他到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不知能否早日解决？这个人是黄埔二期的学生，一直还是跟党走的。57年因其妻周颖问题牵连划为“右派”，后又受“四人帮”迫害打为反革命。现“右派 ”都已平反，实在应尽早安排部分工作，发挥其一技之长！也许你忙，忘了此事，特此告知此情，希能早日解决他的问题。

　　陈荒煤

　　5月20日晚

　　齐燕铭批：

　　先要北京市高级法院解决他的政治问题，然后安排为文史资料委员。5月26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笔录：

　　本院刑事审判庭于1979年3月10日由许□□担任审判长，在东直门外新源里西9楼3单元32号对聂绀弩一案公开宣判，由书记员罗□担任记录，政协石□同志也参加。

　　审判长宣读判决：聂绀弩一案反革命罪不成立，宣布无罪。

　　当事人对判决的意见：我没什么意见，抄我的东西就无所谓了，主要是一些稿件、资料我想要，还有在山西监狱也写了一些东西，不知道他们留下没有。我非常感谢。

　　收到判决一份，聂绀弩（签字）1979年3月10日。

　　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聂绀弩经过一捕一放、10年囚禁的苦难淬砺，使他的诗魂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轶诗幸存档案中

　　关于写武汉大桥的诗

　　1964年夏，聂绀弩南行去了武汉，写了一组关于武汉大桥的诗。据他致舒芜信中称：“武汉大桥卅余首，曾抄以示人，其人了不惜意，谓仅一联可取。旋被搜去，亦未念之。今思是亦有可忆存之处，忆之三日，仅得十余首。”

　　现在我看到的档案材料中，抄录了《望桥》、《桥夜》、《桥上望江》等为题的诗共12首，前面并有题记云：“作武汉大桥卅余首，描桥者均不佳，有关杂诗反较可。录十二首。”这个题记与给舒芜的信亦相吻合。这些诗中，有三首是《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书中尚未收录的：

　　（一）望桥

　　蛇龟一桥舁天轻，更利长驱百万兵。

　　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

　　阑干楚魏三千客，瓮洞齐燕七二城。

　　既出隆中莫高卧，匡时济世赖先生。

　　（二）桥夜

　　昨梦江华廿四桥，桥桥倒影浴清宵。

　　搅教明月经天怯，抖得群星落水娇。

　　江是人民天下水，桥如十五女儿腰。

　　每桥星月临江际，多少嫦娥把镜瞧。

　　（三）结桥

　　一桥飞架万红中，七亿人民毛泽东。

　　天地以来欣大济，汉江云上仰高风。

　　新华水阔山梁回，故国春深海宇同。

　　正把村歌歌向党，敲歌韵落水晶宫。

　　聂绀弩游览长江大桥的时候，正是他两次罹难之间那几年，既是“右派”帽子摘了，“四清”和“文革”也尚未临近，而且，他被允许自由往外地做调查研究，所以，心情较为舒坦，甚至偶尔还会回复到“匡时济世”的理想主义状态中。从这三首诗看来，诗人情绪是较为惬意、昂扬、积极的。第一首状写大桥气势，引出了历史典故。第二首写江桥夜景，作了美丽的描绘。第三首诗是对国家繁荣赞美。诗中出现了对毛泽东的歌颂，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诗人的心境，还是顺应于时代的。[www.ideobook.com]

　　然而，好景不长，风云骤作，满腔赤诚的诗人竟被他歌颂的时代所抛弃，他的诗没有进入他理想的“水晶宫”中，却是再一次被打进了阴森森的牢囚里。这不是诗人的错误，不要责怪诗人对时代的歌颂。这是时代本身的自我讽刺。读了这三首诗，联想到诗人经历的坎坷曲变，我们不能不为他深深地悲哀，也为那个荒诞不经的时代深深地悲哀。

　　“次等罪证”诗八首

　　有这么几首诗，专政机关也作为聂绀弩写的“反动诗”搜集了，也抄录呈送给上级领导了，但是，要正式判刑的时候，却没有移送给法院，法院在审判中也没有提起。究其原因，或者是这几首诗的“反动”和“恶毒”程度不如别的诗，或者是认为有几首主要的“反动诗”作为证据就足够了，不需要罗列那么多东西。因而，就把这八首诗，姑且称之为“次等罪证”吧。

　　（一）荒庭酬苗子寒斋即事

　　荒庭落木又纷纷，岁暮耽书远妇醇。

　　偷作批庄评杜客，怕嗤厚古薄今人。

　　首尾冠裳曾戴脱，池塘风水偶平皴。

　　毛肚开堂寒更好，几时破例一杯巡。

　　荒庭，即荒凉的庭院。杜甫《禹庙》诗云：“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聂写这首诗以“荒庭”作题，显然是在为自身的住所生事而发出感慨。聂绀弩从北大荒回京后，蛰居僻室，只耽好读书，而远离酒色。暗中研究《庄子》和杜诗，还怕有“厚古薄今”的非议。诗中虽言“怕嗤”，其实问题还不是怕人讥笑，倒不如说是怕受到批判更为现实。诗的五、六两句说得很清楚：“右派”的帽子和尾巴（首尾冠裳）虽然算是脱掉了，但仍面对着风谲云诡的形势（池塘风水）。诗人内心的郁闷不满，几句诗中已经吐露无遗。全诗却妙在结尾两句，蓦地转到要相约朋友去吃牛肚火锅，共饮一巡，这么轻轻地一收，似乎就把诗中的愤慨掩饰了。既能以诗呼怨号愤，又显得心志平和，这大概是自古以来大诗家所惯用的伎俩。

　　（二）毛肚开堂和苗公

　　毛肚开堂等发薪，管他酒烈与烟醇。

　　忆初同试川江味，似有参观外国人。

　　沾口活牙能辣脱，偎炉冻脸可烘皴。

　　定然狂醉归休晚，怕李金吾正夜巡。

　　与上一首同韵，都是与黄苗子唱酬的诗，但这一首写得很轻松，完全是友人之间的调笑之作。辣味火锅沾嘴能把牙辣得活脱下来，热烘烘的炉火能把冻脸烤皱了，定然喝得狂醉才回家，怕是恰好碰上巡逻的警备人员哩！老聂这笔调真是活灵活现，风趣极了。

　　（三）谢祖光烤肉之饯

　　欲往梁山寻我句，遽来宣内把君觞。

　　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

　　明日甲辰寒食节，主人武进吴祖光。

　　江南赶与春同住，回味今宵意定长。

　　1964年聂绀弩离京南行前，吴祖光为他饯行，因而写这首诗，却完全避开了平常的客套，前面三联似同玩笑，尾联用了“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这句宋词的诗意，转而引出“回味今宵”，顿然由诙谐而至隽永，似很平淡的字句间醇味尽出。聂写给吴的另一首诗中，曾有这样的对句：“读书爱读《红旗谱》，听戏专听新凤霞”，以“红旗谱”对“新凤霞”，这首诗中又以“寒食节”对“吴祖光”，都很巧妙。善于选择对仗词语，诚为聂绀弩拿手工夫。

　　（四）贾宝玉

　　道是多情却不情，不情情始是情僧。

　　游逢乳燕寒暄久，听赋落花涕泪倾。

　　几个真才非怪物，一生知己但颦卿。

　　补天庸了浑闲事，去婢探牢感更惊。

　　聂绀弩是研究《水浒》的专家，也是“红学”专家，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他没有能够在古典文学学术领域充分展现才华，但从他留下的诗篇中，也足以显示其睿智的眼光和学术造诣。聂诗中有多篇内容涉及《红楼梦》，其中不乏妙言警句。如《宝玉与黛玉》一诗的颈联:“潇湘梦歇珠魂杳，木石盟虚衲影秋”，文字洗练，对仗工巧，对宝黛结局作了深刻概括，简直胜过了许多长篇阔论。《贾宝玉》这首诗中又一佳联：“几个真才非怪物，一生知己但颦卿”，极其淋漓透彻地道破了宝玉其人的“怪物”、“情僧”的本质。“游逢乳燕”、“听赋落花”，“补天”、“去婢”，本事都在《红楼梦》原著中，能够信手入诗，亦足见其研究的精到和娴熟。

　　（五）无题

　　垒块须眉两奈何，仙人岛上借吟哦。

　　孙行者脱火云洞，猪八戒过子母河。

　　嗟我怀人十年往，涉江哀郢九章歌。

　　胸中自有相思树，不假名园郭橐驼。

　　这是聂绀弩为怀念胡风所写的一首七律。颔联借《西游记》中的故事，隐喻遭遇艰难的种种经历。颈联引用《诗经》中的“嗟我怀人”与《楚辞》的《九章》，抒发思念与忧愤之情。初发现这首诗，是抄写在线装书《蕙愔阁诗集》书页的边缝处。写作时间应在1965年，正是与“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发生相距10年，所以诗中有“嗟我怀人十年往”句。随后发现的聂绀弩在“文革”初“乱画”的手稿，上面穿插录了两首怀念胡风的诗，即是《血压三首》中的“尔身虽在尔头亡” 和这首无题诗。这两首诗是聂绀弩凝聚了心血的作品。

　　（六）七夕

　　死以青蝇为吊客，生逢白虎入丧门。

　　吁嗟脑海花岗石，缩纳灵山玉女盆。

　　纵有神通如鬼谷，争教人巧乞天孙。

　　翻疑微月繁星际，只有吾心万马屯。

　　题虽为《七夕》，前四句却只写心中块垒。到五、六句才切题：“纵有神通如鬼谷，争教人巧乞天孙”，此意近乎宋人杨朴的“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几多。”但用鬼谷子作比，“乞巧”的意义已引申到了纵横捭阖的权术方面。聂绀弩由自己的身世遭逢，想到人世的“巧”愈来愈多，而这“巧”却不是“五色纫针补衮衣”的那种女巧，而是人际间的尔虞我诈、权谋倾轧，倜傥孤直之士在这种氛围中无可奈何，花岗岩脑袋硬塞到玉女盆中去也洗之不化，生已如入丧门，只待死后青蝇祭吊了。纵观全诗，诗人借七夕发出的这些慨叹，并非是悲观低落的情调。结尾一句“只有吾心万马屯”，境界顿然提升，表现出诗人在挫折面前，仍然守持着宽广的胸怀和豪情壮志。

