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田富夫
翻译：李冬木

〔译者前记〕：作者吉田富夫(Yoshida Tomio) 先生，1935 年生于日本广岛县，1963 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现任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早已熟知的著名学者和专家。作者的研究范围和成就相当广泛，但通过文学来透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来把握中国的政治、文化乃至心灵的脉搏，恐怕还是其“中国学”的最大特色。近几年来，作者向日本翻译介绍的《废都》、《丰乳肥臀》等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读者中获得了新中国文学从未获得过的巨大而良好的反响。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又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者，而且是一个有着研究者眼光的中国文学的忠实传播者，他在教学、研究和翻译方面的努力，不仅使日本读者接近了中国和中国文学，也使中国和中国文学接近了日本读者。

但作者的中国研究，最初还是从鲁迅开始的。自第一篇《〈野草〉论》起，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近年，作者把自己在这三十多年中写下的有关鲁迅的研究论文，择粹而成一集，取名《鲁迅点景》出版(研文出版，2000 年9 月30 日) ，使人们可以从一个研究者那里，略窥这三十几年间鲁迅研究在日本所发生的变化。《周树人的选择》是收在该书里的第一篇论文，但写作时间靠后，最初发表在1995 年3 月出版的《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第2 号上。译者当初读到这篇论文时，觉得获益匪浅，故有意且有幸在此把它译介给国内学人。

记得很多年以前曾读过一则笑话∶一个旅游者来到一个确曾出过很多名人的小城，他问当地的一个老人∶“这里出生过那些名人吗?”老人回答说∶“这里没出生过什么名人。这里出生的都是孩子。”鲁迅也是名人，许多人都是慕名而来探访鲁迅的。在这种习惯的眼光下，人们逐渐注意的便只是“名人”的伟大，忘却了“孩子”的普通，甚至以“名人”覆盖了人之初的“孩子”。但作者在本篇论文中却摘下了如此的“眼罩”，展示了一个非同习惯的视角，即指出“周树人”不是“鲁迅”，后来的鲁迅的“真实”并不一定等于留学生周树人的“真实”，也就是事实。他没用“伟大”去看待，去理解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而是根据已经发掘整理出来的实证资料，把这一选择还原给了一名“等身大”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从而也就重新勾画出了作为“孩子”，作为“人之子”的鲁迅留学时代的一个生活和精神的侧面。其参考和启发价值是自不待言的。

至于具体情形怎样，还是由本篇论文来讲罢。

1

对于鲁迅的文学形成来说，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代所经历的所谓“幻灯事件”，是一个重大的转机。现在无论哪一本鲁迅传上都这样写着。其根据是来自《〈呐喊〉自序》(1922 年12 月3 日) 。

鲁迅在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时候，写下了这篇相当成形的《自序》，回顾了到四十二岁为止的半生的历程，其中，对自己的当初立志学医，后来又终于转向文学的经过做了大致如下的说明∶

少年时代，为给父亲治病，为买中医所开的昂贵的中药，自己被屈辱地打发跑当铺。但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后来去南京，在新式学校里接触了西欧近代科学知识，便渐渐地知道了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而且又知道了在邻国日本的明治维新之际，西方医学的流入发挥了很大作用。(大意)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但在某一个时刻，竟在课间上映的幻灯上和中国人相遇了，那是在日俄战争中，中国人给俄国做侦探被日军抓来处死的场面∶绑在中间的人，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围着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也同样是一些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人们。(大意)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当初为救国而立志学医，不久便以“幻灯事件”为契机，觉悟到更为急迫的是改造国民的精神。因为这一图式极为简洁明了，所以也就为一般所接受了。

对此提出疑议的是竹内好。他在《鲁迅》(1944 年日本评论社) 一书中认为，这是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鲁迅文学的结果，是把“他的传记”“传说化”了。他注意到了比《〈呐喊〉自序》晚四年，即在1926 写作的回想记《藤野先生》(集入《朝花夕拾》) 中所写的与“幻灯事件”相并列的另一事件。即部分同学因怀疑鲁迅事先得知了考题而来找茬的事件∶他们认为鲁迅经常找藤野先生修改笔记，因此鲁迅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是值得怀疑的。

先是有班里的学生会干事来，说是要借笔记，结果只是随便翻了翻就走了。不久便有匿名信来，开头就说∶“你改悔罢!”围绕着莫须有的漏题事件，通篇都是侮辱性的言辞。鲁迅读了这封信，联想到了其它找茬的事。事态本身虽然在鲁迅和理解他的学友的抗议之下不了了之了，但他的心却被深深地刺伤了。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竹内好把这件事称为“找茬事件”。他说∶

幻灯事件和此前找茬事件的关联以及两方的相通之处。他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昂首挺胸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我以为他还没有那种心情上的余裕，可以从容地去想，医学不行了，这回来弄文学吧。(中略) 我想，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与其说是怜悯同胞，倒不如说是怜悯不能不去怜悯同胞的他自己。

