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立2008年3月在青岛
《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是三联最近的新书，由黄飞立口述，文靖执笔。文靖执笔的《上学记》是本好书，所以这本书想必也引起了读书界的反响，它与上学记的体例相似，也是世纪学人的口述史，有时拉拉杂杂，有时直陈要害。
我注意到这本书，倒不是因为上学记，而是因为黄飞立。他今年已经93岁，是中央音乐学院首任指挥系主任，吴灵芬、邵恩、俞峰、陈佐湟、胡咏言等，都是他的学生。他早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生物系，一直爱好音乐，学习音乐，曾在福建音专教书，后留学耶鲁学作曲，与谭小麟是同一个导师，与黄自亦是校友。
大概两年前，曾与黄老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中国交响乐峰会在青岛举行，黄老以90岁之高龄莅临，我看到嘉宾名单时十分激动，就约了采访。
当天黄老已经做了主题发言，有点累，音协的同志要求我最好能快点采访，于是我简单地核实了两个问题。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马思聪的稿，看到一些材料，说在耶鲁留学至1951年时，黄飞立接到马思聪和缪天瑞的邀请，回国执教。黄先生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这回我看了看《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里的篇章，发现基本一字不差，而此前我读的一本英文版的《红色狂想曲》里，也有差不多相同的叙述。可见黄老经常被问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得相当熟练。另一个问题，是关于20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家海菲茨的。我看到一篇材料里说，海菲茨在1930年代访问上海时，曾做几场独奏音乐会，黄飞立便是观众之一。黄老那次说，他不仅在上海看过大师的演出，还曾在耶鲁与海菲茨合作，他说，虽然中国这几年出了好多优秀的小提琴家，但他觉得，跟海菲茨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一口气就读完了。上面提到的海菲茨一章中，我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当时黄先生参加了纽黑文交响乐团，拉二提琴，纽黑文市是耶鲁的所在地，大概这个乐团经常会吸收耶鲁的学生。黄先生说：“因我已有了全额奖学金，所以在乐团并没有薪水”。他在乐队工作了两年，见识了包括斯特拉文斯基（指挥自己的作品）在内的许多世界级的音乐家。他说海菲茨的演奏很快，在他看来有点“耍”，看不惯，但还是很佩服。
“如果不是朝鲜战争，我可能会在耶鲁读完硕士”，1951年7月，他决定回国。除了马思聪与缪天瑞的邀请，更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妻子的信，信里说，孩子都三岁了，你还没见过，万一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黄先生的妻子是个名人，她叫赵方幸，说她是名人，是因为青歌赛曾请她当视唱练耳的评委（听说这两年都换成了赵易山，我是一眼都没看过）。
黄先生在去向导师辞行时，他的导师Hindemith相当惊讶。“他说：你学得好好地，回去干嘛，要当共产党吗？”此书这里，后面有一个省略号，也许后面有更刺激的话？总之，这本书里这样的省略号有好几处，每一处都引起我的联想。
Hindemith听黄先生讲了孩子的事，就完全理解了他，本来他要带黄先生去瑞士，并说搞定奖学金没问题。Hindemith临别之际，除了送黄飞立许多乐谱，还送了一些玩具以及一句话，他说：“等你回去了，不要像黄自和谭小麟一样”。黄自与谭小麟都很短命，黄自34岁，谭小麟37岁。虽然这样，黄自仍是中国新音乐的鼻祖，有次我听到了他写的《都市风光幻想曲》，多彩的配器恐怕是许多后来的作曲家都无法做到的。谭小麟呢？我只听过他的一首歌，但傅雷先生的书里反复提到，谭是最有才华的中国作曲家。黄飞立在回忆导师的这句话时，说：“我想这一点我已经做到了”。庄子说：“寿则多辱”，黄先生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折腾，他的后背曾被刷过整桶的热糨糊（红卫兵在上面贴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字），所受的屈辱当然不是黄自与谭小麟所能想像。
