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行昆 发表于 2008-4-10 20:52:00

（之一——文化篇）

关键词：秦始皇 汉武帝 制度变迁 制度思想

笔者曾经提出：“所谓转型期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制度发生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其中制度创新扮演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角色它所留下的便是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路径或轨迹 。”（《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 》，《财经研究》 1999年）而秦至西汉初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转型期。本文试图就这一段历史转形时期之制度变迁及其制度思想作一番整合性讨论。先交代一下：限于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等的讨论暂且省略（详见本文“政经篇”），而重点讨论意识形态制度化的问题。或许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秦之“不二世而亡”乃制度缺失所致，而西汉之“长治久安”在于其“文治武功”；其中“文治”尤为值得玩味。此外，程式化的“制文”非笔者之所长，非不为也，乃不能也；故有顾此失彼之感也就势所难免了，“其所由来者渐矣。”（《易·文言》）再补充一点，文化观念和思想学说等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未将此类概念细而分之，而是统而论之。此举虽有概念混淆之嫌，等而下之，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祈望诸君能“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可乎？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叶行昆 发表于 2008-4-10 20:49:00

——2008年清明随想

叶行昆

 当下的神州大地，举国上下，“以人为本”的口号震撼人心乃至震耳欲聋。然而，“人是什么？”这是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晚年的天问。关于“人是什么”这一命题几乎成了千古悬案。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达尔文说：“人是猿猴进化的高级动物。”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钱锺书则在其《围城》里则说：“人是无毛的两足动物。”还有，“人是机器”，“人是环境的动物”；以及经济学上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等等，等等。

追溯“以人为本”的渊源，我们可以走回到欧洲的中世纪。在那个“黑暗的时代”(Dark Age)里，神权淹没了人权，神性压制了人性，神灵吞噬了心灵；乃至激发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普世化运动，这才有了“以人为本”的说法，进而将上帝对于人类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转化成人类对自身的人文关怀(humane concern)。人类为了提升自身的价值几乎替代上帝的存在意义，重新解释世界君临天下，征服自然，自相惨杀。有鉴于此，康德提出：“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然而，历尽受难的犹太民族却问：“人算什么？”

 是啊！人究竟算什么呢？《圣经》里说：“（女）人的上半身是天使，下半身是魔鬼。”其实，凡是人，无不具有与生俱来的两重性：神性与兽性。关于“人性论”、“善恶论”…….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却也永远不会有定论或确解的。在我们尚未搞清楚“人是什么？”“人的本质属性”之类的形而上学命题时；那么，“以人为本”是以人之神性为本呢？还是以人之兽性为本？这似乎成了个玄之又玄的伪命题；因为它既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叶行昆 发表于 2007-6-8 16:58:00

（采访纪要）

关键词：法定婚龄 性行为 计划生育

叶行昆老师，您好：

我是《××科技报》的记者（姓名省略）。我在网上看到您发表了一系列对于婚姻问题的经济学解释，因此想针对我们当前的一个题目采访您几个问题，希望您能从经济学家的角度进行回答与评价。

6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发布了《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调查报告，主持该项调查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称，中国现在的法定结婚年龄(男22岁，女20岁)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晚的。因此，我们想问：

1. 1950年《婚姻法》规定男20女18，1980年修订了《婚姻法》，把法定婚龄统一在了男22女20，2001年仍然维持这一年龄。这是为什么？如果是单纯为了计划生育，为何不干脆推到25岁？中国的法定婚龄是如何确定的？

2. 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人现在普遍晚婚，这和法定婚龄定的晚有关系吗？或者是与经济水平发展，人们对婚姻的依赖程度降低有关？或者与其他什么直接相关？

3. 虽然法定婚龄晚，但中国当前的婚前性行为人数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小，性行为的提前是否意味着法定婚龄也有必要提前？

4. 外国的法定婚龄普遍比中国要早，比如日本是男18女16，希腊甚至是女14，据您了解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晚的？有人说这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您认为呢？

