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华新

前面的话

　　从1983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金台西路2号大院，也许还要更早些，从1979年上大学后在新闻系宿舍每天收到一份党报，自然而然地，《人民日报》就联结了我的学业、事业，还有人生中的诸多甘苦和荣辱。一家媒体能给予一介书生如此丰厚的职业附加值，乃至人生馈赠，这大概只能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

　　依稀记得1986年正式成为记者时，人民日报编委会一位老领导说过的一句话：“人民日报记者，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名记者。”

　　依稀记得1989年1月份，学者金观涛先生的一句小诗：“我们是最后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2000年后我作别人民日报，一边为“希望工程”旗下企业打工，一边抽空帮助离休在家的老社长秦川整理回忆文章。到了2006年6月1日，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停刊，我立刻想到了自己无时敢忘的《人民日报》。它不是《中央日报》，也不是苏联《真理报》，那两份“党报”因为不知变革或抵制改革而落后于时代，政亡报息本是在所难免。而《人民日报》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一直是党内改革的急先锋和见证人，这是人民日报，可能也是整个中国社会，走向明天的底气所在。

　　于是在打工之余，开始写作《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系列博文。我想做的，只是希望从自己经历、亲闻或间接了解到的一些报社轶事中，帮助人民日报记录和留存一份元气，再说得大一点，还可以据此透视中共文宣系统持续的改革努力，以及共产党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坚忍人格。

　　声明一下：这个系列不是受权编写的报纸正史，带有我那一代大学生和记者浓烈的爱憎和审美偏好。史料是真实的，但对历史的解读是在我和同辈人的历史语境下展开的。如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由我个人负责。

　　我知道，为了这份宝贵的底气，人民日报无数前辈付出过艰辛，咬住了尊严，收获过无奈，却始终不肯放弃一份执着。我曾经的记者生涯，与那些可敬可叹的前辈相比，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演绎着相似的悲欢。每个人只是党报屡战屡败、愈挫愈奋的群体史序列中一个节点。

　　作为节点，就有责任为承上启下做点贡献。

　　在我前边，苦难没有尽头；在我后边，理想不会入睡。

一 邓拓

　“没大没小”

　　有一个正部级单位，40年间，从普通干部到司机、工人，遇到单位一把手迎面走过来，都是直呼其姓--“老邓”“老胡”或“老秦”。只有在某些特殊场合，或者是少数新来的人为表示对老领导的尊敬，顶多也就是改称“某某同志”，从不称呼其职位。

　　这个单位驻守京城，从王府井闹市区搬迁到金台西路，始终是距离中南海最近的一个“看台”。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举一动，通常在第一时间下达给它，由它消化理解后再广为传布到全国各地--它是中南海的“喉舌”；它也通过各省派出机构反馈地方的施政动态和阙失，以特殊渠道向中南海汇报--它是中南海的“耳目”。耐人寻味的是，在长期“御前行走”的过程中，它下意识地养成了“第三只眼”，冷静看着天边云卷云舒、瀛台潮起潮落，察“下”观“上”，甚至不惜“以下犯上”。

　　在历史的某些特殊关头，它忍不住跳下“看台”，客串一个角色，倒也生龙活虎，挟强大的党心、民意，推动政治的改革。

　　它是大陆党政领导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又长期置身于也是自视为相对超脱的一个环节，“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以“民间”监督“衙斋”，“我为百姓鼓与呼”。

　　这个“没大没小”的单位，保持着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同志之间的朴素情谊和服膺真理不惧权势的思维习惯、行为准则，它就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在1949年大陆江山易帜后，以民间报纸《大公报》接受官方改组为标志，自由派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彻底消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中国前途理性的思考、对社会现实峻切的批判，对政治改良的精神动力，只能来自党内、体制内。

　　难能可贵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曾经是，对很多忠实信徒始终是，作为一种高度理想主义的社会目标和人生关怀而存在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共产党员如此忠诚于理想的殉道者人格，凭借人民日报在历史上形成的既指导现实政治又与政治现实相区隔的特殊地位，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使得人民日报成为1949年后民族良知的所在。

　　人民日报社在“体制内”所起的民意表达、舆论监督作用，与当年《大公报》在国民政府之外的角色，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其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残留在体制外的某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只有在人大“举手”、在“政协”拍手的份儿，其独立人格的萎缩惨不忍睹，不说也罢。