　　（七）答雪峰

　　滔滔江水东非东，浊酒盈樽中不中。

　　九仞为山止吾止，显微镜揽虫哉虫。

　　先生自似庄齐物，明日倘逢党整风。

　　事有是非兼曲直，时仍春夏复秋冬。

　　这首诗前四句连用了“东非东”、“中不中”、“止吾止”、“虫哉虫”这种复叠式的修辞，放在一首律诗中似有一点板滞，但也表现了作者任意腾挪摆布的文字功底。诗的大意是说，世事正处在错综混淆的时候，东不是东，中不是中，“为山九仞”的事业半途而废，还要时时防备显微镜式的监视搜查。虽然先生具有庄子《齐物论》的修养，倘若遇上党整风也无济于事。然而事情毕竟会有是非曲直之分，四时万物变化也都有着一定的客观规律。

　　聂绀弩为冯雪峰写过多首赠答思怀的诗，这首是其中之一。冯在1957年成为文艺界最大的“右派”，一些同人唯恐避之不及，聂与冯却始终友情交处，表现了特立独行的气节。

　　（八）遇狼

　　南亩馌羹一横杠，道逢狞犬色苍黄。

　　毛丰体硕腰身细，鼻白嘴尖尾曳长。

　　尔向空山行猎好，谁教大野守田忙。

　　跃奔回头如相恋，忽听人呼赶打狼。

　　这是写在北大荒劳动时，送饭途中遇狼一事。失落在诉讼档案中的这首诗的手稿，大约写于从北大荒回京之后不久。收在《北荒草》中还有一首《遇狼》，应是后作，即是聂从山西临汾监狱释出、“文革”结束以后重新写的。大约是诗人重温旧作时已经回忆不清，只能另写。前作描述，遇狼当时并不以为是狼，只认为是一只猎狗，所以与它开玩笑说：“你应当去山里猎取野类才好，谁用你在这儿忙着守大田呢？”接下来写“跃奔回头如相恋”，神态还很可爱，直到忽然听见有人呼叫打狼，才知道那“狗”原来是狼。这肯定是诗人以前从未见过真实的狼，不能辨认也在情理之中，诗中描摹逼真可信，颇具风趣。后作则不然，开始着笔就做真的遇狼写，“狞牙巨口向人张”，狼跑走时也没有了回头的表示，反而变成“见余挥杖仓皇遁”，诗味已寡。所以，两首《遇狼》诗中，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首前作。

　　轶句拾零

　　有些从档案中看到的诗稿，与后来正式出版的聂绀弩诗集相对比，有不少字句不同之处。有一些诗句是完全改换过的，这就多出了一些散句。还有的原诗已不存，只有断句散见于其他材料中。现将一些主要的轶句，列举如下：

　　草创文章费琢磨。（《搓草绳》原创第一句）

　　天涯此刻怜枯草，堪与罗裙一系么？（《搓草绳》原创第七、八句）

　　碧草如茵虽广漠，老牛何时不馋饥？（《放牛》原创第一、二句）

　　我觉江山多草就，江山笑我一牛骑。（《放牛》原创第五、六句）

　　诛茅拓土平生事，岂逐流风偶一为！（《割草赠莫言》第七、八句）

　　额汗桃花同雨坠，千间广厦有来时。（《脱坯同林义》第七、八句）

　　我本杞人爱天坠。（此句出自聂写给某医生的一首古风，诗题为“头痛答医”，全诗不存）

　　卅年慷慨轻狂地。（《旅舍侯胡三流不至》原创首句。这首诗后改为《广州调三流》，首句另写）

　　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约写于1965年，全诗不存）

　　不怕脸红牙慧拾，最医喉鲠耳光挝。（只此一联，未见全诗）

　　“小人顽劣谁知罪，感恩但洒相思泪。”这是写给香港友人梁诏（聂称诏兄）的一首长诗中的两句。1964年9月31日聂绀弩致高旅信中，曾说到为梁诏寄诗一事，然全诗未详。从相关资料中可知，这首长诗的内容是说诏兄是一个奇人，满肚子马列主义，又能自己制出油印的油墨，时代变迁使他留在了香港，这几年内地发生饥荒，“我”（聂用第一人称）又是一个罪人，偶然机会诏兄得知“我”在北京潦倒穷愁的情况，便寄来油、糖、肉罐头等等，使“我”绝处逢生，一家戴德。诗中有“人生最贵是交谊”一句。聂绀弩当时对人解释“小人顽劣谁知罪”时说：“我们这些‘小人’确实到现在还不知道罪在何处，但是得到朋友寄来肉罐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还值得活下去。”

　　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

　　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

　　（此两联，都是从聂绀弩1966年写的草稿中检出，似无全诗完成）

　　卅年及时雨，二月轰天雷。（怀念夏衍的诗，一次友人谈话中只提到这两句，全诗不详）

　　田园鸡犬桃千树，蓑笠楼台水一方。

　　我指新村向人论，此间人事最沧桑。

　　（这是《疍户》另稿中的后四句。《疍户》是一首写潮汕一带水上人家的诗，收在聂著《南山集》。但现在从诉讼档案中发现的这首诗的手稿，与已入书的诗作对照，只有前四句相同。手稿的后四句便也成了轶句。）

　　一首诗有前后字句不同的稿本，甚至差异很大，如《遇狼》和这首《疍户》，这种情况在聂诗中可谓屡见不鲜。除了作者不断修改旧作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身处形势动荡之中，不少作品是在烧掉或散失之后，重新回忆补作的。一作两稿并存，往往各见千秋，这也显见出诗人的文学修养深厚和诗笔的敏捷。聂绀弩博于阅览，积淀颇富，犹似储备了丰裕的“诗材”，写诗时便如大将用兵，所向无不如意。

　　从上面这些轶句来看，不乏旨趣深蕴、出口不凡的佳句，值得保留。有一些诗中句子所以被改换，我认为多数情况是由于原稿散失，回忆不清，诗人重写时只好另作。现在我们有幸找到了一些轶稿，这就不妨两种稿本并存，以资后人研究。

　　轶诗轶句知多少

　　遗留在档案中的轶诗，一是原来被人举报，送交政法机关的诗稿；二是被捕时搜查取到的诗稿；三是司法机关抄录，用作定罪证据的；四是聂公在狱中回忆旧作，记录在监狱学习用的纸张上的。

　　所发现轶诗，已经陆续写成介绍文章，在报刊发表，包括：

　　《吊若海》（写入《诗狱最是莫白冤》中）1 首；

　　《几首咏猫的“反动诗”》5首；

　　《叠韵联翩见诗才》文中“灰”韵叠韵诗28首；

　　写武汉大桥的诗，3首；

　　归为“次等罪证”诗8首；

　　另有《查慧九以其与良平同游望江楼诗见示次和》2首等等。

　　以上计得轶诗54首。轶句没有全部计数，上文选录16句（联）。

　　编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侯井天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收集聂公遗诗，屡有新的发现。其散失作品如此之多，这一点就已足以说明诗人的生平是如何的坎坷了。也许正因为坎坷，诗才精湛；正因为遗散，寻找回来才更珍贵。

　　当代旧体诗词写作，从表面看出现了一种似乎繁荣的局面，从内质剖视却是一种浮躁现象。写五七言句的人越来越多了，但也造成一种误区，一些作者缺少生活历练和基本的文学素养，却自以为已得其道，甚至以突破格律声韵的规范为能事，“创作”了越来越多的“非诗”之作。想写诗词，入门必须从正、从严、从高，切忌浮躁，这是我在整理绀弩轶诗时的一点感想。每读其诗，未尝不想见其人，所以感触也。

　　吴虞原是启蒙人

　　上文提到，所发现的聂绀弩轶诗中，还有《查慧九以其与良平同游望江楼诗见示次和》二首。

　　查慧九，湖北京山人，聂绀弩的高小同学，曾在广东省参事室等部门工作。良平，即陈良屏，也是京山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晚年在山西平遥中学任教，为该县政协委员。查慧九与陈良屏同游成都望江楼时，写了一首诗，送给聂绀弩。聂绀弩为此写了两首和诗，时间大约是1964年。

　　我从档案中发现了这两首诗稿，遂复印寄给侯井天。原稿是毛笔书法，竖写。复印时，因最后一行诗在装订线处，未能印全，当时我也没有留意。到我收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六稿印本）后，才见此诗最后一句阙如，画了七个空白的小方框。待我把档案又找出来看时，眼睛豁然一亮：那丢失了的一句诗，是多么重要的一句呵！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

　　单父台高李杜登，锦城私馆缺烟灯。

　　江山万里孙希曙，生死卅年鲍慧僧。

　　我老无文从耳掴，君今传世有诗凭。

　　枕江还卖鲇鱼否？幸为倾杯吊又陵。

　　“幸为倾杯吊又陵”，就是重新找回来的一个诗句，由此，引出了一个人物：吴又陵。

　　诗的一、二句，是与对方的赠诗相对接。查慧九时住成都，聂绀弩在诗中以李白、杜甫一同登过的单父台比喻望江楼，并且联想到了“锦城烟馆”。第三、四句，是追忆另外两位同乡，即孙希曙和鲍慧僧，他们都是湖北京山人。孙是聂的师弟，孙的父亲是聂的启蒙先生。鲍是京山县的革命先行者，早年病逝。诗的第五、六句，又回到聂与查二人的诗文交往上：我老了，做不出诗文来当受掴责，而你有诗作是可以传世的呵！这就从成都望江楼一跃而至“江山万里”、“生死卅年”，诗思飞扬，横亘时空而跳跃，境界何其寥廓。

　　这首诗最为奇绝的，还是最后两句。如果说，第一、二句起笔，是做好了跳跃的架势，所以第三、四句才能一跃无涯；那么，第五、六句的回转，则是为第七、八句的更大跳跃做准备的。“枕江还卖鲇鱼否，幸为倾杯吊又陵”——想起了成都枕江楼的鲇鱼美名天下，现在是否还在卖呢？如有此幸，当为一倾杯酒来祭奠吴又陵先生呵！这里诗笔一跃，从历史的时空中找回了吴又陵这个人物。

