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作者：龍應台
分類：天下觀點系列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09/08/26
裝訂：單色，膠裝
折價券：可以使用
定價：NT$380元
简介
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
從1949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人，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
六十年來，我們從來沒有機會停下腳步，問問對方，你痛在什麼地方？
是時候了，在歷史的這一頁即將永遠地翻過之前，我們還來得及為他們做些什麼？
龍應台，華人最犀利的一枝筆，繼思考家族情感的暢銷書《親愛的安德烈》、《目送》之後，龍應台再度推出15萬字新書《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醞釀十年、走過三大洋五大洲，耗時三百八十天，行腳香港、長春、南京、瀋陽、馬祖、台東、屏東…..從父母親的1949年出發，看民族的流亡遷徙，看上一代的生死離散，傾聽戰後的倖存者、鄉下的老人家。
龍應台說，「我再怎麼寫，都不能給他們萬分之一的溫情與正義」。藉由文學的溫熱，龍應台希望引領讀者一同誠實地、認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這段歷史，看見一整代人「隱忍不言的傷」，重新凝視關於人的尊嚴以及生命價值，用最謙卑的心，寫出跨民族、跨歷史、跨省籍的一本書。
选摘
追火車的小孩
一進入東德區所謂公路其實就是一條被鐵絲網、探照燈和監視塔所圍起來的一條出不去的隧道。接近關卡檢查哨時，看到穿著制服的邊境守衛，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都是回鄉的人吧？廣州東站的候車室裡，起碼有上千的人，聚在一個大堂裡，聽見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話。很多民工，帶著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種紅藍白三色條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掛。出來打工的人，這很可能是兩三年才一次的回鄉。家裡的孩子，可能都認不得自己了。
人們安靜地上車，一入廂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舖位，就把燈滅了。燈滅掉的那一刻，整個世界就沒入鐵輪轟轟隆隆的節奏裡。行駛中的夜行火車永遠是浪漫的，車廂像個祕密的、無人打擾的搖籃，晃著你的身體；韻律勻勻的機械聲，像一頂蚊帳，把你密密實實地罩在搖籃裡。
美君從廣州站上車，回到衡山，想把孩子帶出來的時候，她的孩子也不認得她了。
我在二○○九年走的這五百二十一公里鐵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過的路。李佛生，那兩位淳安一同出來的庄稼少年之一，陪著她走。在廣州半年，美君看見了更多的離散；她決心回到衡山，把孩子帶出來，帶在身邊。
火車到了衡陽，不走了。到衡山的鐵軌斷了。火車裡的人，又面臨抉擇：是坐在車裡等，還是下車走路？這個時代，是個不尋常的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清晨五點，我跨出衡陽火車站，冰涼的空氣襲來，像猛烈的薄荷，大霧鎖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猶沈，站前廣場上已經站了很多人，這時紛紛湊上前來，口裡低低呼著地名：
攸縣！攸縣！
祁陽！祁陽！
長寧！萇寧！
永州！永州！
「永州？」我看了看那個呼「永州」的人，是個有點年紀的老頭。跟著他走，我就會被送到永州，就是零陵，在那裡，?弦的命運轉了個大彎。為了?弦，我特別走到那個寫著「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應揚來接我。車子駛出了有路燈的衡陽市區，進入鄉間公路，車燈照出去，像在雲裡游泳一樣，上下前後遠近，只有茫茫霧氣，路都看不見。如果突然有個大坑，車子會開進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決斷：下車走路。
她帶著佛生，下了火車，開始沿著鐵軌往北走。從衡陽到衡山，沿著鐵軌走，大約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見，鐵軌整個被翻了過來。美君走得腳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來，讓她扶著走。走到第二天，遠遠看見了衡山車站，她心裡一鬆懈，腿就軟了下來，摔在鐵軌上。
我沒想到，二○○九年的衡山火車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車站，幾乎一樣。木頭窗子一隔一隔的，玻璃上一層很舊的灰，從外面望進去，朦朧朦朧的，有一個老人拿著掃把畚斗在專心地掃地。冬日淡淡的陽光，從窗格子裡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長，一直長到檢票口。檢票口，也就是兩條木頭扶手。
這時南下北上都沒車。候車室裡一個人也沒有，靜悄悄的，牆上一個大壁鐘，我想，我幾乎可以聽見那分針繞圈遊走的聲音，也看得見那陽光在地面上移動的速度。
我穿過空空的檢票口，像旅客一樣，走到月台上，這是南下廣州的月台，立在鐵軌邊，看那鐵軌往前伸展，伸展到轉彎的地方。我有一種衝動，我想下月台，站到那鐵軌上，趴下來，耳朵貼著鐵軌，聽六十年前那列火車從時光隧道裡漸漸行駛過來、愈來愈近的聲音。
美君離開了鐵軌，走泥土小路到了山凹裡的龍家院。那兒滿山遍野是油桐樹，開滿了花苞，還沒有綻放。水田現在已乾，稻子半高，但是荒蕪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來幾個鄉親，美君不認得他們，他們卻認得這是槐生的杭州媳婦，咧開嘴來笑著和她打招呼。一個肩上扁擔扛著兩隻水桶的族兄，還把水桶擱下來，問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問她戰爭打到了哪裡。
我站在龍家院的田埂上，應揚跟挑水過來的大嬸介紹，「這是我妹妹。」他說「妹妹」的時候，第二個「妹」字也用四聲，說的很重，聽起來就是「妹魅」。不一會兒，就圍了一圈龍家院的族人，都姓龍。應揚一個一個介紹給我：
這一位，是你的哥哥…
這一位，你應該叫表姊…
這一位，是你的叔叔…
圍了一圈人，各種親屬的稱謂，全用上了。
「我記得你媽媽，杭州小姐，燙了頭髮的，」一個大嬸說。
「對，我也記得，她還從城裡帶了一個收音機來，」一個叔叔說。
「她很好，穿旗袍，來這裡住破房子，一點也不嫌。」
我站在那棟門窗都空了的紅磚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經沒有人住，野草長在屋頂上，也長在屋前和屋後的野地裡。就是這一棟頹敗的紅磚房，美君來接她的孩子。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後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滿面驚恐地瞪著眼前這個要帶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鬧，又踢又打，怎麼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車站。南下的月台上，火車已經進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原弧形的車頂皮上，爬滿了人。有人用一隻手緊緊抓著門上的鐵桿，身體吊在車外；車窗被人體堵塞。
美君一伸手要接過孩子，孩子就像觸電一樣大哭。奶奶本來就捨不得，眼看著火車要開了，她趁機說，「那……那孩子還是留下來吧？」
向來果敢的美君，看著孩子哭得發漲的紅臉，火車裡大難臨頭的擁擠，這時猶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縮了回來，縮了回來，又伸出去。
哨聲響起，火車要動了，千鈞之重，都在一瞬間。美君做了一個決定。她轉身對佛生說，「那，我們上車吧。」
然後對奶奶說，「媽，我們──很快就回來。」
我問應揚，「後來，你對媽媽有任何記憶嗎？」
他眼眶一下就紅了，六十歲的人了，一說到衡山火車站，還要哽咽。
「只有一個印象留下來，就是──媽媽在火車裡，頭髮捲捲的。後來，長大一點，看到別人都有媽媽，只有我沒有，很難過。開始的時候，奶奶還騙我說，我就是你的媽媽，後來當然騙不住了。」
應揚的眼睛深凹，特別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時候，我從美國特地飛到廣州去「認」這個失落的哥哥，在滿滿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這就是他。」應揚皮膚黝黑，穿著農民的粗布，帶著底層人民的謙抑神情，過了一輩子挑扁擔、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臉上有美君的一雙深凹、明亮的眼睛，在大水般湧動的人潮中，我一眼就看見他。
應揚抑制著情緒，停了一下，然後繼續說，「小時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老師跟同學指著你的鼻子說，你爸是國民黨，像拿刀砍你一樣，我總是想，如果媽媽在，多好，隨時可以回家對媽媽痛哭一場，可是一想到這裡，就更難過。每次火車從衡山站裡開出來，經過龍家院都速度還很慢，我老遠就從屋子裡衝出去，拚命往鐵軌那邊跑，往火車跑過去，我去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媽媽媽媽媽媽……我看到任何一個短頭髮燙得捲捲的女人，都以為那是我媽──我媽永遠在一輛開動的火車裡，我永遠追不上……」
上海的早晨
「今天什麼日子？」他對自己說，腦子裡卻是一片空白；自從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佔領了這個城市以來，這樣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這旗子還沒有汪精衛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個字：「反共建國」。它是正統的青天白日滿地紅。
「這是怎麼回事？」
