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读者嘲笑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的时候，当学者文人们把它作为一个可笑的典型形象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的时候，我仿佛在一张略带神经质的脸上那微微扬起的嘴角边捕捉到了一丝嘲讽的笑容。（如果你真要去找卡夫卡的照片印证，我建议找年轻时候的）。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实践了一个永恒的法则，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形式的互相嵌套和对位。犹太教神秘主义的流派卡巴拉教义匪夷所思的极端到在经典著作的词汇里，甚至两个单词首尾相衔的字母间寻找微言大义。

《饥饿艺术家》的内容很简单，一个以忍受饥饿为志业的艺术家在马戏团表演忍受饥饿的艺术，经理只允许他演四十天，因为据说商业规律提示，观众对任何项目的关注程度超过这段日子就会急转直下。但要是想想卡夫卡的犹太人背景，你总会对“四十天”这个数字疑神疑鬼起来。《旧约》中摩西在西奈山上“四十天”不吃不喝，先知以利亚逃避迫害也曾经在旷野中饿了“四十天”。到了《新约》里，耶稣在旷野不吃不喝正好“四十天”，但注意，过了四十天耶稣就感到“饥饿”了。我们的饥饿艺术家是多么想突破这“四十天”呀。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显灵在门徒的面前;又是在第“四十天”！耶稣升入天堂。在第“四十天”饥饿艺术家满心不情愿的打开笼子进入剧场接受观众的欢呼。但卡夫卡在小说里狡猾的说，一过四十天观众的情绪就疲软了，而且据说这条常规各地适用。但问题在于，饥饿表演这种东西显然不同于普通魔术，马戏什么的，时间拖的越久，难度越大，公众也会觉得越神奇。所以卡夫卡在小说里讲的理由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不过，公众觉得困难，饥饿艺术家却竭力想对人们表示，饥饿表演于他而言是容易的，某种程度上这是在撇清人们的怀疑。因为并非每个夜班的看守都那么忠于职守，有的甚至出于愚蠢的怜悯和同情，偷偷地放松对饥饿艺术家的看守，以让他有进食的机会，这种无视饥饿艺术家荣誉感的行为深深伤害了他。甚至逼得他要大声歌唱：“以便向这帮人表明，他们的怀疑对自己是多么的不公道。但这无济于事。这些看守更是佩服他人灵艺高，竟在唱歌时也能吃东西”。饥饿艺术家只能表明，饥饿艺术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别人能理解这一点，理解他的能力完全能轻松的表演饥饿艺术。公众就自然不会怀疑饥饿艺术家还需要靠作弊来证明自己。但是新的烦恼很快又来了：“大部分人认为他自吹自擂，更有甚者说他是个骗子手，他当然觉得挨饿是件轻松的事，因为他掌握了一套使得挨饿轻松好受的秘诀，而他竟然厚颜无耻，不肯百分之百地道出实情”。这个打击一点也不比怀疑他作弊更小，这简直把他降格为一个江湖术士了，而他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他的挨饿应该是比摩西，耶稣，和先知以利亚更伟大的，因为那些人还能仰仗神迹来战胜饥饿，而他完全凭一己之力。更没有什么秘诀，拥有秘诀是把艺术降格到了技术的地步。是的，如果迁就大众的理解力，饥饿怎么可能仅仅是饥饿呢？纯粹的饥饿也许如同纯粹的思想那样会让人的神经受不了的。耶稣四十天断绝饮食有上帝支撑，饥饿艺术家的四十天也一定有自己的秘诀来支撑。以公众的理解力看来“饥饿艺术”并非“饥饿的艺术”，而是如何将在通常情况下必然出现的“饥饿感”消解、转换的艺术。所以如果有谁说“饥饿”是易如反掌的，等于是说它不依赖来自技术或者来自神的外力，那就成了最厚颜无耻的吹嘘。因为最没有难度的饥饿才是最困难的，最不可思议的。就这么单纯饿着，没点功夫，谁能受得了呢？而且纯粹的饿本身又会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所以刘浩明用《绝食艺人》去形容钱钟书读写，其实是和这篇小说里的公众一样把“绝食艺人”理解成某种类似杂技的东西。）

