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非惩戒性权力”是权力的一种新技术，是可以调节的权力。

　　与惩戒性权力不同，非惩戒性权力“不是通过对肉体本身的影响来对个人进行训练。它也绝不像惩戒权力所做的那样停留在个人的肉体上。因此它完全不在细节的层面上考虑个人，相反通过总体机制，来获得平衡化和有规律的状态；

　　……过去君主专制绝对的、戏剧性的、阴暗的权力，能够置人于死地，而现在，由于针对人口、针对活着的人的生命权力，由于这个权力的新技术，出现了一种连续的、有学问的权力，它是‘使人活’的权力。君主专制使人死，让人活，而现在出现了我所说的调节的权力，它相反，要使人活，让人死。”（福柯《必须保卫社会》P233）

　　中国的权力为什么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了这种转变，而不是相反变本加厉地钳制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课题，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于知识分子的坚韧，以及半个世界的历史证明：仅仅凭借对个体肉体生命的扼杀，权力是无法长久的；当然，以放纵权力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权力进行反思和自我调节。

　　简言之，以林昭、张志新的平反为标志的大规模平反运动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一个象征——中国的权力终于从“统治—镇压模式”向“契约—压迫模式”（福柯语）转变了，而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也因此从沉重的、生死攸关的“斗争与屈服”之间，转向了相对轻松的“合法与不合法”之间！

　　对进入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与他们相随相伴的政治权力逐渐从他们身边淡出；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已经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奄奄一息，濒临崩溃，权力不得不收缩它的政治性功能而加强经济性功能，因此，“政治权力在财产流通的经济中找到了它形式上的模式……在经济中获得了历史性的原因、具体形式和当前的功能。”（福柯：《必须保卫社会》P13）

　　权力的这种转移使中国社会从高度政治化逐渐向高度经济化转变。这意味着权力终于从知识分子身边撤离。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多少年来第一次与权力处于休战状态，第一次发现权力渐渐弃他而去，既不用利诱来争取他们，也不像以前那样时时、处处都盯着他们、防范着他们，使他们的社会存在比其他任何阶层的人的社会存在都重要、都显眼……

　　权力从政治转向经济对中国的意义十分巨大：对社会来说，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可以潜心于财富的追逐和创造而较少担心权力的干扰；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终于有可能、也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去专心于自己的功课——承担起一个知识分子社会责任。

　　这个功课也已经荒废了二十年，他们的激情和冲动已经被压制二十年；然而，正因为那二十年权力对他们的特别关注，中国知识分子才比其他任何阶层的人都更明确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觉到自己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

　　在那个漫长的黑暗岁月，尽管他们很少作为，尽管他们要有所作为必须付出像胡风、路翎，像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所付出的那种代价，但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从来没有谁怀疑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从没有人问过“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的问题。

　　知识分子在那个残酷的时代反而能清醒地铭记着自己的知识分子称号，铭记着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

　　因此，对80年代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尽管刚刚经历了整整20年的洗劫，尽管这个群体已经遍体鳞伤，其中许多弱者甚至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被权力劫去了魂魄、遭遇了精神上的虐杀，但这个群体并没有被权力消灭；相反，正是由于有了他们中的皎皎者用生命和热血所取得的精神上的凯旋和财富，才使得整个80年代，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富有、最为活跃的年代：

　　用科技界知识分子自己的话来说，80年代是他们迎得的一个灿烂的春天。

　　在这个春天里，科学家是时代宠儿。那个一点儿也不潇洒、一点儿也不帅气、一点也不阔气，甚至可以说是穷酸的青年数学家陈景润能成为时代英雄、能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就充分表明了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

　　人文知识分子则更是那个时代的明星，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从权力的恐怖中走了出来，并且将知识分子的社会历史使命发挥到了极致：

　　他们勇敢地直视着噩梦般的记忆，用“伤痕文学”把自己刚刚才止住鲜血的伤口重新撕开，展示出来；

　　他们在“朦胧诗”里，一点也不朦胧地控诉权力的掠夺：“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北岛：《结局或开始》)；