才從日本來上海半年，堀田對政治還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統治的上海街頭出現那麼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麼意思，也沒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時，「重慶」兩個字在他腦海裡模糊地溜轉了一下，馬上被其他念頭所覆蓋。但是，拐個彎走出小巷走進了大馬路，他呆住了。
大街兩旁的建築，即使一排排梧桐樹的闊葉在八月還一片濃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見一片密密麻麻的標語，大剌剌地貼在參差斑駁的牆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張標語都顯得那麼斬釘截鐵，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戰和起義，怎麼看，怎麼顯眼：
八年埋頭苦幹，一朝揚眉吐氣！
慶祝抗戰勝利，擁護最高領袖！
還我河山！河山重光！
實現全國統一，完成建國大業！
一切奸逆份子，撲殺之！歡迎我軍收復上海！
國父含笑，見眾於九泉／實施憲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強國！
自立更生，慶祝勝利！
提高民眾意識，安定勞工生活！
堀田善衛停止了腳步，鼻尖聞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帶著隔宿的黏膩又有點人的體溫的生活氣味。他看見一條舊舊的大紅花棉被晾在兩株梧桐樹之間，一隻黃色的小貓正弓著身體從垂著的棉被下悄悄走過──就那麼一瞬之間像觸電一樣，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衛日後寫了《上海日記》，回憶這安安靜靜卻石破天驚的一個上海的早晨：
「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訊社的海外廣播播放了日本承諾接受波茨坦公告，監聽到這一廣播的莫斯科廣播電台，則動員了其在海外廣播的全部電波，播送了這條消息。而收聽到這條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組織便立即採取行動，將這些標語張貼了出來。」
在無數亢奮高昂的標語中，他突然瞥見這麼一條，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貼在一戶普通石庫門的大門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將來。
灰色的兩扇門是緊閉的，對聯的字，看起來墨色新潤，好像一盞熱茶，人才剛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動：「我對這個國家和這個城市的底蘊之深不可測，感覺到了恐懼。而且這些標語是早已印刷完畢了的，我對地下組織的這種準備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慶，蔣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經知道了這山河為之搖動的消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號的日記，筆跡沈靜，墨跡均勻，完全沒有激動的痕跡：
[雪恥]…正八時許，忽聞永精中學美軍總部一陣歡呼聲，繼之以爆竹聲。余聞甚震，當「如此嘈雜實何事？」彼答曰：「聽說什麼敵人投降了。」 余命再探，則正式報告，各方消息不斷報來，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嚴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蘇柏林公報條件投降以（矣）
這個人，一生寫了五十七年的日記，沒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殺戮場上衝鋒陷陣、滿眼血絲，一從前線下陣，侍衛就看見他在夜燈下拾起毛筆，低頭寫日記。從一九二八年起，每一篇日記都以「雪恥」二字起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三百六十五天的「雪恥」。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備盡艱辛之後，苦苦等候的時刻真的到來，卻竟也只是一張薄薄紙上四行淡墨而已。
我是台灣人
戰爭期間，當作軍伕、軍屬以及「志願兵」被送到中國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戰場的，有二十萬人。
運到日本高座海軍航空兵工場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個台灣孩子。戰爭結束時，三萬三百零四個台灣青年為日本犧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當天皇緊繃而微微顫抖的「玉音」從廣播裡放送出來的那一刻，台灣人，究竟是戰敗者，還是戰勝者呢？
八月中，剛好是中元普渡。台北萬華龍山寺廟埕裡人山人海，香火繚繞，廟埕外小吃攤熙熙攘攘整條街。舞獅的動作特別活潑賣力，人們的笑聲特別輕鬆放肆，孩子們嬉鬧著向獅子丟鞭炮。賣中秋月餅的商店，已經把文旦和月餅禮盒堆到馬路上來了。
黃春明說，天皇宣布日本戰敗的那一天，他的祖父興高采烈，覺得「解放」了；他的父親，垂頭喪氣，覺得「淪陷」了。十歲的宜蘭孩子黃春明，睜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剛好生在什麼年份，那個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認同？
台南醫師吳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徵召到南洋。五十九個醫師、三個藥劑師、八十個醫務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開往南洋前線。太平洋海面已經被美國的空軍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行駛，躲避轟炸。幾乎可以預料的，這是一艘地獄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貢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兩百四十七個。
活下來的吳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貢，照顧日本傷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貢軍醫院裡和其他三百個醫院的員工肅立在中庭，低頭聆聽天皇的宣布。身為台灣人，吳平城心中只有歡喜，心裡頭最克制不住的衝動，是馬上回到親愛的家人身邊了。軍醫長對吳平城──現在他還叫「山田」，說，「山田，從此你是中國人了，我們是日本人，以後有機會中國和日本合起來打美國吧！」
吳平城還沒答話，同是軍醫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經發難，板著臉衝著軍醫長說，「軍醫長，您到現在還執迷不悟，說出這種話來。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您一樣，想統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統統講日語、穿和服，才會到今日悽慘的地步呀！」
西貢軍醫院裡只有兩個台灣醫師。山本軍醫長詢問兩人願意與日軍部隊同進退，還是選擇脫離，兩個台灣人選擇離去。第二天，兩位台灣醫師領了薪水，坐三輪車離開，發現醫院院長帶領全體工作人員列隊在醫院大門口，對兩名台灣同仁脫帽敬禮。極盡隆重的送別。
「這是日本海軍惜別時的大禮，」吳平城心中深深感慨，「從此大家變成陌路的異國人了，他們還是盡到最後的禮節。」
翁通逢是嘉義人，東京東洋醫學院畢業。吳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時候，東京已經被美軍炸得屍橫遍野，滿目瘡痍，翁通逢決定趕快離開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滿洲國去。
他沒有聽見十五日天皇的廣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裡，新京的空襲警報突然尖聲響起，驚醒了本來就忐忑不安的市民。新京，就是長春。砲火和坦克車很快就進了城，蘇聯的紅軍打進來了。很多台灣人這才赫然發現，訊息靈通的日本人，早已疏散到城外，講日本話、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灣人，沒人通知，後知後覺地還留在城裡頭。害怕紅軍的暴行，也恐懼滿洲人的復仇，台灣人聚集起來自力救濟，存糧、雇車、找路，開始個別逃難。
翁通逢一群人帶著兩袋米、一包豆子、一袋鹽，就上路了。長春市東區伊通河畔有橋，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經之路；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滿洲人，這時守在二道河的橋欄上，專門「堵」日本人，見到就殺，「以致於溪水一兩日都是紅色的。」
日軍在戰時鼓勵大約數十萬的日本平民來滿洲「開拓」，大多數是本來就貧苦的農民。八月十五日以後，這些人突然成為沒有人管的難民。翁通逢認識一些開拓民，聽說有些人流離到了長春，他趕到長春的「日人在滿救濟協會」去看望，卻發現，一起從北滿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間八個榻榻米大的房間裡，睡了將近十個人，其中好幾個已經是屍體，躺在活人中間；活人沒有力氣站起來，把身邊朋友和親人的屍體抬走。
台灣人在東北小心地活著；蘇聯兵四處強暴婦女，穿著軍服當街行搶。蘇聯兵走了，八路軍來了；八路軍走了，國軍來了，國軍走了，共產黨又來了。滿洲人稱日本人為日本鬼，稱台灣人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個關卡，台灣人都要努力證明自己不是日本人，會說一點蹩腳國語的，就大膽地說自己是「上海人」。會說客家話的人，這時發現，用客家話大聲喊，「我是台灣人」，成了保命的語言。
翁通逢醫師決定離開東北逃回台灣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冬天，那是一個冰冷的劫後餘生的冬天：
