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中杰

余秋雨是不是“文化革命”期间上海写作组的成员？这一直是个争议不休的问题。有些人说是，余秋雨本人则绝口否认，不但声称自己不是上海市写作组的成员，而且连参加过写作组下属机构《鲁迅传》编写组——石一歌的事也不承认。

要弄清此事，当然最好是由当年写作组的成员出来讲话，他们是知情人，最有发言权。但是也难，他们现在都不便讲话，或不愿讲话。偶尔有一个原石一歌成员孙光萱出来指证（《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见2000年4月6日《文学报》），余秋雨马上作出反击（见同月28日 《南方周末》：《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将对他的指证和批评，说成是“侮辱”、“诽谤”，而且还与“盗版”事件联系起来，好像指证者、批评者都是与盗版集团串通一气似的，这真是无赖逻辑。余秋雨在后来的文章和谈话中，还续有所论，均以极其轻蔑的口吻来对待孙光萱，盛气凌人，大概是对指证者仇恨之极，而且想以此架势吓得别人不敢开口。不过要靠这种方法来封人之口，是办不到的。关心此事、议论此事的人倒是愈来愈多了。

我本来对于有些论者抓住余秋雨在“文革”期间参加过上海写作组的事不放，是颇不以为然的。认为这些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参与者对自己做过的错事、写过的错误文章有了认识，也就可以了。生活的道路很长，人总是要往前走的。但余秋雨硬是不承认自己所做过的事，而且还要倒打一耙，这就令人反感了。于是，我一碰到原上海写作组的人，就想求证此事。

有两次聚会，值得一记。

一次是几年以前，姚汉荣兄因乔迁之喜而请客，到者有徐景贤夫妇、陈冀德、施燕平、吴晓平和我，还有恰好在沪探亲的胡锡涛。这几个人，除了吴晓平以外，都与上海写作组有些关系：徐景贤是上海写作组的党支部书记，因领导写作组造反有功，官至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德和姚汉荣也是上海写作组的负责人之一，姚汉荣奉命安排过余秋雨的工作，陈冀德主管过《朝霞》文艺丛刊、《朝霞》月刊和《外国文艺动态摘译》三个刊物；胡锡涛是上海写作组的骨干，对余秋雨有过很多帮助，后调至北京《红旗》杂志工作，仍与上海联系紧密；施燕平是上海派往北京恢复《人民文学》刊物的负责人，与写作组的关系也很密切；我本人在“文革”中因反对张春桥而挨整，与上海写作组站在对立面，但因太太高云的关系，还是与写作组的人有些联系，——高云是早期写作组成员，因参加“四清”运动而离开，“文革”中到黑龙江插队落户，1975年回到上海后调入《朝霞》月刊编辑部工作，汉荣兄请客时，高云在国外探亲，未能参加聚会。

因为这些人大都与写作组有关系，所以席间自然而然就谈到了余秋雨。大家议论的不是余秋雨是不是写作组成员的问题，因为对这些当事人和圈内人而言，余秋雨参加写作组是事实，不是问题。他们议论的是余秋雨竟然要否认他是写作组成员，是出于何种心态，以及这个谎言将如何收场。大家都觉得余秋雨旧意识太重，一旦成名，就要将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的样子，但这样一来，就使自己陷入被动。徐景贤感叹道：“弄到现在这个样子，小余要改口承认，也难了。”席间，还有人提到，余秋雨还否认在“文革”期间，他单独写过大批判文章，声明如有人拿出证据，他愿意拿出一年的工资作赏金。陈冀德说：“我就可以拿出证据，指出哪几篇文章是他写的！”我说：“好！你指出来，让他赔钱。”陈冀德说：“我才不要这种钱，我也不想写文章。”徐景贤笑着说：“陈冀德是惟一不想对余秋雨有所批评的人”。陈冀德说：“我不感兴趣。”我说：“正因为你们这些知情人不肯站出来说话，所以他才敢于气壮如牛地撒谎，将你们视同无物。本来，我一直想不通，你们这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余秋雨何敢当众撒谎，原来他料定你们都不肯出来讲话！”席间，还有人调侃了胡锡涛，因为他曾就当年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事，撰文为余秋雨辩解，大概是行文中透露出一些余秋雨与写作组的关系，反而引起余秋雨的不满，这叫做“自作多情”。

