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入中……

十五

　　     工人阶级的成熟阻止了盖莱克来一次彻底的、哥穆尔卡式的堕落，这段重复的历史才避免了那个悲剧性的结尾。

　　政府在十天的痛苦的沉默之后，终于有了最高层次的表态。

　　8月24日晚上，波兰国家电视台播出专题新闻：党内第二号人物、现任总理52岁的爱德华?巴比乌赫辞职；同时宣布，将巴比乌赫和另外三名负责宣传和经济的政府领导人开除出政治局。

　　1970年，在把哥移尔卡搞下台的斗争中，巴比乌赫是盖莱克的坚定盟友，可见，盖莱克为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在电视台公布了中央全会的决定后，盖莱克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

这次讲话是十分温和的。

盖莱克首先承认，人民不满是因为党的”工作方法存在着毛病和缺点，”他保证政府将”对经济实行重大改革”，并”削减巨大的投资计划”，以缓和因野心勃勃的高速度计划带来的物价上涨。

对于当前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承认工人的反对意见是合理的，答应”要仔细地倾听公众的呼声。”并保证即使”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尽力通过讨论和对话，通过妥协和协商来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应该承认，这次讲话是温和而诚恳的。然而比起我们所了解的盖莱克，比起我们在前面所听到过的他在1970年底的讲话，这次讲话温和却过于空洞，有一点自责，却又不痒不疼。

　　盖莱克的倒退是历史的重复，但他毕竟没有堕落到哥穆尔卡的地步，用暴力对待示威群众。这算是历史的进步吧。

然而，如果历史的进步仅仅表现在统治者的一点无可奈何的自责上，那这个进步是可怜的。

下面的比较使我们看到，历史的进步远非这一点儿。

　　这个进步来自波兰人民的政治觉悟：1956年，波兰人民对哥穆尔卡的许诺抱着绝对的信任，把他当成救世主和万能主宰，而将一切都交给了他。

1970年底，尽管盖莱克做得不比1956年的哥穆尔卡少，但他只得到了人民的一半信任。波兰工人带着一半希望，一半怀疑质问他：”有什么把握十年后不再谈论改革的需要呢？”

在1970年的格坦斯克对话时，一位钢铁工人的精彩发言，表明了波兰工人在这14年中的进步。

这是那位工人的讲话：”信任中断了，今后任何一位波兰领导人也不会有哥穆尔卡1956年享有的那种信任了。新领导目前只在一点上得了分，即它拯救人民免于内战，免于兄弟间的相互屠杀。但在其他问题上，人们还在等待。改善物质条件虽然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但终究不是最迫切的。主要的问题是，要重视社会，倾听群众的呼声，遵守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及无情地根除那些身居委职而好耍手腕的人，不学无术的人和暴虐无羁的人。”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波兰工人阶级跨越了对政治家的盲目信任，不再将一切都交给政治家去办，而是开始了对政治弊端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的结论还只是要求政治家能永远倾听人民的呼声。

　　现在，1980年8月，尽管盖莱克这位仍然控制着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这位仍然控制着军队和警察的政治家面对着反叛的工人，准备用妥协的方法来解决危机，这在整个人民东欧的历史上，已经是了不起的让步了，但波兰工人却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妥协和信任。

　　波兰工人终于从诉诸统治者善意的幻想和寄希望于好政治家的希望中醒悟过来。

　　在这种不妥协、不信任中，工人的民主意识觉醒了，他们终于找到了用自己的阶级意志和力量去取代对政治家的依赖。

　　波兰工人阶级建立了一个新的希望。

　　在盖莱克对十多万罢工工人作出广泛让步的当天晚上，美联社记者找到了瓦文萨，向他提出问题：既然政府已经作了重大改组、并同意工人以民主投票方式选举工会领导人，主席团是否将接受政府的妥协？

尽管联合罢工委员会主席团的许多成员表示，应该研究一下盖莱克的讲话，然后再表态，心直口快的瓦文萨还是对美联社记者的问题做出作出回答：”不，只有建立自由工会，我们才能得到幸福，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政府欺骗不了我们，我们决不给它欺骗我们的机会。”

这种脱口而出的、似乎很不成熟的表态，表明了波兰工人阶级的成熟——这是用近三十年的苦难和两次大规模流血换来的。

瓦文萨说：”工人要求成为工厂和国家的真正主人，我们决定用罢工来争取这一点。所以，就是解决了其他二十项而第一项不解决，那也解决不了问题！”

自从1944年波兰工人阶级将他们的权力交给波共之后，他们就死守住一个信条——好的当权者是保证工人阶级利益的根本；几十年来，他们始终在反对坏的当权人和寻求好的政治家的斗争中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到了1980车，波兰工人才第一次理解建立和保持自己力量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盖莱克政权被迫牺牲了它的总理，波兰工人也拒绝接受这种老一套的、替罪羊式的解决方式。他们冷静而顽强地坚持他们已经寻得的目标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独立于政府的权力中心。

十六

　　    罢工工人拒绝以改进了的旧工会来取代建立工会，让副总理无可奈何；而工人对国家危机根源的深刻认识，则让这位政治家深感震动！

　　政府与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第二次谈判于8月26日举行。

　　政府方面仍由第一副总理雅盖尔斯基负责，谈判地点仍在列宁造船厂。

　　有了政府的改组，有了盖莱克的妥协性讲话，政府委员会希望它与工人的谈判要容易一些也就是说，政府希望它的让步能换得工人的让步。

　　瓦文萨的首次发言就使政府的希望破灭了。因为在最重要、最难达成协议的自治工会问题上，工人方面没有丝毫的退让。

瓦文萨说：”从第一次谈判以来，已经过去了很重要的三天。我们希望在这期间发生的新情况，能使我们的讨论变得容易些。罢工要求中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问题。我们要一个自由、独立、真正自治的工会。”

瓦文萨还非常有礼貌的重申了工人方面的谈判诚意。

瓦文萨说：”副总理先生应该相信，我们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想破坏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我们把工厂看作是波兰人民的财产，但我们要求成为工厂和国家的真正主人，现在我们决定用罢工来要求这一点。我们的谈判将很困难，我们大家都必须有极大的耐心和良好的愿望。”

只有坚定的内心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才能使工人方面具有如此的沉着、理智和礼貌。

就个人素质论，对方的首席代表雅盖尔斯基有瓦文萨无法比拟的优势：雅盖尔斯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在知识、教养、思想水平方面，他都是出类拔苹的；他的外交、谈判才能则更是瓦文萨这样一个工人出身的人所无法相比。

雅盖尔斯基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谈判厅进行过许多次极其困难的经济、政治谈判；而他的谈判对手也是一些世界级的政治家——总理、部长、党的领导人。

　　但此刻，这位政治家却没有瓦文萨所有的自信。

谈判一开始，雅盖尔斯基就向瓦文萨提出一个个人要求：”主席先生，我提一个建议，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整个时间被电视摄像机拍摄的经历，我们是不是将它关了，它是不需要的。”

副总理的请求得到了一半满足，决定对谈判的开头20分钟作电视报道，然后就请电视记者退场。

　　副总理要求回避电视记者，倒不是他要躲避新闻监督而在谈判桌上耍弄手腕。

　　这一次，雅盖尔斯基是拿出了比跟外国政治家谈判时更多的诚意和严肃态度的。但他毕竟是一位东欧政治家，他的国内政治生活从来就是跟密室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他首先声明，最近几天曾经流传的一些指责罢工工人的传单，但他对这些传单一无所知。

　　接着，副总理对双方能又一次严肃地讨论波兰的重大问题表示满意，他重申了他的谈判诚意。

雅盖尔斯基说：”三天前，我们开始谈判，现在我又来到这里，就象我三天前说的那样，为的是和你们一起解决令人焦急的问题。”

副总理本着先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的精神，宣布了政府为改善市场供应，并对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抚恤金数目，增加托儿所，幼儿园以及缩短等待住房时间等问题作了详细解释；

　　瓦文萨却要求从第一项要求开始讨论。

瓦文萨说：”我们不能放弃第一项要求。所以如果解决其它二十项，而第一项不解决，那就解决不了问题！”

雅盖尔斯基回答：”提出这些能够解决的问题，并规定解决的日期和办法，是为了表明政府对工人关心问题的态度。这是我的责任。假如我不表态，你们会问我，您来干什么？现在请允许我谈谈第一项，也就是您当作最基本的那一项。”

“不仅是我，是全体工人阶级。”瓦文萨强调说。

雅盖尔斯基就罢工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向对方传达了刚刚开过的四中全会的精神。他说，中央认为，”工会活动的革新是很重要、很迫切的任务。”中央已批准”在凡是职工们要求改造工会领导机构的工厂里，立即进行新的选举。”

谈到格坦斯克，副总理的个人意见是，”在最近几天或最近几周里，在三联城地区进行选举。选举应该是民主的、秘密进行的。如果最近工厂中自发产生的代表的威信是持久的，那么他们一定会被选进工会的领导机构。”

发言中，副总理多次提到：为了让工会起到它本来就应该起到的作用，必须改革工会。

瓦文萨对雅盖尔斯基的讲话，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副总理先生还是在谈健全或是改进工会，而我们指的不是改进，而是要成立新的工会。看来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

雅盖尔斯基：”主席先生，这是符合谈判情况的。我们介绍自己的观点，你们也介绍自己的观点。”

瓦文萨：”副总理先生，我们仍然要求明确回答，到底是自由工会还是改进旧工会。我们必须得到明确的答复：自由的，还是旧的？”

雅盖尔斯基终于明白他的困难出自什么地方了——工人对自己的目的明确而果断，他们面对面地跟你交锋，没有让步，没有政治家的外交辞令，没有知识分子的权衡、妥协和患得患失的犹豫。

雅盖尔斯基只好后退一步：”主席先生，我不事先决定任何问题。但我希望先生们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样有利于双方更详细地听取对方的意见，因此我建议双方各推出三个人，去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副总理的建议立即被工人方面否决了。

主席团成员莱赫?索别谢克不留情面的驳斥道：”我不想使任何人生气，可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我们要求自由工会，而副总理先生却要求革新旧工会。这是在耍花枪！我很抱歉用了这么一个字眼。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三人小组，对这些要求我们不会让步！”

雅盖尔斯基再一次退让：”先生，我想告诉您，我根本没有坚持什么旧工会，我只说，一定要革新工会活动。”

一位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说，如果把革新旧工会和建立新工会分别作为两件事来讨论，那么工人方面会”高兴地欢迎在旧工会中进行变革的设想。当我们建立起我们的工会时，我们还得和原来的工会系密合作。我们不能想象，有两个或更多工会并存而可以不彼此合作，因为这是违背劳动人民利益的。如果我们成立的工会得到社会的信任，那我们就相信旧工会将不得不进行改革。那时候任何工会都不能脱离劳动人民，因为那时会员可以自由流动。”

这位工人的发言与官方工会主席什德拉克”决不放弃权力”、”不与任何人分享权力”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工会组织对那些工会官员只意味着权力、利益，而不是履行保障工人利益的责任。

　　在成立新工会还是革新旧工会的辩论之后，瓦文萨提出，为了彼此的了解，工人方面将推出三位代表重点发言，详细地谈出工人的观点和要求。他建议政府方面耐心地听一听。

　　三位代表的发言对波兰的危机和国家的命运作了总体的透视。

　　第一位讲话的是安杰伊。格维亚兹达。

　　他说：”我们是处在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会见的。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场危机呢？多少年来，评价地方当局和各个部门是看他们生产了多少吨钢，多少吨煤，多少米电线。从来没有人从工人生活怎样，教师生活怎样这方面来评价他们的工作。工会的基本目的是保护劳动人民，但工会根本不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反，他们帮厂领导的忙，他们吃惊地听着各个车间的悄悄话，随时准备和行政领导一起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利益；

“从1956年的重大危机之后，波兰又发生了1970年，1976年和现在1980年的三次危机，而每次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危机的发生都是因为劳动人民对事态的发展不能施加影响。现在，我们在解决危机，希望能从根本上讨论问题，希望我们不致于过两个礼拜又被迫罢工；

“沿海地区的人民已经证明自己是明智、平静和成熟的，所以单单用经济让步，提高工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副总理先生，不久以前50格罗兹一个的小面包比拳头还大，现在90格罗兹一个的面包可以捏在手心；

“应该建立新工会，但我个人反对解散旧工会，因为这不符合宪法；

“新工会要活动，要接近自己的会员就得有自己的出版社，就得出版自己的刊物，就得让这些刊物写真话，不管这些真话让领导听起来是否舒服。利用报纸耍手腕当然也能成功，但只能成功一时，然后就是愤慨、骚动不断增涨起来，又爆发另一次事件。我们想在这些错误还没有酿成几乎要搞国内革命的时候就指出来。只有让人讲话，而且不去事先肯定它是否正确的时候，才有讨论可言。我们期等着政府的宣言和诺言，保证新成立的工会在登记方面将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主席团成员、建筑工人代表维希涅夫斯基，对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在作经济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在作分配问题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劳动人民的利益。目前波兰生产的财富中，只有76％是供人民消费用的产品，其它的财富几乎全被工业吞吃了。工业在没有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在那里自己为自己进行生产。不切实际的、由上面抛出来的计划指标订得太高太大，然后在每个五年计划的中期就往下调整。已经开工的基建项目还没有完成就停在工地上。最近6个月中因为能源缺乏而造成的停工，据统计局的报告增长了56％……

“天天在干活的人的意见必须确实受到认真对待……经营管理不善比罢工的损失多得多。”

维希涅夫还谈到了新旧工会问题。他说：”我们单位的四百名工人在得知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的讲话内容之后，作出了慎重的、深思熟虑的决定：退出了现在的工会。我们不想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权力解散它，所以我们退出。

　　”我们要建立自由工会是为了挽救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我们都是波兰人，劳动人民有这个权力。”

最后发言的正是刚才毫不客气地驳斥过副总理、说他在耍花枪的那位索别谢克。

索别谢克是一位钳工。他针对着副总理在发言中宣称他仅仅是作为沿海地区问题委员会到这里来的，因此他不能对全国的问题表态的说法，表示了抗议——

　　索别谢克说：”我对副总理先生的讲话表示不安，似乎工会问题只涉到三联城。

“你发表这样的意见，可能导致全波兰的罢工。必须向全社会解释我们的要求，说明这里发生的事，要让全波兰都对这些要求诚实地发表意见……我还想解释一下，每一个波兰人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位或那位先生在工会里担任什么职务。我们并不想争权夺利，只是希望很好地履行职责，成为一个健康的机体。要允许批评，尽管批评有时正确，有时也许不正确……”

三位工人代表的发言对副总理的震动很大，使他从被迫让步到自愿地接受这些全新的生活感受。

　　事后，雅盖尔斯基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承认，工人给他”上了一堂关于波兰，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课，一堂真理之课，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痛苦的一课。”这种痛苦是由铭心的自责和被剥光了的羞耻组成的。

　　重要的第二轮谈判结束了，工人以坚定和果敢赢得了第二个回合；同时，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也因为丢弃了第一次谈判时所采用的僵硬的、不让步态度而赢得了工人方面的赞赏。

　　然而正因为如此，他的处境变得更加难堪。

　　雅盖尔斯基匆匆接替了前政府委员会主席佩卡的工作赶到沿海地区来时，对沿海形势的评价与中央是一致的。他当时认为，建立自由工会的要求并不是工人阶级真实愿望的反映，而是企图动摇波兰国家制度的反社会主义力量强加给工人阶级的；行前，他还得到情报说，一些持不同政见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保卫工人委员会，近来一直在对罢工事件施加影响。

　　近几天事态的发展，尤其是第二轮谈判，使副总理对自己的、同时也是中央的认识的正确性动摇了。他的工人对手在谈判中所流露出来的强烈信念——不建立工人的真正的代表机构独立工会，政治、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有力地冲击着他的信念，使他隐隐感到工人阶级要求新工会，可能对国家、对党都有好处。

　　然而问题是，雅盖尔斯基毕竟是政府的代言人，他只能说中央许可他说的话。

　　他的手脚是被捆住的，王牌在华沙。

　　这就是他的痛苦、矛盾之所在。他是党的干部，党的原则是他视为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迄今为止，中央对成立自治工会的态度是：革新工会行；在官方工会之外建立新工会不行！

　　雅盖斯基凭着一位老练的政治家的直觉就可以断定：如果说行，这个共产党国家从未经历过的全新事物，很可能会导致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震荡；如果说不行，那就有面临一场全民性灾难的危险；而且，更让雅盖尔斯基心惊胆战的是，他已经从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意志中感觉到了，他和他的政府最终必须对波兰工人阶级说行或者不行，除此，别无选择……

　　雅盖尔斯基在第二次谈判之后，将连夜飞回华沙，在政治局，他必须心平气和地说出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愿意说出的这种个人感受。

十七

　　    格坦斯克被焦急的等等熬煎村，华沙被痛苦的选择煎熬着。波兰在等待作出决定的一刻……

　　如果说历史正经历着分娩的阵痛，那么政府却被哈姆雷特式的难题折磨着——行，还是不行？这是与”生存，还是死亡？”同样艰难的选择。

　　8月最后几天的波兰是在异乎痛苦和焦虑中度过的。这种情绪从华沙传到格坦斯克，使政府委员会陷入十分难堪和茫然失措之中。

　　雅盖尔斯基26日会谈后的当晚便飞回华沙，但他未能将王牌带回来。

　　28日，双方又进行了第三轮会谈，终因未能在建立独立工会问题上达成协议。

于是瓦文萨宣布：”既然政府委员会不能讨论第一项要求，谈判不用举行了。”

29日，因为同样的原因，政府委员会发表了一个简单的公报，说因”还没有准备好对第一项的讨论，取消原定在今天的会谈。”

华沙被选择的痛苦熬煎着，格担斯克被焦急的等待熬煎着。

　　政府委员会的专家组被工人的谈判搞得精疲力竭，不知所措，他们甚至不能理解这儿发生的事到底是什么意义，而他们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一些颇有成就的政治家、社会学家突然感到必须重新学习。

　　重新学习并不太难，难于适应的是来自上面的痉挛式的摇摆。

一位专家说：”我都要发疯了，每隔半个小时换一个决定。”

雅盖尔斯基和格坦斯克省的领导人，已经开始理解局势，理解了解决这种局势的条件。但他们无法让华沙理解，于是他们频频地往返于华沙和格坦斯克之间。

　　这不是美差。他们在华沙有过许多很不愉快的谈话——和政治局、尤其是和盖莱克。

混乱还来自工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者、第四者——波兰大主教，维辛斯基红衣主教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工人要理智、克制和勤勉的劳动。

他说：”旷日持久的罢工以及可能引起的动乱或自相残杀都是违背社会利益的。”他强调，”工厂必须开工。”

这位波兰教会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人民精神上的父亲倾刻之间便在人民中失去了威信，电视讲话还没有完，工人便对他发出劾簿的挖苦；

罢工工人甚至在造船厂大门上的圣母像下贴上标语：”圣母玛丽亚罢工了！”

一位神父故意用崇敬的口吻说：”主教是一位伟大的人，他当然不会反对人民的利益。主要是盖莱克向大主教下跪，要他发表他现在发表这种讲话。”神父巧妙地暗示主教的讲话是出自政府授意。

　　也有从下层发出来的干扰——那是一些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自由职业者，其中最多是外汇套购者。他们经曾联合敦促港口工人停止罢工，”因为没有船来就没有买卖。”