那時是十一月，看到一群從北滿疏開（疏散）來的年輕人，大約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來歲。本來年輕人應該很勇、有氣魄，可是他們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當衣服遮著，在零下二十度裡，走路垂頭喪氣。
我看他們走路不大穩，心想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隨在後，想看看他們住在哪裡？他們住進一個日本人的小學校，裡面也沒什麼東西，光是冷就冷得厲害了。經過三個星期我再去看，學校運動場像個墳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個死人坑會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發生，看來不離開東北不行了。
1 行道樹
我真的沒有想到，你是認真的。
你把錄音機架好，小心地把迷你的麥克風夾在我白色的衣領上，「這樣收音效果最好，」你說，然後把筆記本攤開，等著我開講。
我注意到，你還記下了錄音機上顯示的秒數，方便回頭做索引。
這都是歷史課教的嗎？
我實在受寵若驚。這世界上怎麼會有十九歲的人對自己的父母感興趣呢？
我自己十九歲的時候，父母之於我，大概就像城市裡的行道樹一樣吧？這些樹，種在道路兩旁，疾駛過去的車輪濺出的髒水噴在樹幹上，天空漂浮著的濛濛細灰，靜悄悄地下來，蒙住每一片向上張開的葉。行道樹用腳往下守著道路，卻用臉朝上接住整個城市的落塵。
如果這些樹還長果子，他們的果子要不就被風刮落在馬路上被車輪碾過，要不就在掃街人的咒罵聲中被撥進垃圾桶。誰，會停下腳步來問他們是什麼樹？
等到我驚醒過來，想去追問我的父母究竟是什麼來歷的時候，對不起，父親，已經走了；母親，眼睛看著你，似曾相識的眼神彷彿還帶著你熟悉的溫情，但是，你錯了！她的記憶，像失事飛機的黑盒子沈入深海一樣，縱入茫然──她連最親愛的你，都不認得了。
行道樹不會把一生的灰塵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們會以石頭般的沈默和冷淡的失憶來對付你。
你沒把我當行道樹；你想知道我的來歷。這是多麼令人驚異的事啊！
休息的時候，你靠到窗邊去了，坐在地板上，舒展長長瘦瘦穿著牛仔褲的腿，然後把耳機塞進耳朵，閉起了眼睛，我看見陽光照亮了你濃密的頭髮。
因為你認真，所以我打算以認真回報你。
我開始思索：歷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對一個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個雖然和我關係密切但是對於我的身世非常陌生，對於我身世後面那個複雜的歷史網絡非常模糊的人，一個生命經驗才剛剛要開始、那麼青春那麼無邪的人，我要怎麼對他敘述一個時代呢？那個記憶裡，有那麼多的痛苦、那麼多的悖論，痛苦和痛苦糾纏，悖論和悖論抵觸，我又如何找到一條前後連貫的線索，我該從哪裡開始？
更讓我為難的是，當我思索如何跟你「講故事」的時候，我發現，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對那個「歷史網絡」其實知道得那麼支離破碎，而當我想回身對親身走過那個時代的人去叩門發問的時候，門，已經無聲無息永遠地關上了。
所以說，我其實是沒有能力去對你敘述的，只是既然承擔了對你敘述的我稱之為「愛的責任」，我就邊做功課邊交「報告」；夜裡獨對史料時，山風徐徐穿過長廊、吹進室內，我感覺一種莫名的湧動；千軍萬馬繼續奔騰、受傷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溫柔無助的心靈仍舊懸空在尋尋覓覓。。。
我能夠敘說的，是多麼的微小啊，再怎麼努力也只能給你半截潑墨山水，不是全幅寫真。但是從濃墨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間，聰慧如你，或許能夠感覺到一點點那個時代的蒙住的心跳？
2 住在一張地圖上
我的名字裡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著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洩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裡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裡，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裡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裡，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計程車，不妨看一下司機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發現。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麼會在台灣開計程車？
只要你開口問，他就「啪」一下，打開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輾轉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一兩萬難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蓋著油布的木棚裡戰避風雨。你知道，難民營裡也是有愛有情有慾的；港生，就出生在調景嶺那遮雨棚下。兩年以後得到入境許可，來到台灣，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龍的本名是什麼嗎？如果我告訴你，他叫「陳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嗎？稍微打聽一下，你就會知道，他的父親房道龍，在戰亂的一九四七年隻身離開了安徽和縣沈巷鎮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兒女，隨著戰爭局勢的漂洗，最後到了香港，改名換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嬰取名「港生」。和他安徽妻兒的那一邊，是一個生離死別的悲劇，和成龍這一邊，是個患難興邦的傳奇。
今天我從台北的青島東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機，名牌上寫的是「問中原」。
「問中原」？
中原，是一個地區，指的是中國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個概念，指的是中國的文化和權力道統。姓「問」名「中原」，激發的想像就是一個氣勢萬千、躍馬中原的光復圖騰。他的父母是江蘇高郵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亂流中擠上了船，渡海來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復故土的悲壯期待，織進了小小孩兒的名字裡。
在台北街頭，你只要有一點好奇，開口敢問，一問就是一個波瀾湧動的時代傳記。戰後這一代「台兒」，你幾乎可以說，整個人就是一枚會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開的歷史地理課本。
我這「台妹」所居住的這個城市，叫做「台北」，更絕了，它是一張大大攤開的中國歷史地圖。地圖有多大？橫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張兩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圖。
為什麼稱它「歷史地圖」？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歐洲全圖，就是一張「歷史地圖」，它裡頭的「奧匈帝國」，現在沒有了。台北城這張街道大地圖上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時鐘停擺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地圖。
你把街道圖打開，靠過來，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東西向的忠孝路畫出一個大的十字座標，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塊，那麼左上那一區的街道，都以中國地理上的西北城市為名，左下一塊，就是中國的西南；右上那一區，是中國的東北，右下，是中國的東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找「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街」嗎？往西南角去吧。找「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四平街」嗎？一定在東北角。要去寧波街、紹興路嗎？再笨也絕對不會往「西藏路」那頭去找。「甘州街」、「涼州路」、「哈密街」、「蘭州路」、「迪化街」，哈，猜猜看他們在哪個方向？
我們很多人對國民黨的過去的統治歷史是有反感的，我們都說，你看，打仗打敗了，逃到這個島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記憶，把中國地名強加在台北城上，滿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虛幻想像，充分殖民主義的嘴臉，可悲可惡。
我一直也以為統治者把台北變成一個中國地圖，是一九四九年的一個傷心烙印。失去了實體的萬里江山，就把這海角一隅畫出個夢裡江山，每天在這地圖上東南西北走來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可以用來臥薪嘗膽，自勉自勵。
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唉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