　　对一种社会政治体制最深刻的剖析和最尖锐的批判，往往来自这种体制内部。正如老共产党员顾准在“文革”困厄中发出当代中国人从理想主义滑向专制主义和犬儒主义的警世慨叹，如关西大汉铁板高歌，岂是方励之等辈西式轻浮主张“引进一个总理”、“中国殖民200年”一类牙板清唱所能比拟的？“体制内”的价值取向是“补台”而不是“拆台”，总是积极开展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尽管经常显得有些不自量力，仍然痴心不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人民日报的忠诚党员对于党的事业的呕心沥血，对于中国命运的奔走呼号，对于社会变革的切实推动，在中华民族寻求复兴的艰难曲折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正因为身处“体制内”才有一个发力撬动地球的杠杆支点，人民日报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大公报》那样的“文人论政”。

　　哪个“中央”？

　　人民日报从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一路走来。由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两支办报团队合并，沿用《人民日报》的报名，于1949年8月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毛泽东三次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名，可见党的领袖对党报的高度重视。

　　据安岗回忆，在决定人民日报升格后，他作为副总编辑曾被胡乔木召到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认识认识我们党的领导人”，面聆刘少奇副主席等人的指示。

　　解放后，人民日报社长经常获得列席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会议的殊荣，以便直接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得到中央如此抬举，人民日报从领导到记者、编辑自然感到重任在肩，不敢有丝毫懈怠。

　　早期人民日报社长更换频繁，先后有华北局的张磐石、毛主席秘书胡乔木、解放前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直到邓拓接任社长兼总编辑后，领导班子才稳定下来。邓拓，18岁入党，25岁主编晋察冀边区党报《抗敌报》（后更名为《晋察冀日报》），32岁主编中共历史上第一本《毛泽东选集》，本是党的宣传战线正宗老干部。邓拓为人谦和不张扬，党的“八大”原已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他得知后给中央领导打报告，恳切要求换掉自己，名额让给别人。

　　没有迹象表明，邓拓在解放初期就引起毛泽东主席反感，但他也没有得到高度评价。出自晋察冀的他，没有胡乔木、陈伯达那样的延安秘书经历。他的老领导彭真是刘少奇治国的一名得力干将，后来邓拓在人民日报失势也是为彭真所接纳，改任彭真麾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这样的背景可能使他从未得到领袖的完全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快放弃了刘少奇“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思路，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贪多贪快，号召“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到了1956年春夏之交，刘少奇、周恩来意识到经济过热，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导致财政赤字和原材料紧张。于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明确经济发展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实际上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刘少奇指示中宣部按照会议精神写篇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共产党内一个特殊现象，很多人民日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并不是出自人民日报编辑部手笔，而由中宣部或者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越俎代庖，然后直接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但作为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最终必须对这样“空降”下来的文章承担一份责任。这次也不例外，中宣部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初稿很不满意，组织人重写，陆定一部长亲自在部里召集讨论，多次修改后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刘和周都亲笔做了修改，并提出一些斟酌意见。陆定一根据这些意见又把社论打磨了一遍，最后呈报刘少奇、毛泽东审定。

　　这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写道：

　　“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许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样的指责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在社论清样自己的名字处画了个圈，批下4个字：

　　“我不看了。”

　　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解释说：

　　“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

　　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清样，邓拓犯难了。以往只要是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送审，毛泽东都会发表意见。富有党内工作经验的邓拓当然明白：这一回毛不赞成发表这样的社论。但不发吧，反冒进是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以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决定，人民日报加以宣传义不容辞。邓拓本人内心是同意社论观点的。

　　想来想去，最后邓拓下决心从中央的2种声音中作出选择，发表社论，只是悄悄留了个心眼：过去社论排4号字，他改成了较小的5号字，避免特别醒目。

　　社论在1956年6月20日刊出，以党报的权威迅速纠正了各地和各部门的左倾冒进之风，协助刘少奇、周恩来把国民经济纳入正常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小型评论，如《强迫命令办不好合作社》、《慎重地从经济上逐步改组公私合营工业》等，都是为反冒进敲边鼓。但这下子人民日报已经深深地惹恼了毛泽东。