　　当然，这些混乱并没有影响到工人阶级对整个局势的控制。

　　1980年8月的波兰动乱能保持这样的局面，除了工人自身的成熟，还有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此时，大学生正在放暑假。

　　尽管我们可以肯定，如果大学生加入到这事件中来，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工人阶级；尽管我们也承认，在以前、甚至以后的任何动乱中，大学生总能站在进步力量一方，总能在正义与邪恶的挑战中走在战斗队伍的最前列。但这一次，在工人与政府坚定而又艰难的漫长对峙中，大学生没有介入，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幸运的事。

　　大学生也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又明显地与许多此刻正在格担斯克与工人并肩战斗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这些年老的或年轻的知识分子自愿来支持工人阶级，或许他们的长远目标与工人阶级不尽相同，但眼前的目标是一致的——以理智和秩序，使罢工取得胜利。

　　开始，许多知识分子是带着智慧上的优越感到工人中来的。他们带来各式各样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也带来各式各样的政治模式——美国式的，日本式的，瑞典式的。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充满自信，自以他们的理论是工人阶级所必需而又十分欠缺的。

　　然而当他们在罢工者中间呆了一段时间后，便惊讶地发现，仅仅几天的政治生活，就使工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变化，工人不仅有令人敬佩的勇气——他们为全民的利益冒着很大的危险，一步不小心、一次不理智的决定都会使这种冒险变成毁灭性的灾难——还有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冷静和决心，以及拯救民族的使命感、责任感。

　　从来以民族灵魂自居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理解了那句陈旧的、但已被糟踏了的口号——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力量。

　　一位从华沙来的学者谈到到造船厂后的感觉时说：”好象被猛击了一掌。”一些善于演说的思想家，野心勃勃地赶到造船厂，想以自己的深刻见解去宣传、鼓动工人，但他们很快就沉默下来，更多地只是倾听和思考。

　　著名的讽刺作家杨?格沃瓦茨基，到造船厂后，突然一改他那诙谐和尖刻的语气，而开始用严肃、认真的口吻说话，甚至还有点儿慷慨激昂。

　　波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合作，谱写出一曲动人的乐章。

　　有一次，在工人们以暴风雨般的热烈欢呼庆贺他们的胜时，已经退出了会议大厅的瓦文萨又返回来。他重新站到扩音器前，对向他欢呼的工人说：”我失礼了，我还没有感谢我们的专家。他们为我们出的主意很好，请他们继续帮助我们。”说完，他念了专家组的名单。然后，又请专家组组长马佐维耶茨基主编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中，马佐维耶茨基只说了一句话：”我感谢你们，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对对方的感谢是由衷之言。知识分子感谢工人阶级是因为他们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懂得了尊严、真理、公正、自由对工人阶级和对于知识分子同样重要；懂得了”如果不同代表真正社会力量的工人团结起来，要解决知识分子生活中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向知识分子致谢，是因为专家们帮助他们对社会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比起过去仅仅从一个工厂的观察范围中所能看到的要更全面；在行使管理职能时，工人阶级已能考虑到整个波兰。

　　现在，厂际罢工委员会要处理的事越来越多，因此成立了许多下设机构：外语翻译、新闻发布、内部治安，还有运输、联络、财务、供应、宣传印刷等部门。

　　厂际罢工委员会必须安排城市人民的生活，必须同各地的工人阶级取得联系，必须给好几百名记者提供新闻，让全世界都铭记住1980年8月的波兰工人阶级；同时，也得让罢工工人知道，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宣传部门在造船厂二号大门不远处的玻璃橱窗里张贴着几十张世界各国的报刊剪报，并用波兰文注明标题和出处。格坦斯克工人在全世界各种报纸上，都被登在第一版。

　　这种支持还来自国外的各种代表团。他们带来物资，带来捐款，还带来亲吻、拥抱和火辣辣的演说。

在全体会议大厅，每天都有许多演说、宣言一类的活动——

挪威的青年工会代表团来了，这些波罗的海彼岸的年轻人无比激动，说在这儿、在格坦斯克学到了许多东西，说回去以后一定要说服老工人领袖支持波兰工人阶级；

法国劳工大会中央的代表带来了11000法朗的捐款。并用火热的语有传达了塞纳河畔工人的支持。

　　瓦文萨表示了感谢之后，在热情的冲动之下，邀请这位法国工人代表为主席团荣誉成员。全体工人都为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合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是激动人心的场面。

瓦文萨本来就是满怀激情的人，而且毕竟才三十多岁。此刻他激动地说：”不久之后，格坦斯克将成为战斗的工会运动的世界中心。”

这句话显然是过头了，于是大厅里响起了开心的、善意的嘲笑。

有人喊着瓦文萨的爱称说，”莱谢克，盐搁多了！”这就是格坦斯克工人阶级的普遍情绪。

　　现在，担惊受怕的情绪没有了，不能坚持下去而妥协的可能也没有了；相反，过于激进和好斗的情绪在厂际罢委员会代表和全体罢工工人中是比较强烈的。

　　已经有800多名代表的全体会议，不断地向18人的主席团施加压力，不让他们向政府作那怕是最小的让步。

　　这种激进情绪的蔓延，有可能使波兰泛滥许多由不切实际的、或完全是地方性的要求引起的罢工。这类罢工可能有背于工人阶级提出的21项要求，有背于波兰的整体利益。

　　有人在利用这种情绪，企图掀起更大的动乱以破坏工人与政府的谈判——有人在散发旅美波兰侨民联合会的传单，说谈判是骗局、是叛卖，并呼吁全体会议抵制协商；还有人溜进造船厂，偷偷组织小型的抗议集会，说瓦文萨作风不民主，说主席团向政府妥协、让步……当然，这些煽风点火的人被纠察队的小伙子们撵走了。

　　瓦文萨确实有把盐搁多了的时候，但他毕竟是经过血的洗礼的工人斗士，毕竟是一位能考虑到工人阶级和波兰的整体利益的工人领袖。他懂得，在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必须使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必须使罢工有秩序、有目标地进行。

8月28日，当第三次谈判中断之后，瓦文萨站在二号大门顶上，向急于要对政府采取更激烈对抗的工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使波兰陷入恐怖是不应该的，因为最终是人民流血；使波兰陷入瘫痪也不好，人民必须有食品吃。如果三、四天之后还没有结果，我们那时再让罢工扩大！”

这位37岁的工人受到了”斯托拉特，斯托拉特！”的欢呼声。这是《祝您长命百岁》中的歌词，是波兰人向亲人和长者祝福时唱的。1956年，人民对哥穆尔卡唱过这首歌，现在他们终于将这种祝福用在他们自己人身上了。

　　瓦文萨就是工人阶级。他此刻的演说观点正是由主席团决定的。主席团还决定由瓦文萨在电视台作一次类似的电视讲话，重申21项要求，同时呼吁工人不要随意停工，扩大罢工浪潮，以免国家陷入混乱。

　　工人方面的建议被政府拒绝了。政府不希望罢工工人在电视上宣传21项要求；再说，政府也不愿意让人民产生这样的印象，仿佛瓦文萨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决定着全国的罢工进程。于是厂际罢工委员会只好以呼吁书的形式，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他们的立场。

　　工人阶级事实上正在干着本该由政府干的事情。那么现在，8月的最后两天，政府在于什么？

　　不安和困惑的人民把视线转向政府的喉舌电台、电视台。希望能得到答案。

　　然而，喉舌已经没有以往的响亮和自信，倒象一个病人的呓语：虚弱的、前言不搭后语的。

　　先是波兰广播电台发表新闻公报，说政府与工人的协议已经签定，罢工已告结束，后来又作了间接的更正；更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电视新闻里。

29日19时30分，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出现了一群哭哭啼啼的妇女，向节目主持人诉说罢工给她们的生活带来的许多苦恼。此刻，一位群众递给主持人一张纸条。主持人一愣，犹豫了几秒钟后，还是读了。

于是全波兰都听到了与上述控诉罢工的调子截然相反的宣告：”莱盖尔斯基五金工厂宣布进行24小时警告性罢工，呼吁双方迅速在格坦斯克达成协议，如果造船工人的正当要求不能得到满足，莱盖尔斯基工厂准备再次罢工！”

人们的疑惑更深了：电视台出了什么事？政治局出了什么事？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作出决定的一刻就要来临了。

　　果然，在这个奇怪的新闻之后仅一个小时——29日20时30分，厂际罢工委员会得到了来自华沙的可靠消息：”明天一切都将圆满解决！”

十八

　　近代史上，战果最辉煌的这次罢工就要结束了，罢工工人会想些什么呢？

　　    瓦文萨说：我们想的是家庭的共同事业，这个家庭叫波兰。

　　政府终于作出了痛苦的决定。

　　这种即使是一个正常头脑的老百性也不难作出的明智选择——把自治权归还给工人，为什么竟让这些出类拔苹的政治决策人如此犹豫？

　　障碍不在于判断的失误。在一个一切都靠权力维持的制度里，政治家和他们整个阶层的持权和优惠——漂亮的住房、小汽车、女秘书，出国考察都得靠权力维持。所以，放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决不出此下策。

　　格坦斯克工人阶级迫使政府当局为人民和波兰的利益，忍痛交出了他们手中相当一部分权力。

　　8月30日上午，在造船厂，雅盖尔斯基副总理终于代表政府对罢工工人21项要求的第一项”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进行了签字

在签定协议时，雅盖尔斯基发表演说：”我们象波兰人同波兰人谈话那样进行了对话，没有输家、没有赢家，没有战败者，也没有战胜者……”

然而胜负却十分分明：波兰工人取得了一个历史性胜利，而政府损失惨重。

　　在1980年8月30日之前，这个政府、甚至这一类政府，虽然也有过失败和让步，但只是经济上、人事上，最多也只是政治上的，但它从未在制度上作过那怕最微小的让步，从来没有在它对社会的全面主宰方面，有丝毫的退让和松动。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一条，是”无所不管的国家与无所不管的党结合在一起，而无所不管的党又同无所不管的领袖结合在一起。”（托洛茨基语）它产生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具有无限权力的专政。现在，波兰政府承认了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就等于从无所不管的权限内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绝对主宰。

　　在现代社会，失去对工人阶级的绝对主宰，无疑便失去了对大半个社会的控制。

　　可以说，仅是对第一项要求的承认，波兰共产党就在这次让步中就输掉了它的一大半家当。

　　21项要求中的第一项”成立独立工会”和第二项”保证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的罢工权力和安全”是8月30日草签的。

　　31日，谈判双方就其余19项要求继续协商。

　　谈判是顺利的，只是第四项，关于”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因政见问题进行的迫害”，受到了一些阻力。

问题是由瓦文萨提出来的：”我们要求停止逮捕‘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帮助过我们，属于罢工支持者”。

“保卫工人委员会”是华沙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于1976年成立的，它的纲领是加强社会的防卫能力，”发展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共同行动”。它的领导人岸龙是原华沙大学经济学讲师。他因在一封长达九十页的《致党的公开信》中抨击”中央政治官僚集团日益腐败、官僚化和庸碌无能”而被开除出党，成为波兰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保卫工人委员会”在前几年，曾经帮助过因组织罢工而被解雇的瓦文萨。现在，库龙仍在监狱里。

瓦文萨强调说，”这并不是一个‘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问题，我们保护的是人，而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组织。”

主席团成员安?格维亚滋达，对这个问题表示了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我们看着他们坐牢而不予过问，那永远是我们的一个耻辱。副总理先生，如果政府有诚意的话，为什么现在还在继续抓人，我这儿有一份名单。这些人好心好意地帮助过工人，原先把他们释放了，现在他们又被逮捕了。请谈谈这个问题。”

雅盖尔斯基作了诚恳的保证：”我发表下列简短的声名：第一，我想重申在我们协议中所表明的，参加罢工或支持罢工将不会受到惩罚，除非触犯了刑法；第二，我想声明，检察机关将作出决定，在明天即9月1日12时以前，释放由它所扣押的人员并释放格担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提交的名单中的人员。”

就要成立的独立工会已经在发挥它的威力了。这是政治史上从没有过的奇迹，工人仅仅用谈判，就迫使政府释放了它的政敌——第二天，库龙和另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有了这样的理智和诚意，21项要求的其余部分很快就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协议将于16时签字，并在电视新闻中宣布罢工结束。

　　签字仪式是在会议大厅的主席台上进行的。

　　主席台安放着列宁纪念像、波兰国徽、国旗；还有基督殉难的十字架和1970年殉难工人纪念碑模型。

　　政府委员会的4名成员和厂际罢工委员会18名主席团成员，依次在协议书上签字。

　　这是令人激动和庄严的时刻，为了寻得这一刻，波兰工人阶级经历了几十年的屈辱和愚弄，经历了可怕的和平时期的流血和死亡；为了迎得这一刻，20万罢工大军，纪律严明地抵制了威胁和利诱，坚持了整整17个昼夜——这是浓缩了工人阶级几十年所有希望和绝望、狂热和沮丧、焦虑和快慰的17个日日夜夜。

　　这是神圣得令人压抑的一刻，是屏住呼吸唯恐失去的一刻。

　　会场内外一片沉寂，只有在双方交换文件后，当瓦文萨用抖抖索索的手将这份著名的格坦斯克协议小心地放人他那破旧的文件夹时，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才迸发出来……

　　这时的时钟指在16时56分——1980年8月31日16时56分……

社会主义历史上，战果最辉煌的一次罢工就要结束了，人们除了欢呼之外，有没有充满困惑和思考？这是难以判断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引起许多充满敬意的铭记。

它是值得铭记的。

　　最后一刻是由瓦文萨宣布的。

瓦文萨首先表示了一个胜利者对对手的敬意和期望。

他对雅盖尔斯基和他所代表的政府说：”我想再一次感谢副总理先生和一切不允许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力量。

我们没有使用武力，而是通过会谈和说服的途径，结束了我们的争论。我们的行动表明，波兰人只要他们愿意，总是能够互相谅解的。我们将记住这一点。我希望，那些签定的东西，将能得到准确、完全的遵守。我相信，这对大家有好处。”

接着，瓦文萨将视线转向摄像机、转向全波兰——

他说：”亲爱的人们！9月1日，我们将恢复工作。我们大家知道，这一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一天会想些什么——想的是祖国，想的是民族事业，想的是家庭的共同利益，这个家庭叫做波兰……

　　”我们的新工会从明天开始生存。让我们关心她，使她永远是独立的，永远是自治的。我们以波兰人对待波兰人的方式通过会谈和谈判这个唯一的途径达成协议，期间作过一些小小的让步，这从来都是应该的。我们现在明白，我们必须一起把颠倒了的一切颠倒过来。首先我们必须感觉到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我们将怀着这样的感情来进行工作——为我们大家，为国家利益，为波兰进行工作。

“现在，我宣布，罢工结束！”

会场里、会场外全体起立，工人们满怀激情地高唱国歌；或许，此刻全波兰都在高唱国歌。

　　瓦文萨流泪了，工人流泪了，几个主席团成员跑出摄像机的镜头之外，跑到小房间里把自己关起来，哭了……

　　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登上了波兰的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将担负更加沉重的历史重担，面临比争取独立工会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与执政党合作共同承担起波兰的命运。

　　问题是，执政党不可能心甘情愿与瓦文萨和他的团结工会在国家事物中平分秋色，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波兰工人阶级与波共必将在一个全新的战场上，用双方都陌生的方式继续进行较量！

或许，这才是这部壮丽的史诗更精彩的部分……

十九

盖莱克因妥协而受到制度的惩罚，成为人民波兰第三个为制度承担责任的领袖；然而，新上台的卡尼亚就能赢得这场从未见识过的战争吗？

波兰工人阶级是以三十多年的苦难和两次大规模的流血为代价，才丢掉了由上面来倡导社会主义民主的幻想而认识到改革的决定性动力必须来自社会全体。

1980年8月，经历了十七个绷紧神经的昼夜，挺过了充满恐怖、焦虑和随时都可能失败的十七个日日夜夜，进行了无数次既尊严又理智的谈判之后，波兰工人阶级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全新的时代——1980年8月31日，波兰政府终于对工人阶级作出让步，在格坦斯克签署了同意工人”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治工会”的协议。

波兰工人取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胜利；更重要的是现在工人手中握有保持住这个胜利的武器——一个持久存在的威摄力量，而不会象1956年和1971年那两次，用流血赢得的让步很快就化为乌有。

在波兰共产党一方，格坦斯克协议的签定，意味着它作出了一个无可奈何但又是伟大的历史性妥协——她率先在整个共产世界作出榜样：从法律上允许一个强大的党外反对派存在。

然而问题是，如果波兰共产党能长久地容忍在它身边有一个人数更多的、真正独立的工会存在，那就意味着放弃了在波兰的绝对统治。这是这个制度所不能容忍的至少它不能长久地接受这次妥协。

有了这一点，我们就敢断定：格坦斯克协议的签订绝非工人阶级与国家对抗的结束，恰恰相反，这两种力量将在一个全新的战场上用双方都陌生的方式进行较量。

东欧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争。

历史刚刚将炎热而又多事的八月送走，充满着迷一样的九月就降临了。于是全世界的政治视线仍然不能离开波兰这个舞台，这幕伟大而悲壮的历史剧还要演下去。

第二幕是由制度对领袖人物的惩罚开始的。

即使盖莱克是奋斗到最后一刻才被迫对格坦斯克工人作出让步，他也立即受到了制度的惩罚。

作为这个制度的最高维护者，盖莱克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渎职罪。在他以前，领袖的渎职行为只限于政治、经济策略上的失误所造成的政治动乱或经济危机，这些危机最多使这个制度不能十分正常地运行而已。可这一次的伤害是致命的，它危及到这个制度的存在。

格坦斯克协议签定后的第五天，益莱克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1980年9月5日，在突然召开的波共六中全会上，盖莱克被解除了第一书记的职务。

制度将这位在西方的文化、政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很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政治家，改造成一个专制制度的代理人，然后又毫不留情地将他的政治生命扼杀。

盖莱克是人民波兰历史上第三个落到这种下场的领袖。

在波共的四任领导人中，除了贝鲁特是死在领导岗位上外，其余的都没能体面地离开政治舞台。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制度要它的代理人作出这么多牺牲、需要这么多的殉难者！

这是这个制度给另一方造成的劫难。

1971年初，在刚刚上台的盖莱克与人民的蜜月中，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愿望：他要尽力解决波兰的危机，等把国家搞好了，他就引退。他要开这个自动退职的先河。然而十年后的今天，他被新闻界描写成一个”自始至终抓住权力不放”的专权者而被可耻地赶下台去。

从1970年8月到1980年9月，盖莱克把哥穆尔卡式的悲剧从头演到尾，连结局都是雷同的——他们俩都是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政治局解除职务的，理由都同样是”出于健康原因”；他俩也都是在医院里得知对他们政治生命的死刑判决的……

然而这些相似仅仅到此为止。当这位白头发的前矿工被赶下台之后，我们在波兰看到了与以往领袖更替完全不同的反应。

这不是偶然的，它或许能证明那个“领袖便是祖国”的时代终于不可挽回的结束了——1956年的哥穆尔卡和1970年的盖莱克取代了他们的前任，登上了权力阶梯的最高一级时，整个新闻界都在“向新领袖表示敬意”而呐喊。下了台的统治者还来不及摘下王冠，整个波兰便已经呼喊起来“老国王死了，新国王万岁！”尽管老国王还可能活十年或者更久。