“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昂首挺胸的愿望”啦，“可以从容地去想，医学不行了，这回来弄文学吧”啦，从这些言辞上的表达当中虽然可以感觉到有意把敌对的论点拿来戏弄味道，但倘若姑且不去管它而就事论事，那么竹内好就是要在民族的“屈辱感”当中来寻求鲁迅文学的本源意义上的动力。这就是把鲁迅文学称做“赎罪文学”的竹内好的鲁迅论的出发点。

那么，是把鲁迅的文学看作为了拯救民族的“功利主义的文学”呢? 还是看作以弱小民族的屈辱感为能量的“赎罪文学”呢? 在对围绕着仙台医专退学所发生的故事的评价的分歧中，便浮现出了两种鲁迅论的系统。似乎可以说，现代中国的鲁迅论，基本上是属于前一系统，而日本的鲁迅论则处在后一系统的流程当中。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用图式化的语言来表述，那么也就可以看到，对“幻灯事件”的不同评价，似乎决定了两国鲁迅论的方向。

不过，问题不是正在于对“幻灯事件”的解释本身，实际是以后来的鲁迅为前提的吗?

毋庸赘言，他在仙台医专的时代，是23 - 25岁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不是“鲁迅”。他以《狂人日记》作为“鲁迅”出现在文学界，是自此十几年以后的1918 年的事。然而，“功利主义的文学”这一系统，是按照字面来接受了鲁迅自己对“幻灯事件”所做的解释的，这一点就不必多说了；即使是处在与此相对立的立场上的竹内好，也正像他自己所明确表述的那样∶“我是在把鲁迅称做赎罪文学的体系上，来表达我的抗议(指对幻灯事件所做的功利主义解释——笔者注) 的。”(《鲁迅》) ——他也同样，首先还是把“鲁迅”作为立论的前提的。

但是，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当然，在方法上，我并不是一概否定从结果来逆推，来评价某件事情所具有的意义的有效性，而是认为，在此之际也应当经常去做另一方面的努力，即把这件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就鲁迅那里的“幻灯事件”而言，这就意味着从鲁迅传说的束缚中获得一次解放，将此作为留学生周树人所遇到的人生发展的选择问题来解释清楚。

2

尽管如此，鲁迅揪住“幻灯事件”不放，可以说是异乎寻常的。继上面提到的《〈呐喊〉自序》之后，他在《〈阿Q 正传〉俄译本序及作者自叙传略》(1925 年5 月，集入《集外集》) 和《藤野先生》当中又反复两次写了几乎同样的内容。特别是《自叙传略》，这是篇为外国读者写的不到一千字的自传，但即使在这篇短文中，他还是讲述了这件事∶

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 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比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

这显示着这一事件在鲁迅那里的沉重。

传说也因而产生。

倘若如此，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不过要是斗胆再细察一下的话，那么在这件看似明了的事件当中，也就并非没有轮廓模糊的部分。其一即鲁迅的文章本身。处在这一问题事件中心的是那张幻灯片∶中国人作为俄国的侦探要被日军所杀害。但《〈呐喊〉自序》是这样描写的∶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个叙述是和《自叙传略》里的“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侦探”当然是被日军斩首的。

然而， 在《藤野先生》里， 这一段就成了——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也就是说，“侦探”是被日军“枪毙”的了。

如果说不论是“砍下头颅来”还是“枪毙”，反正被杀都是一样的，那么话说到这儿也就算完了，只是若要追究细部，也就不可否认，围绕着那么明快地被讲述的“幻灯事件”，鲁迅的记忆是有些暧昧的。

当然，幻灯片上出现的被当做“侦探”绑着的中国人及其看客，在画面上都是静止的，一切情况都要靠解说的，因此记忆上出现含混也是很自然的事，从这一点上说，也并没什么可吹毛求疵的。不过就另一方面而言，这一事实又的确触发我们产生疑问，即当时的留学生周树人看到的和听到的究竟是什么?周树人在细菌学的课堂上看到了反映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其状况证据，在清晰而详细地记录着周树人在仙台时代足迹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编，1978 年平凡社出版。以下简称为《鲁迅的记录》) 一书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据说，开设作为新增科目的细菌学理论，是从周树人的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自明治三十九年= 1906 年1 月8 日起) 开始的，由中川爱口关教授来担任。中川是个讲时髦的资产家，半自费从德国买来昂贵的幻灯机，用于教学。中川教授是在阶梯教室上课的，那里有遮光窗帘可以使用。他在助教的协助下对画面加以说明(同上，108 - 109 页) 。

这部德国制幻灯机，是1965 年夏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的石田名香雄博士在整理房间时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十五枚反映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都是“原版”，但其中没有中国“侦探”的出现(半泽正二郎《鲁迅 藤野先生 仙台》第38 - 39 页，1966 年仙台鲁迅会) 。

虽然还不好断定石田博士发现的“原版”是否就是周树人所看到的，但是，和周树人同班又是班长的铃木逸太说∶在中川爱口关的细菌学课堂上“大概看过四、五次左右”日俄战争的幻灯(《鲁迅的记录》第177 页) 。不过，关于是否有处死中国“侦探”的幻灯片的回答却是暧昧的。在昭和四十九年(1974) 6 月30日的调查采访中说∶“究竟是怎么一种情况，记不大清楚了。”(第157 页) 而在昭和四十九年8 月8 日的调查记录中他又是这样表述的：“真有中国人被枪杀的场面吗?”“嗯，好像是这样看到过。”(第178 页)