　　其实，“反右倾”还是“反冒进”还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更要命的是领袖的绝对权威受到挑战。毛泽东没有追究刘少奇（攒到60年代再算总帐），却把逆龙鳞的罪责推倒了周恩来和邓拓身上。从1958年南宁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公开点名道姓批评主持国务院反冒进工作的周恩来13次，警告他“离右派只剩50米”。周恩来不堪重压，一度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差点从此退出政坛。邓拓让中央党报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坚定地站在一把手这边，自然也是不能轻饶。

　　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以一代雄才的胆略，借“百家争鸣”来“引蛇出洞”，最终导向一场彻底打哑知识界和党外人士的“反右”运动。邓拓依照党内传统理念，不能接受这种体制外的“大鸣大放”。当《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民主党派报纸畅所欲言热议时政的时候，《人民日报》在宣传造势上表现得十分消极。对毛主席鼓励“鸣放”的最高国务会议报告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对毛主席在中共宣传工作座谈会的另一篇讲话，连新闻都没有发。

　　以今天的眼光，可以批评邓拓对民主政治的隔膜，作为中共第一大报总编辑，立场保守得很。但在党内不少高级干部对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权谋了然于胸，纷纷跟着残忍地鼓动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随时准备但等领袖一声令下便置人于死地的时候，邓拓的不作为，恰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诚实和厚道。当时的理论部编辑王若水事后分析：

　　“毛主席要钓大鱼，让《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评党和国家的比较尖锐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语就登出来。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影响也不好，就还是在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语登出来。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个钓大鱼的思想了，把'阴谋''阳谋'稍微暴露了一些。”

　　“反右”之后，邓拓曾私下说：

　　“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右派呢。”

　　4月10日，毛泽东对邓拓的积怨终于发作了。他在中南海召见人民日报几名负责人，对邓拓劈头盖脸一顿痛骂：

　　“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对他的最新讲话精神“按兵不动”、“无动于衷”，是“同中央唱反调”。邓拓解释说：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打断邓拓的辩解，不留情面地说：

　　“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根本没有抓！”

　　毛泽东当面质问几位副总编为什么不起来造邓拓的反。毛越说越生气，指着邓拓的鼻子尖刻地评价道：

　　“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忘国不可！”

　　事已如此，邓拓只好像周恩来一样提出辞职：

　　“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

　　人民日报负责人毕竟不像国务院总理那样不容易替代。毛泽东挽留了周恩来，却不准备宽恕邓拓。2个月后，毛泽东派贴身工作人员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吴冷西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拓保留社长职务，分管理论和文艺，事实上被架空。

　　1959年2月，邓拓被调离人民日报。在欢送会上，他即席吟诗一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念到“文章满纸书生累”时，顺口提起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很多年后，文艺版编辑袁鹰还记得邓拓念诗时的神态：

　　“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点惆怅情味。”

　　党报判决

　　离开人民日报，邓拓还是“书生意气”不改，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北京市工作期间，他仍然舍不得像沈从文那样弃笔保身。邓拓先在《北京晚报》副刊开设专栏《燕山夜话》，后又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合撰《三家村札记》，以杂文风格针砭时弊，虽然并没有什么非常出格的政治议论，“文革”一来却受吴晗牵连，被毛泽东斥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姚文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长请示市委是否转载，邓拓表态说：

　　“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

　　按照彭真的意思，邓拓嘱咐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

　　“《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在山雨欲来、大祸将至的时候，邓拓竟然还主张：

　　“不要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搞；

　　“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所顾忌，不要怕你的观点是否与姚文元不同，不要怕与吴晗有共同之点。不要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

　　毛泽东下决心攻克彭真任书记兼市长的北京市这座“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堡垒，以便最终拿下刘少奇、***“走资派”司令部，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已是在劫难逃。

　　邓拓如何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冤魂？读任捷的邓拓夫人丁一岚访谈《打开记忆：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发现导致邓拓自杀的两个耐人寻味的情节，都与邓拓的老本行媒体有关。

　　在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新华社将外国通讯社和报刊的文章编辑成一本《大参考》，提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邓拓作为北京市领导，《大参考》每天按时送到家中。可是到了1966年4月，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声称奉上级指示，把邓拓家的《大参考》全部收走。丁一岚回忆说：

　　“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

　　“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挣扎着、希冀着。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示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