然而这一次，波兰人民对这种在以往看来几乎是改朝换代的领袖下台，表示出惊人的淡漠。

在53岁的卡尼亚接替盖莱克的当天，一位美联社记者在华沙街头问一位卖报的妇女，对党中央的改组有什么想法时，这位显然不会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波兰妇女回答：“人事变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卡尼亚只不过是另一个官僚而已。”

这位平民妇女一语道出了波兰人民的成熟——推翻领袖，改换政府是无法打碎官僚政治的，之后肯定又会产生一个新的官僚政体，而且它一定比原来的更糟。

在上层，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时代的变化。新上台的领导人已无力扮演那种万能的救世主了。以往，新领袖会向人民强调危机——当然是前任造成的危机——但总能对克服危机表现出政治家的自信，同时会用雄心勃勃的计划去鼓舞人民。

这一次，人民听到新领导的第一次讲话，却是他对领袖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否定。

9月5日，突然被任命为第一书记的卡尼亚在没有来得及准备讲话稿的情况下。发表了他当选后的第一次讲话。

卡尼亚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人民波兰、党会面临象今天这样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更没有想到你们所赋予的、责任如此重大的职务会落对我的肩上。

中央委员会一致选举我为第一书记，使我为之震动。有一些发言里说我应该成为党的领袖。不，同志们，职务不能把人造成领袖，再说，我也不敢肯定，我们党是否就需要领袖……”

并不是个人品质的谦和，或者是资历浅薄才使这位新领袖的第一次演讲如此欠缺力度。53岁的卡尼亚曾经领导过很有权力的党中央行政部，并且从1971年起，他就担任着负责警察、军队和公安的中央书记。

真正的原因在于，卡尼亚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工人的强大组织存在着，领袖和他所代表的政权，便无法扮演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伟人形象。

新任第一书记卡尼亚并没有至高无上、君临一切的感觉；相反，他一登上历史舞台，便看到一个高大的对手虎视眈眈地站在他的对面——那正是早他5天登上台来的波兰工人阶级。

卡尼亚产生了任何一个领袖在此刻都不会有的那种苦涩感，于是他说了上面那一段话；同时，卡尼亚还感到，必须对这位强大的对手表示善意。

于是他又说：

“我主张真正更新工会，以使它成为工人利益和完全自治的有效捍卫者，成为行政的伙伴。”卡尼亚慷慨地把自己的权力交出一部分，愿意与这个对手共同统治波兰。

然而，即使在此刻，卡尼亚也十分明白，双方不会成为真正的伙伴。自己被送上台来。正是要与这个强大的对手进行角斗；同样明白的是，他和这个对手根本不是同一个量级。

卡尼亚必须进行的角斗——即使必败无疑，也得向前出击，他得为这个制度赢用重新培养一个重量级斗士的时间……

二十

　　面对着突然变得和善的世界，美国总统里根接见了瓦文萨的父亲；政府给了他一套住房；从来没有害怕过失败的瓦文萨反倒表现出对胜利的畏惧……

强大的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但远没有在这个舞台上站稳。对面，是一个五天前还握有对她实行生杀予夺大权的对手。尽管对方被迫同意她站到台上来，但远非心甘情愿。对方肯定随时都想将它排挤下去。

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

整个东欧都不能给波兰工人阶级提供这方面的蓝图。波兰工人阶级必须与这个随时都想把她赶下台去的对手合作，而不是把对手彻底打垮——尽管要把这个目前颇为虚弱的对手赶下台去并不困难。

从这个意义讲，波兰工人阶级同样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伟大的历史性妥协：她必须放弃政治斗争的传统目标——夺取政权；甚至放弃使现政权陷入崩溃的任何过激行为；同时，它还得放弃建立自己的政党的长远目标，而只以能够对各级政权进行监督，对政策的制定进行干预、参与为满足。

这就是即将成立的独立工会和瓦文萨所面临的艰难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

现在，瓦文萨已经堂而皇之地坐在格隆德瓦尔大街103号的一间房子办公了，即将诞生的独立工会总部将设在这里。

瓦文萨仍然穿着那件皱巴巴的褐色外套，8月的胜利似乎并没有把他变得尊贵，用他的话来说“我还是我。”但实际上，这位一个月前的失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9月1日，美国总统竞选人里根在美国会见了瓦文萨的父亲。瓦文萨双亲是1973年到美国去探亲的，他母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后，他的当木匠的老父亲便留在美国的瓦文萨家族那里。

里根对老瓦文萨的会见，标志着瓦文萨已成为世界级的工人运动活动家。这无疑是瓦文萨个人生活的新起点。

在此之前，瓦文萨已经四年没有固定工作，只是靠做临时工和朋友接济维持家庭生活。四年来，他四处奔走寻找工作都是徒劳。

瓦文萨说：“不管在那个工厂，只要人事科长看了我的劳动手册，刚才还空着的位置马上就没有了。”

现在这个使他饱受凌辱的世界突然在他面前变得和善、谦卑了。

最早的青睐是从政府方面传过来的。

瓦文萨被告之，由于他将是全国最大的工会领导人，他有权获得按这个国家等级折算标准，相当于一个部长的优厚待遇，也就是说，他有权拥有汽车、别墅和高薪。

瓦文萨非常坦率地拒绝了政府的厚意。他说他的新工会将是非官方、非政治性的“纯社会组织”；.还有，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则干脆建议他“接受官方工会的领导职务。”他当然也拒绝了。

瓦文萨个人生活的变化是他的八口之家得到了一套客114平方米楼房套间。对一个波兰工人来说，这算得上豪华的住宅了。但这并不是一场交易，连外国记者都对此评论说，瓦文萨毫无羞愧地接受了这个明显带有政治含义的礼物，说明他心中没有鬼。

瓦文萨首先要适应的是自己心理上的变化——这位靠着果敢和自信，靠着工人对他的神秘莫测的信任使波兰、东欧以及那类有着与波兰相同危机的国家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工人斗士，居然在初次胜利后表示出胆怯。

9月1日，也就是罢工斗争胜利后的第二天，一位美国电视台记者向瓦文萨：”在反对波兰执政党的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您从来没有害怕过遭受失败吗？”瓦文萨回答：”不，没害怕过失败。”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倒害怕过我们会胜利。”这句话显示出瓦文萨具有惊人的现实感。8月的胜利带给瓦文萨的将是全新的、更加重要、更加艰难的工作。他肯定已经意识到，靠盲目的自信和蛮勇是无法承担这副更加沉重的历史重负的。

9月对瓦文萨来说，是一个更加伟大而陌生的开端，他得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是什么样的新工会工作。他如何才能使工人在8月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权力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这当然是一道极大的难题。因为从来没有独立工会在一个一党制的共产党国家活动的经验。

为了解开这道难题，瓦文萨辞掉了他在列宁造船厂刚刚恢复不久的公职。面对着这项陌生而艰巨的工作，这位以自信和勇气著称的工人领袖，对自己的能力有了较为保守的重新估计：瓦文萨首先宣布，他的新工会应该局限在格坦斯克，最多也只局限在沿海地区。

他说；“我在这里有很多工作要做，我顾不上波兰其它地方了。”

然而，就如任何一位被人民选中的政治家一样，一旦登上历史舞台，便会被历史的潮流所左右——尽管这些政治家常常因为能驱使和决定多数人的行动、命运，而误以为自己在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无论他是不是真正具备和他的位置相称的能力，他都必须干下去；无论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必须走下去！

1980年的波兰既然选中了瓦文萨，他就不得不干历史注定了要由他来干的事情。

就在瓦文萨表示自己的自信和能力只能承担格坦斯克地区的新工会工作几天之后，华沙以及西里西亚等地新成立的独立工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代表去格坦斯克向瓦文萨取经。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工会代表聚集在格坦斯克，并且否定了瓦文萨的意见而提出筹建波兰统一的独立自治工会。

9月17日。来自波兰各地的独立工会代表在格坦斯克会晤。会议产生了成立一个全国性独立工会的提案，总部将设在格坦斯克。

这次会议有250名代表参加，他们代表着31个城市的数十万工人。在闭幕会上，瓦文萨向全波兰宣告：“我们建立了一个象中央权力机关的组织，我们现在已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每一届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谁都不该对我们的组织制造困难。”显示了力量之后，工人阶级又表示了对波兰命运的责任。

会议的最后决议说：“自由工会感到，它们应该为目前的经济形势分担责任，我们希望对战胜当前的危机有所帮助。但是这一切只有当局不设置障碍才可能实现。”

五天后，全国36个独立工会再一次在格坦斯克聚会，通过了独立自治工会的章程，并且用瓦文萨的一句口头禅“注意团结”，作为新工会的名称。

团结工会诞生了。

独立工会获得这个名称之后，她的形式和宗旨也就变得清晰了——她应该是波兰工人力量和团结的象征。

这时，报名参加的所属工会已拥有300多万会员。

团结工会的全国性机构是全国协商委员会，下面设有主席团、以及社会工会事务中心、出版宣传等办事机构。

全国协商委员会是决策机构，瓦文萨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这一切都是在不声不响的平静中完成的。

波兰很少有过如此的平静，历史很少有过能在如此平静中获得巨大进步的时机。

为了抓住这个时机，波兰各阶层都在行动：先是教师们成立了独立工会，接着是波兰人民军的文职人员于9月17日也决定成立独立工会，以代表军中文职人员的利益。

为了不放过这个历史时机，连最喜欢大喊大叫、惊天动地的大学生都开始默默地、迅速地干起扎扎实实的实事——来自波兰各地的大学生代表，9月27日在格坦斯克聚会，决定按照瓦文萨的独立工会的方式，成立独立学联，以与官方的“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分庭抗礼。

“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是波兰唯一的、官办的学生组织，波兰48万大学生中，70%以上属于它。

8月是激烈的，9月是平静的；8月是艰难的，9月是辉煌的。到9月底，当团结工会全国协商委员会向华沙地方法院呈递批准章程的注册申请时，它已经拥有500万会员了。

9月在政府方面也是平静的。它并没有表现过反悔的举动，也没有对迅猛蔓延全国的独立自治运动进行干扰或发出威胁的警告。

如果政府方面的平静是由深刻的反省、检讨以及伟大的历史性妥协构成的，那么，我们将为波兰感到高兴；但我们又会对历史的进程如此顺利而表示怀疑那么，这平静到底是惊魂未定时的养息，还是一时无法找到对策的惆怅？

9月就要默默地逝去，政府克制地行使着它那已被大大削弱了的权力，而工人在迅速建立全国性统一行动指挥机构的同时，仍在默默地尽自己的职责劳动。

打破平衡的，是在9月29日，团结工会的发言人宣布：将于10月3日在波兰全国举行一小时警告性罢工，以抗议政府没有实现增加工资和让团结工会使用宣传工具的诺言。

发言人说，警告性罢工将在10月3日到底下午2时至3时举行，罢工只限于1500工人以上的工厂。小企业是否要以罢工进行声援由他们自己决定。

这次罢工的宣布是克制的、有理智的，同时也给了政府留有挽回的余地：工会表示，如果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能在全国电视上露面，表示将履行上月为结束罢工答应的一切条件，并让新工会使用宣传机器，工会将取消罢工。

团结工会第一次显示了她的力量。这是充满理智和节制的力量，它不是咄咄逼人的——一个小时的罢工毕竟算不了什么；何况还给政府留有4天处理危机的时间……

9月终于平安地度过去了。一进入10月，我们就发现，9月的平静原来蕴藏着更大的风暴。

对抗开始了：10月3日，一小时警告性罢工按计划、有秩序地举行了。

独立工会重申要求办一份与官方工会报纸《劳动之声报》具有同样规格的全国性日报，要求使用官方出版社、以及要求地区和全国电视台、广播电台为独立工会提供广播电视时段。

罢工是在“波兰的未来掌握在工人手中”的口号声中结束的。

瓦文萨对这次罢工表示满意，他说：“我们表现出我们懂得如何发动罢工，如何结束罢工……这就是我们所需要达到的目标。”

10月4日，新任波共第一书记卡尼亚在中央全会上严厉地越贵了这次罢工。

10月6日，团结工会却以更加严厉的口气反驳了卡尼亚的谴责。工人方面说：“如果卡尼亚不理解这次罢工的理由，那么他必须做的事，就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我们要求他本周就来。”

同时，团结工会还要求卡尼亚在电视上公开解择对一小时警告性罢工的批评态度。

团结工会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尊严，她能以数百万工人的名义向最高领导人发出命令，而不再害怕某一个领袖或某一个政党对她的行为进行指手划脚地干预了……

然而，这支实际上存在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却不能顺利地得到法律的承认。

10月5日，华沙地方法院审查了团结工会申报注册的文件后，提出了三点意见，拒绝给团结工会登记。

这三条意见是：

1、在团结工会的章程中没有提到党的领导；

2、章程规定工会可以到波兰各地广泛展开活动，而8月的格坦斯克协议则明确规定只在所属地区展开活动；

3、章程规定，不准许政治组织的负责人在团结工会中担任较高一级的职务。法院认为，这项规定违反人权。

政府想通过法律手段，使新工会在通过章程时被束缚住。

团结工会于10月7日驳斥了华沙法院对工会章程提出的反对意见，同时致信政府当局，对法院的反对意见表示惊讶，对可能由此引起新的对抗表示了担忧。

面对着数百万工人的强硬立场，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克制态度。10月14日，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斯基打电话给未得到法律承认的团结工会，约见主席团全体成员。

团结工会则表示，无论主席团是否去参加这次会晤，都不会向政府当局让步，不会改写工会章程。

瓦文萨说：“团结工会已有600万会员，不管有没有法律承认，都会进行活动。”

10月24日，华沙法院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决定给团结工会登记注册，但却擅自给团结工会提交的章程增添了一条关于承认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条款。

华沙法院对工会章程的改动，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团结工会忿怒地拒绝接受法院对工会章程的批准。瓦文萨在当天晚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瓦文萨谴责道，法院在最后一分钟对章程作单方面的修改“是违反我们意志的，是没有得到我们同意的。我们认为，这个事实是令人厌恶的。”

瓦文萨向新闻界宣布：团结工会将就华沙法院科希切尔尼亚克法官的裁决，向波兰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这次围绕着是否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争执经历了半个月。此期间，还未从8月失败中缓过劲来的政府当局，采取了痛苦的退却，希望双方能寻得妥协的解决方法。

在此同时，以政府总理平科夫斯基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和以瓦文萨为首的40人工会代表团于10月31日举行会谈，作出实际上承认团结工会的姿态。

政府对工会提出的许多要求作了肯定的答复，基本上同意团结工会出版一份周报；准备向团结工会提供电视播出时段，下令发还几周前被华沙机场海关警察扣留的西方工会送给团结工会的印刷设备；甚至还同意了工人有权决定提薪如何分配的要求……

独立工会存在的意义已经显露出来了——它使政府有了一种新的行政方式：政府在作任何决定时，不得不考虑到身边这位并不温顺的伙伴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团结工会的确不是温顺的，即使政府有了这样的耐心，有了这许多让步，她还是不愿意接受一种隶属关系而要求平等伙伴式的地位……

二十一

　　波兰政府和最高法院选择了妥协。历史应该记住这些作出过伟大历史性妥协的政治家。如果没有妥协，世界便只会有战争而不会有政治。

11月初，政府当局无法回避的对团结工会能否真正独立，作出法律上的最终判决时，全波兰都屏住呼吸、注视着团结工会的诞生，将是历史的顺产，还是一次更大规模的社会对抗？

人们的紧张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团结工会中的激进分子早在10月24日华沙法院裁决下来的当天，就要求总罢工；瓦文萨虽然坚持要慎重考虑，但也明确表示过，如果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那么团结工会将于11月12日，也就是国庆日的第二天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

这又是一次只要具有常人头脑就不难作出的选择——除了妥协，政府别无选择，最高法院别无选择——但问题是，在人类政治史上，不是有过许多连常人头脑也不会作出的愚蠢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决策吗？因此，波兰仍然紧张地等待着11月10日最高法院的开庭，紧张地等待着可能使双方难以避免的摊牌。

这次开庭进行了三个半小时，最高法院终于作出了被西方记者称之为“出人意料之外”的栽决，支持了团结工会对华沙法院强行修改工会章程提出的上诉。

波兰政府又一次以它无可奈何的历史性妥协，为共产世界的独立工会运动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最高法院休庭后，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从法院走出来时，耐心而平静地在法庭外面等了三个多小时的大批群众，对他们长时间地欢呼。

瓦文萨用扩音喇叭对群众说：“最高法院今天干了一件漂亮事。我们没有改变章程中的一个标点符号，更没有删去其中的一个字。”

瓦文萨同时对大批守候在这里的记者宣布，团结工会取消了举行全国性罢工的计划。

瓦文萨强调了团结工会这次重大胜利的意义，但他又说：“谁也没有失败。”

是的，政府作出了妥协，支持了工人的上诉；而工会也作出了妥协，同意将华沙法院增加的那一条款放到工会章程的附件中。

波兰当局和瓦文萨都无需对这样的妥协惭愧——妥协是政治艺术中最必要、最伟大的技巧……没有这个技巧，世界便只会有战争而不会有政治。

因此，历史不仅应该记住英勇卓绝的斗争，也应该记住作出过伟大历史性妥协的政治家——这在8月是盖莱克，在11月则是卡尼亚和瓦文萨……

尽管双方的强硬派都认为自己一方向对方屈膝让步，但波兰毕竟获得了一个不小的历史进步。这在人与历史的博斗中无疑是一个巨大胜利。

政府方面没有庆祝这个胜利，可见政府中强硬派具有的实力；工人方面的强硬派从这个妥协中感到了投降的耻辱，他们扬言要于11月12日举行罢工。

然而就工会一方论，瓦文萨毕竟比卡尼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冒冒失失的工人激进分子没能将他们的过激行为付诸实践。

当天晚上，在华沙的一家最大的剧院里，团结工会以一场座无虚席的义演音乐会来庆祝自己的胜利。

当瓦文萨以快捷的步伐走进拥挤的剧场时，受到了狂热的欢呼。这位一米六零的小个子男人，以他那简洁、快速的语言和富有煽动性的激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人们想到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希望的列宁时代，想到了同样是矮个子、同样具有奔放热情的列宁……或许，有人会对这样的联想表示抗议。

是的，瓦文萨不能与列宁相提并论。列宁是革命的化身，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受敬仰的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人物；还有他那渊博的学识和巨大的思想力量……这些都不是瓦文萨可以比拟的。

然而此刻，人们明明感到了一股巨大历史冲击力，明明感到了一位史诗中的民族英雄凸现在眼前。

是的，是的，这感觉是正确的，这是可以比拟的两个历史瞬间——那一次，列宁作为人民的代理人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刻，登上舞台的是人民自己；那一次，列宁被认为是民族的英雄、人类的英雄；这一刻，波兰也寻得了自己的民族英雄——这位民族英雄就是工人阶级。

庆祝仪式的高潮是舞台上一位演员演唱一首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让波兰重新成为波兰》。