这几乎把饥饿艺术家逼上了绝路，现在他怎么做好像都不对劲了，既不能让人以为饥饿艺术是非常困难的挑战，因为人们会怀疑他作弊，更可气的是他们宽容和仁慈的对待被子虚乌有的作弊行为。另一方面，设若大众认为饥饿艺术对他而言不过探囊取物，则此等愚氓将视其为怙秘术以驱饿，实乃亵渎艺术是也。他该如何是好呢？饥饿艺术家在百般误解中依旧不抛弃，不放弃。终于当公众对饥饿艺术渐渐失去兴趣后，他来到了崩溃的灵界点。这表现在最后管事的对门可罗雀，奄奄一息的饥饿艺术家表示赞赏。有如下的对话：。”

“我一直在想着，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艺术家说。“我们确实也挺赞赏的，”看管人热情地说。“可是你们不应该赞赏，”饥饿艺术家说。“那么我们就不赞赏，”看管人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赞赏呢？”“因为我只能忍饥挨饿，我也没有其他办法。”饥饿艺术家。“你们瞧，太怪了不是，”看管人说，“你为什么没有其他办法呢？”“因为我，”饥饿艺术家说着，小脑袋微微抬起，嘴唇像要吻看管人似的，直贴在他的耳根，生怕露掉一个字，“因为我找不到适合我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我不会招人参观，若人显眼，并像你，像大伙一样，吃得饱饱的。”

这是饥饿艺术家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报复，过去你们对我的种种讽刺歪曲诽谤乃至最后的冷落，我现在都找回来了，因为你们过去蜂拥而至看我的表演，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个秘密，你们看的不是饥饿艺术，不是杂技一类的技术，当然更不是耶稣那样的神迹，你们只不过看了一个找不到合口味的食物以至于厌食的人而已，我把你们都耍了，哈哈哈哈。。。。。。这应该是何等悲愤，绝望到极点的嘲笑和自嘲。可惜已经没什么人注意他了，饥饿艺术家忘了，这个世界的法则是要吸引眼球，不然你想侮辱情志天然不成熟，一煽就着的观众都是很难办到的。这个故事里观众的命运又如何呢、他们似乎有了新宠，那是一只即使被关在笼子里也胃口很好，充满生命活力的豹子。但是观众们却觉得很不舒服，凭什么豹子在这样的处境下依然快乐呢？哦，豹子当然没有无耻隐瞒让自己忍受囹圄生涯的什么秘诀，豹子也不可能有什么信仰的支撑，但它依然快乐着，是那样的自足。公众可以想出林林总总的理由来解释饥饿艺术家为什么能捱饿，但这一切对豹子都失去了效力。豹子的活力烛照出观众们的阴暗心理，原来他们与饥饿艺术家一样也是病态的，只不过一种是反常的病态，一种是病态的合理主义。卡夫卡真是一个都不放过啊！

我们总说美国是第三产业发达，国人一想到第三产业，脑子里大概会浮现出酒店餐饮，宾馆，桑拿，酒吧美女……

其实美国的服务业发达是表现在生产性的服务业，因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不是你招一批工人，弄一批原料，咔嚓出一批东西拉出去卖就行了。即便是实体产业，也需要大量的商务，科技，信息，金融，保险，法律等等系列的服务才能运转的起来。在美国第三产业的产值里，有百分之七十是生产性的服务业。没有这些，也就不可能有美国实体经济的繁荣。波音公司的辉煌需要强大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来支撑，信息流通和物资流通需要，电信和物流的服务商，硅谷的辉煌更是离不开风险投资的功劳。

我觉得在存在比较优势的前提下，美国自己去生产袜子，玩具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国内愤青总认为，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中国的血汗，这其实是无稽之谈。先不说，美国根本不可能靠印钞来保持住美元的信誉。如果你的商品生产出来无法进入流通领域，那再多的血汗弄出来的也根本就是一堆一文不值的破烂，拥有这些不但无法增加财富，而且仓储，处理积压过期品还要消耗财富。这是你自己国内无法吸收这么多产能的问题，怪不到别人头上；拿去换美元固然不见得有多么美好，但毕竟美元还是国际硬通货，这是可以拿来换战略物资的，年初的时候，中国不是与俄罗斯和巴西达成了协议，分别用250亿美元与100亿美元贷款完成了换石油的协议。你看，手里有美元，其实还是蛮爽的。你要是提供人民币贷款，谁要啊。