5.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您认为法定婚龄的意义何在，我国的婚龄是否有必要提前？

以上是我的问题。期待您的答复。另外如果您不方便使用邮件，请给我一个联系电话，我明天给您电话采访。谢谢。

盼复。

（某记者）

叶行昆老师，您好：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叶行昆 发表于 2007-6-8 16:54:00

 我曾经以为，婚姻是经济的，是可以度量的，因而属于形而下的范畴；而爱情是超越经济的，是无法度量的，因而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为此，我写下了《由杨翁结合引发的经济学思考》，《情人节姓情还是姓钱？》和《缘起性空》等文字。其中，“没有一百万的钢琴，哪有什么琴（情）调可弹（谈）？”至今记忆犹新，时常在耳边回荡。

 如今，我似乎已经步入了“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境地了，因为我终于领悟到了：爱情也是经济的，也是可以度量的。

 钱锺书先生在其《谈交友》一文中说：“在困乏时的友谊，是最不值钱了----不，是最可以用钱来估定价值了。”还说：“一种友谊测量表( philometer )，以朋友肯借给他的钱多少，定友谊的高下。这是沾光揩油的友谊观，甚至雅人如张船山，也未能免除，所以他要怨什么‘事能容俗犹嫌傲，交为通财渐不亲’。”

 遥想当年国学大师章太炎流亡日本时，饥寒交迫且又烟瘾发作；无奈之余而命其弟子去向一日本友人借两包香烟。几天后，章大师有钱买烟了，便立即吩咐弟子悉数奉还。那日本人说：“你们支那人不是有烟酒不分家的说法吗？借两包烟，还要还；看不起我，是吗？”弟子只好拿着烟回到了章氏寓所，并如实禀报了事情的经过；不料遭到了大师的一顿痛斥：“我与这日本人只有这借两包烟的交情，还不至于到送烟的地步；难道就这么这一点人情世故，你也不知道吗？真是白白跟我读书了！汝乃‘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功之，可也。’”章大师有“章疯子”之美誉，果然名不虚传。然而，友情、交情的确是可以度量的也应该是于史有证的。友情、交情尚且可以如此度量，想必爱情亦可依此类推了。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叶行昆 发表于 2007-5-14 15:48:00

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 制度思想

  韩非子秉承了其师的“性恶”论，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以“严刑”、“重罚”的“法治”制度思想来对治儒家的“德治”、“仁政”制度思想。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故圣人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者求节。”（《正名》）人之得以为善，是因为可以通过后天的“化性起伪”，而“由伪起善”；可以用礼义的规范化将人的欲望予以适当的节制和诱导。“发乎情，止乎礼”。而韩非则云：“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即谓，在肯定人之本性的前提下，范之“赏罚”之法度。进而言之，鉴于人性之恶，必须以法治之；此乃是韩非子“法治”制度思想之立论所在。这一“礼”与一“法”，虽然就人性之预设相似而规范人性之范式大异其趣，于是乎儒法便在此分道扬镳了。韩学之于荀学，虽仅限于“法”与“礼”之间一字之差，似乎仅在一步之遥，却已是百尺竿头了。荀子将孟子的“性善”论扬弃而成“性恶”论，因而成了孔孟之道“教外别传”的一代大宗，而韩非子则别开生面，弃礼图法，成了法家的集大成者。郭沫若先生在其《十批判书》中指出：“法家导源于儒，商君的主张耕战其实也就是孔子的‘足食足兵’，而法与礼在本质上也并没有多么大的差别。”（《韩非子的批判》）是也？非也？在此聊备一说，权当一种证伪之论。韩非整合了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以及慎到之“势”；以法为中心，将“法”、“术”、“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集权专制的制度思想。想当年，商鞅以其“霸道”说服了秦孝公，使秦阔步崛起而成为当时列国之雄，迎合了“定于一”的天下大势（参见拙文《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而韩非子却以“帝道”博得秦始皇的青睐，为中华帝国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不仅是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而且是我国历史上君主集权专制制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将自己的制度思想之实现寄厚望于秦国：“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外左上》）“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饰邪》）将“霸道”向“帝道”的推进，是韩非的制度思想的一大创新，故秦始皇对其著作大为激赏，曾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叶行昆 发表于 2007-2-1 17:27:00