女演员动请了，毫无掩饰的流着眼泪。突然，的梗噎住，唱不下去了。她害羞了，用她双手掩住满是泪水的面孔……

一个观众站了起未，接着唱下去……

观众一个接一个地站立起来，加入到这个没有任何人号召、指挥的合唱中来……

人们歌唱着，泪流满面，他们终于找回了失落许久的波兰，终于找回了失落许久的自己。从此，波兰将重新成为波兰，人民将重新成为人民……

二十二

团结工会认为，“彻底的职工自治”才是社会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认为工人阶级只有首先控制了生产，才能最终成为社会的主人。

　　团结工会提出了六十年前就有过的旧话题……

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决战，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妥协，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都十分成功的完成了。

波兰该松一口气，波兰人该去恢复最终能使他们进步的社会生产了。这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意见，也是团结工会领导人和人民的意见。

瓦文萨在最高法院判决下来的当天，就向全体波兰工人阶级呼吁：“我们的要求已经全部得到了满足，波兰工人现在必须回去工作。”

社会最终得靠生产维持，工人最终得干活。工人在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应有的政治权力之后，他们最终还是得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劳动，这与几个月前是没有差异的。

难怪一些看透了政治的虚无主义者会说，“闹腾什么？工人到什么时候还不是干活！”

然而，1980年11月，当波兰工人阶级经历了这次历史性震荡重新回到生产岗位后，他们有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原来使他们对工作产生厌恶和负担的并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无权的卑微和令人忿慨的不公正。他们并不嫌弃劳动，并不想让厂长来替代他们工作，他们厌弃的只是那种与已无关的强制性劳动。现在，不公正和邪恶并没有因独立工会的成立而立即消失，但工人们惊讶地发现，以前那些令他们愤怒的不公正开始变得躲躲闪闪，而不象以往那样肆无忌惮了。

工人们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尊严，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的存在——他们可以思考怎样使不公和腐败少一点，可以对其进行抗议和纠正了。

波兰工人阶级有了干预的欲望，也有了干预的可能，他们现在有一个强大的，随时可以动用的常规力量——团结工会；他们不再为临时集合这种力量而遭受另一种常规力量的镇压了。

波兰工人阶级能有这种新的感受，我们才可以说，团结工会的意义不仅仅是她取代了官方工会，不仅仅是瓦文萨取代了官方工会主席克鲁契克，不仅仅是一批不再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取代另一些寄生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工会官员。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前几天，政府和团结工会就共产党在工会中的作用的较量会那样顽强？这种语意上的争议，在局外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却将决定团结工会会不会变成另一个官方工会。

团结工会仅仅是工人阶级参与国家治理的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参与。团结工会对国家事务的干预可能获得什么样的成就？政府当局对自己勉强承认的行政伙伴的干预，到底能容忍到什么程度？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全新的历史课题。

双方都带着各自的全新战略目标开始了第二个回合的战斗。

对共产党国家的人民来说，参与政治并不是陌生的概念。几十年来，党和政府经常发出号召，要人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

然而，以往所谓参与政治，只意味着参加到政府一边，模范地执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意味着站在党的一边，参加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名战士！

现在，波兰工人必须将无条件拥护，变成共同承担国家命运的政治参与。

另外，就要行使政治权利的波兰工人还面临着另一难题：几十年来，工人阶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的政治能力已经萎缩，他们能担起这副新的历史重担吗？

波兰工人阶级必须学会承担国家责任，必须为自己的历史利益创造时机。

工人阶级二十年代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而半个世界至今还在吞食的苦果，正是的那次巨大时机的流失所至——那就是俄国工人阶级在生产上和政治上当家作主的的机会……

二十年代初，以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亚?施略普尼柯夫和苏共杰出的女革命家亚?米?柯伦泰为首的“工人反对派”，在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重申了联共党纲中关于“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工人自治原则。

为此，“工人反对派”提出“把国家工会化”；“工人阶级的最高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我们要消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国家经济部门中的官僚主义”；他们反对“一长制”和“党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认为这是苏埃维政权开始蜕化变质的主要原因。

工人反对派的立场遭到了列宁的坚决抵制。

列宁正是“一长制”的提倡者，他的观点是，“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盟友托洛茨基则更加激进。

托洛茨基提出“劳动军事化”的口号，说劳动“对全国来说是义务性的，对每个工人来说是强制性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工人反对派”却坚持工会对工厂和国家的管理权力，他们认为集体管理是“无产阶级的、有别于所有其他社会阶级的、特殊的、独树一帜的标志。它是最民主的组织原则。”

著名的女革命家柯伦泰对“一任制”的反驳更为尖锐：

她说：“如果不相信工人集体的创造能力”，那就必然“鼓吹这样一种幼稚可笑的信念，即可以通过官僚主义方法实现共产主义。”

奥新斯基则在报上撰文，发出了在今天看来绝非危言耸听的预言性警告：“我们赞成凭工人自己的阶级创造力来建设无产阶级社会，而不是凭借‘工业巨头’的旨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以信赖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积极性的阶级能动性为出发点。假如无产阶级本身都不知道怎样为社会主义劳动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那未，就没有任何人能为无产阶级作到这点。任何人不能强迫无产阶级这样作。如果对工人举起大棒，那么，这根大棒不去提在另一个社会势力手中……就是握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到那时，苏维埃政权就将把自己毁掉，而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去创建，否则，就根本创建不起来；某种别的东西合被创建起来，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在这场关于集体管理还是“一长制”，工会管理还是国家管理的争论中，几乎“所有的工会代表都倾向于集体管理，而所有我党领袖都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都喜欢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评价一切事务。”

1920年元月，列宁与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极力要求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党员接受“一长制”和“劳动军事化”的建议，但在60多名党员代表中，只两人支持他们。

“列宁在过去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断然的拒绝。”

在这场党的领袖与工会的领袖的分歧中，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与它自己的政党之间的第一次对抗。

党战胜了工人阶级。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工人反对派”被宣布为非法组。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绝没有任何谴责的意味。即使在二十年代那场争论的结论已经十分明显的今天，在国家资本主义不能带来社会主义，而只会使社会主义政权蜕化、被冷酷的官僚主义权力取代的警告已越来越被历史证明的今天，我们也无权说谁比列宁更聪明更伟大。

任何这样的比较都是愚蠢的、狂妄的。历史比任何优秀的历史学家所能理解的都更复杂，也比任何杰出的领袖更有力量。

我们展现出无产阶级在二十年代曾经有过的这次机会，是要为历史不允许这个时机成熟而表示遗憾，同时也为人与历史的必然失败的对抗表示敬意。

六十年过去了，但它在历史巨册上却只是薄薄的一页，所以，我们至今仍难判断，在1980年的波兰，工人阶级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然而，这无关要紧，波兰工人至少可以做做六十年前人们做过的事，至少应该比六十年前有更多的勇气和更深的认识。即使他们又失败了，也会留下更多的经验和更壮观的创举，但如果他们错过了历史时机，却只会留下耻辱。

因此，无论历史的时机是否成熟，波兰工人阶级都必须做下去——象他们的前辈所做过的那样。

新成立的团结工会一开始就表明她的存在是任何政治反对派所无法取代的，他所显示的权威力是任何空洞的思想力量所无法替代的。

有了自己常设组织的波兰工人阶级，可以迅速对违背他们意志和利益的事作出反应，即使这些事件是微小的、还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

11月14日，在波兰南部的琴斯托霍瓦省，省长给工厂经理下令阻挠新工会的活动——撕掉工人张贴的布告，不准新工会使用厂里的广播和印刷设备——立即受到团结工会的强烈抗议。

团结工会琴斯托霍瓦省的负责人与省委书记谈判，对省长使用紧急状态这个词表示抗议，并要求撤换省长。

省当局不得不重视来自工人方面的抗议。

在格坦斯克，卫生、文教系统的团结工会会员进行了静坐罢工罢教，要求提高工资和从国家预算中拨更多的钱用于文教事业。

这个地区的团结工会敦促省政府尽快就教师和医务人员提出的要求举行谈判，否则，工会将号召学生举行同情罢课。

团结工会的警告是很具有权威的。11月14日，波共第一书记要求会见瓦文萨，讨论格坦斯克的知识分子问题以及波兰的社会、经济形势等问题。

或许，在这次会谈中，瓦文萨并不能拿出比政府智囊人物更深刻的见解和更有效的对策。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政府终于懂得在处理任何社会问题时，应该先征求一下人民的意见；这次会晤还表明，团结工会已被承认为共产世界中唯一一个国家里的一支强大的独立力量。

我们强调这次会晤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并不是以往没有过最高领导人和基层人士的接触；相反，这类国家比西方有更多的领导人接见某位工人或某位农民的新闻报导。但这类接见多是一种姿态。我们常常从空洞而虚伪的关切中感到了居高临下的气势和巨大的等级差别。

以往的这类会见，在劳动者方面是由于他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领袖的颂扬、敬意和忠诚；在领袖方面，则是出于对政治忠诚者的嘉奖。

11月14日卡尼亚对瓦文萨的会见则是平等的。事后，瓦文萨称这次会谈是“坦率的、无话不说的。”他说：“我觉得，我们已经互相谅解了。”

谅解是一回事，消除社会危机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国家与社会的对话不是中断了几十年后才开始，那么这次领袖与人民所达成的谅解或许能为波兰带来安定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发展的时机。

几十年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太多了，既然人民参与政治无法避免，那么暴露这些问题同样无法避免。无论卡尼亚和瓦文萨能有多么真诚的和解愿望，工人参与的结果不会是和解和安定，而是迅速使被掩盖、被粉饰着的社会矛盾、危机暴露了出来。

暴露出来的危机必然加深双方的对抗……

二十三

工人阶级与政府的对抗开始涉及到这个制度最本质的方面——团结工会要求就警察对社会权利的肆意侵犯进行调查，并从根本上予以铲除。

在降低物价、改善生活、工人自治、退出华沙条约以及新工会直接使用宣传工具等重大决策上，团结工会的观点与政府当局的观点相去甚远。政府的让步很有限，只同意团结工会每星期六利用国家电台作一个小时的播出，介绍一周中工会活动情况。

为了迫使政府接受来自工人方面的要求，团结工会采取了强硬态度。局势再度紧张。

11月22日，团结工会华沙分会宣布，准备在华沙举行总罢工，以抗议警察当局在头一天对团结工会华沙总部的搜捕。

21日的被捕是由十几名秘密警察采取的突然行动。

警察搜走了政府在10月底发出的一份关于如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绝密文件，并抓走了与此文件泄密有关的工会工作人员和一名政府印刷厂工人。

11月27日，政府作出让步，释放了21日逮捕的两名工人。团结工会作出相应回答——推迟了在华沙举行总罢工的计划。但华沙钢厂的一万多工人的罢工却未复工。

团给工会没有因警方放人而罢休。为了彻底制止警察力量对社会权利的肆意侵犯，团结工会就这次搜捕事件向当局提出立即进行谈判的要求，并拟定出谈判的内容：

1、 释放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

2、 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研究警察局、保安机关和检察当局的法制观念以及它们滥用权力的行为，以保卫社会的权利；

3、 审查负责镇压1970年和1976年工人示威的那些人，并公布党中央有关1970年波罗的海地区骚乱的文件；

4、 为了同国家严峻的经济形势相适应，应该限制内务部的预算。

团结工会华沙分会就这些要求到政府所在地与雅盖尔斯基副总理谈判。

工会发言人说：“一旦双方就这些问题的举行谈判达成协议，团结工会将下令华沙钢厂的一万多名工人复工，并撤销在华沙全市现在仍然有效的总罢工戒严令。”

工人与政府的对抗越来越涉及到这个制度最本质的方面，并且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其他阶层的理解和支持。

工会提出要求的当天，华沙大学的学生便挂着国旗和横幅在校园里开始了静坐示威，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并支持团结工会的要求。

团结工会的要求的确是触及到了这个政权的基础。这个名义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国家早已堕落为以警察力量为主要统治手段的警察国家。没有警察的暴力，它肯定无法度过任何一次社会危机。

警察是解决危机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但是，当人民面对着拿着警棍枪支的警察力量时，当那些“公仆”躲在警察的保护力量后面安逸地享受着他们的特权利益时，人民与当局之间的鸿沟被警棍掘得更深了。不再有人相信这是“人民的警察”、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国家”了！

如果没有这种信任，用警棍压制着的危机便永远不会根除。

政府当然不会以它生死悠关的存亡作让步，而工人又不再接受以往那类欺骗式的、或是不痒不疼的让步。双方的分歧很难弥合。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就要过去，波兰仍看不到和平昌盛的希望——罢工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社会动荡频繁，经济陷入严重混乱。

如果为了眼前的安定，团结工会应尽力采取克制和温和的态度，如果为了长远的繁荣，工会则应该对危机的本质方面进行揭露、并迫使政府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团结工会选择了后者。

具有远见的波兰工人阶级没有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为此，团结工会承受了“罢工和对抗将使波兰问题复杂化”，以及把“波兰推向经济灾难的边缘”的罪名和指责，他们在无私地在敦促政府进行根本性政治改革的斗争中，放弃了一些切身的眼前利益。

11月27日，瓦文萨向华沙钢厂的罢工工人发表讲话，呼吁工人不要过高地提一些物质方面的新要求，不要仅仅盯住眼前的物资利益。

团结工会沉着地在政治上、在似乎与工人阶级无关、却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的措施。

12月10日，团结工会宣布，成立一个以瓦文萨为首的“保卫政治犯特别委员会”，以制止当局继续对那些表示不同政见的人采取镇压行动。

这次声明还提到目前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四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表示支持他们的事业，要求政府释放他们。声明驳斥了政府方面关于罢工引起经济危机和持不同政见的活动造成了政治动乱的指责。

声明说：“正是国家的政策才造成了目前的政治经济局面。”

团结工会的这一系列政治措施，无疑使政治上的反对派向合法存在走出关键一步，这无疑是对绝对政治权力的一个有力挑战。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

团结工会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加紧了政治攻势。

12月16日，50万格坦斯克居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各阶层人士在格坦斯克集会，举行1970年事件被害工人纪念碑揭幕仪式。

仪式开始之前，各工厂的汽笛响彻了整个格坦斯克，停在港口的各国船只鸣笛响应，教堂敲响了钟声。到处都是佩戴着团结工会徽章的工人。

拥有900万会员的团结工会组织了这次空前盛大的集会。这个占全国职工总数55％的自治组织，以无人可以抗拒的权威向历史罪恶进行清算，并表明她对国家事务已有着绝对权威的发言权。

对历史罪恶的清算是对现实统治的严厉警告，使之不敢再继续以往的镇压政策。

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茨基代表波共和波兰政府，红衣主教马哈尔斯基和主教团秘书达布罗斯基主教代表天主教会，参加了这次夜晚举行的灯火通明的仪式。

波兰三支最强大的力量相聚在同一个讲坛上，在波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标志着当局与人民之间合作的时代开始了。比起朝野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这种和平共处更具有进步意义。

瓦文萨发表了呼吁实现社会安宁和全国和睦的演说。

瓦文萨说：“我呼吁你们保持和平、秩序和尽自己的责任……波兰尤其需要国内和平、需要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信任。”

瓦文萨的这次被官方称之为最温和、最和解的讲话，获得了数十万群众的雷鸣般掌声，因为没有人认为瓦文萨的温和是一次妥协；相反，人们都感觉到，波兰人民已经可以在国家的重大事务中和平而有秩序地表态、进行举足轻重的干预，而不会因此付出惨重代价了。

当然，这次纪念活动的和平结束，并不意味着波兰危机的了结。但至少显示了波兰人民的力量、成熟，以及当局的妥协。这一点立即就为全世界所关注。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就12月16日格坦斯克的这次集会发表了新闻公报。

国务院发言人特拉特纳说：“波兰工人庄严而有秩序地进行纪念活动证明，波兰人只要得到机会，就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和平地解决国内问题。”

工人阶级敢于对决策当局的失误进行公开抨击和对抗是一个进步，而一个反对派可以合法存在、和平地进行干预则显示了更大的历史进步。如果波兰当局能够接受来自人民的监督，能够使这个强大的反对派合法化，使它的政治干项法律化、秩序化，那么，波兰将在东欧为社会主义民主创立一个最佳形式。

这种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它显然比那种两党或多党制的监督更加有效。

多党制下，政治监督是由一小批职业政客组成的政党去实现的。这种形式下，很难避免社会利益不会在政治收买或政治交易中被出卖。但人民是无法收买的，或者可以说，能收买全体人民的政权，意味着它已成为人民的代理人。

遗憾的是，1980年的波共政权，并无接受这个历史进步的真诚，它无意让这种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合法化、永久化，有的只是被迫的妥协和权宜之计的退让……

二十四

制度从六神无主的眩晕中清醒过来后，立即停止了痛苦的退却并挑选了一位大将衔的职业军人作为代理人；现在，它强硬起来：团结工会可以合法存在，却不可以合法地行使权力。

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短短的几个月中，政府的让步是可观的——

释放了政治犯，默认了工人阶级对国家事务的干预，以表示对工会权威的敬意；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降低物价、提高工资，以表示愿意为人民的利益而放弃部分特权利益；

签定了关于每周五日工作制及工会可以利用舆论工具的协议，以表示承认工会是它的平等的行政伙伴……

但所有这些仅仅是一种表示诚意的姿态，当局没有在制度上作任何实质性让步；相反，随着妥协而来的是咄咄逼人的警告和伺机反击的准备。

11月15日，波兰军报《自由战士报》发表了题为“教唆者”的评论，说“反共犯们将千方百计地向工会运动渗透……波兰所有敌视社会主义的集团都对新工会的出现寄予很大希望，想利用它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11月29日，波兰军报发表评论：“那些力量，不管它们以何种名义，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它们不仅向法律和正义感挑战，而且向波兰的社会主义秩序挑战。”

这篇评论还直接了当地警告团结工会，“不要在独立道路上走得太远”

11月25日，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发表社论强调，改革的速度和范围必须由共产党来决定，说“改革必须带有共产党的性质，否则一概不行。”

《人民论坛报》的社论写道：“党不仅有责任，而且在道义上、政治上有权利在今天大声疾吁：混乱得够了，不安定得够了！”

12月8日，《自由战士报》的调子更加强硬，它强调军队是“人民进行统治的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军队将以充分的责任感来看待我们国家的命运。”

这家军报还说，“波兰军队是国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决不会对涉及到我国人民的生活、对国家操心的事和问题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

1980年终于艰难地度过去了。双方都没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熟悉历史所赋与自己的新角色——既没能熟悉共同行使权力所需要的忍让和默契，也没能掌握在这个新战场上操戈对抗所需要的新战术。

历史一进人1981年，双方就很快熟悉并进人自己的角色——

首先是团结工会终于明白，即使有了合法存在的权力，她也别指望当局会自愿将属于工人阶级的权力归还给自己。温和、和解，只能换得徒具虚名的存在。当局只允许自己“合法”存在，却不允许她“合法”地行使权力；

在政府方面，束手无策地放弃一个又一个阵地的痛苦阶段总算度过去了，它终于从六神无主的眩晕中苏醒过来。这几个月对它是痛苦的，却也是必要的。它喘过气来了。

1981年2月2日，卡尼亚在波共“九大”筹委会上说，“团结工会顾问及其部分领导人，正试图把团结工会变成政治反对派，企图在波兰建立双政权。这是不允许的。”