　　更致命的一击来自邓拓曾经“笔走龙蛇二十年”的那份报纸。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言之凿凿地说：

　　“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昔日的总编辑被自己的报纸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邓拓深知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党报的一句话，足以让他在这个国度永世不得翻身。共产党人不怕杀头，就怕被自己的党打入“另类”！邓拓在遗书中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

　　邓拓在人民日报后期，就是眼睁睁看着党报如此这般借助工农兵“气愤极了”的口吻，将章伯钧、储安平、费孝通等人打入沉沉深渊，剥夺了几十万“右派分子”的事业和正常生活。丁一岚分析，戚本禹的文章让邓拓对自己的尊严和安全感到绝望：

　　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

　　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邓拓在自己的房间自尽，比老舍自沉太平湖还要早。善泳者死于江河，报人邓拓死于媒体的羞辱。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格局，万马齐喑，传媒阅读权是党员特权、干部特权的一个重要表征，剥夺传媒阅读权就意味着剥夺政治生命；而党报沦为执政党专政工具，具有西方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一言九鼎生杀予夺的职能，终于把自己的老社长逼上绝路。

　　邓拓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文革”中被造反派说成是对抗毛主席批评的表现，直到邓拓身后组织上还追着丁一岚问：这枚图章到底刻在毛主席批评“书生办报”之前还是之后呢？

　　邓拓生前诗曰：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真是一语成谶。邓拓在36年党龄中，只不过试图在体制内的游戏规则中择善而从。所谓“书生气”表现在有时拘泥于党的理想准则，而不肯亦步亦趋紧跟政治权变。值得深思的是，传统宣传体制给党报留出的运作空间如此逼仄，竟然需要它的社长、总编辑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不是邓拓个人而是党报乃至全党的悲剧。

　　在人民日报，也正因为以邓拓为源头的“书生习气”历经多年政治运动的惨烈，而遗风余韵不绝，才让历史对这份不寻常的报纸刮目相看。人民日报不是苏联《真理报》，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日报》，那2份也曾经显赫一时的党报已经政亡报息。人民日报始终是20世纪中国政治理想主义的摇篮和坟地，一块方死方生之地。对于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共产党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这里。在邓拓之前，另一名共产党员报人邹韬奋也自称身上有几分“呆气”。尽管报馆多次被查封，仍然不依不饶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邹韬奋主张：

　　“非有几分呆气，勇气鼓不起来，正气也将消散。”

　　邹韬奋的话，与邓拓应该心思相通。

二 吴冷西

　　“政治家办报”

　　1957年，毛泽东在斥责邓拓“书生办报”、对自己精心设计的“大鸣大放”反应迟缓的同时，提出需要“政治家办报”。

　　邓拓挨批2个月后，6月7日，毛泽东把秘书胡乔木和吴冷西叫到卧室，透露结束“鸣放”、收网“反右”的考虑。当时，有个叫卢郁文的“民革”成员在“鸣放”中一再为共产党缓颊，提出给共产党提意见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党外人士与党的隔阂其实往往是自外于共产党，并点名批评章伯钧“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卢郁文声称自己因此收到了漫骂威胁的匿名信。毛泽东得知如获至宝，“兴高采烈”(吴冷西语)地说：

　　“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

　　叶剑英元帅的养女、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中猜测，所谓卢郁文受恐吓很可能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但毛泽东高屋建瓴，把卢郁文事件设计为从“鸣放”到“反右”的一个转折点，当机立断要求人民日报发号令，启动全国“反右”运动：

　　“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这是为什么》的人民日报社论6月8日一刊出，广大工农兵群众自然对胆敢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肺都气炸了”。

　　于是，从费孝通到傅雷，整整一代饱学深思之士就这样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中轰然倒下，剥夺了从事教育、科研、文化研究创造的权利，戴着“右派”帽子蒙冤22年载，还连累了他们的家庭，很多人没有活着看到“文革”后有限“改正”的那一天。

　　毛泽东事后自负地说：1957年四、五、六这3个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呵斥和手把手指点下，终于成为执行惊天“阳谋”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而此时，毛泽东告诫即将到人民日报走马上任总编辑的吴冷西：

