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毛泽东吵架的这个故事，充分说明知识分子出身的毛泽东在1953年还没有彻底被权力异化，还没有整个儿成为权力的化身；这个故事还说明毛泽东不是斯大林——在斯大林时代，梁漱溟式的冲突是不可能的；争吵之后的梁漱溟尚能安安稳稳地呆在首都而没有神秘失踪则更加不可思议……

斯大林的清洗肃反是真抓、真杀，他的一次次清洗运动不需要讲理，也不需要在会场上进行辩论、报纸上展开理论上的争论和批判；他需要的是警察力量，和那种不眨眼睛的残忍！当然，还需要那种从长期稳定的镇压中逐渐形成的警察统治。

在斯大林逝世三年后的1956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了让苏联走出斯大林时代的阴影，为了开创新的政治局面，他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揭露了他的前任的政治罪行。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地揭露曾经震撼了整个社会主义，让全世界看到了铁幕背后的血腥——

“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侯补中央委员，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了。”那次党代会的1996名代表，有1108名，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枪决；

这次大清洗也没有放过军队。5个元帅被处决3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得以生还……到1938年，红军师以上的干部只剩下39％保留住原职；

被镇压的还包括列宁时代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李可夫。政治局中得以幸免的，只有斯大林的亲信米?加里宁和维?莫洛托夫。然而斯大林却下令逮捕了他们的夫人；

在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竟有9人死于斯大林的大屠杀，而幸免的6人中，除列宁和斯大林自己，其余4人都是在大清洗之前去世的；因此，可以说，斯大林枪毙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人民委员。

那么，清洗只局限于上层，只涉及到斯大林的政敌吗？不，政治恐怖从来是针对全体被统治者的。

在30年代，斯大林为了强行推行他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竟使150万农民被枪毙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斯大林为了使农民屈服，接连两个春季不给富农和未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发放种子。农民无法播种，被迫流入城市，沿路乞讨，饿死街头。农民屈服了，加入了集体农庄。

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人民所发动的战争，人们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出身而遭到杀戮，被杀户全家被迫迁出，其子女不许在高年级学习。

被斯大林直接戕害的共产党人有70万——且不说被枪杀、流放的成百万其他的人——这个数字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

（见本人《历史?人?梦幻》中国青年报1988年4月17日连载）

而毛泽东的四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延安整风、“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文革，虽然抓了不少人，尤其在文革中大搞“群众专政”，数千万人关“牛棚”、进监狱，不少人自杀或被整治而死，但真正判处死刑、尤其是毛泽东钦定的死囚犯毕竟不多。

我们这么说并不是为毛泽东的历次政治运动开脱；他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和破坏并不比30年代后期斯大林给苏联社会带来的灾难轻；但要说的是，把文革时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全体中国人的灾难，完全说成是毛泽东个人心血来潮所致、是毛泽东个人的责任，则失之简单；那时，权力已经突破了领导者的操控而自行其是。

镇压机器从来是启动容易关闭困难。在文革中开动起来的镇压机器自行运转，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意图而加倍地对社会实施戕害。

这种超出领导人操控、超越范围的清洗、镇压，几乎是历史上所有大规模政治恐怖的必然结局，这在法国大革命的镇压浪潮中有过淋漓尽致的表现——

从1789年砍下路易十六的头颅开始，镇压机器从保皇党开刀，然后是大资产阶级的吉伦特党，到中间派的丹东，到激进的罗伯斯庇尔，最后到左派的圣?鞠斯特和极左派的巴贝夫，谁也无法让它停止下来。

我们很难让某个个人来承担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杀戮罪名；

还要说明的是，这半个世界所发生的政治清洗、肃反，不仅是斯大林苏联的灾难，而是任何一个实行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可逃避的劫难——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强势君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后来的古巴、朝鲜、红色高棉，概莫能外……

在所这类国家的所有政治清洗中，真正带有领袖个人残暴印记的只是斯大林、金正日和波尔布特；而相比之下，中国在清洗中被杀的比例要远远低于这些国家。这正是因为毛泽东身上的知识分子气质妨碍了他成为一个铁血领袖。

可以这么讲，制度要求毛泽东成为一位专制者、一个靠铁血维持稳定的帝王，但他恰恰缺乏暴君的气质和气概——尽管他一次次地开展“运动”，却又没有斩尽杀绝的气概，所以他的每一次“运动”后期，都会有“甄别”、有“平反”、有“纠偏”；而斯大林从1927年清除托洛茨基开始，到1937、1938年在全苏联范围内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大清洗，从没有给谁平过反！

“平反”这个词是斯大林死后三年才被赫鲁晓夫于1956年提出来的。

像前面谈到延安整风，打击面那么大，但被审查、或被定性的“特务”，毕竟没有像斯大林那样都杀了或进了集中营；而是大多数都被“抢救”过来；到延安整风后期，毛泽东甚至公开承认过“整风”，整错了——

“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呀！’”（韦君宜：《思痛录》）

还有将十几岁甚至几岁的娃娃打成特务，而被打成特务的家属居然敢说“他呀，只要给他买些好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的！”

这哪像是一部惨烈的悲剧啊？有点像喜剧——在莫斯科那里是悲剧，在延安这里是喜剧”；在斯大林那里是悲剧，在毛泽东这里是喜剧；“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

毛泽东类似的认错还有很多，最著名是的当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受挫以后，毛泽东曾在政治局会上作检讨，承担个人责任——

“这是始料未及的事。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发明权是我？……1958年6月我讲了1070万吨钢，从此闯下大祸，9000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北戴河公社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

暴君是不会认错的，权力更不会认错！

一个政治家最需要的是坚定——近乎于冷酷无情的坚定，不能书生气，不能感情用事，而毛泽东却总是在权力与天理、镇压与人情的对峙中动摇：制度需要他对异己分子作出无情地请先，他却说“韭菜割了还会长出来，人头割了就长不出来了”，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也还说过“大部分不抓，一个不杀”；权力要求他的代理人摈弃情感，而毛泽东身上的文人气质和人文色彩却常常充斥在他的个人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