　　回味全诗，前面述及的一些人事其实都是铺垫，落笔处点出了“祭又陵”才是写这首诗的深意所在。

　　吴又陵即吴虞，是一位几乎被我们遗忘了的思想家。五四时期，他是曾被誉之为“打店老英雄”的。“打店”是指“打倒孔家店”，这是当年新文化运动中，喊得极响亮的一个口号。吴又陵获得这个称号，是出之于胡适为《吴虞文录》一书写的序中。胡适还以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的精神作比喻，高度评价说：“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

　　《吴虞文录》是上世纪早期在青年中颇有影响的一本书，聂绀弩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热烈的崇拜者。聂绀弩后来在他的杂文中，多次写到了吴又陵。

　　1934年5月，聂绀弩在成都，和朋友从一处题匾名曰“爱智庐”的宅前经过时，朋友告诉他说那是吴又陵的住宅。他于是顿生感触，写下了《爱智庐》这篇杂文，文中写道：“10年以前，对于这位吴老头子的文章，我是个热情的读者。他给予我的影响，在当时怕很少人能够比得上……我怀念着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了。现在说我到了他的住宅的门前，说是要我愿意，就可以马上进去看见他，我的心情是怎样激动着哟！”“诚然，《吴虞文录》的基本观念，在现在看来，该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哪怕这样，就全体来说，在‘打店’运动上，却演了一个了不起的角色；并且，《文录》中谈礼说孝的文章，就我所知，到现在为止，还是最勇敢，最透彻，最确切，最渊博的东西。”

　　在《从〈吴虞文录〉说到〈花月痕〉》一文中，聂绀弩又写道：“五四时代，有一本著名的小书《吴虞文录》，是成都吴又陵所著，可说是响应鲁迅的《狂人日记》及以这篇小说为中心的反封建的全部思想的。里面《吃人与礼教》是直接宣布受鲁迅影响，其他非礼、非孝、非儒、非孔的文章则是当时以鲁迅为中心的整个反封建思想的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不知这本小册子的一般影响如何，我是深受了他的教益，认为现在的读者还应该读，应该有出版社重印的。”

　　1980年4月，聂绀弩在为其杂文集写的自序中，谈到他的思想启蒙经过时，又一次写道：“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和一本《吴虞文录》，使我的思想渐渐偏于民主主义方面来。”

　　笔者手边现在就有一本《吴虞文录》，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初版，中华中国十八年四月六版”，亚东图书馆印行的。在《吃人的礼教》一文中，吴虞写道：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这正是奇怪了！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接下来的一篇，是《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文中说：

　　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段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义输入，恐再二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宪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断言也。

　　读了这些内容，我们便知道，聂绀弩青年时代是接受了这样的启蒙呵！

　　吴又陵于1921年至1925年间，曾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因写艳体诗被舆论斥为“文人无行”。从北大被逐后，又曾在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执教。自 1933年学校解聘，就赋闲在家，直至1949年逝世。聂绀弩为此深感遗憾地说：“这是很可悲的，如果（吴又陵）留在北京，不说别的，多写几篇《文录》之类的文章，我们的思想史会要充实一些吧。”

　　吴又陵曾在日本学习法律。也许是和我相同专业的原因吧，我便有一种好感。待我粗粗地浏览过《吴虞文录》之后，也有了同聂绀弩一样的遗憾。我认为形成吴又陵的非儒反孔的民主激进思想，这是与他学习法律大有关系的。胡适说，吴又陵和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同时又指出，“吴先生是学过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与独秀稍不同”。这里所说的不同，就在于吴又陵对旧思想旧制度的批判，不仅是吸纳了西方进步思想家的民主观念，而且是在将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与欧美各国宪法、刑法、民法的比较对勘中得出论断，从而展开了对欺人吃人的封建礼法制度的抨击。

　　大凡学习法律的人，首先接受的便是民主主义和法律至上的思想观念。传统的儒家宗法思想，则是人治的思想基础，与现代民主法治思想在根本问题上是相冲突的。在我国，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而迄今真正研究法律的人，尤其是通晓国外法治的人，依然是很少的。司法改革依然迟缓，实现民主政治的过程是非常艰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聂绀弩说得太好了，如果多有一些吴又陵这样的人物，我们的思想史就会要充实一些。

　　聂绀弩有一篇题为《山城的五四》的散文，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只是读读李白、杜甫、曹雪芹、冷红生之类，“关在房里啮蚀着自己的青春 ”。武汉学联合会的人到了京山组织集会，演讲五四运动、声讨卖国贼等内容，竟然有人发问：“亡国奴是什么？”“国怎么能卖呢？卖得多少钱呢？”聂绀弩那时也还懵懂，对学生爱国运动无动于衷。但他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向往新世界，而毅然走出了山城。是什么力量转变了他呢？这就是思想的传播。对他启蒙最大、感染最深、激发最强的，正是吴又陵。

　　聂绀弩18岁那年，离家赴沪，也是《吴虞文录》出版的翌年。到1964年，他写“幸为倾杯吊又陵”时，已经过去了43年。为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的聂绀弩，这时却以一个摘帽“右派”的身份，关在房里啮蚀着自己的余年。这时，他想起吴虞的启蒙，会是怎样一种百感交集、无言以诉的心境呢？他只想将一杯祭奠吴虞的酒，洒在成都望江楼边，也算是对青春旧梦的一点回味吧。

　　正如白居易曾有诗云：“还有少年春气味，时时暂到梦中来。”

　　新四军中战友情

　　从《访东平故居》五首诗谈起

　　聂绀弩有过两次军队生涯。第一次是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翌年参加东征，并在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官。1926年以后行踪不定，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南京中央通讯社任职，日本东京和上海参加“左联”活动。第二次进入军队是1938年，到了皖南，在新四军军部从事文化工作。

　　两次军旅生活时间都不长，但他具有某种军人的性格。对他的文学事业影响也很深，海丰和皖南的影子出现在他许多的作品中。如在《小号兵》这篇短文中，他这样写一个冬天的早晨的情景：

　　正走着，什么地方的军乐队由远而近地送来一阵嘹亮的号音。那号音在寂静的街上震颤、回旋，仿佛石投入水时所引起的涟漪。我不自觉地放缓了脚步，侧耳探索那号音的来处，我究竟爱军队的呀！

　　转眼之间，军乐队从对过不远的一条窄巷里出来了……我想：“孩子们长大起来了！”不觉欢悦地点着头，独自在心里发出无名的欢笑，仿佛看见那些小号兵，正在前线吹着冲锋号，驱遣着英勇的将士杀戮敌人！

　　档案中有几页忆写旧作的诗稿，钢笔书写，与聂绀弩的笔迹似有不同。有可能是牢房中条件所限，草率写来，字迹有所变形。也有可能这是关在一起的狱友所誊写，非本人手迹。这几页诗稿中有《访丘东平故居》诗五首，是聂绀弩1964年南下广东时的旧作。诗的内容虽然是怀念新四军中的战友，其间却流露着他自己在那些战斗岁月中的切身感受。

　　（一）

　　英雄树上没花开，马福兰村有草莱。

　　难兄难弟此墙屋，成龙成虎各风雷。

　　才三十岁真雄鬼，无第七连也霸才。

　　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

　　“英雄树”明指木棉，而语意双关。既“没花开”，且“有草莱”，烈士故居的苍凉气氛扑面而来；由此自然引出了东平弟兄们如龙似虎、搏击风雷的往事怀想。东平兄弟八人，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有他兄弟四人同上战场。1938年东平进入新四军，1941年牺牲，时仅31岁，所以说是“才三十岁真雄鬼 ”。“无第七连也霸才”，是反衬的写法，正面表述应该是：“你留下了《第七连》这样卓越的作品，在文学上占据着的地位当然是更加凸显了！”七律的最后两句，以东平的鹤发老母亲临门相迎而收结。全诗意境由近及远，再由远而近，概括了东平的家庭生世，凝注了深刻的思念。

　　（二）

　　浊浪淘沙百战鏖，进攻速决又迂包。

　　江东子弟娴兵甲，天下英雄爱堑壕。

　　谋划帐中虎皮椅，声威马上鬼头刀。

　　东风暮雨丘郎便，打打吹吹扑敌巢。

　　先以“浊浪淘沙”渲染战争气氛，接着对具体的战事作了描述。第三联以“虎皮椅”对仗“鬼头刀”，凸现英豪气势，极为形象，有古代边塞诗之遗风。

　　（三）

　　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

　　犬儒惜墨如金处，虎将涂鸦以血时。

　　连长所遭唯苦斗，队员通讯有雄姿。

　　酒酣抓笔当枪弹，一弹洞穿膏药旗。

　　“上鞍杀贼下鞍诗”，是拟用“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古诗意。东平既是军人，更是作家、诗人，故以称之。尾联用笔作枪弹、洞穿敌旗之语，以夸张手法写出了胜利的豪情。

　　（四）

　　任是尸山血海行，中华儿女志干城。

　　哀兵必胜古兵法，时日偕亡今日程。

　　游击战中遭遇战，一书生死万民生。

　　人间换后江山美，百丈碑刊勇者名。

　　血海尸山，斗志干城，以一人献身，换取万民生息。仅此二三语，烈士壮气已跃然纸上。

　　（五）

　　小仲谋追大仲谋，有人闾倚几阳秋。

　　壮哉野泽三春草，赌掉乾坤两颗头。

　　此日登堂才拜母，他生横海再同舟。

　　范张鸡粟存悲殁，蘸笔南溟画虎丘。

　　“小仲谋追大仲谋”是指东平与其兄相继牺牲。“闾倚”是指白发老母倚门翘待儿子归来。聂绀弩由对战友的殷殷怀念，以至对其母深情敬仰。写到与东平的友谊，是如同古代范式和张劭那样的生死不渝之交（见《后汉书》），并说来生还会同舟共济，如此表白，其意义更多的是对老母的安慰吧。这里与第一首诗所写“老母八旬披鹤发，默迎儿子故人来”，互为呼应。五首诗可首尾相贯，一气呵成。

　　“忆东平”改为“悼陈毅”

