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诉说这个发生村里人身上的凶杀案，据说这样的事情人们已经见惯不惊，而且对事后事情的恶意发展人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我也不知道怎样诉说心中的惊讶。现实有时让我甚至有一种时空倒错感，觉得好像活在一个无可命名的年代，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诉说心中的恐惧――多少次在中国古装戏曲里面听到一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现实告诉我杀人原来是可以不偿命的，就在社会现代与后现代化的今天。这是让我产生错觉的原因，我不敢相信这是现实，也不愿意面对这种现实。

去年朋友到村里来拍纪录片，问我可以拍的题材，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村里人在北京遭遇的那个凶杀案。我觉得拍摄它应该是难度最少的事情，而且抱有对此产生一点帮助的想法。我怀着很大的信心找到受害者的父亲说明朋友的意图，因为我和他们家平时关系相处得不错，我推测他们应该很爽快地答应下来。没想到主人一点都不感兴趣，说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事情就不再提起了。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便找村里最有权威和平时与他们关系最好的振海叔去给他们解释商量。主人平时是村里一条有名的爽快汉子，这次终于没有像往常和我推测的那样爽快地把这件在别人看来是一件好事的事情答应下来。振海叔去他们家很久，他们两个来我家解释情况，大致说他们对拍摄这件事情不抱任何信心，主要是这样一折腾者受害的母亲已经不起刺激，一旦旧事重提会很久不能缓过来；我们话尚未说完，听说这件事情的受害者哥哥来找父亲回家，他怕此事惊动了他们的母亲。他们踏着深夜凝滞的空气小心翼翼地回家了。我和朋友都很沮丧，而且非常难过，我们沉浸在另一种悲痛里，不单单因为本来感觉很容易做的事情却结结实实地碰了钉子。后来经过分析，才知道这件事对这家人的打击已经大到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像。在这之前他们则是村里属于一贯豪爽性质的一家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事情能够让他们露出苦恼的表情。但这件事情让他们对这个世界彻底失去信任，即使是以帮助他们的名义他们也不会放松心里的警惕与恐惧。他问我的第一话就是：片子拍了之后在哪里播，能不能播，最后说没钱没人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办不成。很显然，他们对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他们甚至对我们的行为充满了警惕，他们甚至连自己也不信任，充满了被伤害的和被侮辱的自卑与仇恨。我们就这样失败了。

后来，朋友的真诚感动了他们，最后还是拍下了一些细节，但为了减少此事对他们的伤害，朋友宁肯有些东西不拍也不用摄像机的野蛮再次刺伤他们，尤其是女主人会受不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摄像机或艺术要讲基本道德之类的说法罢，有些时候机器的确是野蛮的。回头整理那些镜头时候每次朋友和我都极不平静，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画面，用震惊之类的字眼去形容它们一点都不过分甚至还会让人感到份量不足――文字在现实面前的轻飘和失重，我们一次次在那些画面前停下来，想一些画面之外的具体事情，看是否能想办法帮助他们一下。比如朋友曾多次为他们寻找法律援助等，在去年年末的一个冬夜又约了一家法律杂志的朋友商量看能否为此事做点什么。在此之前，也曾多次问过案发地的所辖公安分局，但他们以八年来同样的野蛮来使我们的努力失效，让人感到它们铜墙壁垒般的冷漠、森严和残忍，惨案八年来在这个地方让这家人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基本信任；而我们的努力也以同样的方式让人觉得苍白无力。

其实凶杀案本身异常简单，甚至简单得令人匪夷所思，后来事情的发展却复杂得令人匪夷所思：那家人的最小的一个孩子去北京开了一家饭店，不久便在那里被一个河南藉的凶手杀死了。案件清晰几乎没有任何疑点，责任认定也异常清楚简单，当时负责案件的人对受害者的家属说，只要等到罪犯嫌疑人抓捕到案，立刻可以结案，保证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答复云云。但罪犯嫌疑人一抓就是八年，中间有一次说抓到了让他们过去结案，等他们一家人到北京后等待他们的却是另一个结局，迎接他们的是让他们浑身冰冷的一句话：抓错人了，又把他们放了。并让他们回家等消息。受害者的母亲在北京几次哭昏过去。但这样一等就是八年，中间负责此案的人已经换过三人。最近问他们一些情况，新换的人甚至连基本案情也说不十分清楚。之间受害者家属不停打电话去北京，并因此专门安装了一部电话。后来北京的人还告诉过他们另一个说法，说那几个被抓住的人被送去劳教了。换过几种说法后，后来连电话也懒得接，最后一看到是他们的电话号码干脆连电话也不接了。受害者的亲人一定无法理解，一个十八的孩子活着去了北京，去挣人生的幸福，却失去了性命，装在一个黑色的盒子里带回来，最后连一个说法也得不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在他们那里一定无论怎样想像都不过分。受害者的母亲曾很长时间陷入精神失常，不让朋友把这件情拍下来部分原因也是因此顾虑。他们曾经对公正抱有希望，最后却在一次次失望的打击中丧失了最后的一线信任和信心。后来，死者的父亲一次次告诉我，他曾找找某某官职的人等，但不是推脱便是因为没有送钱事情被一再搁置下来。在他们彻底绝望之时，我们遭到拒绝便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这个世界已经让他们彻底绝望，连对他们提供帮助他们也不再信任。