这样，也就可以说鲁迅笔下的“幻灯事件”，其和关键性场面有关的直接证据还没有找到，根据只是间接的并且有着相当的程度。然而，铃木逸太作为其有力的证人之一，其记忆中的某一点却与鲁迅的记述显示出微妙的偏移。

据鲁迅说，在上映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时，教室里一片欢呼。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周树人的同学，在第一学年的学年考试时有142 名。在被认为发生“幻灯事件”的第二学年，当然会有考不及格漏下去的学生，同时也会有从上一年级漏下来的学生，因此在人数上似乎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如上所述，幻灯教学是在阶梯教室进行的。一百多人在那里沸沸扬扬地欢呼“万岁”，而自己在这欢呼声中快要被挤死，还得观看幻灯上即将被杀的愚昧的同胞。“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把《藤野先生》的记述放在这样的行文里来读时，其中的屈辱感和孤独感确实是很能打动读者的。

然而，当“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问道∶“据说，当时有对着幻灯片高呼万岁的场面??”时，铃木逸太答道∶“不，没有。没有这种场面。看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肃静的。嗯，看了。对。”(《鲁迅的记录》第157 页) 此外，在另一天的采访调查中，铃木在回答“学生们是否高呼万岁”的问题时也断然否定说∶

“没那么回事。”

而另一方面，自《〈呐喊〉自序》起，鲁迅的记述始终如一。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

他是记为“须常常随喜”“拍手和喝采”的。

不能单方面相信铃木逸太的证言是自不待言的，但反过来把鲁迅所记原封不动地当做事实来接受，也不能不令人产生抵触。不过，对留学生周树人来说，例如在《河北新报》和《东北新闻》等仙台的报纸上发表的随军记者所写的战况报道中，也确实有处死给俄国当侦探，即处死所谓“俄探”的报道。

《鲁迅的记录》在《河北新报》明治三十八年(1905) 7 月28 日第二版上发掘出来的“风云儿”的题为《四名俄探被斩首》的通信，其内容如下∶

今天下午三时，听说有俄探要被斩首，我刚好是从兵站部返回的途中，也就赶去看了。地点是在距铁岭街约“五丁”的南面的坟地。看热闹的照例是清人，男女老幼五千余人推推搡搡，拥成一片，蒜臭扑鼻，令人喘不过气来。不一会儿，时候到了，四名定为俄探的支那人五花大绑地被我宪兵像牵羊走进屠宰场一般地带了过来，他们看上去都在四十岁上下。宪兵特意带着他们在人群面前转了几圈示众。此时，这四个人都面色铁青，毫无血色，看热闹来的也都鸦雀无声，屏息凝视。(中略——引者) 据他们自己招供，俄国人让他们去焚烧第×师团(东北) 根据地附近的兵站部仓库，他们因此得到了动手费×百元，待事成之后，他们还将从某人手里得到事先谈好的另一笔钱。其心着实可恶，然而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俄探在几天前还受雇于当地兵站部，每天拿七十钱。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又被拉到众看客面前，兵站部的某参谋拔出如水之刃，只见刀起头落，斩落其首，干净利落。这可恶的四个人，终于和新战场上的露水一同消失了。(同书，第32 - 33 页)

这是一个把鲁迅描写的“幻灯事件”扩大了的场面，从这个场面上可以看到，处死“俄探”，不是“枪毙”，而是“斩落其首”，《〈呐喊〉自序》和《自叙传略》的记述，和这种实际情况是相近的。与此相一致，《鲁迅的记录》(同书第16、32 页) 还发掘出了许多当时从军记者的通信，他们谩骂当地的中国人是“愚昧之民”，“极端的个人主义”“， 贪婪”“， 拜金主义”等。

还应该进一步注意到的是，从明治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1904 - 1905) 其间所举行的前后多达五次的市民祝捷大会。

①　第一次——明治三十七年五月八日，祝贺九连城(鸭绿江) 战胜。地点在川内练兵场，有五千人参加。
②　第二次——明治三十七年九月六日，祝贺占领辽阳。地点在樱冈公园，有七千人参加。
③　第三次——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五日，祝贺攻克旅顺。地点在仙台停车场前广场，有一万五千余人参加。
④　第四次——明治三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祝贺攻克奉天。地点在仙台城本丸迹的昭和碑建设预定地，有五千余人参加。
⑤　第五次——明治三十八年六月四日，祝贺日本海海战大捷。地点在樱冈公园，有一万五千余人参加。

①和②是在入仙台医专以前， ③以后，周树人则在仙台了。还要顺便提到，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 的当时，仙台有“二万户数，十万人口”，其人口数在全国排列第十一位(《鲁迅的记录》第11 页) 。因此可以想象上述参加者人数的比率是很高的。这番景象，想必周树人也一定会在仙台的什么地方看到的。