　　上面五首诗，收在聂绀弩诗集的《第四草》中。但《访丘东平烈士故居》题下，只录三首。另外两首，即（二）、（三）两首，字句有所改动，放在了《挽陈帅》的题下。

　　1972年陈毅逝世时，绀弩还在狱中，噩耗传来时，写了一首悼挽诗：

　　世间何物谓之癌？百战功高挽不回。

　　绝代风流戛焉止，人生七十夭如哀。

　　江山故宅思文采，淮海丰碑伟将才。

　　噩耗雷惊难掩耳，楚囚偷写吊诗来。

　　此诗极其悲愤、苍凉、感人。开笔第一句是个问号：“世间何物谓之癌？”接着第二句是感叹号：“百战功高挽不回！”这一问一叹，就似有千钧之力。中间四句，是对陈毅一生的精彩概括和高度评价。最后云“楚囚偷写”，融入了自身的遭际，哀人伤己，悲愤倾注，读来让人锥心落泪。

　　悼陈的诗，在“文化大革命”烈火未熄之际是不可能发表的，何况聂在狱中，只能偷写。到这首诗正式编入诗集时，却把写丘东平的两首诗做了“移植”手术，放到一起，变成了《挽陈帅三首》。

　　陈毅元帅与丘东平的共同之处，其一都是马上吟诗的军中文化人；其二，绀弩在新四军军部时，既与东平朝夕相处，也与陈帅有交往。所以，怀念丘东平的一些诗句，如“枪一枝同笔一枝，上鞍杀贼下鞍诗”，用于感颂陈毅也同样适合，只要稍作改动，这两首诗就能够“移植”。

　　但是，绀弩悼陈毅的诗，原创毕竟只是一首，与“移植”的那两首笔气大不相同，放在一起给人一种前后不贯气的感觉。

　　如原诗中“东风暮雨周郎便，吹吹打打扑敌巢”，是写一次智取敌巢的战斗。改作挽陈诗后，此句修改为：“东风暮雨周郎便，打打吹吹娶小乔。”事指陈毅与张茜结婚，而且放在《挽陈帅》三首诗之首，难道诗人在惊闻噩耗之时，首先想到的和首先要表述的是当年的那段姻缘佳话吗？这和挽诗的主题太不谐配。由此可见，即便“移植”手术很巧妙，仍不免留下破绽。

　　访东平故居的诗写于1964年，悼陈一首写于1972年，“移植”始见于1978年12月绀弩致高旅的信。《访丘东平故居》一组诗，从访故居、述往事，到赞忠魂、诉感怀，本来是一气呵成、一个整体，两首阙如后，诗意已欠丰满。《挽陈帅》凑做三首，又明显有前后笔势不一、诗思支离之感。尽管有些遗憾，然而，诗人将自己的诗巧妙地改头换面，由写张三变成写李四，这在诗歌史上恐怕是极少有的，这或许会成为后人玩味的一则诗话吧。[www.ideobook.com]

　　丘东平其人其事

　　丘东平（1910—1941），广东海丰县人，早年跟随彭湃，参加海丰农民起义。1938年加入新四军，曾在苏北根据地，担任“鲁艺”华中分院、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华中分会的领导工作。1941年日寇进攻盐城，为掩护“鲁艺”200名人士突围，而壮烈牺牲。著作小说多种，有《东平选集》行世。

　　现在我手边的这本《东平选集》，是1953年新文艺版，从旧书地摊上淘来的。此书共收中、短篇小说17篇。正文尚完整，只是前面的两页序文被人撕掉了，大约是因为写序的人是柏山，柏山是曾经被打成“胡风集团分子”的。以后我又找来了别的版本，才看到了柏山的序。

　　从柏山写的序中可以了解，丘东平是一位战斗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以血打稿子，以墨写在纸上的”。让人不胜痛惜的是，“东平在文学上所走过的路，正如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所达到的一样，处在年轻的时期。他那丰富的生活和在他作品里所流露的宏大的才能与奔放的热情，并未充分发挥”。

　　东平牺牲的时候，刚好是鲁迅逝世5周年。聂绀弩《给战死者》写道：“东平：得到你战死的消息，正是从乡下到城里去参加鲁迅先生5周年纪念大会的路上……我的心更扰乱了!”“一个人类的天才死了已经5年，一个智慧的光芒熄灭了已经5年……而你，东平，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人类的天才，一个行将日见光大的智慧的火，一个身背着民族解放的重负，在前线与民族敌人搏斗了三四年的战士的战死……我悲哀，我愤怒……”“你写过《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那都是抗战以来最伟丽的诗篇，我相信你自己的战死，一定不会缺少同样伟丽的场景……但对于我们民族的前途，对于和你一同战斗的你的友人们，这损失是巨大的，无可挽回，无法弥补的呀！”

　　我现在读着《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仍不能不被小说中的那种战争氛围感染，真切得如临其境，心中十分惨然。我这才知道，以前读过的种种描写抗战的小说，大多是概念化的东西。东平是真正写战争的，真正写出了人类的惨痛。

　　东平，他是一朵过早凋谢的天才之花。

　　契友成永诀，九泉复重交

　　绀弩早在黄埔军校时，东征到陆丰，就与丘东平结识。后来在上海，又一同参加“左联”活动。1938年到新四军军部，两人是文友加战友，相处更加亲密。

　　在绀弩写的《东平琐记》中，描述东平颇有一些个性特点。

　　例如，鲁迅发表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之后，东平认为鲁迅的意见是不对的，起草了一篇责问书，拿到朋友间要求签名。他在朋友间，几乎没有谈到鲁迅的时候，纵然谈到，也只是“把鲁迅当作偶像是不对的”之类，但鲁迅逝世，下殡的时候，东平去买了一块白布，自己写上“导师丧失”四个字。

　　这篇琐记文中，还说到东平的这样一个小节：

　　有一次，大概为了职业问题去会过一个前辈先生，回来，气极了，他说：“他叫我当新闻记者。意思是我当作家不会有前途。妈的，尽管没饭吃，改行是不改的！”

　　胡风为悼东平写诗云：“惯将直道招奇运”。

　　由此看来，东平此人，思想、性情、才气，都与绀弩颇有相通相似之处。这正是绀弩对东平生前深契、死后深念的原因。绀弩本人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他有诗曰：“天涯胆肝藐雄才”，能让他真正钦慕的人并不多。在他的诗文中流露出的对东平的敬爱和感情，是很特别的。

　　绀弩把东平的死与鲁迅的死，联系在一起思考，由此而想起“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他写道：

　　我想，一个人的诞生、成长，是如何的不易。社会的既存势力无时无刻不向每一个人威胁利诱，要他变成无知，要他成为自己的俘虏，好让历史的车轮永远停滞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天才，我们的智慧的火，不知受到多少先觉的启迪和多少血的事实的唆示，自己更不知经过多少挣扎、奋斗，在艰难险阻、迂回曲折中逐渐长成。等到长成了，能力、智慧，正要在人类的花园开花结果；正要成为人类的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正要像发动机一样挟着人类的运命向前飞跑的时候，而一只可诅咒的黑色的大手，不知从什么地方伸来，毫不容情地，把他攫取去了……社会与自然不但吞蚀已经长成的天才，还故意苛虐正在成长中的同样人物，不知多少人还只刚刚露出一点头角，却“坎坷流落，终于夭亡”（鲁迅语）了。

　　这段话多么深邃，多么鞭辟入里！某种可怕的势力，总在扼杀天才，不仅是鲁迅，不仅是东平，东平“不是最初的一个，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因而，绀弩痛心疾首地说：不能不为整个人类悲痛！

　　当他写这篇《给战死者》的时候，当他写到“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写到东平的死“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这句话的时候，是否同时也想到了他自己今后的命运呢？是的，他虽然没有像东平那样过早地被杀戮，而他一生中屡屡与扼杀天才、扼杀战斗者的“黑色的大手”相遭遇，也曾历尽坎坷、几乎夭亡，对于这些，似乎都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似乎他在哀悼东平的时候，就想到自己会是继东平之后再次被扼杀的一个了。

　　杜甫写到李白的遭遇时，有诗曰：“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可见，对天才的扼杀，自古皆然。

　　杜甫同情郑虔的遭遇，亦有诗曰：“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意思是即便永诀之后，到了九泉之下仍然是交情如故的朋友。

　　现在，绀弩已经和东平在九泉相逢，重温他们昔日的友谊，他们也一定还会关注着当今世上的天才和战斗者们的命运吧。

　　暮年自喻散宜生

　　假如聂绀弩不是被打成“右派”，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也许他会发奋工作，“不知老之将至”。然而，一戴上“帽子”，两年半的北大荒流放，就使他很快步入了老年，诗中出现了“半壁街人亦老翁”的喟叹。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所说的，其实是人的学识修养的成熟，和思想境界变异的规律。至少对于读书人来说，这个规律都是适用的。

　　聂绀弩60岁前后的生活，可以说就是三件事：写诗、写字、读《庄子》。这大概可以算是他“耳顺”的表现。

　　他用过很多的笔名和别名，到晚年时，他把诗集定名为《散宜生诗》。用“散宜生”这个名字，是庄子思想的影响，也可以算是他“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表现吧。

　　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写道：

　　赠人伐木句云：“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不知何以忽得此二句，窃自喜之。以为不枉读了一回《庄子》。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以不材终天年。少时常见人自称散人，以为散是闲散。及读《庄子》乃知为不材或无用之意。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尤然）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即偶有成就，亦微不足道，故自称散人……周文王的“乱臣”九人中，有名“散宜生”者，此名了无含义则已，假定“名以义取”，则恰为“无用（散）终天年 ”（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老夫耄矣，久自以为散人散木，无志无才，唯一可述：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因窃假“散宜生”为号，而命所做诗为《散宜生诗》云。

　　《庄子·人世间》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石的木匠，要往齐国去，走到曲辕那地方，见神社中有棵栎树，树身大到可以蔽牛，量度其粗达百围，其高临山十仞才有旁枝，那一部分材料就足可造十只船了。虽然这树引来了观者如市，匠石却不屑一顾，径直往前走了。他的弟子饱看一阵后去追问匠石，匠石说：散木也！做船就沉，做棺椁就速腐，做器具就速毁，做门户就出油液，做房柱就虫蛀，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所以它才那么长寿。

　　聂绀弩研读庄子，深受浸淫。他取“散宜生”为号，似指颐养天年，实际也是别有深意的。诚然，知识分子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而知识分子往往还有另一方面，即是杜甫所云：“落日心犹壮”。辛弃疾曾说“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其实他的忧国之心一直跳荡在他的词中，总也不能老尽。