卡尼亚一语道破了当局同意工人阶级参与国家事务的虚伪本质。它给团结工会分派的角色依然是非政治性的。政治依然是波共的专利，权力依然是统治当局的专利。

卡尼亚的这次突然强硬起来的讲话还表明，这位妥协时期的过渡人物的使命已快完成，他希望丢掉那个软弱而可怜的角色，使自己更象一位共产党的领袖。

只要一登上权力阶梯的最顶端，只要尝受了最高权力的滋味，谁也不愿意作一个过渡人物，不愿意仅仅是一名在强大的领袖人物出现之前的王位看守者。

卡尼亚的愿望并非不现实。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确实有过许多次这样的实例：由于权力斗争的双方难以妥协，而常常扶上去一个平庸而无实力的折衷人物，可是集权的制度却常常把这位过渡人物从平庸变得专横，从无实力变得强大，最终他反而能将扶他上台的实力派逐个驱出政治舞台。当然，要完成这个过程怎么也需要三、五年时间的苦心经营。

然而问题是，现在的波兰决没有这三、五年的空闲坐等一个羽翼未丰的雏鸟慢慢长大，险恶的形势迫使它立即进行新的挑选。

在卡尼亚讲话之后一周，波关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解除了平科夫斯基的总理职务，由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接任。

单就选择一位大将军衔的职业军人担任政府总理，我们便能预料卡尼亚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波兰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二十五

新政府强硬起来，非政治解决的阴影笼罩着波兰。然而瓦文萨没有退让，他说，如果真是那样，我将奔赴第一线去打坦克……

雅鲁泽尔斯基于1981年2月11日被任命为政府总理，12日就在组成的新政府发表了果断、强硬的施政纲领。这位57岁的军人总理一上台就被当作党的救星而被接受了。

雅鲁泽尔斯基没有辜负制度的青睐。他一上任就把视线从政治转向军事，从国内转向国际。

3月22日，雅各泽尔斯基专程赶到西里西亚观看华约组织的军事演习，并会见了华约总司令库利科夫元帅和捷克、民主德国的国防部长；5月30日，雅鲁泽尔斯基再次会见了华约总司令库利科夫。

在国内政治危机极为严重的时刻，一位政治领导人频繁地进行军事和外交上的活动，不能不让人们对非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产生担忧，尤其在此之前，外来的和军事的干预已经明显地让人感到过忧虑。

既然1980年的“波兰之夏”是制度的危机，那么，作出反应的就不仅仅是波兰，整个制度都会对这次从未有过的失败采取积极的统一行动。

从去年年底开始，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就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活动表示了严重的关注和焦虑，并出现了与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相同的征兆——

苏联军队大量集结在与波兰毗邻的捷克北部边境；

苏联要求波兰允许四个师的华约军队通过波兰调往东德；

苏联、东德、捷克的后备役军人被重召服役；

捷克警方在年底把包括前党的首脑杜布切克在内的六名持不同政见者拘留了两个小时，警告他们在今后几周内不得公开发表讲话。

12月中旬，苏共国际部副部长扎格拉金在罗马会见梵蒂冈官员时说，如果罗马天主教能设法缓和波兰的罢工运动，苏联将不会采取类似1968年对“布拉格之春”所采取过的行动。

苏联的这些行动和暗示引起西方的不安。西方新闻界甚至认为：解决波兰的劳工危机，“除了把坦克发动起来外，别无其他选择”.北约军事委员会也证实，“苏联人只要几个小时，而不是几天，当然更不是几个星期，就能攻进波兰。苏联人已处于待命状态，他们的的确确能够采取行动。”

当然，在1980年前后，波兰所面临的外来干涉的危险与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比，毕竟要小得多。在这方面，一个强大的、沉着的工人组织起了很大作用。

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瓦文萨不排除这种可能。

他说：“谁想试，就让他试试吧！我们没有妨碍任何人。因为我们主张社会主义。”

他不愿多谈，认为“老谈这个问题不好。”

但瓦文萨坚定地表示：“如果出现外国干预的话，我将奔赴第一线去打坦克。”

至少在1980年初，波兰政府能指望的还只能是兄弟党的政治援助;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的援助同样是慷慨和毫无顾忌的。他公开对波兰内政进行旗帜鲜明的表态——1981年5月22日，塔斯社发表社论，说团结工会的活动表明，“波兰修正主义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势力想使波共具有社会民主党的倾向。他们正向波共进攻。”

在苏联强大政治攻势的支援下，雅鲁泽尔斯基靠着强大的国内外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与他的对手先作政治上的较量。

新政府与团结工会的第一次对抗发生了。

3月下旬，在彼得哥什省，团结工会成员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并遭到了警方殴打。事后，省政府和司法部门明显坦护警方，因而激怒了工人。团结工会下令全国，于3月27日凌晨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四小时警告性罢工。

双方在这次对抗中所采取的强硬态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

经过艰难的五轮谈判，政府被迫作出较大让步：撤换了事件的当事人彼得哥什省省长、副省长和检察长的职务。团结工会也作了相应的让步：撤换了彼得哥什省分会的两名激进分子。

公平地说，新政府的严厉也表现在对自己内部的处置上。新政府在对团结工会采取反参与的对抗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使波兰走出危机的积极措施。

党风不正，政府腐败是造成人民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新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对上层领导人利用职权谋私，贪污腐化进行了严厉制裁。

至1981年5月止，波兰政府确认了对近5000人的指控：“中央监委处理了25名中央领导人，其中15人被开除出党，包括前总理雅罗谢维奇、前计委主席弗热什奇克等。

在被确认的受指控者中，有3名中央书记，包括原第一书记益莱克；7名省委书记，7名副总理，74名部长、副部长或相当于部级的干部，51名省长和副省长；另外，在100多起重大的贪污案中，涉及领导干部达800多人……

这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想一想，产生如此大规模腐败的，是一个仅有三千余万人口的国家政府。

要走出危机，必须揭露造成危机的特权与腐败；然而，有了这样的暴露，当局还可能恢复社会的信任？还可能找回它曾有过的黄金时代绝对的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控制吗？

要恢复权威必须惩治腐败，而暴露腐败却又无可挽回地使那个永远正确、伟大的神话破灭而加深其危机。

这就是新政府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危机从社会蔓延到党内。对旧的思想路线和统治方式提出根本怀疑的呼声在党内变得强烈起来。

波共党内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横向结构”运动，以打破以往那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纵向结构。

各单位党组织彼此进行思想交流、讨论，并成立了许多政治色彩极浓的派别团体，如“论坛”、“讨论俱乐部”、“协调委员会”、“党代表筹备小组”……

到1981年3月，横向运动发展到高潮，波共在全国有了1500多个这类自发组织。

1981年4月，全国19个省和地区的600多名党员云集托伦，举行协商论坛会议。

这就是著名的“托伦论坛”。这次自发的政治盛会上，发出了要求党内民主和实行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波共确实陷入了内外交困的重重危机之中。

然而，换一个角度，我们却可以说，波共有了近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希望——腐败的暴露使其不再能危害社会，并有了彻底医治的可能；全党对党的命运的关切和干预，带来了上下齐心协力重塑党的形象、重建党的权威的可能。

波共面临着一次空前的危机，也存在着一次空前的希望、一次重大的选择。如果波共有勇气首先在党内实行民主，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必将在下一步提上日程。

然而遗憾的是，波共没有抓住这个时机。它把对前领导人的惩罚依然当作替罪羊式的解决手段，它最多只作到头疼治头，脚疼抬脚的治疗，而没有从铲除腐败的根源——着手对制度作出重大改革。它既不愿将权力归还给社会，也不愿让全体党员来参与执政。所谓共产党执政其实只是政治局专政。那种党代表工人阶级，中央委员会代表全党，政治局代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制，仍然被政治局那十几个人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形式而不愿放弃。

波共拒绝了这次危机中所蕴含的希望，因此，它从这场危机中得到的便只是灾难了。波共因缺少选择的勇气和诚意，而让一次巨大的历史时机流失了。

波共经历着二战后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1980年7月1日至1981年6月15日，入党三万八千六百人，退党三十万八千六百人……在交出党证的人中，工人占百分之七十二左右。”

波兰当局且战且退，但决不作实质性让步。

波共在四月底又作了一次重大的政治改组：解除了前总理平科夫斯基及其它几位对危机承担责任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几乎同时，政府又发出杀气腾腾的威胁说：“团结工会威胁着波兰”，“波兰政府已经仁至义尽，我们的盟国已经忍无可忍了。”

到了7月，动乱又有所增涨，抗议食品缺乏和物价上涨的集会游行、罢工陆续发生。在华沙等城市还出现了大规模的车队游行示威和“妇女进军”运动。

8月4日，政府成立了“反危机行动指挥部”和“反投机倒把特别委员会”，前一个机构显然是针对来自人民的抗议和动乱的；后者却是表示对内部整顿的决心。前者是进攻，后者是让步。

团结工会则表示坚决支持群众的集会游行，并宣布8月5日在华沙举行两小时的警告性罢工，以示声援。

这是雅鲁泽尔斯基的新政府与团结工会的第二次全国性的重大对抗。

罢工之后，双方于8月6日举行会谈。由于工会方面不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谈判方式，他们提出了涉及到制度方面的、因而也是当局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工会与政府分享舆论工具；彻底的工人自治；由全民参加政治经济改革……

谈判破裂。

双方越来越成为势不两立的对抗力量。合作的可能更加渺茫……

二十六

　　 在有26个外国工会代表团列席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团结工会诞生了共产世界第一个由社会而不是由政府，由人民而不是由执政党所制定的改革计划。

团结工会已经在庆祝自己的一周岁生日，却还没有在波兰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比如象一个公开的、合法的反对党。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比喻。团结工会的作用应远远大于一个反对党，她能以一千万人的智慧和意志去帮助当局制定政策，并以全体人民的直接感受而不是通过一小批政客代他们去判断去验证政策的正确性或纠正其偏差。

团结工会至今没能成为政府的行政伙伴，她仅仅为了自己的合法存在就得竭尽全力进行抗争。但波兰工人阶级不能妥协，否则波兰所获得的历史进步便徒具虚名。

在政府方面却相反，如果它不妥协，便会将带来重重危机的统治方式保持下去。

在1981年，历史需要工人阶级具有坚定的抗争精神，这团结工会具备了；同时，历史也要求另一方的政府拿出伟大的妥协精神，才能完满的完成这次历史进步。

非常遗憾，很少有人愿意当妥协的伟人。在两军对垒的严峻时刻，哪一方不为自己挑选一位强硬、果断、具有攻击性的将领呢？

雅鲁泽尔斯基无疑是具有魄力的首领。波共能选择这位充满意志力量的人物无疑表明了它的远见。这也无可指责。

该指责的只是历史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时机，却未能造就一位能以伟大的妥协精神去把握这个时机的政治家。

我们为历史遗憾，为最后决战的序幕将要拉开遗憾……

团结工会已经明确意识到，要改变被兰的传统政治结构，必须首先实现这样两个目标：

一、要干预政府的决策、行政，就必须打破官方对新闻宣传机构的垄断。只有掌握了非官方的舆论手段，才能帮助人民了解和判断国家政策的正误、利害，并迅速将人民的反应传递出去；

二、实行名符其实的“工人自治”.这是团结工会在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中采取的非常重大的步骤。

在反对将国家下放的企业主权交给工人的论点中，认为工人素质太差、以及高度现代化的生产无法由集体意志进行管理的论点颇有市场。这些论点有意无意地混淆了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两种管理职能，工人阶级可能不懂经济，不懂技术、管理，但他们懂得生产是否发展了，他们懂得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是否得到了维护。他们可以以此为依据去挑选有能力的技术、管理人才，去行使自然属性的管理职能，而将诸如投资、分配、制定制度、任免厂长经理等社会属性的管理职能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

工人阶级如果不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如果不能将工厂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便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只能是一种新的雇佣奴隶。

到8月份，有了自己强大组织的波兰工人阶级，在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方面，有了十分成熟的战略思想。团结工会旗帜鲜明地向当局提出了两项要求：1、要有由工会直接控制的宜传工具，而不是使用官方的宣传工具；2、工会有任免企业领导人的权力。

波兰工人阶级发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强攻。

这次进攻立即遭到了波共的坚决抵抗。

9月初，波共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拒绝了团结工会关于“工人拥有对工厂的全部控制权，包括对任命企业经理的控制权。”

波共表示，不反对工人参与工厂管理，但希望通过上级对企业领导人的任命来保持中央对企业的控制。

波共同时作出了不同意团结工会控制宣传机构的决议，而只在“原则上不反对团结工会使用（官方）新闻工具。”

在这次全会上，卡尼亚承认波兰面临着严峻的历史关头，但又表示波共有力量担负起“历史性的责任”，为此，卡尼亚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讲话。

他说：“波共不会放弃保卫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任何手段。”

卡尼亚的危机感是准确的。

如果团结工会的上述两点要求成为波兰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那么肯定会危及波兰现存的社会主义的存在。这无须怀疑。有疑义的是，这个被危及的社会主义与团结工会所要争取的社会主义，哪一个更具有社会主义实质？

几乎在卡尼亚的宣言同时，瓦文萨也作了同样强硬的表态。

他宣布，团结工会“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争取有权利用国家控制的宣传工具，以及坚持实现自治的目标。

紧接着9月3日结束的波共九届三中全会，团结工会于9月5日在格坦斯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本身，就能证明团结工会确实已成为波兰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但不是最大的军事力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次在格但斯克郊区庞大的奥利维亚体育中心召开的大会，对波兰的政治意义明显超过了波共的党代会。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八百九十二名工人代表，有二十六个东方和西方的外国工会代表团，有罗马天主教牧师，有库龙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有数十个国家的新闻记者，还有自愿来列席旁听的成千上万人民群众。

大会是以瓦文萨充满自信的开幕词开始的。

瓦文萨说：“团结工会今天存在，今后仍将存在，不管什么人喜欢它与不喜欢它。我们将一道创建我们所理想的波兰。”

然后，瓦文萨拍着手与全体代表一起高唱波兰国歌。

大会开始后，出现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插曲：瓦文萨宣布，不准波兰国家电台和电视台在会场转播实况。因为在事先的谈判中，团结工会提出，电台、电视台对团结工会代表大会的报道，工会应有编辑权，而官方拒绝了工会的要求。

当瓦文萨说了“我们决定，不让电台、电视台报道这次代表大会”后，全体代表站起身来，用鼓掌和挥手来欢呼这个胜利。

这个决定维护了工人的尊严，同时将最令人痛恨的电台、电视台送上了耻辱的审判台而让人感到痛快。

在官方的各种宣传手段中，被官方控制最严的是广播电视，因此它们几乎只报道粉饰官方的消息，并且绝对的只按官方口径而无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由工会委员会书记采林斯基作团结工会一年来的总结报告。

报告首先分析了波兰形势，认为“一场革命正在波兰展开，团结工会是它的推动力”；报告公开赞扬了波兰天主教会和持不同政见运动，说他们“多年来一直是工人利益的公开维护者”；谈到政府当局，工人方面仍希望能与之“达成协议和进行对话”并认为“政府当局同社会之间达成谅解是完全可能的”；

报告肯定地说，事实已证明政府没有能力领导波兰摆脱危机，说政府之所以寻求团结工会的合作，“只是为了让工会对自己不能发挥任何影响的各种决定负责”；

采林斯基在报告中严厉地谴责了政府中的某些保守势力，说他们企图恢复1980年8月之前的制度。他说“这些集团企图消灭团结工会，甚至不惜走上背叛民族的道路。”

这是明确地指出波共可能谋求苏联帮助他们巩固政权。

采林斯基还驳斥了政府方面关于团结工会的行动损害民族利益的指责。

他说：“团结工会的爱国精神不需要别人来教。”

这句话引起了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

这掌声表明波兰工人阶级已经能毫不费力地将爱国与爱某一个政权区分开了。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全国委员会，瓦文萨依然任委员会主席。

代表大会通过了长达40余页的《纲领决议》。

纲领主张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明确提出要改变现行体制。纲领重新阐述了独立工会的性质、宗旨、策略，规定团结工会将拥有自己的大学、出版社、报刊、通讯社、电台等宣传机构。

纲领提出通过“职工自治”，实现工人对工厂的占有；通过“区域自治”加强社会对中央集权的抗衡。

纲领还呼吁在全国实行“自由选举”，并估计已有950万会员的团结工会能在选举中取得议会的多数。

《纲领决议》是一份非常完整、详细的改革蓝图。评价这份完全由工人阶级设计的改革蓝图是困难的，预计它在改革实践中的结果则更不容易。我们只能说，这是共产世界第一份由社会、而不是由国家，由人民、而不是由执政党所制定的改革计划。它不仅与刚结束的波共“九大”提出的改革纲领针锋相对，甚至与五十年代以来的铁托式的，赫鲁晓夫式的，纳吉式的，杜布切克式的，***式的的改革纲领相佐。

上述任何一次改革都是由执政的共产党制定，并自上而下地由共产党组织逐级下达、实施。它的实质是由共产党来限制和改造共产党。所以，它在削弱党的某些机构和权力的同时，却又必然加强党的某些机构和权限。因此，每次这一类的改革，都要喊出诸如“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这样一来，虽然能增强党的改革力量，却也使本应在改革中削弱的党对社会的无所不在的主宰保存下来。

团结工会的《纲领决议》本身就来自社会基层，它的目标是以社会力量来限制和改造党和国家政权，它的实施必然是削弱而不是增强党的力量。

共产世界还没有过这样的改革实践，很难说它就能获得以往那些改革所没能获得的成功。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改革设计一拿出来，就会遭到执政党的全力反击。

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政府与社会的最后决战拉开了序幕。波兰的局势急转直下。双方都紧张地等待着最后摊牌……

二十七

波共亮出了底牌——罢免了不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卡尼亚；提出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的议案；发出了严厉警告：政府将不惜运用一切手段来镇压政治疯子……

最先亮出底牌的是波共。

9月16日，波共政治局针对着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声明，指责团结工会从事与工会事务毫无关系的活动。

波共这个15人的最高权力机构说：“建立一个新型的自治工会的做法没有成功，而建立一个公开改变政治体制为目标的反对派政治组织的做法倒取得胜利了。”

“妄图改变政治体制”，是这类政权下最严重的罪名。成立了这一条罪名就足以将任何政敌置于死地。否认掉这个罪名便可以使自己的政治行为争得相当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常常能听到对这种罪名的极力解辩和否认，却很少听到“为什么不能改变体制？“的思考和质问！

没有体制的改变，谈何改革？

波共为团结工会罗织了这一条罪状后，便发出了咄咄逼人的质问：

“我党一再警告团结工会要提防存在于其队伍中的那些破坏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代表大会还要这样做？“

波共指的是团结工会发表了持不同政见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领导人库龙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库龙要求成立一个救国委员会。他认为共产党已经瘫痪，不起作用了。他主张由共产党、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组成一个全国联合战线，在全国大选之前临时掌权。

波共对团结工会接受并发表这样的讲话十分恼火。它宣称，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阻止任何夺取或分享波共领导权的尝试。

波共政治局的声明说：“国家将根据局势采取必要的手段来保卫自己。局势越来越危险，反革命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声明最后说：“对政治疯子实行镇压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符合一个独立波兰的利益的。”

两天之后，波兰部长会议召开紧急会议并发表了《致城乡劳动者的呼吁》。呼吁书指责了团结工会接管国家政权的政治野心。

呼吁书说：“团结工会领导人逐渐接管政权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这已不是什么设想，不是一种遮遮掩掩的意图，而是行动了。”