原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頒佈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各個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學者還會告訴你，其實用「改名」來稱，是錯的，因為日本人的都市規劃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復以後，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命名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要「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叫鄭定邦，授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台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
鄭定邦又是哪兒來的靈感呢？
不奇怪，因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國省分和都市來命名的；南北縱向用省分，東西橫向用城市。
把整個中國地圖套在上海街道上來命名的這個「靈感」，又是哪裡來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併成公共租借，各區的街道都得改名，英美法幾路人馬各說各話，都堅持保留自己原來的街名，英國領事麥華陀於是訂了「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乾脆用中國地名來命名，以免白人內訌。上海街道，從此就是一張攤開的中國地圖。
讓我意外的是，甚至連「建國路」、「復興路」這種充滿政治企圖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國民政府給上海街道的名稱，而不是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北所量身訂做的。
所以台北城變成一張中國大地圖的時候，國民政府根本還不知道自己會失去中華民國的江山。一切竟然是歷史的意外佈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崩潰而撤退到這個島，以這個島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把「光復河山」變成此後最崇高的信條，而台北的街道以完完整整的「河山圖」大大地張開，接受這個新的歷史命運到來。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正式遷台在台北辦公以後，就更詳細地把大陸的地名慢慢填了進來。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們，就在這樣一個已經搭好的歷史架構裡，在這樣一張浮貼掃瞄的歷史地圖上，長大。
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國軍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國軍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湾亚热带的湿热烘得汗流浃背的七十军，晕头转向地走下了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投降的日军代表也被安排在码头上向胜利者的军队敬礼。胜利者却气急败坏、自顾不暇。在货物和辎重的磕磕绊绊、挤来撞去下，一团混乱上了火车，驶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第一眼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地排在那边肃静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吴浊流，《波茨坦科长》）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灣独立運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國軍”，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 棉被军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杨逸舟着，张良泽译：《二二八民变》）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
（海星中学考卷）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海葬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它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
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國軍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華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16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國軍。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國軍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维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刘玉章〈东北戡乱战争亲历记〉《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并发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107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沉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得死去活来，满脸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页9）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華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整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龙应台专访，2009年6月26日。台北师大路林精武家。）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 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
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象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
林精武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脚就皮破血流，脚趾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力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1946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國軍看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國軍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梵竹〈一张高尔夫球场会员证的故事——访何既明先生〉，引自蓝博洲《共产青年李登辉——二进二出共产党第一手证言》）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怀的丘壑，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國軍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军一样，國軍的六十二军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 847登陆舰在11月19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55位军官和499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而“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國軍，倒是10月10日国庆日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華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吴新荣《吴新荣日记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1945年10月，在举国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國軍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國軍延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11月25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國軍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所有高雄、台南的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的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他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家人，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