返回国内后，黄先生就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建设中。黄先生是基督徒，他看到当时的共产党干部的忠诚与热情，认为他们可以为理想献身，具有高大的人格，所以深受感动。但是“未来的一切证明，远不是这么回事。”
黄飞立去中央音乐学院时，这所学校还在天津，条件相当差，“别说与耶鲁比，就是比当年的沪江大学，也差得远。”沪江大学是教会大学，后来被撤销，许多专业并入了复旦，黄飞立说：“在我们看来，复旦是一所二流学校，比沪江、震旦和圣约翰都差得远。”后面这三所学校全是教会大学，全都被取缔了。
当时有苏联专家来支援，黄先生有段叙述：“当时我们在合唱课上排托马斯·莫里的作品，那是西方音乐史中的重要人物，但苏联专家杜马舍夫却完全不知道。过去我在耶鲁参加合唱课，基本上都是唱16世纪的作品，我保存有那些作品的总谱，杜马舍夫看到了，如获至宝。类似的事有好几件，这让我觉得，苏联与西方已经隔膜太久。”这些苏联专家盛气凌人，其实水平并不见得有多高，比如一位教视唱练耳的专家在上课时，黄先生就想：“我在福建音专时就教这门课，在耶鲁都免修，你做的那些事，我完全可胜任。”战后的美国已是世界文化中心，超过了欧洲，而苏联呢，本来俄罗斯就是个欧洲主流文化的二道贩子，斯大林时代又搞封闭，文化艺术方面当然就落后美国太多。这个是常识，本来不难判断，但因许多年来，国内艺术界的权威都在留苏人士手中（尤其是美术界，受灾更重吧！），所以这方面的事，就尽量回避不说，这是我国的实情！
黄先生起初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后来又受命组建指挥系，于是他赶紧回忆在耶鲁时学的那些课程，并设计了这个专业，学制为五年，起初一年只招两三个人，但负责给地方乐团的指挥培训。最初就把郑小瑛调来当老师，那时她才刚学了一年的合唱指挥。
黄飞立的叙述较多地提到了吴灵芬与邵恩两个学生，他说邵很有才华，但自由散漫，经常被他训，小泽征尔首次访华演出后，邵恩跟小泽学了许多很花的动作，被他痛斥，后来胡咏言去耶鲁深造，写信说，黄先生当年说的那些话与耶鲁的教授是完全一样的。而黄先生后来在波士顿看到小泽的指挥，与当年在中国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也相当规矩，没有花架子，不知是小泽改了风格，还是来中国时特地表演的。
这本书的后面还附了一篇吴灵芬的口述。我曾多次听她聊天，这篇口述里还是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吴老师在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无机会上大学（父亲是大传教士，此时已是右派），本来都分配到了海口文工团，是黄先生把她留下来学习指挥。邓琳与她附中同班，当时北京的同学轮流请大家去家里吃饭，轮到邓琳时，邓说不能请，家里没地方。于是男同学在放学后就一路跟踪，一直跟到了中南海，警卫不让进，大家第二天就开始做选择题，她的父亲是谁？***、邓子恢还是邓力群？后来有人找出了这几位首长的照片，一个一个对，大家认为，肯定是***。因为邓林那时穿的衣服补丁很多，骑一辆哗啦哗啦响的自行车，没人想到她的出身不凡。
还有一件事，是当年她随郑小瑛实习时，到中央歌剧院，因为个太小，演奏员们把她抱到指挥席上，演一遍，打击乐的人问：“小同学，我的音量怎么样？”吴灵芬首次上台，全蒙了，她照实说，不知道。于是乐手们商量，说再来一遍吧，得让她好好听好好学，非常友好。等到吴老师带学生时，风气就全变了，她的学生张弦，如今已是马泽尔的助手，当年吴老师带她到歌剧院实习时，一说让张弦指，乐手们马上说：你想让学生拿我们练手？当心我们就把你也换了。
吴老师还说现在音乐学院的人文化太低，她的女儿考附中考了95分，但她托关系把成绩改成了58分，因为她觉得上附中耽误人，还不如上普通中学。“我在清华北大排徐志摩和赵元任的《海韵》，说两遍学生们就理解了，在音乐学院，得说二十遍。”
啥叫礼崩乐坏呢？
黄先生的口述中还谈到许多同时代的音乐家。比如另一位著名指挥黄贻均，85岁高龄跳楼，不知何故。黄贻均是上海乐团的首任中国指挥，我看过许多关于他的回忆文章，都没提这回事，大概是为尊者讳？说到文革，黄飞立说，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们虽然受了许多苦，但没有自杀的，上海的情况糟糕得多，陈又新、李翠贞、杨嘉仁、顾圣婴、沈知白，这些名教授全部自杀，他们大都留学欧美，有极高的造诣。
黄先生的口述最后说，我这一辈子，经历了许多沾沾自喜，也经历了不少垂头丧气，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可以说，最好的年纪都折腾掉了。电影飘里有句台词：after all,tomorrow is amother day.不过，还有多少明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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