　　儒家的“治国齐家平天下 ”的思想传统，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灵魄中。许多读书人到了晚年都以清心寡欲的老庄哲学自表，却又免不了“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李白语）。正是：老庄其外，儒学其中。聂绀弩也是如此。他一面研读庄子，一面又在天天谈论国际国内的形势。

　　议论国事欲何为

　　在阶级斗争搞得草木皆兵的时候，许多人都钳口结舌，生怕惹出祸事来。聂绀弩却似完全不知明哲保身的道理，对时事每有非议，而毫不顾忌。前面已经引述过不少他的言论，下面再摘录几段他对形势的评议，以便深入观照其暮年人生。

　　1964年2月1日晚间，聂同友人谈到中法建交，说：中法建交这一幕，远因还是导源于前几年我们的生产实在太差，赫鲁晓夫一看和你们合作不但对他不利，而且可能把他拖下水，因此决定拉紧美国，扔掉我们。现在看得出来，不到社会主义就不知道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事情说来好像荒唐，可是事实就是那样摆在面前，你不学资本主义制度，不依靠资本主义国家你就不行。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法国和我们一拉就上，就清楚了。固然法国的目的也很清楚，是借我们来同美国较一手，我们是借法国来打开缺口，扩大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1964年10月18日上午，同友人谈到赫鲁晓夫下台，聂说：赫鲁晓夫这一下来，也许对国内有些好处，要知道国内的情况绷得那么紧，完全是跟苏联唱对台。你越向东，我就越向西，你苏联说我们对知识分子过“左”，我就更“左”给你看。现在赫鲁晓夫下来了，目标没有了，也许会有很大好处……要知道国内许多事情都是从国外来的影响，“五七年”（“反右”）是由匈牙利引起，这是真的。解放以来干部贪污腐化从党内起，从领导起，而不是从党外起的，当时整风确实也是希望整党内，开始是这样的，可是有一股力量把它一扭，就对党外搞起来，借口匈牙利，对知识分子搞起来了。而党内，贪污腐化依然存在，并且一天天厉害，领导矢口不认，“大跃进”做了许多错事，从“反右”、“大跃进”、“农村政策”到“三面红旗”，全都错了，那怎么办呢，用反修来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国外去，一方面提出“四清”把国内问题推到地主阶级身上。解放以后地主已经像狗熊一样，你叫他站他就不敢坐下来，还敢胡作非为？胡作非为是干部，是党内的领导干部。“四清”，既然要发动群众，就把大学青年知识分子全都调下乡去，又不能让这些终日在课堂和书房里的知识分子看到这问题是干部和领导身上出的，于是就找着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加上个地主头衔，这就是“四清”。总之政策错了，事情搞坏了，就往地主阶级身上推。

　　1965年2月6日，晚饭前后与友人闲谈，谈到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聂站起来，一面抽烟，一面激动地说：多少条也好，反正是一个人说了算数。你要知道，以前满城风雨的闹“四清”，是要搞基层干部，现在一发现基层干部不好搞，谁都有问题嘛，你都整掉，那谁来办事呢？这才转移目标，说是对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看样子当权派是要整两个的，借此来打打圆场。要知道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主义，（我们下面有些情况）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搞封建主义的。你说农村基层男女关系乱得很，可是这些男女关系并不是自由恋爱，不是资本主义出钱来买人家的肉体，而是用权力压迫你给予他发泄，是有类乎从前那些酋长们的初夜权的性质，这是十分残酷的封建行为。现在一个村子里的大队长奸污十来个妇女的事不稀奇，过去有什么妻妾的名义，现在只不过无其名而有其实。可是这还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在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上，书记就可以决定一切，这个实质上就是皇帝。遵义会议以前，党是不统一的，各自为政彼此各搞一套，还闹意见争权位，这是不好的。“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起码他把党统一起来了嘛，一直到“五七年”前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五七年”前后就变了，往往借一点儿不值得一笑的理由搞得满天风雨。拿文艺界来说，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来开始，俞平伯算是个什么人物，他的一本小书又起得了什么作用呢？用千钧之力来扑一个虫。一看俞平伯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就牵扯到在国外的胡适身上，国内的文艺界也毫不相干，恰恰胡风在这个时候来强出头，说了几句话，好咧，借此就兴大狱，搞肃反，于是就把你我这些人都拖进去。

　　我们有很多事情非常天真幼稚，拿“反右”来说，当时你是打躬作揖，请客，报上公开号召大家讲话来帮助党整风，那时果然就有人出来说些心里话，一听原来有这么多意见，不得了，就掉转矛头来对付这些人，一个一个加上个阶级，把他作为专政对象，你我就莫名其妙地叫做资产阶级……

　　现在首先要问，“六零年”的灾荒是怎样的政策造出来的，全国那么严重，农民饿死了多少，现在我们当然没有材料，有了材料也不敢谈，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在基层干部？基层干部有力量订出命令叫全国大炼钢铁，把什么都拿出来熔掉毁掉，那时又是谁们在领导呢，当然不是我聂绀弩！

　　不要担心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几年后死光了就没有斗争，阶级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你我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是专政对象。钟敬文下去搞“四清 ”又被赶回来，因为他是专政对象，不能搞革命斗争。戴浩原来拿60多元钱，说明是养儿子和女儿的补助，这次工作队一来，不知是哪个王八蛋给工作队建议，说戴浩没摘“帽子”，应当拿30多元钱，儿子女儿不应当给钱养，就减掉他20多元钱，发了的还要追回。工作队下来以前，没提到阶级，他们下来以后阶级就来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一个风潮一来，一切不顾，大炼钢铁一来连吃饭的饭锅也不顾了。

　　这一次“四清”，原先计划是“五七年”党内整风的继续，是从基层整起，从党员整起，一看这又不行了，整下去会整到上头来，所以又要转弯，很可能再搞下去又转一个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

　　现在一切都是命令，都是封建家长式的，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今天有阶级，将来也有阶级，阶级随时可以给你安排的。

　　前几年听说陈毅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有了思想问题就用行政法律来处理，这真是怪事！”我当时听了就不舒服。陈毅还说：“我这个人专爱打抱天下的不平，谁有冤屈来告诉我！”哈哈，我就奇怪，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好像连天大的运动都不知道，有时候忽然挺身而出，气魄不可一世，有时候却像视若无睹，说了话一概不算，真是怪事。

　　1965年3月23日晚上，在聂家中，同友人谈话中提到“中国没有人才”问题。聂妻周颖说：“现在不能有人才，连工作也不能做，从前人人有积极性，因为人人可以发挥积极性，现在呢，谁积极谁倒霉。”聂这时就拿出一首清代俞樾的诗来，里面有一句是“举世狂欢得自由”，他感叹地说：“自由，中国人渴望了多少千年自由，但是都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生活，近几十年得到一些民主，自由空气有些活跃了，哎，又来一个封建！”周接着说：“对极了，现在说老实话夫妻之间也没有自由，谁都不敢对谁说心里的话，我们几个人说真的都不敢把自己心里的话掏出来，说的也全是半吞半吐的话，倒不是怕出卖了我，就怕一不小心传了出去，谁谁某天说了句什么话，好咧，不得了，就祸事临头，再说我说多了也怕害了你，你不说将来也要交代，这样生活真叫没有意思。”

　　1965年4月10日晚上，在聂家中，向思赓说：“‘二十三条’是安定人心的，运动一开头那种紧张空气过去了。春节前弄得人人神经过敏，现在《中国青年》封底那张画什么‘蒋介石万岁’也都在辟谣了，当时《中国青年》都收回烧毁咧，严重到如此地步。”聂跟着说：说老实话，叫蒋介石万岁的人有没有呢，我看有的是……当然不是指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不只现在不可能喊蒋介石万岁，连过去也没喊过蒋介石万岁，我们深知蒋介石这个人，我们反蒋是坚决的。问题在于一些青年人，他们对现实不满，又没有经过旧社会，他们想既然新社会不好，他的对立面就是蒋介石，那么蒋介石一定是好的，是根据这种心理出发的，这种情况我看不是很个别，你不信可以调查，现在青年人心理复杂极了，学校迫着他要回家给自己的父亲母亲划清关系，有些人回家一看父亲母亲并不是资产阶级，但是又不敢讲，这个苦闷是很难受的。丹丹（聂绀弩养女）不能入团，原因是学校组织要她去影响她的家庭，要她的家庭进步，丹丹这一点没有做到，所以就不能入团，她的包袱就很重。

　　读了这些言论，首先，让人感到他是如何的关心时事。身居陋室而能眼观天下，察觉了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从经济上，他看到生产太差，再不能闭关自守，需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沟通；从方针政策上，他看到了“三面红旗”的极“左”的失误；从政治上，他看到了开展运动和强划阶级的消极作用，以及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很多人都能意识到的，但能够像聂绀弩那样看得明白，并且能讲出来的人，在当时极少或者几乎是没有的。

　　其次，聂绀弩具有锐利的目光，睿智的思考，他指出了当时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其症结在于缺乏一种应有的民主氛围。尤其是在基层，封建主义的东西还根深蒂固，农村一个大队长俨然是个小皇帝，可以决定一切，胡作非为。在民主问题上，聂绀弩曾经拿毛主席和鲁迅相比，这是他独出心裁，却也有可发人深省之处。聂绀弩认为毛主席有很强的民族自信，这点分析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民族自信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他使我们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聂绀弩认为毛主席在民主思想方面不如鲁迅，这一点分析较为客观。

　　第三，聂绀弩发表这些言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字里行间不难感觉出来，他是为我们国家着想，是为党和人民着想。看到一系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采取运动的措施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因而他忧心、焦虑，甚至于激愤，但他内心的期望，是为了使错误的东西得到纠正。他不是站在外人旁观立场上的那种冷嘲热讽、恶意批评，更不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诬蔑攻讦。“反右”斗争中把他开除出党，他始终不服。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定罪 “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使他难以容忍的。他内心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始终信奉马克思主义，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第四，一些偏激和激愤的言词，我们设身处地一想，亦是可以理解的。比如，