　　他们直截了当地对骗取了他们青春的权力表示愤怒：“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北岛：《履历》）；

　　他们以最大的决心表示与过去决裂：“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回答》)

　　他们以深刻的觉悟，呼唤正义、自由、精神解放和爱：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索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北岛：《雨夜》

    他们以青春般的激情投入行动，迫不及待：“明天，不／明天不在夜的那边／谁期待，谁就是罪人”。（北岛：《明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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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知识分子正视着过去、向往着明天，带着强烈的焦虑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走进了那座巨大的、刚刚被权力洗劫的文化废墟、精神荒漠，不辞艰辛地进行清理和开垦：

　　以最大的热情传播中国的儒家文化和西方的人文精神、民主思想；

　　他们阅读和宣扬孔孟、老庄，他们阅读和宣扬叔本华、弗洛伊德、弗洛姆、马斯洛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他们如饥似渴寻找着一切打上现代主义印记的作品：萨特的、福克纳的、乔伊斯的，以及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戏剧，意识流小说；

　　他们吸收并崇拜一切与集体化、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观点：亚当斯的看不见的手，弗里德曼、哈耶克的自由主义……

　　那真是一个学派纷杂，思想多元到了混乱的年代；但有一点是清晰的、一致的：当时的每一个知识分子，从劫后余生的80老翁胡风，到刚刚进入到停顿了十年的大学校园里的两代学生——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小的只有十五六岁，而更多的是已到而立之年的爸爸、妈妈们——都在竭力补充知识分子必须的精神养料，都在急切地履行知识分子已经停滞了二十年的社会职责。

　　因此，不管他们当时的思想意识多么杂乱不堪，他们的急切和焦虑毕竟给那干涸已久的精神荒漠洒下了许多珍贵的雨露，给饥饿之极中国奉献了许多精神养料！

　　就像今日为财富和物欲的焦虑使得整个中国变得浮躁和骚动一样，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求知欲望和重建精神世界的焦虑，使整个中国激动起来、活跃起来：人们寻找着、探求着、祈望着、思想着，那真是一个物质极度贫乏，而精神生活却最为富有的时代——

　　那时，知识分子身上焕发出多少理想、责任和激情啊；

　　那时，书店里有多少好书啊；

　　那时，大学的礼堂里有多少令人心潮澎湃的讲座啊——历史的、社会的、哲学的、心理学的、文化的……莘莘学子如饥似渴、如痴如醉的场面，简直可以跟今天的大学生们面对着流行歌手的疯癫，面对蛊惑人们不择手段立即成为百万富翁的转销演讲的狂热相比；

　　那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倾听着、思考着、呐喊着，在著名的北大“三角地”，天天都有那么多的文化哲学或社会历史讲座的海报，天天都有那么多的人在为国家的命运、世界的命运而思考和争论……

　　北大“三角地”是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缩影，那些思考、讨论和呐喊从各个大学的“三角地”、各个研究所的“三角地”扩散到社会、扩散到城市的广场、扩散到每一个同样关心着社会历史、关心着自己国家命运的中国人心里……

　　那时，中国社会真正感觉到了知识分子的份量和价值。

　　但特别要说明的是，知识分子在80年所赢得的这个春天，不是权力的恩准，更不是权力为他们所营造；那是知识分子自己凭着精神追求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争取来的。

　　因此，我们要说的不是彼权力与此权力有何区别，而是彼知识分子与此知识分子有极大的差异；如果那时的知识分子自己不作为，如果他们自我放逐愿意用知识分子的职责去获取名利，那么在百废待兴的当时，他们应该有更多的机会。

　　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因为刚刚经历过权力的暴虐而胆怯地放弃自己的职守去求得个人的平安；也没有因为刚刚经历了极度的物质匮乏而去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和富足；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能利用权力的短暂退却和休战，夺回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为中国的精神解放、文化重建作出贡献……

　　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黄金时代十分短暂，不过十几年，这个黄金时代就被真正的黄金度上了厚厚一层，并且充满了浓烈的铜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