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是管弦乐团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赫德乐队、工部局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三支洋乐队。上海沦陷前萧友梅与黄自都曾为组织一支中国的乐队努力，但几乎没有什么演出，因为人才太少。至重庆时期，有了三支乐队，分别由吴伯超、郑志声、马思聪任指挥。
吴伯超在重庆和常州办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为后来的中央乐团打下基础，直至1996年中央乐团改称中国交响乐团前，那些幼年班的学员仍有不少在中央乐团效力。作者称这个幼年班为乐界“少林寺”。中央乐团是在1946年的延安创办的，张贞黼、李德伦当时都在延安，要建立这个乐团是因为马歇尔访延安时，张用大提琴演奏了一首法国舞曲。张身着燕尾服，演法国调，让马歇尔大感惊讶。周恩来等见洋乐有如此功效，即当场拍板建立中央乐团。
值得一说的是张贞黼，他是1930年代参加工部局乐团的四人之一，当然是华人音乐家的翘楚。谭抒真写过一篇《难忘1949》中说到，为新中国的上海音乐界选取领导人选的问题，谭认为，贺绿汀是音专院长的合适人选，上海工部局乐团的团长，则应在张贞黼、李德伦中选择。但当过中央乐团副团长的张贞黼1948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只有43岁。
绪论中还谈到吕骥与贺绿汀的土洋之争。这大概是个过去音乐界人人知道的事，但很少有人写文章说此事。大概是为尊者讳吧。《中央乐团史》的作者说，吕骥认为“以钢琴提琴为主的时代已过去了，今天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不以器乐为主，尤其不能以西洋的钢琴提琴为主。”但贺绿汀就认为，无原则地反对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势必会把音乐工作陷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不能进步。
贺绿汀返回了上海，作者猜测这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原因。贺绿汀在1980年回忆，早在延安时期，他已与“极左派”白热化了，“他们说我学了几个ABC就来延安教洋教条，连我来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了，我下决心不在那里，到部队去。”
这些是绪论里的内容，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致相符。
因为绪论里是过去的事，写出来就是历史，而在后面的正文中写的许多人物还在世或离世不久，以他们的口述作材料，少有互相印证的话，就不是历史了，是八卦。我是看了凤凰台有天的新闻节目后才注意到这本书的，节目里说，李德伦的后人对此书不满，认为歪曲了历史，作者出来自辨，说所有的材料都有出处，没一处是作者臆断，所有有出处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证等。
书很厚，还没有看完，陆续看了几段。
其中有一段写1996年国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作者大概对中央乐团改建国交持基本否定态度，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写了老乐团成员的不满。
韩中杰先生的序言里也说，他现在反省，认为当时与吴祖强、李德伦三人共同支持乐团易帜，不见得正确。因为中央乐团已经存在了四十年，是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金字招牌，不应该轻易改掉。中央乐团改国交后，将合唱团甩掉，严良堃从此拒绝与国交合作，直至陈佐湟离职。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其实大多时候是瞎折腾，国交成立十多年，艺术总监一个一个地蒸发，搞到现在连个演出季都没有，这肯定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香港人写这些事往往会引起许多争议。如刘靖之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光研讨会就开了许多次，关于争议编成了书，那是因为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语境不同。比如外国人看到中国的许多单位、学校开大会，就觉得这很后现代，很行为艺术，看到文革中，年轻人都穿着军装上街游行，就认为他们是在搞制服派队，是性冲动的原因。这些言论如果能够让开大会做报告的领导理解？如何被满怀激情的革命小将理解？
当然理解不了。
这本书很大很厚，售价只有二百多港币，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有什么出版基金支持，序言里只说感谢香港三联提供出版机会。这样一本书在大陆可能没人写、没人出、没人买，在香港读者更不会超过1000人（记得几年前在铜锣湾书店买到打折的《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时，书店老板羡慕地说，我们香港人没文化，不看这种书。）单从这点上说，这称得上是一本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