呼吁书向950万团结工会会员呼吁：“现在是与这条路线彻底脱离关系的最后时刻了。”

9月18日发表的这份政府声明还宣称，政府同意波共政治局对波兰局势的估计，因此，“必要时，政府将不惜运用国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手段。”

一个强有力的首领不仅有强硬的姿态，还有果敢的行动。当局的行动是积极的，强硬的。

在政府发出严厉警告的同时，兼任着国防部长的政府总理雅鲁泽尔斯基颁布命令——军队中，即将完成两年任期的军人的服役期延长两个月；同时，向包括华沙在内的全国两千多个乡村和城镇派驻了军人行动小组。

10月16日，波共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一系列强硬措施得到了这次全会的认可。强硬派在全会上表扬了军队在保卫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战斗中所起的伟大作用，而对“中央领导不力”、以及对团结工会表示“退让和软弱”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在这次全会上，强硬派的中央委员格杜瓦发言，提出了在全国宣布紧急状态的提案：“反社会主义势力正在进行公开的夺权并争，如果我们要对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党就立即发动攻势。党不要再忍耐下去了，不要再谦卑了。”

在是否实行紧急状态的表决中，反对这项提案的人以微弱的多数否决了这项投案，但拒绝支持这个提案的第一书记卡尼亚，却因此受到更多的指责而不得不在这次全会上递交了辞去第一书记职务的辞呈。

强硬派最终占了上风。全会通过了禁止罢工的决议，任命了雅鲁泽尔斯基为党的第一书记。这位军队和政府的最高首脑，终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卡尼亚为制度造就一个重量级的斗士赢得了一年时间。他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他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

不愿意用武力解决工人问题的卡尼亚下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世界舆论普遍对主要代表波兰军队，而不代表波兰共产党的雅鲁泽尔斯基接替卡尼亚表示不安。

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说：“卡尼亚曾以和平方式使波兰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新领导只要继续实行这种政策，只要谈判还在进行，就有希望实现公平合理的解决。”

西方外交家对雅鲁泽尔斯基是否能继续用淡判而不是用武力解决波兰面临的危机则表示出审慎的观望态度。

他们等待着雅鲁泽尔斯基说明他的政策。

西方新闻界的预测要悲观一些。

《华尔街日报》10月19日分析说，“挑选雅鲁泽尔斯基作为卡尼亚的继任人表明，波兰共产党不愿意彻底进行波兰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西方分析家还认为，强硬派在党和政府的改组中占据优势“可能会大大毒化工会和政府之间会谈的气氛。”

对波共改组表示更大关注的当然是波兰工人阶级。应法国五个工会邀请，正在巴黎访问的瓦文萨得知卡尼亚下台的消息后，立即与格坦斯克通了长途电话，同团结工会总部进行了紧急磋商。

瓦文萨拒绝了新闻界的采访，他的发言人说，“在得知更多的情况之前”将不可能对党的改组发表任何意见。

但瓦文萨表示：“我们在新政府和团结工会的关系上很镇静。”

波共终于从痛苦的退让中停顿下来，并怒气十足的准备反击。

反击是从内部的清洗开始的——开除了在团结工会中担任最高职务的波共党员博?利斯的党籍；解除波共记者协会主席拉特科夫斯基的中央委员，并开除党籍“因为他贬低了反社会主义威胁的严重性以及没有尽到一个共产党记者应尽的义务”；

中央全会还作出决议：“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团结工会会员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存在了”

在九百五十万团结工会会员中，有大约一百万波共党员。政治局要求这一百万党员以退出团结工会来宣布他们对党的忠诚。

这项号召发出的当天，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一位团结工会会员格日布宣布退出团结工会，并说她“发现过去参加了一个反对派组织。”

在由二百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有四十人参加了团结工会。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当天，有十多人宣布退出团结工会。其余二十多人也面临着非此即被的选择。

或许他们面临的选择还要严峻。因为已经有消息传出来，正在考虑对大约三百名波共党员的逮捕，这些党员是团结工会中的激进会员或激进的支持者……

10月充满着火药味，还能隐隐闻得血腥气。

团结工会作出的最初反应是镇静而克制的。

当记者问瓦文萨对当局宣布禁止罢工有何反应时，他说：“我们可以寻求其它的抗议方式。我们希望在不制造乱子的情况下给予政府帮助”；瓦文萨同时表示，工会愿意坐下来同政府讨论问题，“愿意做到通情达理，我们不要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10月下旬，团结工会作出暂时推迟使用罢工手段的决定，但采取了更具有深远意义的行动：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立即成立团结工会和政府联合委员会，来处理波兰当前的危机。

团结工会缓和了形式上的对抗，却加强了政治上的攻势。当局不可能作出更具实质性的让步。于是，工人阶级只好又一次被迫操起同时也损害自己利益的斗争武器——罢工。

10月下旬，一万二千多名纺织工人宣布罢工，他们占领了华沙地区纺织厂以抗议官方的经济政策。

10月27日，瓦文萨来到华沙南的纺织城齐尔拉多夫，同罢工工人在一起。他宣布，团结工会将于28日举行一次全国性的一小时罢工来支持纺织工人的这次罢工。

在这次集会上，瓦文萨谴责了政府当局再三拒绝工人阶级的参政要求。他说：“如果政府不愿意同团结工会合作，那么，团结工会已经再三讲过，它愿意自己来管事。”

10月28日，波兰各城市都贴满了罢工标语，上面画着有冠的鹰。波兰国徽上面的鹰是无冠的。波兰工人给这个政权标志上增添一项王冠无疑是要将人民的权威强加给当局。

中午，拥有近千万会员的团结工会的一小时罢工鸣笛开始。

当天，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发出了带有悲怆意味的呼吁：

“愿我们的祖国不再发生罢工了，罢工并不反映工人的利益。”

这确实是一个悲剧：工人阶级在有了自己的政权三十多年之后，居然以反对自己历史利益的方式向自己的政权作斗争。

一小时罢工结束不久，雅鲁泽尔斯基便立即在刚刚开始的九届五中全会的开幕式上作出反应。

雅鲁泽尔斯基说，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政府不容忍进一步的罢工行动。他称这次罢工为“社会主义波兰的敌人已经公开摊牌了。”最后决战不可避免。

11月，波兰召开六中全会，重申党和政府将采取一切拥有的手段来维护现行制度。

全会作出决议：“有必要授予政府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有效地制止破坏国家及其经济，威胁国家和社会治安的破坏行动。”

进入12月，波兰局势急转直下。双方都放弃了妥协的希望。

月初，政府出动军警强行解散了正在罢课的消防军官学校，并要求国务委员会授予采取非常措施的权力。

团结工会终于对政府越来越强硬的方针采取了全面对抗的策略。

12月3日，团结工会主席团在拉多姆举行会议，谴责政府当局选择了暴力的道路。

瓦文萨在会上表示，既然对抗不可避免，团结工会将不会在这场对抗中退缩。会议决定12月17日举行全国总罢工和总示威。

在这次会议上，针对着政府最终采取武力解决的可能性，一些领导人提出建立工人武装的提案，同时提出了接管地方政府和建立临时政府的主张。

拉多姆会议的录音为警方所获，并通过电台公布于众。

官方的报纸强烈地抨击这次会议。

“团结工会要全面夺取政权”成了波兰舆论的焦点。

团结工会中的激进派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即使对人民来说，这个新课题也令人感到意外而陷入艰难的思考之中。

这是非常严肃、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感情用事，那我们必须对现代工人运动中出现的这个课题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我们决不能因为团结工会是工人的真正代表，而为其能最终掌握政权欢呼。我们不应该忘记，1944年，波共确实是以人民的真正代表而夺取政权的。我们得承认，那时，它有为人民的纲领，也确实有为人民的真挚愿望；而且它的领导人大多都是从人民中来的。

波共的悲剧不在它没有好的愿望，没有优秀的领袖，而在于那日益壮大的不受任何反对和制约的统治权力。如果团结工会以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为目标，它同样不能保证不会变成另一个唯一的执政党，瓦文萨不会变成另一个哥穆尔卡或盖莱克。

这是一个危险的目标，它会使波兰失去刚刚找到的平衡权力的杠杆。如果团结工会真有力量来实现这个目标，波兰的这场工人运动便失去了任何进步意义，而只是近几十年来那种毫无意义的撤换人、改换政府班子的重演。

波兰工人阶级应该认识到，历史也同样要求它作出伟大的妥协——那就是放弃传统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斗争方式，而只以能够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限制为满足。

这种目标似乎低了一点，但它却能净化权力，能变权力为责任，能使一个坏政治家不敢干坏事、不能干坏事，能改变那种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和堕落……

在团结工会内部，这个激进的提案受到了抵制。因为一些温和而具有远见的工人领袖反对这个提案，主席团不得不进行投票表决。

遗憾的是这次详细的夺权方案被通过了。

瓦文萨持中立态度。

当这项由持不同政见者岸龙制定并得到许多激进的工会领导人支持的方案进行表决时，瓦文萨既不赞同也没反对。

投票时，他只是默默地、一股劲地往烟斗里装烟。在他的沉静中隐藏着巨大的内心激动和紧张的思考。

幸亏团结工会没能实现激进派的危险目标——既然政府不同意团结工会与它分享权力，当然更不会同意让其取而代之。

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波兰各地都有军警活动。政府对团结工会要于12月7日举行全国总罢工发出警告：如果团结工会不顾官方严禁罢工的禁令，将受到“十分严厉”的惩处。

团结工会没有退让，积极地实行拉多姆会议决议，并于12月12日在格但斯克召开主席团会议，正式向波兰政府提出，要求就“是否信任共产党政府”、“是否希望成立一个临时政府”进行公民投票。

团结工会宣布，如果政府不答应这项要求，团结工会将于1982年1月15目单方面组织公民投票。

团结工会触到政府的致命弱点，双方进入到你死和活的肉搏阶段。团结工会发出的这个公告，无疑是一份现政权的死刑判决书。当局会束手待毙吗？

12月12日显然是一个最后时刻……

二十八

　　当局实行了军管——所有想改变现存秩序的行动都受到绝对禁止，一切动乱的因素都被排除。波兰一夜之间便实现了军营式的安定和秩序。

1981年12月12日是波兰又一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仍在格坦斯克开会的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发出了就“是否信任共产党政府”进行公民投票的公告，从而打破了一年多来，给波兰造成混乱却也带来“政治平衡”的对峙局面。

这一天，苏联塔斯杜向全世界发出了关于“团结工会正在策划直接夺权”的电讯，从而使人担忧地感到，即使雅鲁泽尔斯基不动手，那位共产世界的教皇也会动手；

这一天，伦敦、巴黎的邮电官员突然发现，从下午6时起，通往华沙的电话电报中断了，从而使西方的外交界、新闻界人士感到波兰将要发生极不寻常的事；

这一天，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开会，为这场不可避免的决战制定战略方针。这次会议开到深夜。当工会领导人离开造船厂退回旅馆时，他们每个人的心脏部被沉甸甸的历史压迫着，既感到决战前的亢奋，又感到因过于重大的历史责任而产生的恐惧……

1981年12月12日的波兰充满了恐惧、不安和许多不祥的预兆。历史要把波兰的希望和不祥之谜扔在这一天。

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离开造船厂回旅馆时，一大批埋伏在隐蔽处的军警突然扑出来，逮捕了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几乎同时，军警包围了座落在莫科夫斯卡大街的团结工会华沙分会总部，逮捕了这个最大分会的领导人。

在这场内电式的突击中，政府充分显示了它的实力和效率。一切解决得迅速、彻底，没有反抗，没有混乱，甚至没有战斗的痕迹。

华沙的变化只在于深夜行走的人发现许多军车在街头巡逻，许多身穿战斗服、手持警棍、戴着装有塑料面甲和护板头盔的警察戒严了通往团结工会华沙分会总部的所有街道。

华沙是有秩序的——用暴力和恐怖建立的秩序。

也有混乱的地方，那是在华沙分会总部：情景是令人痛心的：水管丢在地上，许多东西泡在水里。一楼，反映波兰工人阶级各次事件的图片展览被捣毁了。二楼档案室一片狼籍，就像刚刚刮过一场龙卷风，地上到处是纸，窗帘被撕扯下来扔在地上……

华沙是沉默的，它被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呆了；历史也愣住了，一时不能明白随着这闪电般的袭击而来的，会是什么？

这种沉默和疑问是六小时后被打破的。

12月13日凌晨六时，波兰国家电台打乱了正常的节目安排，播放了波兰国歌。之后，响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镇静而又沉重的声音：

男女公民们！

在波兰历史上这一悲剧性时刻，落在我身上的责任是重大的。我的责任是承担起这一重任，它关系到我们这一代人在战争的所有战线上为之奋斗、并献出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年华的波兰的未来。

我宣布，在今天已经成立了救国军事委员会。

国务委员会根据宪法规定，已经从今天午夜起在全国实行战时状态。

这个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由15名将军，5名上校组成，它成了波兰唯一的执政机构。

但雅鲁泽尔斯基声明，这次军管“不是要搞军事政变，不是想搞军事独裁”，而只是为了恢复波兰的秩序和纪律。一旦达到目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将解散，将权力交给政府。

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救国军事委员会将“向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和某些经济单位派出军事委员全权代表。军事委员全权代表受权监督从政府各部到乡一级国家政府机关的活动。”

雅鲁泽尔斯基在这次讲话中，特别强调实行军营只是为了“取得一样东西——安定。”

为了安定，波兰实行了军营；为了安定，救国军事委员会公布法令，详细规定了战时状态期间的公共秩序准则。

波兰在一夜之间消除了动乱——

华沙同外界的一切电讯联系被切断；

边界、领空、领海和机场被封锁；

禁止一切罢工、游行和集会，实行新闻检查；

在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实行宵禁；

对200家大企业实行军事管制；

禁止团结工会活动……

……

一切想改变现存秩序的行动都受到绝对禁止，一切动乱的因素都被排除，尽管波兰付出了代价，但总算实现了军营式的安定和秩序。

应该肯定雅鲁泽尔斯基的动机，安定是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也应该肯定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行动，彻底地取缔政敌的活动是实现安定的最佳手段。强有力的军事管制无疑能建立起稳固的秩序。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担忧地指出，如果某种政治秩序特别有利于滋生特权、腐败，那么破坏这种秩序的稳定，就不一定是坏事。

不管那一类社会，都不可能使全体社会成员从其稳定的秩序中受益。因此，任何社会，总有一部分利益集团希望安定，以保持既得利益；另一部分人却希望打破稳定，重新建立一个能使自己受益的新秩序。

肯定有了同样的认识，雅鲁泽尔斯基才对军管是否能得到各阶级的拥护缺乏信心。因此，在宣布了军管之后，他又以恳切的态度向波兰各阶层发出了接受并支持军管的请求：

我向你们，波兰的工人们呼吁：在这样一个为战胜最艰巨的困难的时刻，为了祖国，放弃你们不可剥夺的罢工权利吧！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你们艰苦劳动的成果永远再不要付诸东流。

我向你们，农民兄弟们呼吁：不要允许你们的同胞挨饿致死。你们要爱护大地，使它养活我们所有的人。

我向你们，老一代公民呼吁：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战争年代的真实情况，不要忘记重建波兰的日子。你们要把这些告诉你们的子孙，将你们炽热的爱国主义、为祖国利益准备牺牲的精神传给他们。

我向你们，波兰的母亲、妻子和姐妹们呼吁：尽你们一切努力，使波兰的家庭不要流更多的眼泪。

我向你们，波兰青年男女公们呼吁：你们要表现出公民的成熟性和对自己的未来及祖国的未来的深刻思考……

我向你们，民警人员和保安人员吁吁：你们要在敌人面前保卫国家，在非法行为和暴力面前保卫劳动人民。

这是充满有深深忧虑的呼吁，是充满着人性温暖和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的呼吁。仅仅从这份呼吁，我们就可以说雅鲁泽尔斯基不仅是一位富有魄力的军人，还是一位优秀的、富有人情味的政治家。他在这次讲话中呼吁人民“在需要搭桥的地方，我们不要筑起街垒。”这无疑是一句关于民族团结的名言。

从这句话中，我们还感到了一位政治家对社会矛盾的深深忧虑、以及对政府不得不用武力去建立秩序而表示出沉重的负罪感。

然而雅鲁泽尔斯基不能不实行强权政治——既然制度已选定了他作为坚定的维护者……

雅鲁泽尔斯基也是一位悲剧人物。他在讲话中很坦然地等待着历史将对他采取的行动作出评价。

其实，这次军管的意义只在于眼前的安定，雅鲁泽尔斯基把波兰现在要做的事推到以后了。因为政治变革、及其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动荡是迟早要发生的。

把这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放到十年后去做，或许波兰能多一些成熟，少一些动乱，波共能少一些危机，少一些损失。但这是以放慢历史进程为代价的，而且会使他所维护的制度在日后付出更大的代价。

以上是历史的评价，那么现实的评价和反应如何呢？

雅鲁泽尔斯基所采取的这次难以受到历史青睐的重大行动，能被现实的波兰所接受吗？

二十九

全世界的谴责、抗议、制裁都是无力和无可奈何的。这个制度既有对舆论压力的坚强承受力，又有一块坚硬的盾牌“不许干涉内政！”

1981年12月13日的波兰是平静的。这是隐藏着不安与惊愕的平静。

早晨，在轻型坦克来来往往的华沙大街上，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不安与惊愕的。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军队把守着各个地方，市中区的行政区已关闭。

由于电话电报线路被切断、工会领导人被捕，中断了联系各自互不了解情况的工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停止公共交通，电车被工人丢在马路上。

上午八时，飘扬着红旗的波共中央委员会大厦并未受到特别警戒，但几小时后，在离大楼最近的十字路口部署了军人巡逻队把守住这个大楼的各个出口，禁止入内。

各个教堂周围冷冷清清的，而这天是星期天，正是教徒做弥撒的时候。

从早晨六时起，电台一遍又一遍地插送古典音乐节目以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讲话。讲话之前播送国歌。其他节目全部停止播送。

在城市的墙上，团结工会的布告和各种标语，在这天都被其他布告覆盖了。

由于电话被切断，无法知道外省的情况。火车晚点，车站的扩音器里播着一项通知：已经关闭了边界，禁止波兰人出境。

一些过路人，尤其是一堆堆的妇女在议论着，到处是愤怒情绪。

一些逃避了夜间大逮捕的年轻人，袖子上佩带着团结工会的红白色袖标，试图到各工厂去组织“工人卫队”，但他们没有汽车，没有统一行动计划。

最让人担心的是在格坦斯克被捕的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成员的命运……

在这一天里，局势是稳定的，到处是救国军事委员会张贴的布告：禁止一切集会；电话联系必须经过检查，禁止拍电影与拍照……

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只换得了平静和沉默，却未能得到衷心的拥护。

真正表示满意和支持的是苏联。

莫斯科的反应是迅速的。

军管当天，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都受命发表了克里姆林宫的声明，对雅鲁泽夫斯基的军管表示满意，认为军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克里姆林宫认为华沙当局早该及时采取强硬行动，因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旨在推翻现有的制度，加深波兰的危机……”

