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敬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来，从计划到市场，在经济建设上走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期间经历过无数艰辛、动荡、摇摆与反复，既有山重水复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转机。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一段打破思想桎梏、寻找经济规律的历史；一段摒弃少数权威、尊重大众个体权利与贡献的历史；一段重新划定政府与市场界限的历史。这个过程是人类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60年前，中国开始了一个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大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当整个社会取消了微观个体对外探索的权利与自由，只由少数精英通过制定计划的方式来引导全国人民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进行探索时，偶尔可能会走对了方向，但更多的可能是误入 歧途；甚至其纠错机制都是非常僵化而低效的：认识错误时要高度依赖少数精英，改正错误时是整个社会一致行动——但这种行动，往往也未必是正确的，整个社会来回往复地试错，为此付出的不必要的成本，难以度量。

　　30年前，中华民族穷则思变，摒弃了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修修补补，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轰轰烈烈的转型。这个过程，在当时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则可以断言，市场经济是引领中国经济再铸辉煌的必由之路。

　　与此前的改良不同之处在于，从中国决定在公有经济之外开始市场化改革之日起，普通民众作为个体，在开始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探索社会发展方向的使命。理想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社会上每个微观主体都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探索，由于禀赋不同，际遇不同，不同的人找到正确方向的概率也不同。而一旦有人找到正确的方向，社会其他人可以跟进，并分享这个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体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引导和优化资源配置，更对人们行为的优劣起客观的评判作用。找到正确方向的人，还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得到合理的回报。

　　私有产权、市场、企业，市场经济体系中这三位一体的基本元素，在计划经济中一度完全缺失。基于产权基础上的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到底是通过价格机制在市场上配置或者组合，还是在企业中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利用，取决于两种方式何者更有效。对于同样一种经济活动，由各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通过缔结契约而成的企业，如果其管理成本高于市场价格机制配置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则说明该企业从事此经济活动是低效的，应该将之归于市场。这种市场经济中屡见不鲜的企业重组，在计划经济中是无从得见的，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就是一个大企业，但其运作的好坏，由于没有一个外在的市场和价格体系来衡量而无从知晓，最终流于低效、破败。

　　中国经济60年的发展历程，迄今为止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对这套体系进行改革的历程。从原来徒劳无功的体制内改良，到发展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外的非公经济和市场体制，再到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的全面变革，方向早已明确，目标渐次清晰。产权改革，市场（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多管齐下，极大地释放出国民经济的活力，支撑了中国经济30年来平均近10％的增长，使之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远未成功：产权改革依然任重道远；许多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等仍受政府管制；国企改革到能源、电信、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便难以推进；政府和国有部门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中大部分的资源。这些由于改革不彻底而造成的问题互相交织，是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经济结构失衡、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根源。

　　尽管中国经济6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如果在国民经济这些举足轻重的领域上的改革不彻底，矛盾不断积累，改革开放的伟业将难免功亏一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将失去可靠的基础。

　　改革已到深水区。如果说改革初期是全民受益，则现在的进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中国政府不但要克服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更需要有改革自身的勇气，前路挑战重重。但既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有理由期许，更为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能不断推进。

　　中国经济，不走回头路。

　　——编者

　　在过去的60年，我们的国家始终是在应对挑战的努力中度过的。正是因为有市场化改革对于严峻挑战的成功应对，才迎来了今日的辉煌。然而，改革正未有穷期。只有认真总结6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才能从容应对我们面前的新挑战，再上一层楼，实现腾飞于世界的中国梦。

　　回想60年前，天安门的礼炮声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1949年－195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曾经灾祸纵横的中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使亿万民众从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国》的歌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滋长了虚夸冒进的思想和高估自己的能力。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故主席所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也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为改变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状态，试图对经济体制作出一些调整。1956年提出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大框架不变条件下，进行某些政策调整，以便给经济注入活力。此后20多年，才在不断摸索中，逐渐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方向。然而，对于要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建立等问题，仍然存在观点分歧。

　　在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变革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以及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措施以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改革思路为背景，往往方向各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为了简化头绪、深入讨论，本文以主要的改革措施为标志，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利弊得失进行检讨，进而解析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之路。

　　第一阶段是1958年至1978年，分权型命令经济。改革的重点，是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

　　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1993年，为增量改革阶段，改革主要在国有部门以外的经济领域中推进，并以民营经济的成长壮大来支撑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至今，为整体推进阶段，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进行全面改革。

　　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多种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阶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蕴含后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阶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阶段改革的某些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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