　　聂绀弩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几十年前他就反蒋，写过不少骂蒋杂文，但他为什么要说有人要喊“蒋介石万岁”呢？难道他改变立场了吗，不是，他是看到当时的政策脱离了群众，脱离了青年，为此心急如焚，才说出那样的话来啊！他很喜爱的养女不能入团，使他更近切地看到极“左”政策对青年的不良作用，但他不是反对青年入团，而是希望青年入团，这就显示了他与党同心同德的立场。再如，说到陈毅的讲话，聂绀弩的情绪不是对陈毅不满，不是对陈毅讲话本身不满，使他不满的是高级领导干部说了话也不起作用，说得好听，做不了主。对于用行政法律手段处理思想问题的现象，陈毅是不同意的，他是为那些受到不公正处理的人说公道话，而事实上，在那些年中因思想言论受到打击的人处处都有，连陈毅那样高级领导人即便心知肚明，也无能为力，由此反映出党内的民主氛围确是很缺乏的。聂绀弩说这种现象“真是怪事”，话语中流露出抱怨情绪，实际是一种善意的批评。

　　每忧家国肠内热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这是杜甫最有名的诗篇《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句子。聂绀弩对杜甫推崇备至，他对国事民瘼的关怀，就受了杜诗的熏陶。

　　由此使我想到，其名散宜生，其实并不“散”，他绝不是一个散淡逍遥之人。

　　取《庄子》的意思，“散”是无用之意，“散宜生”从字面上可解释为“无用则宜于长生”。因而，聂绀弩自己说他取名散宜生是为了“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这其实是他的自谦或自隐。

　　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这是一层潜在的意思。聂绀弩写诗的成就，可以说是因为“无用”，而发挥了“大用”。

　　不仅如此，聂绀弩在“散宜生”背后隐藏的思想，大概还有一层深意：他是有意以周文王的名臣自喻的。

　　《尚书·泰誓中》有云：“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孔颖达疏曰：“谓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这里的“乱臣”，完全不是“乱臣贼子”那个意思，而恰恰相反，是指拨乱治国的栋梁之臣。一个词可以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意思，可见我们的汉语言太复杂了，一不小心就会谬之千里，这且不说。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这10 个“乱臣”中，就有一人叫散宜生。

　　散宜生既然是周文王的十大名臣之一，聂绀弩用以为自己的诗集命名，是否有自况的意思呢？他自己没有给出解释，而事实上，这种意思是不言而喻的。把一个古代的人名用来作自己的名号，难道仅是从字面上解释，只是用那三个孤立的文字吗？那么，如果散宜生不是一个贤臣，而是一个佞臣，这个名字会不会被人借用呢？像唐朝杨国忠、宋朝贾似道、明朝魏忠贤，这样的名字从字面意思看都不错，却绝不会被人借用作笔名或书名的。

　　以散宜生这个西周名臣自况，应该是聂绀弩的一个隐衷。从他在“肃反”中被整，到戴了“右派”帽子，尤其是“文革”中被判刑入狱，久历炼狱，艰难维持，虽然多次作过检讨，甚至说了一些自诬的话，而他始终不能心服，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正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而绝不是资产阶级，绝不是什么反党的“右派 ”。他在给友人伍禾写的一首诗中曾说：“此生还可几盘棋，此语宁真老至悲。”（此生没有几盘棋可下了，写在诗中的话宁可将真诚吐露，人到老年是最感悲凉的啊）。那么，他在这首诗中写下了他临近晚年的最真诚的话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一句：

　　你我平生何所信，列宁主义马恩斯。

　　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还写道：

　　已省明时无弊政，愿为真理一奴才。

　　聂绀弩虽然一向心高气傲，而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自有清醒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真理面前，他是甘当奴才的。

　　这些诗句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写下的，后来他到了监狱中，那样锲而不舍地刻苦研读马恩列斯和毛著，和他诗中袒露的信念是一致的。

　　在他的诗集中，还有很多这种表白心迹的诗句，例如：

　　摇落人间六十年，补天无计共忧天。

　　浮家湖海余心迹，报国襟期逐口禅。

　　凤兮奇瑞非凡鸟，甫也孤忠不世才。

　　但得于时有微补，谁从顶踵惜涓埃。

　　前面四句，是聂绀弩60岁时写给夫人周颖的诗。意思是：在人间度过了60年的坎坷生涯，补天的理想没有实现，现在仍然共同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曾经四海为家、到处漂泊，奋斗的印迹余留心中，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抱负常挂嘴边，总是念念不忘啊！

　　后面四句，是一首七律中的后半首。全诗以写凤凰台起兴，杜甫当年曾经游历凤凰台（甘肃境内），因而聂诗写道：凤凰是象征祥瑞的非凡的神鸟，可与之媲美的伟大诗人杜甫，有着一片耿耿丹心，是绝代不遇的英才。我也应当和杜甫一样，只要能对我们的时代有所裨益，可以从头顶到脚跟，点点滴滴都毫不吝惜地贡献出来。

　　尽管聂绀弩个性散漫，一生表现了自由主义的思想行为，而同时，他对家国世道的忧虑，对社会进步事业的追求和信念，也是很深沉和执著的。所以我认为，他的一些曾被指控为“反革命”罪状的言论，从言词上看似偏激，实则都有忧世爱民的赤诚。

　　除了周文王称他的“乱臣”同心同德的记载之外，史书中关于散宜生这个人物的事迹很少。司马迁的《史记·周本记》中记了一笔，是说助武王伐纣的事。当武王获胜，进入商纣的王宫之时，“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想来，散宜生执剑之态似乎是颇为英武的。

　　聂绀弩是进过黄埔军校的，他曾说过，如不从文而从武，他也该做到将军了。如果做了将军，大概也会像散宜生那样英姿威武吧。虽然他毕生从文，终未从武，而纵观其漫漫一生，那种真笃、忠耿、义烈的秉性，贯彻于始终。若以散宜生的同心同德自况，他是当之无愧的。

　　人去魂留宇宙间

　　聂绀弩刑事档案材料，据我所见主要者，以上各篇中都尽量摘引，但犹恐挂一漏万。现在又将卷宗翻了一遍，力求寻觅一些应该补充的内容。于是发现有二三与聂绀弩过从密切的人，似应有所交代。例如，戴浩，向思庚等人，档案中存有他们对聂绀弩的揭发或是举证材料，他们与聂公有何交往，那些揭发材料又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戴浩

　　戴浩是聂绀弩家里的常客。因为戴浩经常在聂家吃饭，以至惹起了煮饭的厨娘的不满。厨娘是聂家的亲戚，其实还不只是煮饭，而是家里的总管，都称呼她为三姐，亦即聂绀弩诗称“三妹”者。三姐曾经对另一朋友谈起戴浩频繁出入于聂家的情况，用意是想请这位朋友劝阻戴浩，她说：

　　我觉得戴浩这个人呀，人品上很不好，许多事情自己不检点呀，比如说，到我们这里来，朋友谈谈，吃顿饭，未尝不可以，但是他不是这样，来吃饭时一带就带了几个人来，现在谁家不节约打算呵，又不是饭馆，来吃也不要紧，还住下，一住就是几天，我们这里是邮电部宿舍，咱家（住人家机关房子）不搬走，别人都有闲话，还经常留宿这样一个人，别人会打听的，这是个什么人？再说，（戴浩）说话声音又大，说话像吵架似的，四邻都听得见，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发牢骚骂人，我听了都不满意，不用说外头人听见了。我们这家人熬这几年不容易，从“五五年”“肃反”，到“五七年”“反右”，好容易这两年才得好过些，我也为（绀弩夫妇）他们俩担尽了不少的事，你戴浩现在不要再来害人嘛！再说到钱，他们俩不过问，我当这个家就知道，苦！他（戴浩）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拿钱，说老实话，我是反对的，他们（绀弩夫妇）知道我不赞成，也偷偷地瞒着我给他。他下去劳动，还说回城里就要住我们这儿，你自己有家，干吗老住人家家里呢？谁也要怀疑的，我就反对，他知道我对他不满，（劳动回来）也不敢来住了。你老缠着人家，别人也要避避嫌嘛，用句新名词叫划清界限，不要再连累人。你减了薪水，你说你钱不够用，那要比起乡下农村人你就多了，不够就节省点儿吧，劳动以前就买一顶新棉帽，现在又买一顶新呢帽，这怎么够花呢？说真的，我就看不起这种人，老太婆（周颖）见我不喜欢他，也只是偷偷地照顾他，不敢当我面给他什么。向先生（向思赓）这人心地比戴浩好些，但是做人也糊涂，戴把女儿寄住到向那里，向就给组织反映了，戴浩骂了向一顿，说他不应当反映，你想，一个女孩子住在自己宿舍，不反映行吗？我同向先生说了多次，让他劝劝我们家这两位（绀弩夫妇），少跟戴浩来往，我真担心。

　　戴浩是电影界人士，籍贯湖北，曾入暨南大学。从1936年即参加进步电影工作，1949年后在华北影片经理公司、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任职，主演曹禺话剧《北京人》。1957年划为“右派”。

　　从上面三姐的一番话来看，戴浩这个人似乎有些不拘小节。从戴浩的实际情况来看，又确实是个经济困难问题。聂绀弩在闲谈中，曾经说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整风的事，涉及戴浩，是这样说的：

　　北影汪洋这回倒下来不要紧，人家是大人物，有底子。可怜戴浩这家伙，本来已经倒霉，这回是“屋漏更遭连夜雨”，工作队一来，有些拍马屁的人就提出戴浩的问题，说他“帽子”没有摘，拿30多块薪水，还拿30多块生活津贴，这算什么话！好咧，这一来就取消了他30多块的生活津贴，过去多拿的还要扣回，所以他现在只有10多块钱一个月，儿子本来有职业，现在到处搞运动，原来是试用工的也不用了，人家是阶级路线，这些人就得倒老霉。

　　下面再来看看戴浩自己当年是怎样说的。戴浩一见朋友（当然是同为“右派”者），就诉苦说：

　　现在他妈的，饭都没有的吃了，给我30元钱一个月，一儿一女，每人10元钱，够吃半个月。儿子戴大全找到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领导说，饿了，没饭吃，他跳起来大骂了一顿，说都是你爸爸不争气。他妈的我不争气，现在叫我劳动，我已经使尽我生平力气，最近在南口农场挖防空壕，我的劳动连场长都吃了一惊，但人家说：你劳动好，思想不好。上月丢了钱，向组织报告，北影人事科长说：现在运动期间，没有办法，你艰苦点儿吧。我就说：我现在每顿吃3分钱咸菜，改造了这几年没有别的收获，就是服从组织，组织如果说“你每顿吃一分钱”，那我就绝对服从。他们又不满意，说我有情绪，叫我回农场，我说没有钱，我回不去，我借了田华的钱，要还，怎么办？人事科说：你不能暂时不还吗，她（田华）比你生活好一点儿。妈的，我怎能借人钱不还呢？人事科说：你只要去农场，3天内给你解决。一直过了十几天没解决，我又回来，人事科说：已经给你20元，10元寄农场，10元交戴大全。

