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书，常误读《孟子》至“告子曰：食色性也。”一处，便将“食”误做动词，进而联想到“秀色可餐”一词，想到我们古代的圣人居然把人的本性说成好色，便觉得可乐。及长，常为这种误读而赧颜。原来，告子的本意是说人的本性有饮食和好色两个方面，而这两者其实都关涉到人的基本欲望层面。而我却想当然将二者叠加在一起，岂不大谬?

忽一日，得读晓剑兄新著《舌尖风流》，不禁失声，抚掌笑道︰原来还不单是我一人会有此种误读，远在异地的晓剑兄，也是作如是观的啊。

待到读完全书，便大失所望。原来晓剑兄虽冠以“风流”一词，却通篇所写的不过是谈饮食而已，没有丝毫韵事可说，而所谓的“风流”，也不过是停留在饮食上的一些小趣味罢了。

晓剑兄心广而体胖，虽出生在穷陋的安徽北方，却大得天府之国物产阜盛之利，常和美味打交道。他谈饮食，多是和自己的经历相干。每食一物，必有细品之道，虽说有时不免会有敷衍之词，但晓剑可贵之处在于，他总能从吃中寻出一些人生感悟来。哲人语云“嚼菜根，淡中有味”，故而晓剑谈吃的文字里很少能见难得之物，珍肴佳馔似乎不宜写，也无须写，真正好的饮食家当是在寻常物中发现饮食的妙处。

晓剑写川菜，品川味，完全承袭了一副美食家的腔调，但又胜过美食家。因为美食家谈吃，至多不过能谈出食物的味好所在，而晓剑谈吃，在此之上更多了一份独有的饮食情结。单看他写的这些文章的标题︰《唇齿上的飞吻》、《杀馆子的快感》、《一只性感的前蹄》……，真叫人在未食之前，先多出一番非分的遐想来。

晓剑谈吃的文字颇得港台名家董桥之神韵。据说，董桥读马克思，居然能够读出心旌荡漾的感觉来；而晓剑说饮食，却也带着几丝风流的怅惘来，让人不禁莞尔。其实饮食一道，至多不过是闲情而已，当年，苦雨斋主人躲在家里饮茶，仍难以逃脱身败名裂的命运。故而晓剑在《后记》里写到︰“饮食……它应该是属于世俗的。那高贵是在平凡中的温馨，不经意，亦不要刻意为之，但对饮食来说，似乎如何诠释，都难以有给一个更契合的因由。”

也许最好的饮食，不过是不断寻找的私人感觉。王力先生在一篇谈吃的文字里说“食物的味道和衣服的颜色都是随人喜欢，没有一定的好恶标准”，说的甚好。所以我劝读者诸君千万不可将晓剑《舌剑风流》一书，误读成一张美食导游图或者是一本菜谱，那也大谬了呵。其实晓剑不过是借谈饮食，教会我们怎样去理解饮食，怎样去对待饮食，此外更多的便是他自己的一番怅惘----哈，那是饮食也风流啊。

    大凡治新文学者，亦应如治古文学，于众多原典史料的爬梳摸索中，于时间厚厚灰尘的拂拭清理中，当时的种种真实情态毕露于眼前心中，从而在后世各种变动不定的理论阐释面前镇定自若。学人至此，登堂入室可也。

大对吾心。鄙人不才，终不得成学人，但对新诗的热忱由来已久，且在小地方赢了些许的薄名，但近年来却很少对当下诗歌发言(我和很多诗歌杂志编辑挺熟，若写几篇文章，拉拉关系发表实属正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对当下诗人的创造力极度失望，除了关注极少几个诗人外，对大部分诗学文章和诗歌视之如无物。但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按照俺的欣赏角度评定百年来诗坛风云人物，理顺新诗阅读和写作存在的几种误区，而实现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自己独立写一本小史。(大史俺是写不了的，排坐坐，吃果果，是那些教授的事情；小史嘛，可以勉强应付，反正百年后且做野史观嘛。）

    忽一日，兽友吉霞老师莅临俺处，说可以写写小史嘛，俺以为愿望马上可以实现啊，颇为兴奋。因为吉霞老师贵为我D某核心机构小领导，她说可以写，就是可以出嘛，俺马上提出自己的想法，结果吉领导回信说写当代就免了吧，一是可能会有麻烦，二是不符合她们选题的要求，可以改写<中国特务小史>。我直接被她搞倒了，怎么会把我搞当代诗歌评论和特务研究联系到了一起，难道当代诗人都长得像特务?