彭明敏其实洞穿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國軍，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对”的第一感觉，其实就是两个文化的对撞。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仿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1947年2月28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國軍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绅代表一踏进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一夜苦刑之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1949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1949，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1947。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总共十二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國軍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被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强推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垂眉跪了下来。（萧万长，龙应台专访，2009年4月30日）
千斤担子两肩挑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難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人，街上也是到处是難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軍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扶着床都不会走。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 “将軍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軍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軍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軍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難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他難民一样，艰难地为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毡，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嘴，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叠行軍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繁华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林百里和父亲）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他的笔记电脑制造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難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在孩子出生之前，秦厚修得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丬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
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蛮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馬英九提供）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國总統。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的。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勢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勢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産党的意识形态，也不欣赏蔣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 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國运动”的“第三勢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 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軍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國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國”，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跳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或蒙民伟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勢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象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國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國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國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難民潮来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難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役？”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軍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軍的名将陳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軍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軍损失惨重，自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軍方面则宣称“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軍严肃地检讨应付国軍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國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中情局在后面，”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埗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拼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拚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象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记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軍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明白，所谓 “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有心疼的意思。
在香港，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也在“保险公司上班”。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豫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奉化很有名，所以蔣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蔣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蔣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四岁的徐立之和父亲）
二○○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走一趟吉林路
跟朋友的約會，我常約在亞都飯店一樓的巴賽麗廳。一個人的時候，喜歡坐在遠離熱鬧的靠窗那個高腳凳。透過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車燈由遠而近，雨絲在光圈裡晶瑩滾動像動畫；車慢慢停下來，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紅綠燈。走路的人進入飯店的騎樓，暫時收起手裡的傘，放慢了腳步，經過窗邊不經意地和你視線相接，又淡淡地走過。