关键词：孟子 仁政 制度思想

 孟子是战国中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他对孔子推崇备至，认为“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任，自以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尧舜到商汤，从商汤到周文王，都是经过五百年，从周文王到孔子有五百多年，到他那时又有一百多年，因此“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孟子·公孙丑下》）。他自居于从尧舜至孔子以来的“圣人”传统的。这就是儒家所谓“道统”的先声。孟子鼓吹效法先王和主张实行“仁政”、“王道”，就是要继承这个“圣人之世”的传统的。

孟子提倡效法先王，是为了推行其“仁政”和“王道”，与当时某些国君的“虐政”和“霸道”针锋相对。他竭力鼓吹效法尧舜，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也还主张效法周文王，说：“文王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他把当时的制度安排，分别为“霸道”和“王道”两种，“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任何制度思想的基础是其对人性的理解和界定，不同的人性观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孟子的“性善论”为其“仁政”制度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人天生都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为"四端"；此"四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之有也"，（《孟子·告子上》）而它们正是仁、义、理、智"四德"的基础。这即是孟子的"性善论"。
……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叶行昆 发表于 2007-2-1 17:25:00

——写在“价值中国2007新闻发布会”之际

刚刚作为特邀嘉宾混完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八届中国经济学家论坛”，又收到“价值中国网2007年新闻发布会”的邀请函；仿佛前者是上厅堂，后者是下厨房；上厅堂未免有点作客的拘谨，而下厨房倒是有点回家的感觉，因为“价值中国”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此时此刻的我，在受宠若惊之余，却情不自禁地要说：“回家的感觉真好！”俗云：“人在未出名之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出名之后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可我还是略微知道自己究竟算不算是个东西。值此秋去冬来，岁末年终之际，请允许在下向诸位博客同仁及众网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价值中国”开办至今，虽然为时不长，几乎弹指之间，但其价值之体现可谓突飞猛进；以一马当先，笑傲江湖而举世瞩目。所谓“增一分不添其美，减一分不少其丑。”前有林永青诸先生之鸣锣开道，后有诸位同仁之敲锣打鼓，其间盛况之壮观实足可为外人道也；其良辰美景几可与日月同辉矣。然而，“金无足金，人无完人”；网站之现状似亦应作如是观。求全责备，锦上添花，非君子之所为；扬长避短，拾遗补缺，无奈不可乎？有鉴于此，略表心迹如下：

一．     股权分配：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叶行昆 发表于 2006-11-29 0:50:00

近来，我在思索爱情的存在学意义。人的一生幸福与否是与能否享有亲情、友情和爱情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人到了成熟年龄之后，爱情对于人生的意义更为重要。人的群体性决定了人是怕孤独的，比如，因孤独而引起的忧郁症竟然成了当代社会的世纪病；而消除孤独感的最佳选择莫过于男女之间的爱情感受。人是由阴阳结合而构成的，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人的群体性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离开了爱情，人生的存在意义将大打折扣。然而，爱情的群体性和互动性又决定了爱是不能孤立存在的，爱情只能存在于相爱男女之间的，“你选择了，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故可认定：“我爱故爱在”，其反命题为：“不爱故爱无”。这也是一种“存在与虚无”的关系（Being and Nothing）。爱情的客观存在只存在于当下相爱男女之间的身心感受之中。如果说婚姻可以作形而下的经济学研究的话，那么爱情只能以形而上的存在学予以分析。对此，佛教里的“缘起性空”似乎也能说明些问题。因缘相识或相逢才有了男女彼此谈情说爱的可能性，任何一方的孤独存在对于爱情的存在均为空无。可谓：

2006/11/28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