不过俺写新诗小史的梦想是不会灭的，俺打算假如俺的寿命够长的话，五十岁时一定要完成这样的书，因为那时，俺已经知天命了嘛。俺可不能像江兴友老人那样到70了，还在苦苦等待别人的发现。昨天给老人电话，谈及可出书的事宜，老人竟有忧虑来日无多之语，不禁悲从心来。

但是诗人朋友们，千万别指望有朝一日俺完成的小史中会出现多少你们的名字，我可没那么大本事让你们彪炳史册，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愿望，赶快去找那些教授们，让他们去开列长长的名单吧。我只是愿意去读，去思考，去看。许道明教授在临逝前曾拼凑陶潜的诗"君当恕醉人，随意东篱下"做结语道“其余等等，也罢也罢”。

    去年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和几位朋友一道前往严凤英的故乡罗岭镇姥山村观日全食，江兴友老人同行，他是业余的天文学研究者，但用攻之深，发言之广，常令我惊叹。后来，我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印象文章发表在本地的日报上。只是在中国的科学界，像他这样仍在痴迷仰望天空的人，寥寥无几。所以，他经常慨叹，自己的研究无法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虽然能够在一些科学期刊上发表，然而所受到的关注却极为有限。我是外行，当他畅所欲言天文知识时，我却只有静静聆听的份。

   因为对书画有一些兴趣，故而对老人更添了几分应有的尊重。在老人家里，我见识了几幅名人真迹，其中有林散之老赠送给他的一幅字，颇为震憾。以前常在字帖上识见散老之字，待到真得见真迹，到完全为其书风所迷。

   江兴友老人已经七十了，隐居在这个城市最繁华商业街边的一角。他所居的地方陈旧、喧嚣，并且拥挤。作为工艺美术师，老人已经获得了太多的荣誉了。他曾经为很多重要的书画作品进行过修复，是公认的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装裱大师。他回忆说，散老之所以看重他，只因偶然一次看过他给自己裱过一幅字，便大加赞赏，这样他才方有因缘得见散老。

   不少曾经拜见过他的朋友都劝过他，可以画一些画和裱一些字画卖钱，而老人似乎早已经无意于此，除了偶尔因推托不了的人情裱些字画外，他把所有时间都在研究天文学了。他自信地告诉我他推翻了爱因斯坦和霍金一些定律，但是这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对于我们这些世俗中人却显得格格不入。

    江兴友老人一直在寻觅知音，当我陪他经过大南门前往江边时，谈起我正在写的系列文章，他显得很热情，引我为知音。我忽然想起阿城《棋王》里的一节，假如我不是学文的而是学科学的，有这样一位民间高人为师，大概也可以睥睨一切吧。

  和老人一起从江边归来，眺望空阔的长江，一轮红日伴着余晖悄然地从江边落下，我似乎第一次这样欣赏落日，耳边响起老人的絮叨仿佛成了极为优美的音乐。

     "落日无边江不尽"，此景此人此情，怎不叫人百感交集?

55，听叶嘉莹教授讲汪精卫，颇有同感。前些日子读胡兰成《山河岁月》，其序言里有一段最动人心:

   "我是在生死成败的边缘、善恶是非的边缘上安身的人，明白昔人说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大胆与小心是怎样的，我有我的不介慧与绝不苟且....." 