　　戴大全原来由劳动局分发到一个厂当工作教员，工作好得很，厂长书记都认为他很有教学办法，又和工人一起劳动，和工人感情好得很，书记表扬他，说他这一点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一点又是辩证法的，叫他写心得，他自己越发卖力。谁知，突然通知他说：因为你家庭关系，你不适宜担任这个工作，就让他回家了。他没办法，又去找北影人事科，人事科说：这和你父亲戴“帽子”没关系。妈的，一个说有关系，一个说没关系。戴大全没办法，便写了一封两万字的信给孙超，后来通知戴大全说，孙超已经把你的工作问题交给市委办公厅主任，你去找他吧，戴大全找了市委多次，见不到人，我就给市委办公厅打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了，说主任忙得很，事情已经交给劳动局，你去找吧。又打电话找劳动局，一个女同志接的，说，知道了，你不是要到边疆去吗，已经给你分发到青海什么地方去了，我一听大惊，大全在一旁听见，说没有要求去边疆，因为有妹妹要照顾，不好去，她又问了一次名字，叫等一等，原来错了，去边疆是别人，说你呀，已经交给朝阳区，你去找他们吧，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眉目。

　　说到我本身的问题，老实说，我想不通，我给徐冰写了信，没答复，又给孙超写了信，孙说问题还是怪你自己。我真不知道怪我些什么，当初徐冰叫我回来，孙超见了我就说你的问题没什么，回到岗位上，顶多降一级，现在又说要怪我自己。北影人事科对戴大全的工作问题，一时说和你父亲戴“帽子”没关系，一时又说你没有同你父亲划清界限，弄得戴大全也很紧张。这些问题真叫人不懂，想不到50岁了，混到现在混得连饭都没有得吃。我跟人事科说，我现在熟人全都不好去找，人家都要划界限嘛。现在没办法，一切一切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呀！我现在除了找找聂老，啥地方都不敢去，他们（绀弩夫妇）有时还周济周济，给两个钱。

　　聂周夫妇诚挚待友，重义轻财，而且在政治上大度坦然，对“反右”斗争的受害人士更有同气相求、同忧相救的感情，绝不是那种缩手缩脚、油头滑脑、贪生怕死、全身远祸之辈。每听了戴浩的苦诉，聂绀弩就要对欺人太甚的官僚主义破口大骂。

　　三姐的角度不同，她更注重于现实。她反对戴浩与聂家的交往，一者是虑及生活的负担，二者是担心政治上惹来麻烦。三姐显然是个聪明人，她长期与聂周夫妇共同生活，耳闻目睹，心明如镜。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戴浩那样声高气怒，说三道四，很容易招来政治麻烦。当然她还没有怀疑戴浩在政治关口上是否会变成一个反戈一击者。[www.ideobook.com]

　　聂绀弩正是因为与一些朋友频繁交往，抨时论政，以至陷入了牢狱之灾。那么，形成他的那些“罪状”，戴浩会不会也是一个检举揭发者呢？

　　档案中确有戴浩亲笔书写的揭发材料，其中一页，是揭发聂写“反诗”：

　　1964年间，我陆续看到他（聂绀弩）写的若干篇七言诗。有赠冯雪峰的几首诗，有他去广州重访农民讲习所，并同彭湃老母亲合影的题诗，等等……现在我记得两首，一是《赠浩子》，一是《咏妙玉》。

　　《赠浩子》这首诗是他借我的实际境遇，发泄其愤愤不平的反动感情而作，是对“反右”斗争的恶毒诬蔑，对劳动改造的仇视，充分暴露他对划为“右派”的反动情绪。

　　《咏妙玉》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反诗。是他反动思想的大暴露，发泄他灵魂深处仇恨阶级斗争，对他被划为“右派”不服罪的反动感情。“无埃尘处也风流”这一句，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

　　分析戴浩所写的材料，实属被迫，不是他的本意。写此揭发材料的时间，应是在聂绀弩已经被捕之后，是在司法机关办案中对他进行调查的时候，责令他写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事情已不足为奇。敢于拒绝揭发，挺身而出保护朋友，不顾自身安危的勇士，在那个时代倒是极罕见的，即使有，真正是凤毛麟角。大多情况下，越是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越是要把揭发材料写得上纲上线，以显示与“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以求避免殃及自身；如果自己被“揪出来” 了，也要尽量检举别人，以求立功赎罪，略能减轻自己的处罚。戴浩的“揭发”，大概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1976年聂绀弩出狱时，戴浩陪同周颖，从山西将其接回北京。之后，大概戴又成了聂家的常客。1978年戴浩再婚，聂有诗致贺。为照顾聂老饮食起居，从1979年戴浩的女儿戴行健就住进聂家。聂于1986年辞世，戴也死于同年。可见他们友谊终年，戴写揭发材料一事并无丝毫影响。

　　关于向思庚

　　与戴浩不同的是，向思庚在朋友聚谈中不多诉说自家的辛酸，而更多谈的是聂绀弩的经历和诗，他对聂很佩服，又热衷于议评时政，所以二人颇得言语投机。

　　如1965年初向思庚的一次谈话中，对当时文艺界正在开展的文艺整风运动畅叙己见：

　　这次整风，根本上是1957年的继续，1957年本来是整风，结果公开一整，大家一嚷嚷，其势不可收拾，就变成“反右”，那时没有经验，“反右”也带来反效果，没有调查研究，先就嚷嚷，报纸大肆宣扬，有偏无法去纠，弄得几年来知识分子不敢积极工作，说话更是小心。“五九年”把北大荒的人都撤回来，一方面是灾荒，一方面也是国外国内反映不好。这次有经验了，关门整，不让自己机关整，调查研究做得细，这样偏差就少，先党内，后群众，大家也心服。老聂他们还怕将来划阶级，我说你们不要怕，就是划个资产阶级也没什么，我们这些人“帽子”戴惯了，不比有些人死要面子，再说资产阶级的帽子戴过两年，人也就死了，还有什么身后是非呢？老聂的诗，传和不传，这也没有什么，历史上多少有才华的人只字不传，多少莫名其妙的人享了大名，这都是际遇，不是虚无主义的话，人生的一切行事，都是雪泥鸿爪。

　　我入党比老聂早，由于一个老师的介绍，我读书那家中学本来就是党办来培养人才的，大革命以后我被捕，二次被捕，三次被捕，后来我找不到关系，从此就浮游了多少年，反右运动整我，主要是调查我被捕和脱党的原因，后来查明了，没问题，也就算了。老聂当了20年党员，也终于在1957年开除，这叫做春梦一场，也是各人的际遇。

　　（这次整风）周颖很担心张执一下台了，他俩失去靠山，他们住的房子邮电部要收回，是张执一说了话，现在张倒下来，他们怕邮电部再要房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告诉他们放心，连一个普通市民都不能没房子住，有合适就搬，没合适就赖着也没办法。周颖说很可能落后的人这次会再戴上“右派”帽子，我说，这次运动更细致，不像“五七年”，我们这些人这几年来谁也不敢乱说乱动，没有事实人家指摘不了，牢骚谁都有，毛主席也有牢骚，不公开，在家里谈谈，没有在机关鸣放，那又有什么关系？思想问题作思想问题处理，检讨检讨也就算了。有人说老聂的诗反动，他也很担心，其实又有什么呢？他最大最大的吃亏是相信文怀沙这种人，诗让他老婆抄，传了出去，文这个人还能相信的吗？最近还好，有了警惕，不过他还是同情文的遭遇。老聂的文章，特别是“反蒋”时期写的短文，锋利精辟，虽然没有鲁迅精练，但气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是起过影响的。他真有才华，现代人做诗像他那样也少，他的诗不落俗套，没有一句是前人气息，但又是很好的旧体诗，这个人真聪明。有些诗是发个人牢骚的，比如红楼梦那几首，写晴雯，有“红袄脱身”的句子，指开除他出党；“补裘”指给党做过许多事，诗里大意是你开除就开除，我自己找我自己的路子。像这些诗，说他反动，真冤枉。这些诗一般人看不出问题，我们老朋友知道他的，才明白是有所指的。

　　向思庚上述谈话非常乐观，认为整风运动是很细致的，一切事情都“没什么”，说老聂的诗反动“真冤枉”。时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爆发，飓风席卷，还有什么细致可言呢？他也顾不得老聂冤枉不冤枉，不得不对老聂进行揭发批判了。

　　向思庚给司法机关写了两页材料，标题曰“检举聂绀弩的反动诗”，内容是：

　　摘帽“右派”分子聂绀弩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曾经写下了一些极其反动的旧体诗，其中有《红楼梦》人物的几首，是反对“三面红旗”，为“右派”翻案的极恶毒的毒草，但内容又极其隐晦，一下子是难于分辨出来的。现仅凭我记忆所及，检举出来，可惜我记忆的不够完整而已。

　　接着，抄录了《紫鹃》、《尤三姐》、《妙玉》、《晴雯》、《探春》，共5首诗。然后说：“以上的诗要联系聂绀弩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处境，以及开除党籍、划成‘右派’等情况来看，就不难理解了。”落款为1968年6月8日。北京市第十三中学革命委员会附署“材料供参考”，加盖了公章。

　　向思赓的检举，与戴浩写的材料如出一辙，言不由衷，被迫而为罢了。

　　向也是湖北人，早年在武昌崇实中学加入中共，后入复旦大学，参加过“左联”。1950年至1974年执教于北京十三中。1994年读聂绀弩诗集时遽尔去世。

　　据《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拾遗草·记思庚》附注：戴行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1994年5月26日戴去向思赓家中送书，向思赓接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爱不释手，只顾埋头看书，戴帮他做了午饭，下午两点多告别。次日上午10点，向的儿子来看父亲时，见向躺在地上，满脸是血，不知何时摔倒，送医院诊为脑血栓，已无救。向儿子见其父读聂诗而死，遂将聂诗《记思赓》套印于讣告中。