关于第三次祝捷大会《鲁迅的记录》采用了来自《仙台市史》(仙台市政府编，明治四十一年= 1908 年8 月) 的资料，这样写道(第10页) ∶

是在得到了攻克旅顺的捷报后，在仙台停车场前广场召开的。有一万五千余名市民参加。会场装点着国旗和彩旗，由乐队演奏了乐曲，并鸣放了烟花爆竹。当爱宕山山顶的焰火升起之际，走上街头的市民们锣鼓喧天，高喊万岁。如果把以这样的祝捷大会为高潮的日常性的有关日俄战争的胜利报道以及为提高斗志而组织的各种各样宣传活动等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可以说，清国留学生周树人是经常处在“万岁”的叫喊以及“拍手和喝采”声中的。

换句话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 ——“幻灯事件”决不是某一天在阶梯教室，即在细菌学课堂上的空余时间里所突然发生的事，而是在留学生周树人的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事。在这种反复着的体验当中，便酿成了某种心理倾向，再加上下面将要谈到的种种因素的作用，也就在某一时刻，促成了周树人从仙台医专退学的决心。后来的鲁迅，就把这一系列的体验集中并且象征性地表现到了在那个阶梯教室里所发生的“幻灯事件”上来了。既然日俄战争本身使周树人的身边包围着一片“万岁”的欢呼，那么阶梯教室里的幻灯也就不可缺少同样的欢呼；既然画面上被杀的同胞不论是“砍”还是“枪毙”，结局都不过是死得不如一条虫子的命运，那么不论怎样也就都无所谓了。坐在阶梯教室里的周树人，当初就听到了这种“解说”的声音了吗?

3

是否可以认为，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围绕着漏题的“找茬事件”上? 与“幻灯事件”不同的是，这方面的情况只能局限于推测。围绕“找茬事件”，最令人感到奇异的是过去的同学们，特别是铃木逸太记忆中的情况与鲁迅的记述大相径庭。尤其是围绕着事件的处理，其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根据《藤野先生》，事件的经过以及不了了之的结果是这样的∶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来了封找茬的匿名信，周树人很愤慨，便将这件事告诉了藤野先生，同时又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抗议肇事的学生会干事，漏题的流言消灭了，周树人也把那封信退还给了干事们，事情到此结束，写得非常简洁明了。但在铃木的记忆中，事情是这样的∶

对，有这种谣传。因为他的哪科成绩都在中等。有人这样说，也有人这样说过∶什么都不懂，成绩怎么会是在中等? 一定是藤野先生做了什么手脚。因此我想，怎么会有这种荒唐事? 不管怎样，要真有这事儿，他可就太不幸了。所以就把这件事对大家说了，也对藤野先生说了。现在我还记得，我说决不会有这种事。是把大家召集起来说的。(《鲁迅的记录》第153 页)这是昭和四十九年(1974) 的采访调查，距事件发生已经过了七十年，因此不能照信不误是自不待言的。但是情况又的确是太不一样了。

按照铃木的说法，他很快就把漏题的“谣传”告诉了藤野先生， 并“把大家召集起来说”，是他和同学结束的这件事。在另一场合，铃木也说，因为当时谣传得“很厉害”，所以“什么都没对周君说”，只是去把这件事告诉了藤野先生(同书，第160 页) 。

但鲁迅却说，是与“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一同去“诘责”的“干事”。铃木是当时班级的总代表，他能对此事一无所知吗?

同班的薄场实同学，在“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调查采访时，这样谈到了铃木∶

他很乐于助人，因为他经常帮助照顾大家。而且，怎么说呢? 他也经常往教授那儿跑，说些什么，总之都是尽量去说些对学生们有利的话。(同书，第193页)

铃木和杉村宅朗等人，都是和周树人有着“普通交往”的人，周生病时也去看望什么的。当周树人离开仙台时，他们还开了送别茶话会并一起合影留念(同书，第151 页) 。周树人有张很为人知的照片，是五人合照的，他站在正面的左侧，头戴仙台医专的制帽，穿着立领学生服，拄着一支手杖。这张照片就是在当时照的。铃木完全无所知的“熟识的同学”还会有其他人吗?

那么，《藤野先生》里出现的“学生会干事”是谁呢? 当时的仙台医专从一年到四年，并没有学生会，有的只是“同级会”。或许是为了易懂起见而译成了中文的“学生会”，不妨把这个问题先放下。但是“干事”是谁呢?这个“干事”就是“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的人，而且又反复出现∶“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这里是表现为复数的“他们”的。

然而，在周树人所属的“同级会”里，本来是没有叫做“干事”的；能被认为可与此相当的“总代表”，只有铃木一个人。当铃木被问道“关于笔记事件，上面写着是干事做的”时，他不得不说∶“但是，要说干事——。相当于这个干事的就是我啦??。所以说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这很蹊跷呀。”(同书， 第174页)

概括铃木的谈话，他对事件的把握情况似乎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①　周树人“什么都不懂” ，“成绩却在中等”，因此也就有谣传说平时格外关照周的“藤野先生做了什么手脚”。
②　“上一学年考漏下来的那帮人”，因为对使三分之一的考生不及格的藤野先生“有反感”，所以就和“低年级学生”过不去，“干了不少”“找茬儿”的事。
③　黑板上通知的“链镑铣れなく徊裁されたし(全体参加，不要漏席) ”(这是按照日语原文的推测，鲁迅文章里的原文为“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 这句话里，“漏”字上被加圈儿，并不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暗指漏题，而是“在特别强调希望大家都来出席时”的记号。