     说实话，我是读了这段话后，才一下子忽地愿意去读胡兰成了，读了后才发觉历史的误解其实是很可怕的。叶嘉莹教授讲汪精卫的精卫情结，情到深处不禁吟诵上海诗人陈小翠怀汪的词: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做兩回人，江山半壁猶存宋，松檜千年恥姓秦，翰苑才華憐後主，英雄肝膽惜崑崙，引刀未遂平生志，慚愧頭顱白髮新。其"一生分做两回人"一句，真真痛也哉啊。

删掉这一天：

繁花  嫩叶  村庄  少女和传说

他的梦想激荡——

摩天大厦  超级市场   奥迪车和繁华大道

他的日子始于对一个传说的背叛

和另一个传说的笃信

记录这一天：

躲猫猫    接连跳     让身体自燃

挖土机巨大的轰鸣和着他沉重的叹息

日子衰竭

他被传说抽干

“删掉这一切”

他大喊

“复制这一切”

高楼冷冷地回应着他

十年前，我在一所江南小镇上度过了我大学的最初年头。那个青春时代的背影渐行渐远，但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江南的小镇简单而朴实。在离我们读书的学校不远处有个叫”小西天”的地方，它是由几块荒秃的山包连在一起的，干净而荒凉。那个寂寞而又有着冲动的年龄，我们这些无聊的学生们就在那里排遣着内心的寂寞，要么是结队而游，要么是和恋人相伴而玩。而我更多时候则是独自一人拿着书，静悄悄地漫步于山包之间。在”小西天”的附近有一所天主教堂，百无聊赖时我会偷偷溜进那里，听牧师传道。

在那个精神丰盈而内心苦闷的岁月里，海子的诗歌开始进入到我的生活，然后是骆一禾、戈麦、昌耀、西川等等。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陈先发，第一次读余怒，第一次读《白鲸报》的经历。在一本本略显陈旧的《诗歌报》月刊中，读到了“挑战者一千零一号”陈先发的头条，识见过青年时代白梦的倩影；在三卷本的白封皮的《新诗三百首》中读到了余怒的《布道者》；在一张略破的《白鲸报》上读到时任主编夏春花、社长牛慧祥的诗歌......很多年以后，当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和我成为朋友后，回想起那段读诗经历，恍如隔世

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文字如此地可以温暖人，仿佛眼前这些已经挣脱出文字外的诗人们一样，永存于心。

感谢诗歌，让我曾经经历；感谢诗歌，让我仍在持续经历。

     秋日的午后，独捧一本《多余的话》，在阳光下阅读，读到此处，不禁感慨了起来。忽忆起300年前，另外一位读书种子金圣叹临刑前的一番自嘲“断头，至痛也；藉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也许这就是文人的某种共通性，在政治上，他们永远是盲者，而且还经常充当政治的牺牲品。其实反观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哪位政治家太把文人当一回事，他们假若有爱好文艺，多半出于玩玩，当然会得到一大批蹩脚文人的褒扬，而真正的文人，却时常沦落成他们的玩物。瞿秋白自己借清人的话“一为文人便无足可观”进一步深化道:“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这是一语道破了文人命运的尴尬性。

     很长时间里，瞿秋白都是被历史所误解的。他一直耽于烈士的声名，而这却是他临死前最担心的事情，以至于要写份“多余的话”来辩解。而正是这份独有的辩解，让我们清晰地重新理解历史和进入真相。我常想，如果瞿秋白不从政会是个什么样子?或者历史重新给他一次选择，那么今天的瞿秋白还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吗?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是当我们透过历史所遗存下来的一些灰尘，我们突然发现，历史真相并不是像我们所学到的那样，很多都在大历史的叙述中被淹没。

      读瞿秋白散论，我看到的是他另外的面孔，也识见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另一面。当胡适们在报刊上做高雅论时，瞿秋白则在另一个地方进行着另一番分辨。他更接近民众，更透底地知道某些知识人好大喜功的可怕性。而这个时候，瞿秋白无疑的是革命的、理想的和大众的。

     “与其格瓦拉，不如瞿秋白”，格瓦拉让我们识见了革命理想主义的激情，而瞿秋白则让我们在革命的激情中做出了某种必要的反思。小时候读鲁迅赠给瞿秋白对联的“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常有不解处。我一直在想像鲁迅这样对革命始终抱着警惕心的人，为什么会对瞿秋白情有独钟呢？现在却豁然通彻了起来，与其我们把瞿秋白看成是个革命者不如把他当作那个时代不合作的文人更适当。他似乎从来就不愿意有太强烈的所谓政治立场，而只想保留住自我的文人骨气，过着自我逍遥的日子。有词曰: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