　　向思赓孑居一室，阅读聂绀弩诗集时，是否会联想到他对聂写“反动诗”的检举，是否会因此有所内疚，至于病情突发，均未可知。但他的猝死，颇感惨然。

　　关于王次青

　　1965年1月2日上午，王次青去到聂绀弩家中，专为拜年。送给聂公两盒带过滤嘴的中华牌香烟，这在当时为高层人士专供物品，殊为难得，聂公非常高兴。聂留王吃中饭，下午王邀聂和周颖到王家去打桥牌。戴浩和向思赓也先后到了王家，晚上王次青做东，在“四川饭店”吃喝畅叙。

　　从档案材料中这一情节的记载，足可看出王次青和戴浩、向思赓一样，常在聂绀弩身边周旋。

　　黄苗子也常出入于聂家，但他与王次青素不相识。一次在聂家碰面了，经戴浩介绍，黄苗子才知道王次青供职于出版局的版本图书馆。版本图书馆正好与黄苗子所在的美术出版社同一个院子办公，从此，黄苗子对王次青的情况便有了较多的了解。据说王次青曾经多年跟随张治中，在西北地区一度走红，担任过《新疆日报》社长。进京后，在出版总署主编图书杂志，不知犯了点什么错误，调到了版本图书馆工作。

　　王次青与聂绀弩既不是同乡，也没有共事的经历，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结成了很不一般的朋友交往。

　　在法院的审问笔录中，审判员讯问到聂发表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时，为提示聂的回忆，有意问了一句“你认识一个姓王的吗”，聂当即反映说“是王次青”。这说明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聂绀弩从来没有给王次青写过诗。

　　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转念一想，有些事情其实不需要盘根究底。阶级斗争紧绷的那些年代，凡是过来的人，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蒙骗、中伤、倾轧、明枪暗箭的事情，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个阶级斗争弄得风声鹤唳，疑神疑鬼，有的人就天天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捕风捉影向组织打报告。一些自身有什么历史不清、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事，更是时时担惊受怕，只恐半夜鬼敲门，为了自身寻求保护和安慰，只好做出某种积极表现来，不惜从亲戚朋友身上找一些有举报价值的东西，打个小报告向组织邀功。除了检举他人之外，从自己身上剖肠挖肚，今天检讨，明天交心，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当年的极“左”思潮的狂热性，带有一种宗教意味。一般平民受蒙蔽的且不说，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也已经心痴神迷。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这是聂绀弩一位朋友当年向组织写下的一个交代材料：

　　1965年2月27日下午，下班后，到了聂绀弩家，因为他答应给我豆豉，特意来拿。聂和周颖留我吃晚饭，我说马上就要回去，家里有人等。我拿了一包豆豉和一块臭豆腐，又问他有什么好小说可看，他带我进书房，一面说：我这地方好小说没有，坏小说也没有。最后他借我一本《蜃楼志》，说这是讲广东的事的。我又挑了一本《蜃楼外史》。

　　回家打开那本《蜃楼志》一看，原来书内还夹着一本极小的本子，是淫书《杏花天》。当时我自己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定先把它包封起来，不看。打开了《蜃楼志》，还是有许多淫猥的内容，我经不起诱惑，老毛病又犯了。

　　第二天非常后悔，说明我在阶级斗争面前还是很经不起考验！

　　现在已把这些脏东西都封起来捆好，准备还给他。并且把这个事实，作为永远的沉痛教训！

　　如果用现在的理念，去观照过去那个时代，会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就算是一本淫秽小说吧，事先并不知晓，既然借来了，你看也好，不看也好，这有必要向组织写一份检查报告吗？扯得上阶级斗争问题吗？看了就是经不起考验吗？算得上什么“永远的沉痛教训”呢？要是一个刚刚入党入团的幼稚的青年人“向党交心”也就算了，你还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这不叫人笑掉大牙嘛！

　　像这样的人，既然对自己的一点小疵都主动向组织报告，那么，当他看到听到朋友的言行不合时宜时，能不去检举吗？而且，他不会认为检举朋友是什么不道德、不义气、不光明的行为，似乎理所当然就要那样去做，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时尚吧。

　　关于聂绀弩的豁达姿态

　　聂绀弩完全想不到在他的“物以类聚”的朋友中，竟然会有告密者。直到他在监房里蹲了十年，也从来没有想过他的那些“罪状”是谁检举的。这似乎不合常理。经过了十多次审讯，指控了你那么多的诗和言论，你怎么就不想想司法机关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没有埋怨和责备过任何一个朋友。当他出狱之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我留心看过很多怀念聂绀弩的文章，当然不少是他的朋友们写的，我很想从其中找出一句对以往的检举揭发行为的反省的话来。然而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坦白自己有过什么对不住朋友的行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那里，几乎众口一词。而你这朋友作为一个最知情者，是否也起到了一点帮凶的作用呢？对此则讳莫如深，闭口不言。你当时检举揭发时，可能是在极“左”思潮的狂热中，陷入了一种宗教的麻木和迷惘状态，而当那种狂潮过去，大家都清醒过来的时刻，你还不应该说一句诚实的话吗？尽管聂绀弩没有责怪你，而你自己还不应该有一点歉意的表示吗？

　　因此，我把聂绀弩和他的此种朋友相比较，就觉得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一个是蓬蒿之间的斥鷃。

　　也许我的议论有些偏颇，还是回到聂绀弩的姿态上为好。聂绀弩本人对朋友都毫无芥蒂，我们又何至要苛责于人呢？

　　过往的时代，与当下的时代相比，会有很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意识的，也有物质的；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回头观望过往，一方面，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荒谬、可笑、不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想到那些事情所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如果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我们就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和那些人们。

　　聂绀弩正是这样一种姿态。他以最犀利的目光，洞察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发出了慷慨激昂的议论和抨击，并因此酿成犯罪，遭受迫害，然而，当他得到彻底平反，别人都为他歌颂的时候，他并没有以英雄自居，没有以一个胜利者的傲气再去批判他人，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责难组织，也没有指责社会。

　　聂绀弩出狱不久就开始写作，一面整理旧著，一面撰写新作，充分利用他有生之年，出版了大量著述。我们看到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没有再翻腾昔日的政治恩怨。思想家不会到某些个人身上去泄愤。他深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动乱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指责有负于他的朋友，没有指责处理过他的司法机关和领导人，也没有像我们大家那样义愤填膺地狠批林彪、“四人帮”，更不像有的文章由批极“左”而牵连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社会主义。反而，他在《怀监狱》一文中，肯定了专政机关中的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

　　曾有人表示不赞成聂绀弩为监狱说好话的文章，为此，聂在致舒芜的信中写道：

　　……我知道有很可怕的监狱，有不少人在里面被折磨被谋害而死，但我未进过那种监狱。如果写文章不是为了某种一时狭小的需要而造谣说谎，我没有什么错误。其实又何曾把一切监狱的好处都写尽了？例如北京监狱收的学生最多时，我听见别的号里，有一个大概是初中女生的声音说：“解放军叔叔（那时监狱由解放军看管），替我把窝头烤一下！”这监狱说坏也真坏，连初中女生也关进去了。说好也真好，犯人能叫看守给烧窝窝头！

　　接下来，聂绀弩在这封信中还写到北大荒：

　　北大荒无论怎么说，也难说是什么理想的人间乐土，但要说是“生非生兮死非死”（清代吴梅村的诗）也谈不上。“右派”劳动队先后几百队员，如吴祖光、尹瘦石、胡考、刘尊棋、黄苗子、丁聪等，除了我年近六十，干不动活，不免多被吆来喝去以外，大家和全体都一样干得欢，吃得欢，玩得欢，讲自己如何被划为右派的经历讲得欢。我没见过一个流泪，我自己也从未感到要流泪，像读鲁迅的《故乡》里的闰土喊他做“老爷”时的那样。

　　读了这两段话，或许让人会问：老聂是否变了？没有“火气”了？当我们继续往下读这封信的时候，就会看到老聂依然气节不衰，守正于心。原来写给舒芜的这封信，缘起是吴伟业送人流放东北时写的两句诗：“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聂绀弩借题发挥，讥讽这位清代诗人的软骨，也表明了自己的临危不变、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信中继续写道：

　　不知吴伟业有送人入狱诗没有。如果有，他想象的监狱应比东北更不生不死。说到这里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吴公未到过东北，也未入狱，却把东北和监狱想象得比实际可怕到不知多少。自己是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所以清廷要他做官，他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不做官。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多少呵！似此，《怀监狱》是否会使人不怕犯法，不得而知。若能让诗人吴梅村的骨头稍硬一些，那意义就大多了。

　　如果说聂绀弩晚年有变化的话，那是他经过炼狱的锻淬，更坚韧、更纯真、更超尘绝俗了。

　　他被捕被判的重要原因，是他发表过很多对毛泽东主席不满和激愤的言论，那是他的真实思想。但他在监狱中认真读“毛著”，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出狱之后再没有说过和写过任何贬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词。他在写给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申诉书中，表示平反以后还要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最后以《中国古典小说》等论著的出版，兑现了他的诺言。这就是聂绀弩晚年的率真。

　　1977年10月，正当聂绀弩出狱一周年之际，他在给黄苗子的信中，写了一句由衷之言：

　　我尝觉公，我，祖光，瘦，迩乃至永玉，固均属落后分子，但实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且歌社并不违心……

　　——我们包括吴祖光、尹瘦石、陈迩冬，乃至黄永玉这些人，固然都属于落后分子，但实际我们都是真正有见识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有时或曾写作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而且决不是违心的——聂绀弩从来不说违心话呵！

　　我们把聂绀弩档案材料拿了出来，如果只是为了回忆一段历史，那就没有大的意义。那些风风火火的历史，那些是是非非的纷争，那些恩恩怨怨的人事，恶战与詈骂，凶虐与荒诞，狂笑与哀哭，灼热与阴冷，早应该淡忘了。我们重新阅读这些材料，唯一的意义，在于从中发现和汲取我们需要的文化。我们从这些材料中读取的，正是世世代代的优秀的文化人所传承的那样一种精神操守，或者说是世世代代的诗人们的经典诗篇中所缭绕贯射的一脉诗魂。

　　聂绀弩逝世前，在怀念伟大诗人屈原的一首诗中，就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经典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