铃木对①和②的因果关系并没特殊说什么，似乎可独立看待。从②的“干了不少事”一句看，似乎包含着检查笔记和写匿名信，但也并没有说清楚。

以上所述，并不是要通过比较鲁迅的记述和铃木的回忆来判断哪个是事实，这和在谈到“幻灯事件”时的情况是一样的。我想要说的是《藤野先生》中出现的“找茬事件”是否也和“幻灯事件”一样，有着一种象征化的作用呢? 在这个问题上，藤野先生的证言是相当宝贵的。

周君来时，尽管日清战争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那时日本人还骂中国人是“猪尾奴”，说中国人的坏话，所以同学中间似乎也有这样的家伙，给周君白眼，有意排挤他。《( 谨忆周树人君》，《文学指南》昭和十二年(1937) 三月号。《鲁迅的记录》第372 页)

这“白眼”和“排挤”，恐怕是使留学生周树人每次遇到事情便都会感受到的自己的境遇。当把事情放在这种心情下看待时，比如说哪怕是一个单纯的强调，只是在一个“漏”字上画个圈儿，也就不能不即刻被染上某种色彩。在留学生周树人那里，这正是那一时刻的“真实”，后来的鲁迅写作《藤野先生》，正是这种“真实”的象征。

虽然还谈不上是“白眼”和“排挤”，但藤野先生，即藤野严九郎本人，在当时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决不是个走运的人。其他的在东京帝国大学或外国大学毕业的教授，年薪一般都在1400 元以上，而毕业于爱知医学校的藤野，虽然身为教授，年薪却不过600 元。另外，虽同样毕业于爱知医学校，但在哈莱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教眼科学的田代讲师，其年薪也拿到了1000 元，远远高于藤野。

虽然田代在宫城病院还兼任着眼科部长，但即便如此，藤野的受冷落也是不言自明的。《藤野先生》描写了先生衣服的寒碜，但理由却不该只归结为人品。铃木回忆说，当时在仙台医专，老师和学生聚会时，学生每人出三十五钱做会费，酒钱则全由教授出，“被大家敬而远之”的藤野先生在这种场合是不出席的(同书，第159 - 161 页) 。这恐怕也是他“被敬而远之”的原因吧。

在不久以后的大正四年(1915) ，当东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升级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之际，因无学历资格的理由，藤野被“依愿免本官”(六月末) ，就任医学专门部临时讲师(七月一日) ，没过多久，这个职务也被解除了(八月九日) (同书，第266 页) 。这些鲁迅当然都不会知道的，但站在周树人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使人预感到后来有如此命运的不起眼的人。后来，鲁迅写《藤野先生》，当然还是始终不变地对这位用红笔给自己修改课堂笔记的孜孜不倦的教师形象的感激之情，但这里同时不是还可以使人感受到有一种倾向和鲁迅终生不变的对以东欧为首的被压迫民族所寄与特别的共感相通吗?若大胆而言，是不是可以认为，藤野先生也是鲁迅作为遭人“白眼”和受人“排挤”的周树人的青春的象征，选取的一个人物呢?

鲁迅后来把藤野先生那张小小的照片挂在书房的墙壁上用以鞭策自己的事，也因写了《藤野先生》而广为人知。据说，在离开仙台的几天前，周树人被叫去，在他向藤野先生告别的时候，藤野先生把一张写着“惜别”二字的照片“交给”了他。

但是，藤野严九郎在《谨忆周树人君》里说∶“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给的，怎样给的，现在不记得了。”还说∶“也许是我妻子交给他的吧。”

《藤野先生》写的是周树人告诉藤野先生自己将不学医学，先生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几天后，把他叫家里去，交给了他一张照片。但是，藤野却说“不记得了”。

如果做一种折中的解释，那么是不是藤野那天有事出门了，而由他妻子把他吩咐的照片交给了来访的周树人的呢?

但鲁迅使用的动词是“交给”，通常有着“面交”的意思的。

当然，藤野先生也可能有丧失记忆的情况，不过用他的话说，“我自幼起就跟福井藩校出来的野坂先生学汉文，因此我觉得无论如何，不仅要尊重中国的先贤，也要珍重那个国家的人。”——在藤野严九郎其人那里，对和他照顾过的唯一的留学生的离别竟全不留记忆，其可能性究竟可比定到怎样的程度，我觉得自己是不好断然做结论的。

虽然叫做“创作”也并非言过其实，但即使在这一场面中也并非不让人感到在什么地方是做了象征化的处理的。

4

周树人并不是到仙台来的唯一的清国留学生。在《东北新闻》明治三十七年(1904)九月三十日第七版的《二高及医专入学式》这条消息中，就有“清国留学生”的记事(《鲁迅的记录》第62 页) ∶

清国绍兴府会稽县周土付人(二二)入医学专门学校，同省杭州府仁和县人施霖(二四) 入第二高等学校第二年，寄宿在平丁五十四番地田中力屋方。

“周土付人”显然是周树人之误。他进医专的消息在九月一日的同一张报纸上也看得到，在仙台的一定范围内似乎是颇成为话题的。

问题是另一名清国留学生施霖。几乎没有关于他的资料，只是在《鲁迅年谱》(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编) 第一卷第134 页的注释里有这样一段∶