　　“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这里的“政治家办报”，准确地说是“为政治家办报”。决不是鼓励党报总编辑自成一家，以政治家的眼光和魄力，对中央精神择善而从乃至自作主张，只是要求你忠实地充当党中央的“喉舌”而已。

　　还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讲得更透彻：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所谓“杆子”，为人所用、没有自主性的工具也。既然对枪杆子必须“党指挥枪”，对笔杆子也不例外。“杆子”体制，是对传统的党报体制非常到位的概括。

　　毛泽东先后派出秘书班子中的3位胡乔木、吴冷西，后来还有陈伯达，先后领军人民日报。秘书是标准的“笔杆子”，它与现代媒体的价值取向和气质截然不同。媒体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是“社会公器”;秘书则需要去除独立的价值判断，以首长的是非为是非，对首长公开的和不便明言的旨意都能心领神会，必要时为首长文过饰非。秘书比一般人更了解首长的弱点以及首长们之间的分歧，但秘书的身份决定了他对上层领导集团特别是他所伺奉的那个首长的人身依附性。

　　(“文革”后的秘书特质有很大变化，像郑必坚帮助胡耀邦开阔阅读视野、接触新思潮，像李真利用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牟取私利，他们与首长的关系都呈现反向影响。)

　　人格较高尚的秘书也可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像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田家英，“文革”一来只好自杀，留下对自己待之如师、视之如父的“主公”的诤言：“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那个不识相的邓拓，当初听到毛泽东要调他去做秘书的谣传，坚决不允，还私下抱怨“伴君如伴虎”，难怪不懂“政治家办报”的真谛了。

　　列宁的“党性”

　　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是对列宁、斯大林党报思想的直接传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列宁主义(夏衍语)。

　　十月革命前，面对一个强大的沙皇专制政权，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本身却派别林立、争吵不休，党的报纸编辑部经常与中央委员会观点不一致，无法组织起一个有力量的进攻的党。

　　列宁痛恨党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05年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直言不讳地骂道：

　　“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列宁有一句党报名言，对党报在政党政治中的功用作了精确定位：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在1907年党的“五大”上，列宁明确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体制，由党章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会指定在自己监督下进行工作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条规定一直延续到苏联共产党解体。

　　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为党和苏维埃的报刊规定了进行社会教育、改变偷懒、转变拖拉作风、鞭策落后等30多种功能。这就把党报作为“组织者”、“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推向极致。

　　列宁只给党报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透气孔，在保障党的战斗性前提下允许党内一定程度的争论，即“行动一致，批评自由”。斯大林掌权后，比列宁走得更远，断然放弃了列宁的有限党内民主，绝对禁止党内非主流派发表意见，为实行政治大清洗扫清了党内舆论障碍。

　　中国共产党以地下斗争、武装斗争起家，在气质上自然倾向于列宁的党报思想。1942年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对党报和党的执行机关提出双向要求：

　　“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

　　“各级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

　　这个通知及当年的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在党报史上产生深远影响，促使一些来自国统区的文化人彻底抛弃“资产阶级新闻观”，新闻的客观性为党性让步，一切新闻的选择“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

　　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将党报作用概括为：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毛泽东理解的党性，就是充当党的领导层“传声筒”，比如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在改版社论《党与党报》中，明确提出党报对党的执行机构要态度“恭谨”：

　　“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

　　华北局领导人彭真在《改造我们的党报》一文中甚至要求：

　　“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

　　林彪在解放后关于办好《解放军报》的指示说得更露骨：

　　“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全国性语言，以及全国流行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昨天讲的，今天就要反映出来。要经常变，要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的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

　　这里强调的是党报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绝对服从，做“驯服工具”。为了保证绝对服从，斯大林的办法是采取大清洗式的政治高压。据《真理报》总编辑回忆，一天深夜他正在报社审阅下一期报纸的大样——

　　“突然，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响了。我没有放下报纸大样，拿起听筒，漫不经心地答话。

　　‘我是斯大林’，听筒里传来这样的声音。

　　‘是哪位斯大林?’我冒出一句。

　　‘就是那个斯大林——’我听到回答，意识到情况是多么荒唐，试图进行辩解……瞧，从那时起我就得了神经性抽搐，一生未愈。”

　　这就是那个导致上千万人被流放、被枪毙的斯大林，对党报总编辑的绝对权威!