中文论坛讨论经济的时候，总是充斥着阴谋论。中国的知识分子好像天生都是国家主义者，怎么什么事情都能往国际战略上扯。一直有种论调说日本有大面积的森林自己不采伐，而专门从中国进口木材做一次性筷子等等，似乎日本存心要把中国的森林资源耗光，居心叵测。其实，这是因为日本的伐木工人人工相对中国过于昂贵，所以还不如直接从中国买木材来的合算。北海道因为森林过于密集，有许多树木死亡，木材都烂在山上了也没人去伐，这当然不是为了节约本国木材（后来似乎搞了一个间伐养林的制度）。

如果说美国经济有他的结构性问题的话，那问题往往也被夸大了，比如逆差问题。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美国经常性项目巨额赤字背后掩藏的真相是海关统计无法计入但回报率甚高的资本、技术、专利、文化等无形产品的大量输出。”

“他指出，美国的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文化产品如音像制品等，已成为美国除军火外的第一大出口产品。金融和其他各种服务业出口收益颇丰。此外，美国还有大量的技术、专利、商标、标准等无形产品的出口。而这些产品在海关上是统计不了或统计不全的。比如说，中国购买一部美国大片的发行权，只要把钱打过去就行了，海关是统计不了的。”

当然，虽然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结构性的不均衡问题还是存在的。美国净出口是一个负数，如果美国转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将会怎么样呢？考虑其极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美国经济非但不会陷于停滞，反而会急剧扩张。现在这么做似乎没必要，一来还是由于有比较优势可利用，二来美国的就业压力一直不大。如果美国真的真的陷入大萧条，那么其经济结构调整可能会自发快速完成，消费者改变习惯，储蓄-投资增量出现，美元大幅贬值，实现经常项目平衡。这对美国长期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但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恐怕就不那么美妙了。所以世界其它国家在没有找到替代市场前，一定要合力维持住美国的这种经济结构。

顺便简单探讨一下次贷危机，金融衍生品这次出了大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太新了，专业人士恐怕也没有完全掌握这些工具的特性，随着衍生链条的不断拉长，对后端衍生品的定价只能依赖于信用评级挂钩而非基础资产状况。由于此种情况，出现系统风险的几率便大大增加了。如果不想因噎废食的取消衍生品。监管当然是需要的，问题是如何来监管，网上发帖有人提出过一个不错的思路，我原文抄录在这里：”引入类似于“污染制造”的许可证交易制度：政府逐年拍卖一定的担保额度并且建立许可证交易的二级市场（当然，这一额度应当相对稳定；从而不至因为政府更迭而反复易动）。衍生品的发行者为了保证较为有利的市场定价，势必倾向于为其产品购买担保额度（毕竟政府担保的可信度绝不是CDS或者其他类似工具能比的），那么不同发行者之间的竞争以及政府担保-市场担保主体-无担保发行之间的竞争将指令形成较为合理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担保成本的支出也令发行者不得不考虑较为稳妥的，能够覆盖相应成本的衍生产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高风险衍生品的发行）”

想想股票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是不为人所理解的，很多人分不清它和债券有啥子区别，对于金融衍生工具我们也要有更多的耐心，需要放宽历史的视界。想想当年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倒下了，老虎，索罗斯都铩羽而归。但正因为LTCM倒下，促使更多的从业人员了解了衍生金融工具的特性。才有了后来衍生金融工具取代股票市场成为当今资本市场的绝对中心。

至于有人把这次危机上纲到新自由主义批判的高度，那更是可笑，先别说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在当今哪个国家实施过。拿本次次贷危机来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融危机一方面是金融监管失败的结果，一方面确直接来源于金融监管，本次金融创新的动力就是为了回避巴塞尔第一协议所规定的银行贷款，必须具有8%的资本准备金的条例。贷款被分割打包，每块具有不同性质的信用风险，再将各块信用风险销售给不同风险偏好程度的投资者。通过这种方式，信用风险被转嫁了出去。于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齐心协力为危机种下了根源。

以下是刘小枫的演讲链接：https://www.forum1.cn/show.aspx?id=1099&cid=146

“Take Five”已经是爵士乐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在早期大乐团的时代里，每逢音乐会休息五分钟的间隔，就是那些技艺娴熟的乐手出来秀一把个人造型的时刻。飙起钢琴来简直就像打击乐器一样可以把人搞的很high。笔者以为，Slavoj Zizek就是这样一个极其“Take Five”的哲学家，如果哲学的世界里除了巍峨的宫殿还有烟雾缭绕的小酒吧的话，齐泽克就该是里面的DJ。每当Zizek一用他那个标牌式的句型，“结论恰恰相反”的时候，我的耳朵就会像撞到了切分音节奏一样兴奋。《伊拉克：借来的壶》是齐泽克用不同的内容拼成的一本书，让我借用一下他的方式开始这本书的评论。并不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显得多么协调齐泽克才把它们凑合在一起。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凑合在一起了所以才显得协调。