或许这才是个真正的瞿秋白，他将革命者还原成了人本身。(待修改)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夜，整理书房，忽读到《史记  太史公自序》一节，潸然泪下。"是命也夫，命也夫！"人生有多少无奈时，而一句"命也夫"却痛穿心扉。

补记:

     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的死难者陈晓凤，她的日记本扉页的最上边居然：“权力：能改变别人命运的能力”，而她自己的努力方向，居然又是“考双学士 ，当公务员”。     这也算是对“命也夫”一段别解吧。呜呼痛哉!

      在这些芜杂的作品中，姜斐德女士《宋代诗画的政治隐情》一书，无疑是别出蹊径的。它不是单纯一本研究鉴赏书画的书，而是试图通过侦探的方式，探寻在1000多年我们的古人将诗画和政治遭遇结合起来的那段历史。

    画可以幽怨吗?无疑是此书所阐述的关键所在。姜斐德教授用抽丝剥茧的方式从一个点入手，进而走进广阔政治和心灵世界，而这个点便是千古潇湘地。几千年来，在潇湘这个地方，因为贬谪而引发幽怨情结的文人墨客不计其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选择了用了诗文来表达出个人的幽怨情怀。因为“诗言志，歌咏言”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干政传统。而宋时出现的《潇湘八景》则似乎是个意外，它的特别性在于它提供的视觉效果并由此而引发出的幽微隐情，而姜斐德教授正是在此之中而窥出从“诗可以怨”到“画可以怨”的转变。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一些文人开始意识到文字狱的可怕性，进而改变策略采取了新的表达方式议政，于是画作为一种新的形式开始替代诗而担负着应有的功能。故而姜斐德教授在言明诗画隐情之前，先交代出因诗而罹祸的"乌台诗案"。而这场千年以来因一个人命运而享有盛名的诗案则构成了宋画政治隐情的大背景，使得“画的幽怨”走向了前台。

    在中国艺术史上，宋画一向有着复兴之称，其一重要原因是大批文人开始介入书画领域，文人画开始成为当时书画界的主流，革新着以前的画匠。宋画不明，是困扰很多书画研究者心头一惑。其不明在于不能溯其源，不能明其目的，而姜斐德教授则试图解这一惑。她把宋画汇入进广阔的政治世界中，从而探寻那一代文人的心灵世界。宋迪、苏轼、黄庭坚.....相继走来，他们在潇湘之地用诗与画相聚，彼此的幽怨相互生发，汇聚成一幅令人扼腕的历史长卷。他们溯古心而叹今世，将个人的家国情怀融进艺术世界里，通过艺术而展现出个人的政治情怀，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也。

   “那年春天，黄庭坚在旅途中遇到僧人仲仁。.......仲仁向黄庭坚展示了苏轼和秦观的诗卷.......黄庭坚深受感动。不管此卷是老友的真迹还是转写的抄本，它生动地使人想起二人的音容笑貌。他们分别死于建中靖国元年和元符三年，这显然都是流放南方的结果。.......黄庭坚在拜访仲仁之后，继续南行，他把家人留在了永州的山区，独自一人前往宣州.....崇宁四年初冬，黄庭坚孤独的去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或学生，他的葬礼由一位到宣州拜访他的陌生人主持。”

     也许在我们的后人看来，苏轼他们的那点些许的政治情绪不过做了个人悲惨遭遇一些小注脚而已。我们所观瞻只是他们在艺术中所展示的个人风貌，而所谓的政治隐情只做“影子语”罢了。

    我们常常喜欢站在某个角度上去想象历史，其实历史往往和我们的想象相去甚远。在诗画背后，我们应该读到的可能并不仅仅是某些政治隐情，而应该是因政治而带出的个人生活与心灵上的一种苦痛，进而将历史还归到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