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23秒，32年。24万条生命，16万名伤员，7千户支离破碎的家庭。
唐山，让中国人记住了什么？
被重视的房屋：“夺命的是建筑物，而不是地震”
预制板：夺去唐山人生命的“要命板”
地震过后，人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假如房子不倒，死伤是不是会减少？当年，唐山大地震让举国为之震撼，对建筑界的打击不亚于其之于地震预测和民政部门。“建筑质量”、“建筑抗震标准”，是唐山大地震后最经常被提及的关键词之一。
1976年以前，为了使盖楼速度快，价格相对便宜、质量相对来说有保障的“预制板”在中国房屋中被大量使用。所谓“预制板”，是一种重量轻、成本低的混凝土预制板材，是全球发展中国家贫民区经常使用的廉价的建筑材料。唐山地震之后，人们在倒塌房屋的废墟中发现大量的预制板，使用预制楼板的混合结构房屋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预制板也因此被当地人成为“要命板”。[详细]
现浇板、构造柱、圈梁、设防烈度：唐山之后出现的概念
预制板的“危害性”其实在当时就已有人提出，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未曾明令要求全面停止使用这种材料，甚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是直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在市区停止使用预制板的。直到唐山强震摧毁掉整整一座城市，它在抗震性能上的缺陷才被重视。
一种被称为“现浇板”的材料开始被推广。它可以增强房屋的整体性，以提升房屋的抗震能力。取代不安全的建筑材料以外，“构造柱”和“圈梁”也是这次地震后被提出的，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蒋通教授将其成为中国“在建筑物抗震方面的一大发明”。
设计和结构以外，房屋“抗震设防标准”也是在唐山地震后得到重视的。新中国成立后为数不多的3次对抗震标准的修订，其中一次就发生在地震后：1977年，建设部门重新划分了全国抗震烈度区，依据“大震不倒，小震不坏”原则重新颁布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修订了建筑施工规范。如果说唐山大地震作出何种“贡献”，这场灾难引发人们对建筑质量的考量，可算一笔。[详细]
公开渐成共识：地震决策曾被政治左右
大地震之后，救援战士奔往唐山灾区的情景。
唐山地震不接受外国援助，只因相信“人定胜天”
1976年唐山地震后，全世界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波。但当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时，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在“自力更生”、“人定胜天”思想主导之下，几乎拒绝了所有外来援助。救灾成了人们自救，重建花了整整十年，有的灾民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一住就是半辈子。这样的思维，随着“文革”的结束和人们的积极反思，所幸没有被一次次地重演。[详细]
唐山地震死伤人数曾为“机密”，3年后才被公开
2005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宣布，自2006年8月起，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将被解密。这一消息，受到唐山人和唐山大地震的研究者热烈欢迎，有人还称其为“对唐山大地震”最深刻的反思——对于曾被作为历史“疮疤”的唐山地震真相如何遭遇权力的封锁，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依然历历在目。
曾经，最起码的死伤人数被定为“机密”，24万这个数字在地震后3年因“国际辟谣”需要才被公开，整整过了十年甚至二十年，人们才得以从《唐山警示录》和《唐山大地震》等作品中了解当时的真相——但它们甚至都不是来自官方说法。[详细]
反思的误区：将地震预测定为工作重点
在临时搭建的地震棚中的灾民，由于重建开展缓慢，有的人甚至在里面住了几年之长。
“唐山地震早有预测”：反思人祸变成对预报的误解