有趣的是，常常可以用Zizek的方式来颠覆他的判断。比如，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美国作为全球警察，有何不可”后？他给美国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定论：“今天的美国，其问题并不在于它是一个新的全球帝国，而在于它不是：换言之，它一面冒充全球帝国，一面继续扮演民族-国家的角色，无情地追逐自身的利益”。在美国实际并非一个帝国的判断上可以赞同齐泽克，但齐泽克对美国的说法依然是令人微笑的。关键问题并非在于我们换一个方向收集证据后，可以用经验归纳去质疑齐泽克的判断。也不是通过翻转结论来衬托出这个判断的狭隘。比如说在另一个价值坐标中，所谓“全球性的行动，地方性的思考”完全可以理解成：“美国一面并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帝国应得的利益，一方面又要以民族-国家的身份承担国际责任”。这种争论很快就会陷入例证搏斗中，而且各自所要论证的东西其实不过陈词滥调而已。这里真正有意思及值得发掘的是。齐泽克让美国扮演的这两种角色虽然是相互抵触的，但正因为这样，美国才被需要。因为美国是作为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无名命运”，是一种否定了人或者人们驾驭人类总体命运的能力的象征物而存在。美国是现在这个国际秩序的缔造者。但仅仅是这样是不够的，因为这样无法激起道德情感。美国自身同时必须是一个贪婪的主体，一个自身贪婪的主体被暗示创造了一个国际秩序，那这个秩序是什么样的，简直就不问可知了。这里显然有一种惊人的但是值得同情的混乱，不仅是实际上美国无法既要民族国家的利益又要帝国的利益，就如同它无法承担这双重的责任一样。这虽然也是由于帝国和民族国家谱系与当今世界互相参照之后无可避免的模糊性。如果说对冲基金也危害美国利益，但究竟什么是美国的利益呢？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美国有的右派认为，全世界的人所看到的美国其实是一个虚假的，由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传递给世界的一个幻影。而本来美国和保守的伊斯兰世界应该有着最接近的理念，美国许多人民是淳朴，虔敬的。美国保守派应该联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打击腐朽的自由派。

这些矛盾所以被齐泽克无视，部分是因为他重申的乌托邦理想：“乌托邦与想象一个不可能的理想社会毫无关系；乌托邦的特征，实际就是构筑一个无空间的空间，一个位于现存社会范围之外的社会空间”。世界上不同力量之间无论如何冲突，只要齐泽克认为它们属于一个现存社会，那么实际上就构成了现代左派所要反对的一个秩序。这也是现代左派从解放政治没落后，走向抵抗政治的一种表现。因为现成的所有一切都成了操控人妨碍人解放的“无名命运”。当然就要抵抗一切。不过齐泽克还是举出了他认为的理想范例，巴西的（Canudos）城，。巴拉圭的“耶稣约合会”或者秘鲁的“光明之路”。可以看出它们的乌托邦特征并非来自建构了一个更好或者别出新裁的社会，或者说不是来自它的非主流特性。而是利用了它们的地域象征意义（远离西方主流世界），和这个城市构成的居民的身体象征意义（一个深入由无家可归的穷人和妓女，乞丐，畸形人，盗匪组成的社区）。不然为什么不是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OUTZ）和莫沙夫（MOSHAV）呢？为什么不是很多地方接近巴黎公社理念的瑞士联邦呢？为什么不是在美国存在过的林林总总的空想乌托邦团体呢？异曲同工的是，齐泽克后来又利用了越共的意识形态象征意义。他提到，越南战争中一次著名事件里以骇人听闻的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一个意志：美军占领一个地方村庄后，在儿童左臂上接种了疫苗，次日，当越共夺回阵地后，砍掉了所有儿童的左臂。齐泽克认为这一行为在基本意向上应该得到支持，它是对敌人不计代价的拒绝。因为据说人道主义其实是和敌人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不好的东西要么是资本主义的，比如美国，要么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症候，比如斯大林的苏联。齐泽克通过自己的缝合术将这些东西拼起来。然后才能树立一个光明的对立面。虽然齐泽克也意识到抵抗政治代替解放政治后，因为性别差异、种族差异、阶级差异都是暧昧的、不断改写的。完满的主体成了一个幻觉，甚至也没有充分的抵抗。但如果只是喊着要抵抗是不是太空洞了？所以需要越共这样的代言人？只是这里的荒谬还不在于砍掉儿童手臂这件事情有无数可能的解答。比如说，那些被砍掉手臂的小孩可以被作为对敌人惩罚，也可以被当作对交战双方都可能争取到的力量的威慑。如果这些孩子所在的村庄是亲越共的呢？是否可以把越共的行为看做是对人道力量的变相认同？因为此种力量的威力可以把自己人变成敌人？更何况，在这里被砍掉左臂的儿童们的意志其实是被忽略掉的，假设他们对越共是抵触的，何以其反抗意向就是不重要的？这里虽然表现了齐泽克思维的粗疏，更有意味的是，当时越共本身是一个全球性的压迫秩序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齐泽克在本书中自己引用过的马拉美的那句话：“没有什么新东西，除了位置的变化”。所以真正的问题或者在于：同施密特的想象存在一个人格化的主权者分享着一个共同前提的是本雅明认为可以创造一种纯粹的暴力，本雅明的纯粹暴力同样预设了人格化的行动者。假定了完全脱离S2链条的那个S1（主人能指）的存在，而S1恰恰只能通过S2来显现自己。所以齐泽克认为是出路的地方恰恰是死路一条。