他若是一路沿著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經走過了德惠街，如果繼續往南，那麼他接下來會碰到的幾條橫街將是錦州街、長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東的，是松江路和龍江路，旁邊還藏著小小一條遼寧街。
我們曾經玩過「大富翁」的遊戲，記得吧？在一張圖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贏有輸。這個城市裡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張歷史兵圖上。
德惠街？德惠，在長春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之處，是哈爾濱、長春、吉林之間的重要鐵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對日戰爭才結束一年半，國共內戰已經烽火連天。國軍新一軍五十師的兩個團守德惠城，林彪的東北野戰軍用四個師圍攻。兩軍只相隔一條馬路，砲火交織，激烈戰鬥了一個禮拜，共軍退敗而走。
滿面煙塵的國軍士兵從地堡中鑽出來，冰凍的荒原上還冒著一縷一縷的黑煙。抬走自己弟兄的屍體之後，算算敵人的屍體有幾百具。新一軍的將領孫立人、陳明仁巡視戰地，看著敵人的屍體也不禁流下眼淚。英勇退敵的五十師師長潘裕昆走在屍陣裡，默默不作聲，只沙啞地說了一句話：「一將功成萬骨枯」，眼睛就紅了。
德惠一戰，是國共內戰的第一次嚴重交火。死在德惠戰場的士兵，破碎焦爛、面目全非的程度，看來令活著的士兵也不忍卒睹。後來在台灣任聯合報採訪主任的于衡，記得當天氣溫是零下十七度，東北的大草原上無邊無際地一片荒涼。德惠城裡，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廢墟，濃煙滾滾，電線凌亂橫倒在街心，到處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裡，堆積起來的共軍屍體像座小山，細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凍的死魚一樣。因為是冰凍的僵屍，所以看上去沒有血跡。
男屍和女屍橫的豎的胡亂丟在一起；于衡特別注意到屍堆裡有十五六歲的女兵，頭髮上還紮著俏皮的紅繩子。
沿著吉林路，過了德惠街再往南走，會碰到交叉的錦州街。
聽過錦州嗎？它在遼寧省，瀋陽和山海關之間。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國共在錦州外圍激戰。范漢傑所統帥的國軍調動了十一個師，林彪、羅榮桓指揮的東北野戰軍五個縱隊，相互廝殺割喉。飛機轟炸，重炮射擊，陣地一片火海，屍橫遍野。然後突然下雪了，美國的記者拍到國共兩邊的士兵在雪埋的戰壕裡蹲著，凍得嘴唇發紫、臉色發青，但眼睛裡全是瘋狂的紅血絲。
十月十五日，解放軍「全殲」國軍十萬人，進入錦州。
同時，你要想像，戰場上一片冒煙的焦土，戰火還沒燒到的地方，人們在挨餓。美聯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發的新聞，列表告訴你，一百元法幣──別以為這是法國錢，當時的幣值就叫「法幣」，法定錢幣！一百法幣，可以買到什麼？
一九四零 一頭豬
一九四三 一隻雞
一九四五 一個蛋
一九四七 三分之一盒火柴
錦州在打仗的時候，上海的生活指數，五個月內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
個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經增加到三十七萬倍。 大學教授的薪水，已經買不起米；馬路上，學生遊行抗議的狂潮，癱瘓了整個城市。
再往南，我們先跳過霓虹燈閃爍的長春路，到一條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間，短短幾百公尺，有一小段，滿是女人的服飾和珠寶店，周邊大樓裡上班的年輕女郎喜歡來這裡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這個中國城市在哪裡。我們把台北街道圖放到旁邊，來看看這張東北地圖。
四平街雖然叫街，其實卻是個城市的名字。城，在瀋陽和長春的中間，一九四九年之前是遼北省的省會，三條鐵路的交叉點，既是交通樞紐，也是工業和軍事重鎮。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萬解放軍對國軍二十八萬人，足足打了一個月，解放軍潰敗逃往北邊的松花江。
國軍的資料說，美式的強大砲火加上空軍的地毯式轟炸，估計有四萬共軍被殺。國軍空軍低空丟擲一種殺傷力特別大的「麵包籃」，一次轟炸就造成共軍兩千人的傷亡。
什麼叫「麵包籃」？它是一種子母彈形式的燃燒彈，二戰中蘇聯侵略芬蘭時，就用燃燒彈轟炸芬蘭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國際指責的時候，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輕佻地說，我們沒丟炸彈啊，我們丟的是「裝滿麵包的籃子」。火力強大可以化城市為焦土的燃燒彈因此被稱為「麵包籃」，是個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東北白雪皚皚。砲火暫歇時，東北農民探出頭來看見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砲火燒過、炸過的地方，是一塊一塊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橫飛，留下的是一灘一灘的腥紅。
焦黑和腥紅大面積點綴著無邊無際的純潔的白雪。太陽出來時，紅和黑就無比強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後，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樣，解放軍重整又了打回來，現在換成國軍要做「保衛戰」。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聞記者們被邀請去看國軍勝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樣，斷垣殘壁中黑煙縷縷，因為不是冬天，屍體的臭味瀰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東邊盡頭，你會碰到遼寧街。遼寧啊？台灣的孩子搖搖頭，不知道遼寧在哪裡。中國大陸的小學生卻能朗朗上口，說，「遼瀋戰役是國共內戰中三大會戰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開始，歷時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軍在遼寧西部和瀋陽、長春地區大獲全勝，以傷亡六。九萬餘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四十七萬餘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從九月到十一月，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國共兩邊合起來有幾十萬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這是個什麼樣的景觀，飛力普？你說你聯想到二次大戰時德軍在蘇聯的戰場，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卻沒來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
東北還是滿州國時，很多台灣人到那裡去工作。有一個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長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滿洲國是日本的勢力範圍，當時大概有五千多個台灣人在滿洲國工作，很多是醫生和工程師。
日本戰敗之後，洪在明仍在長春，長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他出門時，看見一個乞丐彎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東西吃。下午，經過同一個地點，他又看見那個乞丐，在同一個垃圾桶旁，臉上還帶著點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覺得奇怪，怎麼這人一整天了還在挖那個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來是個凍死的人，就站在那裡，凝固在垃圾桶旁，臉上還有一絲的微笑。
路上的行人來來去去，從這微笑的乞丐身邊經過。
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裡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著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洩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裡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裡，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
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裡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裡，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計程車，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機的名字。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哎呀，「港生」，你怎麼會跑到台灣來開車呢？