施霖，字雨若，浙江省仁和人。1902年官费留学日本，当初在弘文学院学习，1903 年进正则学院。1904 年转学到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二部工科，学工兵火药，是进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这是笔者现在看到的唯一资料。

浙江省仁和县在清代与钱塘县同属杭州府，民国时代合并为杭县，即现在的杭州市。就是说，这个施霖和绍兴出身的周树人，在浙江省内也算是地理邻近的同乡。

上面提到他1902 年官费留学日本，周树人也是同年四月官费留学到日本的。但据张协和《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新华月报》1959 年10 月19 日) 以及其他资料，由南京的矿路学堂总办俞明带到横滨来的为周树人、顾王郎、徐广铸、刘乃弼、伍崇学、张协和六人，并没有施霖的名字。大概是因为学校不同的缘故吧。张协和等101 名来自浙江省的留学生，是年十一月组织了浙江同乡会，并决定发行《浙江潮》杂志，如果施霖是在那以前来到的日本，那么当然也会参加的，即使参加是在以后，那么都在一个弘文学院学习，又是浙江省的同乡，互相认识也是可以考虑的。

施霖和周树人是最早到仙台的唯一的两名清国留学生，他们同住在“田中力屋方”共度入学前后的那段紧张的日子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即使在后来，这两个人也很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期是住在一处的。周树人在仙台医专时代， 曾住过两个地方。从入学后的1904 年9 月起，先是住在片平町五二番地的佐藤屋，不久，又在11 月前后搬到了宫川信哉经营的土木通町一五八番地。周树人和施霖同住过宫川宅，这一情况可以从一张照片上获得证实。这是一张1905 年住在宫川宅的六名仙台医专学生的照片，其中就有周树人和施霖。这张照片是“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发现的，上面还有宫川在1912 年回忆往事时的留言。此外还有若干可以用作补充的证据，周树人和施霖至少在某一个时期同住在宫川宅是不成问题的，其详细情况可以参照前面提到的《鲁迅的记录》(第208 -210 页) 。

然而，这个施霖却在1908 年7 月因第一学年成绩不良而“留级”，没能进级到第二学年(详见补注) 。英语37. 3 分，三角法29. 3分，代数40 分(只是第一学期成绩) ，图画55分(第一第二学期的平均成绩) ，体操100 分。这虽然是周树人离开仙台以后的事，但施霖第二年的成绩，除了体操和图画外，英语讲读、英语作文、德语讲读、德语文法、代数、三角法等都没及格并因此而不能进级。他后来便在二高的学籍上消失了。英语作文、德语讲读、德语文法、代数等都进了50 分，可以感受到他付出的巨大努力，但也不能不说这段插曲还让人感受到，对于清国留学生来说，有语言障碍的学生生活是怎样的严峻(在《鲁迅的记录》第254 页有施霖成绩的调查记录) 。

那么，周树人呢? 他的第一学年次的考试成绩，诚如大家所知，可以从下面的这张表(《鲁迅的记录》第104 页) 上看到。他的名次，在142 人中排第68 位。

为慎重起见，还要做一个交代，那就是如果两科达不到六十分就不及格，这一年考不及格的人数为三十名。各个科目不及格者的情况是，生理学五十九名，解剖学四十八名，化学四十七名。

	解剖学	组织学	生理学	伦理学	德国学	化学
第一学期	60	84			60	69
第二学期	60	63	60		60	50
学 年	58	71	70	83	60	62
平 均	59 . 3	72 . 7	63 . 3	83 . 0	60 . 0	60 . 3	65 . 5
评 价	丁	丙	丙	乙	丙	丙

那么，周树人在拿到自己的成绩表时会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伦理学德国学化学做何感想呢? 一般都会这样说，在上面介绍的有将近五分之一不及格的严峻状况下，一个尚有语言障碍的留学生能考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客观地看，也的确是如此。但是，周树人这个已经二十五岁的留学生，也会这样用别人看待此事的眼光来面对这张成绩表吗?

正像周树人的解剖学成绩所显示的那样，在仅差0. 3 分就可以使其不及格的当时严格的氛围里，这个成绩是应该评价为能勉强进级的。况且这还是处在入门阶段的第一学年的事。我几乎不能想象周树人不会被包围在前途多难的黯淡的思绪当中。如果把这一时期同住一处，或者至少同是清国留学生而且是同乡当然也会有着交往的施霖惨状，放在一起考虑，那么这种感受就会进一步加深。

后来，成了“鲁迅”的周树人，就那件“找茬事件”写下了前面提到的“中国是弱国”的感慨。这句话，意在把民族的屈辱感作为动力，用以引发抵抗的能量，当然不会是假的。但即便这是鲁迅本人的真实，也无法将此原封不动地当做周树人的真实的。

问题大概是在于语言上吧。关于这一点，藤野严九郎之所言，还是应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者的评价来倾听的∶