很多时候，齐泽克对位置的敏锐让人佩服不已，在本书的开头部分，他对耶路撒冷地位的那个建议，即巴以双方虚置耶路撒冷的统治权。对犹太人来说作为一个漂泊千年的民族，耶路撒冷最好的位置当然在想象和希望中。据齐泽克，占据耶路撒冷的千年梦想一旦实现，就会变成一个噩梦，梦想一旦实现就会变得乏味和无聊，齐泽克的分析结果似乎和大众心理学若合符节。或许政治占有耶路撒冷确实会带来失落。不过说到底，这一切大家未必不是心知肚明。在电影《天国王朝》中，巴里安领导耶路撒冷的守卫力量和萨拉丁的攻城部队血战不休，在堆积大量尸体后双方都筋疲力尽。最后在城外谈判，当一切都谈妥后，面对哀鸿遍地，巴里安再也忍不住问萨拉丁耶路撒冷到底意味着什么（What is Jerusalem worth?）。言下之意显然是为什么非要不惜代价也要占领它？ 萨拉丁想都没想就回答: “Nothing” 。随后他走回自己阵营，但突然又回过头说了一句：“Everything!” 。萨拉丁的话表明了他十分清楚耶路撒冷其实是无法真正占有的，因为它是nothing，然而正因为它是nothing，所以他才要拼命去占领耶路撒冷。占有的真正意义并非占有本身。而是通过它从此进入与之相关的一切关系。占有耶路撒冷并非幻想的结束而是幻想的开始。齐泽克疏忽的是，耶路撒冷可以有两种角色，一种把它看做是抽象的圣地，对于持这种眼光的人，其实政治意义上的占有与否根本不会改变耶路撒冷在他们心目中的份量，即便日夜住在耶路撒冷也是一样。如果齐泽克想讨论的是那些政治占有的欲望，那么重要的是，耶路撒冷必须处在一个欲望结构的客体位置，它对人们的诱惑恰恰在于它是可以被占有而尚未被占有。齐泽克说一个普通女伴被提升到普遍性幻想对象的时候（据说犹太男人的对象是莉莉思）灾难就会发生，这里他弄错了，普通女伴只是被当做手淫的道具使用，恰是因为其不是真正的莉莉思。让人绝望的是真正的占有“莉莉思”后，发现并未得偿所愿。所以对占有耶路撒冷的权力欲来说，如果真正占有莉莉思是不可能的，那么真正占有耶路撒冷也是不可能的，无论由谁来控制都是一样，所以萨拉丁才会说耶路撒冷是nothing，但耶路撒冷和“莉莉思”不同的是，它并非简单的欲望客体，占有耶路撒冷既是结束也是开始，耶鲁撒冷是一个通向别处的节点，耶路撒冷的价值对所有崇信者来说，是一个将其引导入小姐闺房的侍女。所以它又是“Everything!”另外，今天耶路撒冷的血与火和寸土必争如同其中的古老建筑一样是构成这座城市魅力的元素，历史上就是如此。所以如果按照齐泽克建议，大家都同意一种中立的国际力量把它仅仅变成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耶路撒冷非但和其他宗教城市就没了区别，它简直就变成了一座滑稽可笑的大型寺庙。那样的耶路撒冷才真正蜕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拉康小a似的魅惑之物。