《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一期刊载的署名任犊的文章 《读〈朝霞〉一年》

《朝霞》杂志1975年第3期刊载的《走出“彼得 堡”》

但席散之后，这事也就搁在一边了。

几年时间过去，物换星移，世事沧桑。徐景贤已经作古，姚汉荣不良于行，不再出门参加聚会，另一位原写作组朋友吴立昌，则动过手术，正在康复之中。2009年9月，我与高云从澳洲回到上海，就约陈冀德夫妇一起去看望立昌。三家人一起在一个小饭馆吃饭，闲谈种种往事，不意间又说起了余秋雨。陈冀德主动说起，去年她在《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7月21日）上看到余秋雨一篇答记者问，忍不住写了一封信给他，指出一些事实真相，对他进行规劝，因不知他的地址，就请采写该文的记者孙冉转递，可是余秋雨连信也不回。我说：“这是因为他不想承认事实，无法回信。而且你也不是当年的陈冀德了。我将你这封信推荐发表如何？”吴立昌夫妇也在一旁鼓劲，但陈冀德说：“我不想发表。”我说：“那么，你将这封信发给我，我全文引入我的文章中发表如何？”陈冀德笑笑，说：“我发给你看看吧。”

几天后，我就收到了这封信的打印件。陈冀德在给我的信中说，她不愿意站出来指证的原因是：“人生苦短，何必把大好时光浪费在议短争长上呢？！”但我以为这牵涉到中国文坛的纯洁性、正义性问题，不是一件可以随便忽略过去的小事。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作家的基本品格应该是真诚，如果善于制造谎言的人竟被封为“大师”，供大家效法，岂非公然提倡“瞒和骗”的文艺？这样，中国文艺还有什么前途？所以考虑再三，征得陈冀德的同意，我还是决定将陈冀德致余秋雨的信件全文引录如下：

致余秋雨

偶尔，看到《中国新闻周刊》上，有你对《我为什么饱受争议》一文的答记者问，对此，有点想法，提出来供你参考。

我对任何被你视为饱受争议的那些争议，都不很在意。政治舆论应当一律。但，对某个人、某件事的评品，是是非非、褒贬不一，那是天经地义。特别是对你在“文革”期间写作过什么的争议，更觉无聊。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地放不下？！

“文革”期间，你从石一歌写作小组被朱永嘉抽调至写作组，为姚文元修改他的《中国文化革命巨人——鲁迅》（吴按：该书书名应为《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提供资料，完成后，正式调入写作组文艺组工作。其间，你在《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刊物上，不止一次地发表过署名或与同事合作的文章。后来，你还曾被朱永嘉、王知常指定为《学习与批判》的执行编辑。凡此等等，我认为都不是你个人的错。因为“文革”十年，列入纪元，再说，人在组织，嘴要吃饭，换了赵秋雨、钱秋雨，也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未必如你。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不明事理的人。

但是，在看了你答周刊记者问中的一段文字之后，把你原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打上对折还不止。你太过分了！在那段文字中，你说你在“文革”中的“写作”，仅限于参加周总理亲自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那末，请问，你在《学习与批判》、《朝霞》上发表的署名和与同事合作的文章，算不算是“文革写作”？其中，发表于《朝霞》一九七五年三月号上的《走出彼得堡》一文，先由文艺组小高起草，未经通过，接着，由你改写后定稿，署名任犊。发表后，曾深得张春桥的赞赏。你在改写的过程中，写过的文字，恐怕就远不止“一段、一行、一句”了吧？！这篇文章在当时名噪一时，“文革”后，又被认为是“阴谋文艺”迫害工人作者的“杰作”。其中难道“没有一点政治问题的痕迹”？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这并非你个人有什么错。问题在于，错、没错，和有、没有，是两个概念。明明是有，你却说没有。“文革写作”的争议的焦点，不在错、没错，而在有、没有。有人说有，事实也有，你却坚持说，没有！对此，我依然不想说什么。

然而，在那段有关“文革写作”答记者问中，你以“六百天无人领赏”为由，把一直保持沉默的我和同事们，统统归入到只会“造谣”和“胡乱诽谤”他人的无耻一族，欺人太甚了！我要告诉你的是，钱虽能通神，但情义无价。你那“一年薪金”赏银，不是无人领取，而是没有人想来领你的赏。我和他们都不像你，同事一场，看重的是曾经有过的情义。

“我为什么饱受争议？”扪心自问吧！

还想给你提个建议：何必把大好的时光、有限的精力，周旋于那些无谓的争议之中？做自己喜欢做、想做的事，评说由人。

陈（冀德）

2008.10.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陈冀德虽然在写作组呆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负有一定的责任，因而知道的内情也比较多，但是，有些事情，她也未必完全知道，特别是在《朝霞》事件发生后，她被迫靠边的时候。那时，朱永嘉派了余秋雨来处理《朝霞》事件，余秋雨的所作所为，陈冀德是看不见的了，但有心人却从旁作了详细的记录，说是在一定时候会公之于众的。那时，不但事情的真假问题，即陈冀德所说的有没有的问题，会进一步得到证实，而且余秋雨的品格问题，也就会更加清楚了。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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