(他) 在教室里很认真地记着笔记，但不管怎样，日语从一入学开始就既说不大清楚，也听不大懂，因此在学习上好像是相当吃力的样子。

记得他并不是一个很出色的学生。(《谨忆周树人君》)

而周树人自持甚高是不在话下的。1904年10 月8 日，他刚来仙台学习不久，就给同乡蒋抑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收在《鲁迅全集》第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第321 - 322 页) 。其中这样写道∶

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

这段话说得意气风发——在思想和行为上，中国的年轻人决不逊色于日本学生。把这种自负同前面的成绩表对照起来看，那么也就很难想象因为语言这道无法逾越的高墙，周树人不陷入到进退无路的忧郁和无力当中。

而且在同一封信的行文当中，还可以感受到他从一开始就很不适应教学上的很是性急的，填鸭式的死记硬背的方式。

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

也许可以说，一旦打下这样的底子，再有加上某种潜在的力量，那么从医学而另寻他径，也就是一跳的问题了。

〔补注〕上面提到的《东北新闻》说施霖“进第二年”。若单纯考虑，系“第一年”之误。但前面提到的《鲁迅年谱》使用了“转学”二字，即“转学到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二年级学习”。倘若如此，那么也就可以考虑是让他暂进第二学年而再从第一学年学起。待考。

5

以上是对周树人作为清国派遣留学生侧面的一个粗略的概观。但他还有另一面，即作为光复会成员的一面。

因为加入秘密组织是连对亲人都不能讲的事，所以围绕周树人加入光复会的问题，从很早开始就有争论。弟周作人的看法(《关于鲁迅之二》《， 宇宙风》第30 期，1936 年)是否定的，好友许寿裳的看法则是肯定的(《鲁迅先生年谱》，1937 年) ，而因在弘文学院时代与周树人有过接触的光复会领导人沈瓞民发表了《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上海文学》1960 年第10 期) 和《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1963 年中华书局) ，加入说几乎成为定说。归纳这两篇文章，周树人与光复会的关系如下∶

浙学会本来是在杭州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团体，1903 年10 月，在东京的浙学会成员聚集在一起，商量把活动方针由过去的单纯宣传革命，转换到武装起义上来。具体的步骤是先武力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地，以作为革命根据地。在这个方针下，他们开始招集同志，沈瓞民和许寿裳去找周树人，周“毫不犹豫，欣然同意，其意志极为坚决”。这便是光复会的先声。

随后，光复会1904 年冬在上海正式成立，东京也成立了由王嘉　负责的支部，蒋尊簋、孙翼中、黄鸿炜、许寿裳、周树人等人参加进来。

1903 年，作为光复会的先声，当沈瓞民和许寿裳找周树人入会时，他还在弘文学院，但值得注意的是，浙学会这时已明确走上了武装起义的方向。这个方向具体化到什么程度，周树人对此又认同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个问题，周树人在参加之际是不会完全没有武装起义的话题的。

不久，周树人在翌年的1904 年9 月去了仙台，但这一期间，陶成章等人在上海计划趁着这年10 月14 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的“万寿节”，各地会党同时举行武装起义。下面是《记光复会二三事》中的有关部分∶

1904 年8 月，陶成章联络各地会党参加革命的工作，略有头绪，就到上海和黄兴、蔡元培密谋，决定十月十四日“万寿节”实行武装革命。所谓“万寿节”，就是那拉氏七十岁的生日。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在湖南、湖北两省同时革命，用武力占领长沙等地；陶成章、敖嘉熊领导浙、皖诸省会党，也于“万寿节”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义，以为响应。为便于与华兴会方面联系，依照东京浙学会的决议，张雄夫和我往长沙去活动。于是我从日本归国，即往长沙，任长沙明德学堂教习。

沈瓞民是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决议”离开日本去湖南准备武装革命的，应该认为，身为“东京浙学会”成员之一的周树人也会以某种方式知道这些动向的。

在这里，我想再次提请注意这篇论文开头所引用的《〈呐喊〉自序》一文。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这段人们熟得不能再熟的文章，过去只是被读成医学= 救治病人这条线索，而几乎无视了医学= 军医的线索，这种读法是一种充分的解读吗?“战争时便去当军医”这一“梦”中的“战争”，并非一般的战争，而应该是处在浙学会成员热烈讨论着的武装起义延长线上的“战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该把面临仙台医专入学考试的周树人只想象成一个抱有医学救国之梦的年轻人，而也应该想象出他的另一面，即怀抱着革命战争之“梦”的一面。后来的鲁迅，几乎闭口不谈自己的这一侧面，只因这是一个本应隐秘的世界。不过就全体而言《，〈呐喊〉自序》在叙述自己的由医学救国转向文学救国的轨迹这一文脉中，唐突地加上“战争时便去当军医”这么一句，致使行文很不协调。因为这对周树人来说，才正是过于沉重的“真实”。