　　与斯大林相比，毛泽东棋高一着，直接把自己的秘书班底派去掌管党中央机关报，而且一个不行再换一个。

　　从吴冷西开始，党报管理体制受到破坏。按照中共组织原则，宣传口第一道把关人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陆定一，以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也是毛泽东秘书);第二道把关人是政治局委员、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彭真;第三道把关人是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重大问题十分必要时，再送毛泽东审阅。

　　吴冷西不是毛泽东的正式秘书，出掌人民日报后依然保持着手眼通天的贴身工作人员身份(虽然吴总编并没有江青等人的政治野心)，意味着党报从对党中央领导集体负责变成对中央主席个人负责。这是中共“八大”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实行集体领导体制后的又一退步，是比庐山会议更早发生的党内民主滑坡。

　　“大跃进”

　　1957年“反右”大功告成后，毛泽东启程前往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时，斯大林已经去世，毛泽东从内心看不起莽撞的赫鲁晓夫，萌生了与苏联争当国际共运领袖的雄心壮志。但在与各国共产党人的交往中，毛泽东深受刺激，他在莫斯科沉痛地说：

　　“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

　　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时刻，提出苏联将在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中国要在15年赶上英国。在莫斯科期间，他就亲自修改审定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要求掀起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

　　被毛泽东“空投”到人民日报的吴冷西，自然理解毛泽东内心柔嫩的痒处，也明白人民日报可以为领袖作什么样的精神按摩。当毛泽东还在莫斯科期间，吴冷西就着手为邓拓一年前发表的那篇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还债。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清理“反冒进”的错误：

　　“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

　　在把矛头指向“右倾保守”倾向的时候，社论发明了一个后来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词汇——“大跃进”：

　　“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人民日报在社论中第一次使用“大跃进”这个词儿。毛泽东看了击节称赏，曾在一封信中向中央政治局隆重推荐：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吴冷西身兼人民日报总编辑(1959年接社长)、新华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数职，却始终不忘这些要职的权力来源，让自己一直不离毛泽东左右。他很少坐镇人民日报，不要说普通记者、编辑，连报社其他领导见到他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但这不妨碍他对报纸宣传“遥控”指挥，一会儿在钓鱼台，一会在中南海，一会又从外地给报社打来电话，而外地一般正是毛泽东出巡的地方。

　　1957年岁末，“毛主席的好学生”、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做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获得毛泽东赞许。吴冷西闻风而动，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就用《乘风破浪》4字为题，反映毛泽东莫斯科讲话精神，提出要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宣告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报纸头版还绘制了钢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图表。

　　就在人民日报的狂热鼓噪中，6亿中国人完全不顾“在经济上是个小国”的家底，为一举成为“经济大国”进行一场历史性的豪赌。

　　毛泽东再次眉开眼笑。在中央南宁会议期间，他单独召见吴冷西和胡乔木，习惯地将一支烟撅成两截，一段放在桌上，另一段放进嘴里点上火，开心地说：

　　“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

　　“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

　　吴冷西深受鼓舞，决心不负重托，为了毛泽东国际共运“为首”的梦想成真再接再励，为王前驱。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正式发布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的口号：

　　“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5月份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高度评价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着“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尽管在这前后，毛泽东也曾对吴冷西几次谈到“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定指标要留有余地”，但更多的时候，老人家还是希望全党全国踩着他的狂想曲旋律起舞。

　　毛泽东亲自改写刘少奇的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不避嫌疑地加上2个段落，号召全党全国学习他本人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口号，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所有这些号召，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我们应当向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联系群众的许多同志(其中包括中央、省、地、县、乡各级党的和群众的大批领袖人物)学习，学习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刻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榜样……学习他们同亿万群众在一起、看到了正确方向、抓住了真理、就为真理而奋斗、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榜样。”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不断修改“赶英超美”的年限：起初还是15年赶上英国、20年到30年的时间超过美国;不久“赶英”由15年缩短为10年，由10年又缩短为7年，再由7年缩短为2至3年;对美国呢，压缩为5年接近、7年超过。随着毛泽东本人的调门高亢入云，人民日报怎么可能自讨苦吃地“压缩空气”、“留有余地”呢?