如今，我们能从网上轻易查到当时的“中长期预报时间表”。这份时间表最早甚至追溯到1967年10月20日（距唐山地震9年），地质学家李四光提出要重视对唐山所属区域的观测，又谈及震前半个月至地震发生9小时前，大量“高危预报”被搜集，最后以唐山被夷为平地而终。（据荆楚网2006年7月28日报道）[详细]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唐山大地震“真相”逐渐被披露，也引发了大量关于“地震可被预测”讨论。人们普遍相信，唐山大地震的教训，就是地震可以预报，只是公众不知情。但在国际地震学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把地震预报作为一个常规的工作来做”才是现实。[详细]
预报机理未有突破，地震局称曾20多次成功预报
唐山大地震后不久，国家地震局开始每年统计成功预报地震的次数。2006年，国家地震局公布说，30年来中国曾成功预报20多次，但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评价，这些统计并没什么意义：“统计的时候，我不能说他乱来，但至少是非常宽松的。”与美国放弃地震预报相反，虽然收效甚微，中国地震科学工作者始终没放弃从震例中找寻规律。
学科理论欠缺、地震预报机理缺失，却是中国地震预报学科始终面临的难题。通过观察前兆预测地震，是中国一直以来采用的方式，这种方式让地震预报学科因此被形容为“跟中医一样”。科学院院士、地震科学专家陈运泰向来对前景乐观，却也表示“我不觉得现在有什么地震预测理论。”没有理论，是中国地震预测学科始终摆脱不掉的尴尬。[详细]
各学科预测地震“一哄而上”，“群测群防”30年后重出江湖
唐山地震后，地震预测学科以外的各种相关学科的研究员，也都参与到地震预测的研究中，在当时这样一个前沿而有价值的领域，可谓“群情汹涌”。因“科学性不足”而在1998年《防震减灾法》中被拿掉的“群测群防”，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又作为“非主流”预测手段再度被接纳。
2008年汶川发生的8级地震，地震能否预测、地震之前有无前兆再度广受质疑，但也并没改变人们对地震预报的信念。新疆地震局副局长王海涛就曾不无无奈地表示，“我们都很努力，但是并没有得到上天的回报。”[详细]
未尽的教育：记住唐山，更要反思对地震研究的态度
震后修建的唐山大地震纪念碑。
预测地震被确认为“官方任务”，探索预测成为唯一出路
对唐山大地震的反思，地震预报学界可谓首当其冲，毕竟这场地震让这个学科背负了太多骂名。当时作为地震局负责华北震情的官员的梅世蓉回忆道，“从事地震预报的人员还要活下去，要探索出一条路。”这条出路就是确认地震可被预测。
地震后20年出版20万字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的作家张庆洲，也对地震预报热烈支持，他虽然承认“地震预报是尚未解决的世界难题”，却又称“成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
唐山大地震后，为了日后开展工作、结局地震是否能预测的争议，国家地震局开始总结以往的地震，从60个震例中记录了921条前兆异常，最后经研究认定：地震是有前兆的，预报有意义。这一前提，让地震预报被确认为一项“官方任务”，尽管技术是否过关其实还是未知之数。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马宗晋后来在接受采访时称，“很多国家政府不直接负责预报问题”；“但是（我国）政府现在还是很努力做这件事。”[详细]
反思唐山形成“错位”思维，公众依然期待预测成功
自唐山大地震的人为因素被公开后，官方选择承担预报、公众选择相信地震可以被预报。在国家地震局最新公布的2010年总预算（24.1亿元）中，地震监测预报（3亿元）依然是项目经费的大头。地震系统日益被新科技所武装，每年的各省地震会商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人们对地震的恐惧，似乎并未随着认识的深入有所减少。
在民间，以《唐山大地震》作者钱刚为代表的声音，始终在强调“强化政府在预警中的关键位置”。 《唐山警世录》作者张庆洲的作品，也旨在为公众“揭露”一个震惊现实：唐山大地震早就被预测，只是被漏报了。遗憾的是，民间对于“政府应向公众坦陈风险决策的难度”的那部分声音，和地震预测技术依然很不成熟的现实一样，更多是被淹没在公众的悲悯和愤怒之中。
在唐山大地震发生30年后，寻找天灾以外的人祸，成为社会反思那场灾难的一个主要出口。但从唐山到汶川、再到玉树，对于地震以及地震预测，我们的了解尚浅。
（本专题参考《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1日《地震预报的中国“江湖”》等报道）
唐山大地震是20世纪最惨烈的地震之一。对这场地震的反思，促进了建筑安全和信息公开上的进步，但对于地震本身，我们的认识仿佛陷于停滞。今天，我们重新回望唐山大地震，不仅为了表面的警醒，也为了在灾难面前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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