齐泽克和他的老师米勒，发觉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人难以完全的成为一个政治主体，民主是一个声称不存在任何“主人-能指”的“主人-能指”，反正我总是知道反对派和我有相同的默契，我们都要在同一套规则下共存，这套规则保护下我们可以讨价还价，各自保留理想。这样的政治显然缺乏快感，但齐泽克洞见到，因为在现代民主制度下运行的政治主体缺乏快感，原本属于私人空间的快感被直接政治化（流产，同性恋等等），甚至精神分析不再能保持对公共政治领域佛洛依德式的质疑。然而，似乎正由于此种情形，齐泽克才能把拉康的范式得心应手的应用于政治领域的分析？同样的，他借电影《奥利安娜》中的例子来评价大学流行的课堂模式，学生抱怨在课堂上得不到任何引导。因为教师只对一切价值报以中立的态度，并不告诉学生应该听从什么，信仰什么。这一点其实是和民主社会的主人能指是同构的，即对一切报以中立态度的话语恰是声称没有任何“主人—能指”的一个“主人—能指”。更简单的说，这是一种对自由选择的不耐烦。是呀，一切都摆在面前让我选，可万分遗憾的是，这个选择集里缺了一项，它的名字叫做“别无选择”。我可以选择可能的一切，但我偏偏无法被选择。但光是没的选显然也是不行的，自由选择和别无选择我都想要。这正是齐泽克在本书中所分析的歇斯底里人格，歇斯底里人格总是在不断怀疑，为什么我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不可以那样。根据语源学，歇斯底里的拉丁语意思是一种滞留在神经上的振荡。主体总是在害怕自己成为什么，根据拉康-齐泽克，歇斯底里是各主体形式中最好的一种。明乎此，也就可以清楚为什么齐泽克对列宁的决断，关键时候回去夺权如此赞赏有加。或者应该说，齐泽克从列宁那里看到了对抗虚无的典范，那时候列宁自己也承认二月革命政府已经是一个民主政府，但是对列宁来说，它并没有被历史拣选。列宁实际上认为历史是通过一系列的征兆完成对自己的启示的，而党不过是历史的工具。他真诚相信历史已经推进到这个地步，即革命将要在欧洲乃至全球胜利。就像通过奇妙的辩证法，列宁认为对待农民慈善的教士是比不上粗暴的强奸农民老婆的教士的，因为善良这种东西无法进入历史，而邪恶的教士可以成为被历史克服的对立面的一个进阶动力。齐泽克曾说列宁是真正的道德家肯定会惹怒许多人，一个造成如此众多无辜者牺牲并且还在罗素面前津津乐道的人，简直太荒谬了！不过，齐泽克的意思是列宁是真正属于反抗了命运的人，和自由主义乌托邦相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相信历史有一个终极，它提出了人类的整体命运。列宁对这个命运来说是一个行动者。只不过，他努力去改变的仅仅是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革命先于欧洲在俄国发生了，虽然它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但重要的不是因为无产阶级而产生了革命，重要的是因革命而产生了无产阶级。这里可以提炼出齐泽克想要的乌托邦来。

然而，现在唯一能作为我们行动依据的是为了人类整体目标，而那个整体的终极目标变成了一个比自由主义乌托邦更加空洞的能指。齐泽克的乌托邦所以是革命的，是因为它并不知道什么是我想要的，如果它知道，它就要解释为什么它是革命的。而就在解释的一瞬间，它就立刻丢失了革命性。因为你所设想的这一革命目标，会立刻成为别人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列宁的革命，还是赫鲁晓夫的革命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不错，列宁的实际行动不同，它并非是一个纯粹的主人能指，而是填补了那个主人能指S1和能指链S2之间空白。而斯大林主义是作为一个被压抑着的S2反弹。乌托邦已经召唤了我们，现在是该搞清楚它究竟在说什么的时候了。这也正是为什么列宁在党内批判过很多理论上、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但他从来没有从思想理论上批判过斯大林的原因。所以斯大林并不是列宁主义堕落，或者资本主义的症候，它是列宁主义的自然延续。齐泽克要的是只是列宁的那个决断，他提炼出的这个乌托邦可以为任何价值独断做支撑，如同越共和塔利班同样惩罚接受美军医疗的儿童一样，他们一个是左的，一个是右的，但在逻辑上这只能遗憾的变为无关紧要的选项，重要的是他们都砍手杀人，他们都反对人道主义，据说也就反对了生命政治。齐泽克只能要求那么多，不然他就必须对我们解释人类究竟该向何处去才是好的，而这无疑是不可能的。并非是由于假设所有人都提升到神的地步为不可能，而是诸神的争吵早就开始了，并且没有停止的迹象。