　　翻开1958年的人民日报，在大炼钢铁、粮食高产“卫星”、人民公社3件事上，人民日报严重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对读者说了假话。

　　后人很难理解1958年中国人弃耕抛荒、砸锅卖铁来土法炼钢的荒唐，而《人民日报》却把它提到关系民族振兴的基本国策高度大肆宣扬。

　　6月，人民日报发表消息《炼钢不神秘，小炉显神威》，报道福建炼出第一炉钢。此后，接连刊发社论和新闻报道，号召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炼铁)、群(群众运动)”。全国各地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约出动9000万人，小土炉、小高炉遍地开花。“书记睡到炉边去，一炉生火万炉红”，结果炼出的却是不能用的废铁疙瘩。一年后，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

　　“1958年炼出来的300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

　　关于粮食高产“卫星”，人民日报的报道更是汗牛充栋。这一年夏收之后，《人民日报》激情预言：

　　丰收的喜报像春的燕子，在祖国的天空到处飞翔;高额丰产的新纪录如滚滚的海浪，一个高似一个地向我们涌来。

　　据不完全统计，从《人民日报》放出的小麦高产“卫星”包括：

　　6月8日，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105斤。

　　6月12日，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又有一块小麦地平均亩产3530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小麦亩产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社亩产小麦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卓头村小麦亩产5102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县小麦亩产7320斤。

　　9月22日，青海柴达木小麦亩产8585斤。

　　很多年后，人民日报农村记者李克林还记得当时一篇特别有想像力的通讯，提到河南邓县一个村小麦亩产6500斤，麦秆长得太密了，跑来一只兔子，怎么钻也钻不进去，结果被人一把抓住了。

　　《人民日报》对只是北方小麦高产不过瘾，以社论形式催促南方《水稻生产要加油》。7月28日，又一篇社论《今年秋季大丰收一定要实现》公然提出：

　　“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没有万斤的指标，就没有万斤的措施。”

　　果然，有了思想和指标的领先，水稻生产也频频传来“奇迹”：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社亩产3275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桂湖社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社10975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县高峰社一块早稻试验田，亩产16227.13斤。据说田里最少的一株稻穗也有206粒。

　　8月13日，湖北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一块早稻田，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被人民日报称为“天下第一田”。新闻照片显示，四个小孩站在在密密种植的稻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不由得你不信。《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

　　“这又一次生动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

　　8月27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山东寿张县高产“卫星”时，再次以通栏新闻标题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口号传遍全国，成为“大跃进”时期一句最有代表性的口号。

　　这一年《人民日报》宣布，中国小麦产量已经超过美国，仅次于苏联!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时，刘少奇似嗔实喜地说：

　　“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赫鲁晓夫当即语带讥讽地回答：

　　“噢!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你们把粮食运到我们那里去，就完事了。”

　　9月18日，又一颗“卫星”从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冉冉升起，水稻亩产13万多斤!很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就是这个“卫星”县一年后饿死村民无数。为防止饥民逃荒，出动民兵把守路口，将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走投无路的饥民到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下令开枪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

　　水稻高产纪录最后被哄抬到匪夷所思的22.8万斤，出处是江西波阳桂湖社。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时代毛泽东带有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桃花源。集体劳作，集体生活，大锅吃饭不花钱，这样的浪漫构想经过《人民日报》的包装宣传，如风卷残云，到当年10月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加入。

　　这一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人民公社，对这个“共产主义试点”的村民发出指示：

　　“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农业社员自己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

　　毛泽东前脚刚走，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著名作家康濯进村，写出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从8月23日连载到9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唯恐读者忽略，9月1日最后一篇特别用一组小标题突出徐水的高产“卫星”：

　　一亩山药120万斤

　　一棵白菜500斤

　　小麦亩产12万斤

　　皮棉亩产5000斤

　　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

　　党报利用这位写过《水滴石穿》、《东方红》等乡土小说的作家，给中国人民描绘出一幅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

　　“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

　　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

　　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向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事实真相如何呢?后来才知道，就在人民日报这组重点报道几个月后，1959年春，徐水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就有2400多人因饥饿而患浮肿，260多人饿死，11000人外出逃荒。

　　原来不是“历史上最高的仙境”不远，而是历史上最惨烈的地狱不远!

未完待续

人民日报是党报，所以建议直接更名为《党报》会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日报。如果要名实相符，应该叫《中国共产党报》。
人民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