然而，类似莫斯科这样的理解和支持毕竟太少了。

几乎在同一天，北约组织召开了15国代表特别会议，对波兰军管作出强烈反应。

西方国家首脑对波兰军管表示了严重关注——

美国国务卿黑格呼吁波兰当局，不要停止在团结工会压力下所采取的重大改革，并对波兰“实行军事管制感到严重不安”；

法国总理莫鲁瓦呼吁波兰当局“恢复公民自由和工会自由”，他告诉记者说，波兰“逮捕工会活动分子和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引起了法国政府最深切的关注；

意大利总理在得知波兰军管的消息后，立即从外地返回首都，“不安地注视着”波兰事件的发展；

西班牙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波兰军管表示“吃惊和关注”，并呼吁波兰当局“不得采取有损波兰人民最近获得的成就的任何行动”；

比利时首相斯更斯对“波兰政府对团结工会采取的军事行动”表示了震惊和遗憾；

日本外务省在波兰宣布军事管制的当天，就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波兰形势，确认了要重视波兰事态发展的方针；会议还表示，如果波兰因采取这次行动使其国内发生混乱而引起苏联介入，日本“将采取比苏联介人阿富汗还要严厉的措施”……

所有这些反应都是迅速的、强烈的，有的还很严厉。但如此而已，这些道义上的谴责、政治上的抗议，甚至还有经济上的制裁是不能迫使波兰当局在强硬立场上后退一步的，因为当局绝不担心西方会采取军事行动；

至于舆论压力，这个制度的承受力是极强的。

当局的判断的正确的。12月13日，在波兰军事管制的当天，美国前国务卿、著名政治家基辛格，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记者采访，就波兰局势发表讲话。

基辛格说：“这是一次摊牌，在这次推牌中，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正在设法镇压团结工会，或设法以某种方式结束团结工会的独立地位，把它变成共产党的一个附属机构。”

基辛格认为，“我们的盟国将会认为波兰局势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在被问及美国政府能够为波兰人民做些什么时，基辛格的回答是无可奈何的。

他说：“在军事方面，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不应假装要有所作为。但是我们可以通知苏联，谈判的概念，和平攻势以及贸易是无法在这种环境下继续下去的。”

这真是无力而又无可奈何的抗议。

在人道精神已经深深渗透到政治领域的现代社会，国家间、种族间的暴力侵犯肯定会受到国际大家庭的全力抗争，但在各个民族内部，同样、甚至更加残暴的镇压行为，却因为是内政而无人进行干预。

“不干涉内政”，真像各国统治者之间达成的一项可以对自己的臣民进行任何强权统治的协议。看来，任何暴力事件，只要被贴上内政的标签，就别再指望国际援助，而只能靠人民自己了——即便是对抗双方的力量十分悬殊。

难怪许多国家的内部镇压往往更残酷、更缺少明辨是非的公正。

手无寸铁的波兰工人阶级，将要投入的就是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孤军奋战……

三十

里根总统顶着“干预他国内政”的舆论压力，强烈地抗议波兰当局“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越来越多的使用武力和对波兰人民基本人权的侵犯！”

雅鲁泽尔斯基用武力建立的秩序是短暂的。波兰在24小时的愣怔之后，终于打破了沉默。

12月14日，波兰军事管制当局面临了第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天，由瓦文萨的副手克鲁平斯基和逃脱了大逮捕的另外三名主席团成员签署声明，宣布成立全国罢工委员会，“在所有被拘留工人获释和紧急状态撤消之前，举行全国总罢工”，以回答政府当局的镇压。

失去领导人的波兰工人阶级终于有了新的组织者。团结工会还成立了一个基干指挥部，在工会主要领导人不在的情况下，负责指挥团结工会的行动。指挥部设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内。指挥部号召，仍然在厂内进行占领性罢工，工人将在工厂内实行自卫，即使部队空投进来也要坚持下去。

波兹南和弗罗茨瓦夫这两个工业大城市的所有大工厂都停工了。华沙的索非亚汽车制造厂，斯韦尔切夫斯基精密仪器厂全体罢工，首都最大的两家工厂，华沙钢厂和大乌尔苏斯拖拉机厂，都有近万名工人加人罢工行列。华沙钢厂是在全体职工中进行投票表决后举行占领性罢工的。这次投票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支持罢工。

沿海地区的什切青和格坦斯克工人占领了工厂，并贴出标语要求解除紧急状态和释放12月13日宣布军管以来被捕的人。

军管当局以沉着的武力镇压，经住了来自工人方面的考验。当局派军队包围了罢工工厂并对罢工组织者采取了镇压措施。

在华沙，军队开进了国立图书馆，接替了图书馆罢工工作人员；在卡托维兹，军队冲进了钢铁厂，逮捕了50名工会会员，罪名是煽动罢工。

对抗更加激烈，暴力流血事件发生了——

12月15日，华沙大学生和教授们为抗议军队对团结工会的镇压而上街游行，在文化宫和华沙中央火车站之间的地区与军队发生冲突。军方开枪驱散了游行队伍；

在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工人与为挫败罢工而冲进工厂的军队发生了暴力对抗，有数人死亡，七十多人受伤；

在华沙钢厂，七千工人不顾可能判处死刑的危险接连二天占领了钢厂，警察和士兵冲进去把他们一批一批押送出来；

在西里西亚矿区，军队向挥舞斧子、棍棒的煤矿工人开枪，有六名矿工当场被击毙；

在格坦斯克，伞兵冲进了设在列宁造船厂的团结工会总部，镇压为抗议军管而举行的最有象征意义的罢工。这次冲突有一百六十名军人和一百六十四名工人受伤。

……

在这几天的冲突中，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捕，被投进设在格坦斯克和华沙的两个临时拘留营里。在这些被捕的人中，有两位是今年七月增选的波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克拉科夫大学教授库比西亚和列宁造船厂工人瓦贝茨基。

流血、死亡和大规模的逮捕浪潮使波兰的局势更加恶化。当六名矿工被枪杀的消息传出来后，整个波兰为之震动，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自发地聚集在华沙的胜利广场。那里有今年五月份为红衣主教维辛斯基举行葬礼后留下的十字架。人们排成队，围着象征性的坟墓走过，并献上花圈。一些人跪下了，为死难矿工祈祷。

治安部队迅速赶到广场，驱赶他们认为呆得时间太长的人。到傍晚，数百名青年人仍不离去，他们悲愤地高唱着波兰国歌。军管当局封锁了广场并用棍棒和催泪瓦斯驱散广场上的人。

工人的反抗也同样升级——

在矿区，矿工在一些地方布了地雷以阻止军方的行动；

什切青的工人占领了一个民防武器库。他们宣布，如果军方要用武力对付工人，他们将炸毁瓦林斯基造船厂；

在南部，搞到了武器和炸药的煤矿工人也发出了相同的誓言他们将与矿井并存亡。

与此同时，团结工会采取了强大的宣传攻势，一些工会会员冒着生命危险向群众散发传单，呼吁举行全民的总罢工和消极抵抗。

这些传单说：

“不要逆来顺受，如果我们今天俯首听命，那么就会埋葬我们今后许多争取自由的希望。我们必须为关在狱中的人获释而斗争，几千人是摧毁不了一千万人的”；

“联合起来，抵制政府的任何公告，只要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能做到的话。不要忘记，统治集团的主要任务是使我们变成担惊受怕的奴隶”；

“让我们都成为战士吧。让我们帮助被捕的人、罢工的人以及遭受迫害的人吧！”

已经是军管即波兰人所谓的“黑暗的星期日”以来的第七天了，军管当局却未在控制局面方面有所进展；相反，波兰人抵抗军人统治的气氛起来越浓——

西里西亚矿工对军队的抵抗一直没有停息，又发生了几次流血冲突，死亡人数已增加到66人；

罢工工厂已经增加到二百多家；

天主教会谴责政府方面的镇压措施并公开同团结工会结成联盟；

在波兰南部，与矿工冲突的军队发生兵变，他们“不愿意用武力镇压罢工者，而且丢弃了他们的坦克”；

在华沙附近的一个小城市里，“士兵和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

雅鲁泽尔斯基面临着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要险恶的局势；而且，他是没有退路的——没有人可能承担在内政中错误地动用武力的责任——他必须坚持军管的必要性、正确性，必须把军管这颗螺丝拧得更紧；再说，雅鲁泽尔斯基是在莫斯科的要求下进行这场只能赢不能输的赌搏的。

里根总统讲过的一句话证实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不至于天真到会相信波兰是在没有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实行军管的。”

所以，雅鲁泽尔斯基最多只有两、三周时间向莫斯科出示他的赌博胜局。

克里姆林宫已经等不及了。

从军管开始，华约总司令、苏联元帅库利科夫就一直呆在波兰，他事先就知道宣布紧急状态的计划并想亲眼看到波兰军队的执行情况。

这位元帅显然是位急性子，而且坦率得可爱。在军管前二天，他曾在华沙会见雅鲁泽尔斯基，并给后者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你们不干，我们就干！”

现在，这位密切注视着波兰局势的苏联元帅迫不及待地通过他的部下声明：“在几天之内，在一周之内，如果雅鲁泽尔斯基要求我们提供军事援助，我们是会提供的，我们将向波兰当局提供它认为恢复国内秩序所需要的一切援助。”

与这种公开声明相应的是苏军的频繁而秘密的活动——

已禁止所有西方国家的飞机穿越波兰上空，并对西方关闭了的华沙机场，常常有苏联飞机在夜间降落；

西方外交人士不安地得知两个师的苏联空降部队和在波兰边界的五十个师的军队有干涉波兰的运动迹象；

还有苏联后备军人进入戒备状态，苏波边境的苏联捷克军队也奉命保持“紧急状态”。

全世界对波兰事态的关注变成了严重的不安。

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于12月18日，就波兰的流血事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说，波兰目前的局势“非常、非常危险！”他说，“我毫不怀疑，这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对世界和平最严重的威胁。”

克赖斯基认为，“只要波兰不出现流血和牺牲，就有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现在，在报道了首批伤亡事件后，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十分困难了。”

1981年的西方是高度警惕的。他们记住了1968年勃列日涅夫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惨痛教训。那一次，勃列日涅夫正是作出了西方不会采取相应的军事对抗的判断后，才敢于采取军事行动的。

在克赖斯总理发出警告的同一天，美国政府也对波兰危机表示了严重关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波兰当局宣布只拘留了四千人，而美国得到的其他消息提供的数字远比这个数字高。同时，发言人还对这些犯人没有受到人道的待遇表示了不安。也是这一天，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鲜明地表明了美国军方的立场。

他说：“我们强烈希望不要再弄出一个匈牙利事件来。”

美国总统里根顶着“干预他国内政”的舆论压力，发表了直载了当的批评。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外国总统对他国内政的干预，而是一次旗帜鲜明地以人道力量去讨伐对人权的侵犯。

里根的这一强有力的声明是一次向全国广播的记者招待会上发出的。他一开始就声明，他反对波兰当局所采取的镇压做法。

里根说：“大规模采取强制和侵犯人权的行动取代了谈判和妥协，构成了对赫尔辛基协定的严重违反。”

里根强烈地谴责波兰当局“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越来越多的使用武力和对波兰人民基本人权的侵犯。”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美国是否不允许苏联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波兰时，里根立刻回答：“不允许。我们没有向苏联表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即使里根总统给予波兰工人协级的仅仅是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声援，其所显示的力量却是巨大的。

强暴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致对手于死地，更主要还要致舆论和更多的被统治者于颤颤惊惊的沉默之中。在这种时候，旁观的人高喊一声“住手！”其意义不低于被打倒在地的敌手挺身再战的勇气。

在强权面前，妥协可悲，沉默可耻。我们应该记住里根以及和他一样能为民主、人权、人道呼吁的政治家。

有了这一系列的强硬表态，波兰当局就很难指望借用苏联的军事力量来平息军管后的危机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必须证明，他有足够的政治才能来消除无法用军事力量消除的危机。

12月13日的军管使雅鲁泽尔斯基走上了一条凌空而架的钢丝绳——一边是苏联的霸权控制，另一边是波兰的独立；一边是强权，另一边是民主；一边是靠暴力恢复的旧秩序，另一边是暴力激起的暴乱……

无论哪一边对雅鲁泽尔斯基都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他都会遭到另一方的殊死反击。

雅鲁泽尔斯基将如何保持住这危险的平衡？

三十一

　　为了证明军管不仅能给波兰带来安定，还能给人民一个好政府，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制度身上的腐烂处狠狠地割了一刀。

雅鲁泽尔斯基作出的第一个政治姿态是向波兰人民表示，军管决不是要恢复1980年8月以前的统治方式。

这个姿态是救国军事委员会于12月16日发表的一项广播声明作出来的。

声明说：救国军事委员会“决不会背离去年开始的民主化进程的基本前提。”

为了表示与以前的统治方式决裂，声明宣布，“已加速把那些作风不正，工作无能或者承担不了当前任务的人从权力机关中清洗出去。”

雅鲁泽尔斯基也承认军管给波兰带来“痛苦的震动”，所以他对军管后流血冲突深表悲痛，并要求军警竭尽全力避免冲突。

但他又强调说，“波兰没有别的路可走……人们必须经受一阵痛苦的震动是免不了的。”

应该相信雅鲁泽尔斯基是真诚的，他所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确实是为了波兰的利益，为了波兰的安定和民主化进程。

只是这里有一个十分尖锐的矛盾横挡在他的良好愿望与实际后果之间——一次以武力扼杀一个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自治组织的行动，怎么可能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运动？民主政治结构可以用暴力建立起来吗？民主政治可以在政治反对力量被摧毁以后生存下来吗？

雅鲁泽尔斯基显然犯了一个古老的政治错误，即建立一个不受干挠和反对的好政府，就能给社会带来富裕和民主。

雅鲁泽尔斯基的愿望是良好的。只是他所许诺的民主最多只是一种恩赐，一种放松控制。

如果说民主是人民行使权力的话。那就必须要有由人民组织起来的自治组织，而不是相反的去禁止这些自治组织。

我们说雅鲁泽尔斯基是真诚的，还在于他确确实实为实现给人民一个好政府的诺言而采取了行动。

雅鲁泽尔斯基在政治上采取的另一大措施就是惩治腐败，以表示与旧的政府和旧的统治方式决裂。

惩办是从前党政领导人开始的。

12月5日，波兰政府新闻局公布了被捕的前波兰领导人名单：盖莱克前波共第一书记；巴比乌赫前总理；卡伊姆前副总理；乌卡谢维奇前波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佩卡前副总理；什德拉克前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这次公布的被捕前领导人共33人，还包括各省委书记、省长、市长及中央各部部长。

对前领导人的逮捕之后，救国军事委员会还对在职的波共下层官员进行了清洗：军管以来一周时间，至少有十个省长被撤销职务；同时军方还通过国家电台，对“包括商店经理、医院院长、厂长和教区负责人在内的一些人被解除了职务”。

这些被清洗的人的罪名是“贪污腐化”和“利用职权谋私”，当然也有的是政治原因，即反对军管以及和团结工会有联系的人。

雅鲁泽尔斯基是由制度挑选出来承担重任的英勇斗士，但他并不作一个消极的工具，他首先在制度身上的腐烂处狠狠地割了一刀。这是雅鲁泽尔斯基的远见和魄力。

完成了对内部的治理后，雅鲁泽尔斯基便把视线转向那个虽被打倒、却远未死亡的强大对手——波兰工人阶级。

应当承认，雅鲁泽尔斯基对目前已处于劣势的强大对手的进攻是犹豫的、克制的。比起对前党政领导人的大逮捕，他对团结工会领导人是温和而谨慎的。至少在军管后的一周，我们并没有听到军管当局对工会领导人发出过逮捕和严惩之类的声明，仿佛军管仅仅是针对动乱和腐败，而不是团结工会。

然而，这种被武力维护着的审慎能维持多久？这是一个谜。

这个谜刺激着波兰人的不安和不详的预感。人们无不为被捕的工会领导人的命运担忧，为瓦文萨的命运担忧。

全波兰都在问：瓦文萨，您在哪儿？

三十二

为了不让国民的道义精神被压垮，瓦文萨拒绝与军方举行高级会议，并以绝食行动来号召全体工人消极罢工藐视军事管制。

12月13日上午，在宣布军管之后仅几个小时，军管当局发言人耶?乌尔班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瓦文萨没有被捕，也没被扣留，对他还是给予了适当礼遇的。他被认为是团结工会的领袖，因此受到了团结工会主席所应受到的尊重和对待。对于团结工会，并未取缔，只是暂时停止了它的活动。”

乌尔班同时还宣布，今天军政府与瓦文萨举行了高级会谈。

这个发言使公众感到诧异：不在家里，不在工作岗位，连新闻界都无从寻找的瓦文萨既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拘留，那么，他在哪儿？他和政府的谈判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

政府和团结工会都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说明。

12月14日，法新社从华沙发出了题为《瓦文萨在哪儿？》的电讯，更加深了波兰人的不安和疑惑。这篇文章对政府发言人乌尔班关于瓦文萨没有被捕的说法表示怀疑，并公布了瓦文萨失踪前的时间表：

13日零点过后不久，瓦文萨在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其他委员的陪同下离开了列宁造船厂，回团结工会主席团成员下榻的索波特大饭店。

现在的一个谜是，在警察部队开始行动时，瓦文萨是仍在饭店还是已经离开？按惯例，他在乘专机去华沙之前总要回家一次。

还有消息说，军管当局曾要瓦文萨作出选择：要么与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拘留，要么立即与政府进行谈判。既然说谈判已经进行，就是说，瓦文萨选择了后者；如果是这佯，瓦文萨就有时间把他的全家托付给造船厂的教堂。该教堂的神父是他的心腹挚友，然后，在大约五点钟他到了毕沙，与波共负责工会事务的领导人会谈，还可能直接与军管当局会谈。

美国新闻界的消息要具体一些。美国《新闻周刊》12月20日撰文描绘了出事前后瓦文萨的行踪。

这家报纸说，瓦文萨在政府采取行动前几小时曾得到警告说，政府将立即镇压工会。但瓦文萨没有采取行动。凌晨一时半，瓦文萨在格坦斯克的住宅外面响起了一阵急迫的喊声：“快躲起来，他们要包围我们了！”

但瓦文萨没有逃跑。几小时后，他被政府的保安人员带上了一辆轿车。临出门前，瓦文萨带上了领带，不声不响地跟他们走了。

第二天，格莱姆普大主教设法打电话同华沙附近的一所政府“宾馆”里的瓦文萨取得了联系。

大主教问：“您被捕了吗？”瓦文萨回答：“我不能肯定你该管这叫什么。但我往窗外一看，看到的就是雪和树以及武装士兵。”

但所有这些消息都只是传闻、推测。没有人知道瓦文萨的确切消息，没有人知道会谈的确切地点、内容和结果。

还有消息传出，说会谈的目的主要是说服瓦文萨，实行紧急状态是必要的，当局希望瓦文萨能发表一次电视讲话，赞成实行紧急状态。

所有这些推测和未被证实的消息中，最后一条的可能性最大。它使我们想起了1956年和1968年，当苏军进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也曾用武力将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请”去会谈，要他们在事先拟好的会谈协议上签字，表示同意邀请苏联出兵，接受并拥护新成立的军政当局。