本书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发现齐泽克和他所嘲笑的斯特劳斯实际上是多么的接近。但这种相似感都发生在他直接谈论斯特劳斯之前或之后；在谈论斯特劳斯的时候，如同向我们显示惊人的敏锐一样，齐泽克显示了惊人的迟钝。他居然认为苏联极权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最能体现说一种隐微话语的风格。而官方意识形态是显白的话语？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讽刺，借古说今，隐喻等等，难道不是生怕别人不能理解吗？大家不都抱着会心的微笑来听政治笑话吗？并非因为怕大众的情感受冲击才采取隐微的方式，恰恰相反，是怕这些话语用普通的方式表达还不够冲击大众的情绪，不够显白，不够引起那种隐秘而淫荡的快感，这难道不是后极权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咬文嚼字，费尽心思的解读后极权社会里毫无生气的官方话语以察觉政治动向，甚至可以成为一种专家似的工作。看来，真正的官方意识形态才是隐微话语？同样，为什么齐泽克认定沃尔福威茨评论伊拉克战争为了石油就是一种直白的真话？

斯特劳斯说过，如果哲学活动对于某件事物寻求答案的兴趣超过了对它提各种问题的兴趣，那么哲学活动也就结束了。齐泽克认为学院话语用一种貌似中立客观的形象掩盖了其背后的诉求和欲望，所有的论证和理由都成了帮凶。于是，齐泽克的乌托邦豁免了解释、论证，找理由的麻烦和不道德。但是代价是，它成了一架刻板的自动机，盯着一切秩序或者将要形成的一切秩序，成了一个纠缠不休的多情的他者和反抗者。如果说学院话语为隐秘欲望找正当理由以装点成客观公正的姿态。那么齐泽克的乌托邦颠倒了这层关系，只有隐秘的欲望存在所以它才是正当的。抵抗是一种姿态，不是因为姿态正确所以正当，而是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姿态所以它才是正当的。

齐泽克用了一个笑话来讽刺伊拉克战争有着太多的理由从而显得这场战争是牵强的：“第一，我从未借过你的壶，第二，我已将壶完好还你，第三，你借给我壶的时候，它已经破损。” 那么我们该怎么来形容齐泽克式的乌托邦冲动呢？第一：我们要去借一把壶，第二：我们不知掉借这把壶来干什么。第三：我们决不想将此壶借到手，因为唯一重要的只是：“我们要去借一把壶”。

对面的女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什么西塞罗，胡塞尔怎么再能读的下去？对普通人来说，在爱智慧和爱美人之间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怕里斯（Paris）最终把金苹果给了阿芙罗狄忒不就是明证吗。但是柯耶夫如果不是哲人，斯特劳斯也不会多此一劝。哲人当然是爱智者，虽然非哲人也可能被智慧吸引，比如和苏格拉底谈过话的人，大多被他的智慧吸引，有的还迷恋的紧，然而似乎不能因此说他们都是哲人。由此看来哲人还是需要点特别天赋的。

情欲就像一条蛰伏的蛇，它苏醒的时候总是善于缠住人不放，或许对非哲人而言，爱智慧的活动只能在这蛇疲乏，喘息的间歇才有可能。表面看起来，哲人和普通人的区别似乎只是哲人被沉思主导的时候要比普通人多。沉思对蛇来说就是一个冬天，它只能睡觉。这样，哲人有时候被问题吸引陷入沉思，有时候也被美人或其它的东西吸引。这有什么不对吗？