然而，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几乎人人都认可了这种现实：没人没钱这件便会这样不了了之的正常。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一些人时，他们大都持同样的态度，竟然连一个表示惊骇的人都没有，他们好像认为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一般。这种现实的冷酷再一次让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种让人惊骇的现实，说明几乎整个社会已经默认了一种罪恶秩序与合法性，赋于它们以合理性，其实这是对恶的一种纵容，也许就是这种力量使恶本身如虎入羊群而肆无忌惮。这种内心的承认同样也说明人们已经丧失对恶提出异议的能力。人们已经被破坏了对恶的先天免疫功能，对恶性病菌敞开了通道。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当人们因对恶失去免疫力而集体沉默时，整个社会便处于一种任人宰割的地步，无疑这是令人十分恐惧的事情，但更可怕的是整个社会对这种让人惊骇事情的习以为常，也就是说事情的可怕并不在于事件的恶性程度，而在于对此恶性事件的麻木程度――对恶性事件的见惯不惊的集体无意识――这其实是一种帮凶，老实说这让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当几乎所有人甚至连空气都沦为帮凶时，整个社会将没有任何安全感和公正可言，世界将沦入地狱般的恐惧之中。这让我一直想起那段著名发人深醒的话：在美国波士顿为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惨遭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而建造的纪念碑上，镌刻着那段著名的铭文：“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向我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力量使一个人命关天的凶杀案有这样一个结局，又是什么力量造成人们对诸多类似事件集体无意识的习惯性沉默，这样的追问饶有兴味，但这的确是一种必须的追问，这种追问让我一次次陷入恐惧与无言之中。

我曾一次次对此表示过关注，也不停地想各种办法，后来朋友也加入进来，但都无济于事。此间有两件事情一直让我深感不安。一件是有一次自己饮酒后到他们家里去询问凶杀情况，本来是想安慰他们一下，却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当时一定给他们造成了极大伤害――现在想来安慰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会给他们带来新的伤害；一件是有一次尚未失去信心的受害者父亲找我，要我帮着把一些基本情况写下来在北京开全国人代会时寄过去。当时我由于自身对文字力量本身的怀疑和对现实的不信任没有立即行动，而是提了自己的怀疑看法，后来死者的父亲放弃了这种想法。这更让我不安，因为这意味我同样加入了沉默与麻木、无声与帮凶的群体之中去了。这也可能成为从根本上伤害他们的原因之一，以致最后使他们丧失了对这个世界最后一点仅存的信任。我知道他们在整个事件中一定几乎品尝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冷漠、无情和虚假、伪善、不公，公正在他们心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位置，直到最后失去所有的信任，像一只恐惧的刺猬一样缩成一团用长出的刺面对这个世界。与凶杀案相比，这同样让人触目惊心，这同样是一种谋杀，而且是集体的谋杀，他们甚至会想到这场谋杀背后的一切背景。现在村里人依然大都认为，那些城里人一定认为以这种不了了之的方式来对待受害者家属他们不会有任何办法等。是的，他们的确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去面对他们必须面对的一些社会力量，除了做出这样的选择，作为一个农民他们又能怎么样呢？那个在法律杂志工作的朋友提出一个办法，说让他们到北京上访村对此事咬着不放，但我想即便受害者不是十分贫困有一定财力支持蒙冤的告状，怕是也已经失去了告状的心力，他们已经被整个社会的冷漠虐杀了最后一点对这个世界的信心。

我承认自己一直活在一种虚幻之中，或者活在一种类似古装戏剧的故事情节和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所以我对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之类的说法抱有坚定信念；但事实让我看到世界的另一副面孔：杀人原来是可以不偿命的，而且整个社会可以对受害者丧失基本同情心，而且这种冷漠会成为一种默许的社会规则。这样，这个世界在冷漠之中让我感到更加虚幻，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称谓来指认它，这让人更弄不懂为什么社会发展到人们几乎普遍乐观的阶段却会有如此不相称的事件一再发生，这个社会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甚至进一步追问过――这个世界每天到底有多少人被白白杀死？这个世界的表面法则已经与社会实质已经严重想剥离，而这种剥离是以每个个体的灵魂与肉体的相剥离为其表现形式与代价和成本的，也就是说它以这种方式具体化到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一个都不可能例外，即使现在以为可以例外的也不可能在例外之内，我们处于整体被恐怖的封锁之中。

现在，我每次回村里都几乎无法真正面对受害者的家属们，他们的目光似乎是对整个世界的控诉。我不敢正视它们。我被压抑得无法喘息。它们如此切近地逼视着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