瓦文萨现在的处境肯定与当年的纳吉和杜布切克相似。不同的是，瓦文萨没有被自己的同志背叛而像那两位政治家那样，受到从自己营垒里分化出去的政治家的审判。

可见工人阶级的政治品质要比政治家的高。

波兰工人阶级没有背叛自己的领油而屈膝妥协。瓦文萨也没有背叛工人阶级而出卖整个阶级的利益。于是，军管当局所作出的美好政治姿态便变得荒唐可笑了。

12月15日，有消息传出，瓦文萨与救国军事委员会之间的谈判已经中断。

这个消息表明，瓦文萨的处境已经发生变化，已不再拥有谈判的自由。人们为瓦文萨不再拥有这种危险的自由而松了口气；同时为他感到高兴。

12月16日，瓦文萨让去看望他的大主教布罗尼斯瓦夫带话，希望工人阶级在厂内举行罢工，实行非暴力抗议。

瓦文萨对大主教说：“不能让国民的道义精神被冲垮”；同时，瓦文萨拒绝了军方关于举行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波兰大主教格莱姆普和他的三方高级会谈的建议——因为瓦文萨要求会谈应在非官方所在地、并要有顾问参加的建议没有被军方接受。

瓦文萨的处境变得更加微妙，官方人士也称他“正在听候政府处置，但不是被捕”。

12月17日，被拘留在华沙以南二十四公里处一个村庄里的瓦文萨，在听到当局宣布在卡托维兹的冲突中有六名矿工死亡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心脏病发作。

12月18日，由瓦文萨书写并签名的文件被带出拘留地。

瓦文萨在信中呼吁团结工会会员，以“消极罢工藐视波兰军事管制。”

瓦文萨要求工人将罢工局限在“你们能够自卫的工厂”内，要求工人“不要携带武器，应该避免流血。”

他在信的结尾呼吁：“要用事实证明团结工会是存在的，并且正在开展活动。”

12月19日，瓦文萨开始绝食。消息传出来后，当局感到紧张而不断地改变瓦文萨的拘留地点，并不得不在华沙电台上宣布：“瓦文萨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在扣留期间，他的妻子、孩子和一名罗马主教神父曾去看望了他。”

瓦文萨的绝食是得知19日发生在弗罗茨瓦夫的惨案后开始的。这一天，以坦克打头阵的保安部队冲进弗罗茨瓦夫的铁路机车厂并以暴力驱赶罢工工人。这次冲突有五十名罢工者被打死。

当局克制的政治姿态最终还是换成了凶猛的捕杀，更大的逮捕浪潮终于向团结工会扑来。到下旬，团结工会会员及他们的支持者的被捕人数已经增加到四万九千多人。

监狱人满为患。许多体育馆也改成了临时拘留营。

这数万人没有经过法律的正常程序正式逮捕，却完全被当作囚犯，有的甚至受到虐待，象“健身跑步”即受夹道鞭打。

对团结工会领导人及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逮捕也是大规模的：一千多被当局认为更重要的犯人被用飞机送到苏联或捷克斯洛伐克。

在这些被捕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有波兰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五十五岁的瓦伊达，他导演的描写团结工会诞生的影片《铁人》，在今年五月的法国嘎纳电影节上获了奖。他因这部片子而成名，又因这部影片而被捕；被捕的还有团结工会专家顾问组组长马佐维耶斯基。

镇压使对抗再一次升级——

在西里西亚，三十个煤矿举行了罢工，并成立了“矿际”罢工委员会；

在波兹南，十三个大企业的罢工工人成立了联合行动的协调委员会；

在卡托维滋省，矿工筑起街垒游行自卫。激进的矿工炸毁了一个矿井，并宣布如果当局派军警冲入矿区，他们将炸毁另一个矿井；

这个省的铸造厂有八千名罢工工人在工厂周围设置了路障。他们表示，要响应瓦文萨的号召，军管不撤退，决不进行谈判，同时还宣称，如果保安部队要强行进厂，他们将炸毁工厂。

工人们还在宣传上顽强地坚持斗争。许多年轻工人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他们中许多人被捕。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华沙市中心巡逻的军人巡逻队，看到散发传单的青年工人后，赶紧走到大街的另一侧，而不是逮捕这些青年。

这些传单和公报要求建立秘密领导小组，以使在领导人被捕的情况下能组织工人的反抗；还要求在工厂中建立独立情报网，建立电台和广播宣传系统，以宣传鼓动军人站在人民一边。

这些传单更多是谴责军管当局的“法西斯主义”镇压手段，揭露出许多儿童、包括还在喂奶的婴儿在他们的母亲被捕之后被送到孤儿院。

这些署名团结工会的传单称这次军管“使人想起了集中营时代”，表示“我们将斗争，就象我们曾经对占领者作斗争一样。”

团结工会一些幸免被捕的领导人转入地下或在国外继续组织抵抗运动，他们在国外组织抗议集会，并在巴黎、瑞典、奥地利成立了分会。

尽管有这许多接连不断的反抗，军管当局仍然是强大的——一个完备而庞大的国家机器在此时充分显示了它的无比威力。

另一方面，尽管军事当局有如此不可抗拒的军事武力，它依然是难堪的、困难重重的。除了武力对抗中的胜利，他在其它方面几乎全输光了，雅鲁泽尔斯基没有退路、没有选择，他必须靠武力赢得这场赌博。

可以肯定，如果现在让雅鲁泽尔斯基重新作是否采取军事解决的选择，雅鲁泽尔斯基会有更多的犹豫。

工人阶级不可能在这次对抗中战胜一个具有三十万军队和十万警察的国家机器，但仅能使雅鲁泽尔斯基有这样犹豫，那么，波兰工人阶级这次付出的代价便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了。因此，我们不要说这种反抗是没有用的、无意义和毫无结果的。

三十三

    瓦文萨使1980年的波兰得到举世赞誉；雅鲁泽尔斯基却让1981年的波兰黯然失色。然而雅鲁泽尔斯基毕竟获得了胜利，并以军人警察统治给半个世界增添了一种成功的选择。

即使雅各泽尔斯基的军管遭到了举国上下的殊死反抗，但没有人将他的军管说成失败，“一时胜败在于力”的条律依然如此有力地决定着1981年的波兰历史进程。但我们却可以说，雅鲁泽尔斯基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败是惨重的。

和工人阶级同时采取行动的是罗马天主教会。一度在政府和工人之间保持着审慎中立的教会，在强暴面前反而站到工人方面去了。

接替了已故大主教维辛斯基的波兰大主教格莱姆普，从19日开始便拒绝了同官方的一切会晤，他唯一的条件是“除非瓦文萨能够参加”19日，这位总主教就波兰局势发表了明显同情工人的声明。

他说：

弟兄们：我知道在我国存在多日的那种仇恨情绪现在已激化了。

今人痛心的是，这种现象偏偏发生在圣诞节前夕。照说，这正是家人团聚的时刻。我谨代表主教团全体向那些受到颁布军管法影响的、以及亲人离散影响的家庭，表示深切悲痛和同情。

我们跪在主的面前，恳求不要发生流血，因为我们从来不曾经历过兄弟相互残杀的内战。

我以上帝的名义求你们不要互相举起仇恨的胳膊。

大主教对军管以来的波兰深感悲切，却又无可奈何，他说：“我们在苦难和邪恶面前可谓束手无策。”

更大的冲击来自当局内部，为抗议军管以及对平民使用武力，波兰有些军人绝食；一些将领因抵制军令而被捕。在弗罗茨瓦夫市，一些波共党员在市政大厅前扔下他们的党证，抗议实行军政管制。

当然，这些反叛的规模不大，并且由于新闻封锁而未能对当局造成较大的震动。

大震荡是12月20日从华盛顿传过来的。这无疑是爆炸在军管当局头顶上的一颗大当量政治原子弹——12月20日，波兰驻美国大使斯帕索夫斯基在华盛顿宣布脱离波兰政府，要求政治避难。

这一天是星期日，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刻，这位波兰大使向全美人民发表了谴责波兰军管当局的电视讲话。

他的声明如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是波兰驻华盛顿大使。我是波兰资格最深的外交官，驻美大使是我担任过的第五个大使职务。

一月以前，一种战争状态已强加于波兰。这是对波兰人民宣战的战争状态。在受过特别训练的部队和警察的保护下，一场空前的恐怖统治已经开始。我们的国家已黑夜沉沉，一片沉默。

我不能再沉默了。我不能再同应该对这种野蛮和无人道行为负责的当局保持任何关系，更不要说代表它了。在我得悉团结工会最受爱戴的领导人瓦文萨已遭武力逮捕和拘留的那一刻，我作出了这个决定。

这个行动，也就是我现在所作的，是我对瓦文萨的团结的表示。我已要求美国政府给予我和我的家属以庇护和政治避难。这两项要求都已得到同意……

我要向现在正在听我和看我讲话的美国人民讲话。

此时此刻，当你们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罪恶的势力正在践踏着波兰，践踏着有着强烈爱国心和笃信宗教的波兰人民。请你们想着这些波兰人，请你们每天听新闻的时候设想一下他们的遭遇。请记住，他们，这些工人、学生、知识分子是我们祖国最优秀的儿女。

现在，让我对波兰人民说几句话。所有在国外的波兰人都向你们致敬。在波兰成为波兰和你们享有人人都应享有的尊严之前，我们绝不停止斗争……

我现在还想对波兰驻外使团的外交官说几句话：要做波兰人，要忠于自己的信念。要本着自己的良心行事来帮助我们波兰国内的兄弟姐妹。

这真是共产世界政坛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它的连锁反应是12月21日，波兰驻纽约副领事为抗议军管而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12月23日，波兰驻日本大使鲁拉尔兹在东京宣布辞去波兰驻日大使职务，并打算到美国政治避难。

鲁拉尔兹在飞往美国途中，发表了简短的声明：

我决定辞去大使的职务，辞职的理由是波兰被引进了战争状态。这种战争状态是违反被兰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不能代表否定波兰人民基本人权的波兰现政府。我将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从日本到美国去要求政治避难。我担心。我的避难会使我在波兰的母亲、弟弟、妹妹遭到当局的迫害。

政治避难的浪潮迅速增涨，数以万计的海员、渔民、旅游者、运动员、企业家在奥地利、英国、西德、瑞士、意大利、荷兰、法国、加拿大、南非要求政治避难。

1980年是瓦文萨年，他因波兰团团结工会的成立而闻名于世，登上了1980年国际十大新闻之首；1981年是雅鲁泽尔斯基年，他以军事管制而使波兰在国际十大新闻中夺魁。

1981年12月24日，日本时事社列出1981年国际十大新闻，第一条就是“波兰宣布紧急状态，过渡到军事管制”；而最后一条是“中国经过对‘四人帮’的严厉审判，胡耀邦体制诞生。”

令人痛心的枪杀工人的悲剧发生后，日本三家最大的报纸《经产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同时于12月19日发表社论，对波兰的危机和悲剧表示了极大的忧虑。

《朝日新闻》的社论是《波兰以流血而失去的东西》：“把枪口对准同胞，即使暂时维持了秩序，以此而失去的同人民的信任恐怕是不可挽回的。为了防止更大的流血，我们再次要求雅鲁泽尔斯基早日结束军管……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对于波兰可以说是最后一张王牌，如果用尽这张王牌，而事态越演越烈，那么这个国家的前途将日趋暗淡。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苏联将不得不被拖进波兰问题……”

《每日新闻》的社论题为《在刺刀下得不到再生》：“军队掌握政权是不是根据救国之念来进行的，要讨论这个问题，材料还很不足。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以武力为基础是无法拯救这个国家的……

“雅鲁泽尔斯基政权想要恢复秩序反而正在破坏理应成为国家原动力的各种势力，时光流逝，解除非常状态就越困难。

“应该早日结束军营，释放被捕者，恢复党、政府、团结工会、教会之间的对话，再生的道路只有确立在坚韧不拔的谈判基础上的国民一致……”

很少有那位政治家面临过如此严重的政治困境，很少有那一位统治者经受过如此众多的、来自国外的舆论谴责。

我们很难判断这些政治上的压力和道义上的谴责，可能对波兰历史具有什么样的深远意义，但就眼前论，它丝毫不能阻止已无退路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用武力解决的道路上走下去。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是没有退路的。

军管后第十二天，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终于粉碎了形式的大规模反抗。他结束了一个时代——至少是暂时停止了一个新时代。1981年12月24日晚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发表电视广播讲话。

他宣布：“国家分崩离析的过程已被制止，结束了无政府状态。”

是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以武力击溃了对政府权力的各种挑战，重新树立了政府的绝对权威。雅鲁泽尔斯基拯救了这个政权。在政权等于国家的等式中，当然还可以带出结论，说雅鲁泽尔斯基拯救了国家。

雅鲁泽尔斯基获得了胜利，也使这半个世界获得了胜利——他证明军队和警察力量完全可以与民主力量相抗衡。

1981年12月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波兰。

是的，雅鲁泽尔斯基成功了。在他宣告动乱已被制止四天之后，冲突最为激烈的波兰南部矿区的煤矿工人结束了——罢工罢工委员会被解放，在井下坚持罢工斗争的煤矿工人也分批返回地面。

许多团结工会会员告别了自己的组织，告别了政治，去履行和行使他们唯一的责任和权力——干活，做劳动的主人；而数千名拒绝与团结工会公开脱离关系的工人被解雇了。

这盏使波兰变得光彩夺目的明灯，这盏使半个世界翘首仰望的明灯暗淡下去了，它的最后一线光亮的熄灭是在12月23日。

这一天，一直坚持绝食斗争的瓦文萨停止了绝食。有人劝说他，不应该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仍可能在这场并未结束的危机中起重要作用。

这个大战役失败了，但工人阶级还在，瓦文萨还将战斗下去。

瓦文萨开始吃东西了，他不会忘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更不会忘记那句不朽的名言只要我们还活着，波兰就不会灭亡。

三十四

当这幕悲壮的史剧在刺刀的威迫下沉重地降下大幕时，整个世界都为波兰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尝试所震憾；但人们相信，这仅仅是序幕……

1981年只剩下几天生命了。当他带着遍体创伤，带着最珍贵的人生经历告别波兰时，一定对自己这次匆匆往来怀着深深地怀念和悔痛；只有经历过刻骨铭心人生体验的人，才能领会这种既有赞叹、又有恐惧，既振奋、又有疑虑的矛盾心理。

1981年的最后三天，坚持到最后的西里西亚煤矿工人解散了“罢工委员会”，12月29日，他们将复工。

这个世界的秩序恢复了。至此，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历史决战结束了。

波兰工人阶级失败了——在强权的暴力打击下失败了。

当这幕悲壮的史剧在刺刀的威逼下沉重地降下大幕时，所有观看过这幕伟大的史剧、并为之震撼过的人，都会带着忘我的冲动为之鼓掌。这幕剧的主角是波兰工人阶级。

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无愧于这掌声——该做的他们都做了，能做的他们都做了；即使结局的失败是清清楚楚的，他们也勇敢地走向结局，直至最后一刻。

他们失败了，但留下了希望，留下了新的目标，还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教训。

这教训是珍贵的。

我们常常赞扬科学家在成百次、上千次的试验中去总结教训、寻求经验，并因此赞扬他们的坚韧和艰难；然而，我们却忽视了科学家能有成百上千次实践的机会是多么的幸运！正因为他们有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权利，他们的事业便容易多了。

工人阶级要以鲜血和生命才能获得尝试、实验的权力。对他们来说，实验本身就是如此珍贵、难得，没有那个阶级的有挥霍鲜血的奢侈。他们必须在一次实践中获得尽量多的成果、尽量多的教训，所有这些都是珍贵的。

波兰工人阶级的成功无须赘述，历史会书写的，历史会铭记的；历史会从中吮吸到大量的养料而有了更健康的成长；至于教训，则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铭记，他们已经流过太多的血，他们无权忘记。

1981年的教训是无须掩饰的。

波兰工人阶级是懂得伟大的历史性妥协的，正如瓦文萨所说，“团结工会不是政党，也不想成为政党。”

波兰工人阶级懂得他们的斗争比传统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斗争更加艰难。他们应该始终在进攻与退法、情感与理智、对抗与妥协、争权与合作之间保持住平衡。

这是更加深奥的斗争艺术。

工人阶级既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又要避免使对方在斗争中彻底倒塌，甚至要避免使对手过于难堪，避免使对手最后摊牌……要作到这些，工人阶级既要有纪律、团结、顽强、勇敢，还得有理智和克制。

波兰工人阶级在争取自治组织合法化的斗争中，既能顽强地坚持罢工，又能克制而秩序井然地进行有组织、有步骤的政治斗争，因此他们胜了第一个回合；然而在第二阶段，在争取参与权时，他们显然过于急躁了。

这本是比第一回合的斗争更艰难、更陌生的争斗，这要求波兰工人阶级有更多的理智和耐心，既然参与权的制度化、法律化将使当局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么，这代价就不能一次索取得太多，而应该渐进的、以让双方都能逐渐适应和习惯。

这是深刻的教训，但又是无可指责的——因为这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实验，因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这个星球的任何地方还没有作过这样的实验。

在我们为工人阶级总结教训的时候，另一方，当然会总结经验成功的经验。

强权确实是解决危机的最佳手段。看来军事比政治更有力量，看来雅鲁泽尔斯基比盖莱克、比卡尼亚都更有魄力；看来，只要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和警察，只要有魄力在国内事务中动用武力，一切动乱都可以消除。

这是雅鲁泽尔斯基创造的成功的经验。

雅鲁泽尔斯基胜利了，波兰共产党和波兰政府、或许还有半个世界的政治家们都将为他的胜利高兴：党和政府的权力收回来了，党和政府又可以不受干扰、不必担忧地行使权力了。

这是重大的胜利。

没有得到关于波兰工人阶级对这次波共胜利的表态。工人阶级沉默了、舆论也沉默了。能看到的最后一则消息是国际合众社于1981年12月26日发出的电讯，说“军管把已实现的改革全部取消了。”

这则电讯说：“有权成立工会，有权罢工以及给予波兰工人的其它自由全部废除了，像每周工作五天这样的福利，也由于军管而取消了。”

波兰也沉默了，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胜利保持着顽强的沉默。她默默地接受了军管期间对她的严厉整顿——1982年10月8日，军管当局宣布：“正式取缔还在制造不安定的团结工会；同时颁布了新的劳动法。恢复每天八小时，每周六日工作制，监督被军管的企业执行政府法令，对完不成生产任务和违反劳动纪律者，一律按现役军人惩处条例惩处。”；①

历史也沉默了，将近两年时间，历史象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默默地回忆和思考着；或许，这个比喻不恰当——史会衰老吗？或许历史只是被疾风暴雨般的十六个月搞疲倦了，他得歇息一下，喘一口气。

是的，历史也是需要休息的。1983年10月，缓过劲来的历史突然宣布，波兰工人阶级的象征瓦文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尽管波兰政府为此提出抗议，瓦文萨的妻子达努塔?瓦文萨还是于12月9日去挪威领取了她丈夫的诺贝尔和平奖金。

这时，离1981年12月13日波兰军管刚刚两年。

历史确实是不着急的，因为他永不衰老，又等了五年，在1989年4月，历史又以他那沉着的声音宣布：波兰政府与瓦文萨会谈，讨论关于恢复团结工会合法地位的问题。

慢性子的历史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把最后的结论说出来，但全世界的人们终于在电视上见到了瓦文萨还是炯炯有神的目光，还是浓浓的八字胡，只是他的宾角已经有了白发。

呵，历史，您可看到了，瓦文萨老了！

呵，历史，您看到了吗，一代人又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