只要你開口問，他就給你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裡走了一個禮拜不見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A字形蓋著油布的破棚裡，因此叫「港生」，兩年以後來到台灣，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龍的本名是什麼嗎？如果我告訴你，他叫「陳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嗎？稍微打聽一下，你就會知道，他的父親房道龍，在戰亂的一九四七年隻身離開了安徽和縣沈巷鎮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兒女，輾轉流離到香港，改名換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嬰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兒的那一邊，這是一個生離死別的悲劇，和成龍這一邊，這是個患難興邦的傳奇。
今天我從台北的青島東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機，名牌上寫的是「問中原」。
「問中原」？
飛力普，中原，是一個地區，指的是中國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個概念，指的是中國的文化和統治政權。姓「問」名「中原」，激發的想像就是一個氣勢萬千、躍馬中原的光復圖騰。他的父母是江蘇高郵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亂流中擠上了船，渡海來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復故土的悲壯期待，織進了小小孩兒的名字裡。
如果你碰到一個計程車司機名牌上寫的是「馬英九」，不要簡單地以為，他大概排行老九，或者以為，他剛好出生在九龍；一九四九年流亡到這海角一隅的，有特別多心懷大志的青年人，背包行囊看起來極其輕簡，卻是思想的走私客──他在心裡攜帶了萬卷藏書和經國大志，對於在離亂中出生的孩子，風雨飄搖之際，特別抱著「中興」的期待。
就以「英九」這個小孩為例，他的父親是這麼說的：「他一出生，我就希望他有九如之身，九思之德，九經九疇之志。二十五歲留美，我給他兩刻印，『思如以立』，『經疇其行』。」
聽不懂吧？
「九思」，出自論語，子曰，「君子有九思」；「九如」，出自詩經小雅，如山、如阜、如陵、如岡、如川，如月、如日、如南山、如松柏之茂；「九經」，出自中庸二十章，「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反正就是──很有學問啦。
在台北街頭，你只要有一點好奇和放肆，開口敢問，一問就是一個波瀾湧動的時代傳記。戰後這一代「台兒」，你幾乎可以說，整個人就是一枚會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開的歷史地理課本。
我這「台妹」所居住的這個城市，叫做「台北」，更絕了，它是一張大大攤開的中國歷史地圖。地圖有多大？橫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張兩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圖。
為什麼稱它「歷史地圖」？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歐洲全圖，就是一張「歷史地圖」，它裡頭的「奧匈帝國」，現在沒有了。台北城這張街道大地圖上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時鐘停擺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地圖。
你把街道圖打開，靠過來，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東西向的忠孝路畫出一個大的十字座標，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塊，那麼左上那一區的街道，都以中國地理上的西北城市為名，左下一塊，就是中國的西南；右上那一區，是東北，右下，是東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找「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街」嗎？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嗎？一定在東北角。要去寧波街、紹興路嗎？你絕對不會往「西藏路」那頭去找。「涼州街」、「哈密街」、「蘭州路」、「迪化街」，嘿，猜猜看他們在哪裡？
對國民黨的統治有反感的人，說，你看，打仗打敗了，逃到這個島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記憶，把中國地名強加在台北城上，滿足自己「光復大陸」的虛幻想像，既可笑又可惡。
我一直也以為統治者把台北變成一個中國地圖，是一九四九年的一個傷心烙印。失去了實體的萬里江山，就把這海角一隅畫出個夢裡江山吧，每天在這地圖上走來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來臥薪嘗膽，自勉自勵。
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哎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
原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頒佈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各個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學者還會提醒你，其實用「改名」來稱，是錯的，因為日本人的都市規劃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復以後，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則，就是要「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叫鄭定邦，授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台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面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
鄭定邦又是哪兒來的靈感呢？
不奇怪，因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國省分和都市來命名的；南北縱向用省分，東西橫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東路會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會是橫的。當然，也有很多例外。
把整個中國地圖套在上海街道上的這個「靈感」，又是哪裡來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併成公共租借，各區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幾路人馬各說各話，都要堅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國領事麥華陀於是訂了「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乾脆用中國地名來命名，以免白人內訌。上海街道，從此就是一張攤開的中國地圖。
讓我意外的是，甚至連「建國路」、「復興路」這種充滿政治含意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國民政府給上海街道的名稱，而不是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北所量身訂做的。
所以台北城變成一張中國大地圖的時候，國民政府根本還不知道自己會失去中華民國的江山。
地圖大大地張開著，而一切竟然是歷史的意外佈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崩潰而撤退到這個島，以這個島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把「光復河山」變成此後最崇高的信條，而台北的街道剛好以完整的「河山圖」攤開，承受了這個新的歷史命運到來。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們，就在這樣一個不由自主的歷史命運裡，在這樣一張浮貼掃瞄的歷史地圖上，長大。
最普通的一年
翻开县志，灯下夜读，每一个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么普通的一年啊！
和应扬走在田埂上，几株桃树，枯枝丫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衬着后面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峦起伏，像一个超大的美丽画布，前景还有一只水牛坐在空地里，悠悠晃着尾巴赶果蝇，一派恬静悠闲的农村风光。槐生，一个中国农村的孩子，非常具体的，就在现在我踩着田埂的龙家院的土地上长大。
一个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这片土地，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呢？
我翻开衡山县志。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国七年，等着他到来的世界是这样的：“四月，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与南军在湘江、洣水沿岸混战，奸淫掳掠。青壮男女进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芜。七月，苦雨、兵灾、水灾交加，农民苦不堪言，拖儿带女，外出逃难。”
槐生两岁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饥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饥。”
五岁那年，大水滚滚从天上来，“湘江、洣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无几，灾民露宿两三个月之久。”