仙台医专入学之后，周树人作为光复会成员的侧面是怎样展开的，还缺乏具体材料，但这条线没断， ——虽然时期不明——还可以从1905 年冬的某一天，他和陈子英一起去横滨接徐锡麟(1873 - 1907) 这件事上瞥见一斑。徐锡麟是光复会领导人，后来和秋瑾一起策划浙、皖起义，并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被杀。他带来的这些人中有陶成章、陈志军、陈魏、龚宝钅全等，都是为准备军事起义而来与陆军有关的学校学军事的。他们是以花钱买官位的“捐官”的办法来日本留学的，徐锡麟本人也是其中之一(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段》《，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 。当然这并不是说周树人插手了他们的“捐官留学”，他大概只是去接而已，但如果想到一起去接的陈子英也是光复会成员，那么这里也就无疑闪过了这些秘密革命党成员的侧影。

据沈瓞民在《记光复会二三事》里介绍说，这时到达横滨的一行人中的龚宝铨，1904年在上海组织了“暗杀团”，其组织的扩大直接联系到光复会的成立。他是章太炎的女婿，后来跟周树人一起听章太炎讲小学(1908年夏)。由此还可以想到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1948 年讲谈社，后为讲谈选书38) 里所讲的一件事∶

他曾经向我说过，他在晚清搞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将怎样生活呢? 他想明确地知道这一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因为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罢。(译注∶这段译文取自钟敬文译《鲁迅的印象》第30 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如果假设增田涉转述的是鲁迅原话，那么在我们所能知道的范围内，这个“暗杀”也就应该归结到龚宝钅全的“暗杀团”，因此可以说浮动在周树人身边的，的确是非同寻常的给人以强烈刺激的事态。

而对如此周树人产生冲击的，是在第二学期结束时清国留学生反对日本政府公布的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斗争。正确的说法是反对1905 年11 月5 日官报上发表的《关于接收清国人入学的公私立学校的规定》，即《文部省令第十九号》的斗争。这项新规定，旨在把接受清国留学生的学校以及留学生个人都完全放在清国公使馆的监视之下。进入十二月，清国留学生结盟罢课以示抗议；陈天华(1875 - 1905) 为唤起留学生，留下《绝命书》，于十二月八日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留学生分成两派，一派是回国派，就像秋瑾所代表的那样，坚决主张集体回国，以示抗议；一派是残留派，主张留下继续学业，积蓄实力，且应避免因集体回国而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斗争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仙台的周树人虽然并没直接处在这场斗争的漩涡中，但因为是暑假返回东京的(《鲁迅年谱》第一卷第158 页) ，所以对这场斗争的火热也是会有切肤的感受的。如果说，上一章介绍的第一学年的成绩假设是一种负面的能量，那么对于作为光复会成员的周树人来说，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作为一种正面能量就很有可能诱发周树人去摸索一条新的道路。

6

周树人大约是在1906年2月末到3月初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的。退学之前，经和他要好的杉村宅郎的提议，杉村和前面提到的铃木逸太等四人为他开了一个送别茶话会，五人还合影留念(《鲁迅的记录》第151、177 页) 。在这张现存的照片里，戴着制帽的周树人拄着手杖，昂首挺胸地站在左侧稍稍离开的地方。铃木说茶话会“因故没能开得很长”，他只记得一些无关轻重的谈话(同上，第155页) 。退学申请是清国驻日公使馆留学生监督李宝巽3 月6 日向仙台医专校长山县仲艺提出的，许可日期是3月15日。

给人感觉是一次有条不紊的撤退。

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里说∶

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然“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 为什么要中断??”“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这段对话是围绕着周树人的退学进行的。但这篇文章，在这段对话之前有着和事实完全不相吻合的记述，即“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而在这段话之后，引用的又是《〈呐喊〉自序》，因此应看成是用鲁迅的话来做注释，是不能照字面来接受的。

退学后的周树人，和许寿裳、周作人计划创办《新生》文艺杂志失败(1907 年) ，写作了《摩罗诗力说》(1907 年) ，号召以文艺来改造社会，又和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1909 年) 。这一流向经历了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曾一度成为伏流，而不久，在1918 年又再次涌现地表，鲁迅诞生了。倘若逆流而上地去看，其能被意识到的就是，其起点是因从仙台医专退学而由医学转向文学“找茬事件”和“幻灯事件”构成了这一展开的动力。这就是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所描绘给人们的图景。

然而，如果切合于现实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来考虑，当然是不会有这种对未来的预见性的。就学医而言，在放弃这一侧面的背后，也并非没有遭受挫折这一侧面的隐现；倾心于文艺运动，即便是确凿无疑的，但在退学的当时究竟明确到怎样的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作为革命秘密团体光复会的成员，其表现是一直保持到后来的，这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行动上窥见一斑∶在结束留学生活回国之后，当他在故乡绍兴迎接辛亥革命到来之际，曾亲自拿着指挥刀，组织绍兴中学堂的学生进行街头武装游行，以预防反革命的武装反扑(周建人《绍兴光复前的鲁迅事》，《人民文学》1961 年7、8 号合刊) 。

据许寿裳说，他在弘文学院时代曾和周树人经常讨论三个问题，即“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见集入《我所认识的鲁迅》当中的《怀亡友鲁迅》及《回忆鲁迅》两篇) 周树人在仙台医专退学，也是他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摸索的一个过程。可以认为，周树人离开仙台时，或许是被某种呆不下去的焦躁驱赶出来的，其心境所处的位置，和竹内好所说的“咀嚼屈辱”是大为不同的。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06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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