但斯特劳斯希望柯耶夫“决断”，有意思的事情来了，决断显然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间排除美人的干扰，而专心从事哲学，也就是从事和智慧有关的事情。那么想象一下，当我被“螓首蛾眉”迷住的时候，我要强迫自己转向智慧，跑到市场上去听苏格拉底的唠叨。无论我是否能做到，反正在压制情欲转向智慧的过程中，智慧并没有起作用，仅仅是我不想违背自己或者违背神才这样做了，因为之前我做了决断要回到智慧上来（为自己立了法）。如果说我们通常理解的哲人是为智慧所吸引，那么在这时候就成了哲人决定去让智慧吸引。当然哲人之所以要做这个决断，是基于以往的经验，智慧能带来的满足，能给灵魂带来的益处等等。如此，智慧就有了信誉。就是说不必在当下经验到智慧的魅力，而可以根据它良好的记录转向它。看来即便对有过爱智经验的哲人，爱智慧也并非总是从爱智慧开始，就像自由往往并非从自由肇端。

那么柏拉图的《会饮》既是在展现智慧的魅力，又是在努力建立智慧的信誉，也许这正是他和前苏格拉底哲人的一个明显区别。

这次地震我听到了要求媒体节制播放血腥画面的声音，还有人认为台湾媒体所谓的真实感的镜头，看了之后只会引起呕吐和恐惧的反应，而不会有任何同情心。遗容的意义何在呢？它对活人来说应该指示了生命的消逝，所以它是带着活人形象的死人。遗体的哀悼就是遗容附着在无生命的尸体上，栩栩如生。所以纯粹的尸体是一个中介，它是不能没有活人的脸孔的。它是生命痕迹停留的最后一瞬。福尔马林和水晶棺材妄图让这一瞬永恒。确不知道这反而取消了当初的葬礼和哀悼该有的那一瞬的权利，这是把脸从尸体上剥下来，让它进入另一种关系。

那天和你聊天的时候，你问我为什么那个犹太妇女最后对上帝的理解是正确的，是对哲学家妥思托耶夫笔下伊万对上帝之理解的一次刷新。现在我可以试着来回答了，显然那一刻的信仰并非来自她的天真未凿，天真的信仰就是相信上帝是一个依靠（尤其对犹太人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因为犹太人的上帝不仅仅是对个人说话，它也对整个的犹太民族说话）。在经历过集中营，经历过所有亲人被灭绝后天真质朴的信仰已经是不可能了。但她居然说上帝那时多么孤独，所以她要继续祈祷。那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怎么可能是孤独的？
 
上帝的孤独来自于它的等待，薇依知道这一点，上帝无限微弱，在人身上可谓纳芥子于须弥，它在等待我们重新以它为榜样。这并非来自什么悟性，而是来自严格的价值演算。上帝必然孤独是因为我们不接受一个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上帝的上帝。正如薇依说的，他们钉死耶稣因为耶稣只不过是上帝而已。那位经历奥斯威辛之后的妇女说她祈祷是因为那时候上帝是孤独的，表明她在向一个纯粹的上帝回归，这个上帝并非供人在生活世界依靠的力量，因为人不是夹在尘世的重力和上帝的力量之间的一个存在，人并不是被这两者所规定的。不错，得救预定论也是有它自己的道理的，因为很显然的是世界上太多的人没有任何机会得救，例如天生的智能残疾，例如从来没有机会接受启示的人，例如没有心智成熟就夭折的人。我们可以学着伊万的口吻说，我不接受这样的天国，因为这些人的注定被抛弃，注定被作为天国之花的肥料。用《约伯记》上帝在风中对约伯的答非所问很容易可以反驳伊万。但如果上帝这样反驳，它正是回到了伊万的出发点，伊万的逻辑的反过来读就是如果合理和善的天国就是可以接受的，上帝可能的回答是你怎么知道那是不合理和不善的？确实，人什么都不知道，人如果知道就无法让自己完整，所以人无权质问上帝的计划，人甚至不知道奥斯威辛和里斯本地震是不是一回事，因为地震和纳粹还有受难的“人”都可能只是道具而已。但是那样上帝就和人站在一个价值的层面，只剩下知性的区别。那还不如耶稣亲吻一下宗教大法官的额头来的明智。奥斯威辛以后的逻辑是，上帝要人凭借自己的纯粹和它的纯粹站在一起。
 
所以，这位经历奥斯威辛的妇女用自己的信仰行为回答了魔鬼提出的问题“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即信仰只在上帝本身，而没有其他的根源。这一回合上帝还是赢了魔鬼，在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