十二岁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骤发。”
十五岁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灾……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
十七岁那年，山洪爆发，“农民外出成群乞讨”。
十八岁那年，丝虫病流行，湘江、洣水暴涨，衡山重灾。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疟疾流行，衡山死亡两千多人。
国共战争全面爆发，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县志是这么写的：
衡东境内发生严重饥荒……饥民觅食草根、树皮、观音土，霞流乡饿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粤汉铁路一线有数以万计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乱流行。秋，患病率达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边远、偏僻山区缺医少药，情况更为严重。莫井乡八三五五人，患疟疾的达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几年的湖南孩子怎么长大，县志说的简直就一模一样：
民国三年，军阀作战，衡山境内初等小学由一百六十所减至十八所。
宣统元年（一九零九），水旱虫灾交加，农民靠树皮、野草充饥，成群结队出外乞讨，卖儿鬻女，死于沟壑者比比皆是。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连降暴雨，湘江、◆水横流，发生“光绪丙五”大水灾。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灾。灾情惨重。
沈从文这个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岁，一九零二年出生在湘西凤凰镇。
九岁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时候，野孩子沈从文看见的家乡是“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
革命失败了，官府到处杀造反的人。刑场就挑在沈从文常逃学玩水的河滩上。每天杀一百个人左右，看热闹的大概有三十个。抓来杀头的，基本上都是无辜农民，后来杀的实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赶到天王庙大殿前，掷茭。顺茭开释，阴茭杀头。该死的农民，自动走向左边去排队，该活的，走向右边。没有人抱怨。
调皮的孩子每天到河滩上去看砍头，一二三四屈指数尸体，要不然就兴高采烈地跟着犯人到庙前看掷茭。人头砍下之后，地上一摊血，那看热闹的大人们，欣赏杀头之后，品头论足一番，还要前去用脚踢踢那尸体，踹踹他肚子，最后觉得玩够了，无聊了，便散开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沈从文已经从军，跟着地方部队去“清乡”。“清乡”就是去乡下搜索所谓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农民就被绳子捆了来，先打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再加一顿呻吟惨叫的夹棍；酷刑之下，超过半数的人画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头。
沈从文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看了七百个人头喷血落地。前两年，地方道尹已经杀了两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军司令，又杀了三千人。现在轮到沈从文的卫队，“前后不过杀一千人罢了！”
水灾、旱灾、大饥荒，加上连年的兵灾，人民成群外出逃难。中国广阔的大地上，路在山与山间回转，路上，全是移动的难民，倒在路旁的尸体，绵延数里。
这回来衡山之前，我以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惨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开县志，灯下夜读，每一个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么普通的一年啊！
十万大山
长沙的國軍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軍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 彪所辖的两个軍，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軍集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一路溃败后撤，十月十一日，得到白崇禧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軍占领，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电，立即迁校。
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河已经被解放軍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链，珠子滚落不见。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九十七軍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工兵抢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于是黄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逃难中，不断发生。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退入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当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残军，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没有一个遮雨的草棚。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丢弃在那里，从盘古开天开始，上山砍柴、钻木取火。蒙阳对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出现大片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岁。这十一岁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界。三万残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集中营里的人们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部队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一九五三年三万残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 “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穈采访 “反 共 救国 軍”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軍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他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軍的一位营长；九十七軍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七軍有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团聚，是在越南的集中营里。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军队、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 《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的、澳门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的……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都汇入了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國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地道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从香港打电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是在那样一个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长大的没错。“否则，”他说，“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軍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
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
（本文由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授权登载，刊发时有删节及零星用语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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