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将韩寒推举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之一。且很快从200位候选人中的排名上升到第十二位，接着又升到第七位，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排名还高出十多位。使得声名鼑沸的韩寒，又一次进入一个波滚浪翻的新热潮。

这在声名迭起的韩寒来说，是他自告别童年后短短的十来年中，所经历的第四个热潮。韩寒成名极早，还是十七岁读中学的时候，在一次“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就以一篇《杯中窥人》的作文，获得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决赛一等奖。1998年，高中肄业一年的他，决然辍学写小说。一年后，出版了凭自身经历写成的长篇处女作《三重门》，销售量达到一百九十万册，成了极负盛名的畅销书作家，在青年读者群中掀起了韩寒的第一个热潮。正当新作迭出，韩寒的书成了抢手货的时候，他又用稿费购买一辆富康车，玩起赛车来了。而且在几次车赛中，一次又一次登上冠军领奖台，成了一名成功的赛车手。这一大大出人意外的成功，又给他的声名带来了第二次热潮。之后，他又开始了博客写作，截至今年4月7日，韩寒仅用了253篇文章，就迎来了3.46亿次的累计访问量，成为中国点击量最大的博客，引来了第三次韩寒热。也使原来以千百万计的韩寒粉丝群，发生了质的变化，从纯然青年群，扩展到中、老年群，使一大批原本轻慢他的中、老年人，也成了他的热心读者。

我就是这样一位热心韩寒的老年读者。

在青年读者醉心韩寒长篇小说《三重门》的时候，我没有动心，也不想去找来读，觉得一个不愿认真在校读书的年轻人，以写作哗众取宠而求利，未必能写出什么好东西。以后韩寒赛车出了名，也不怎么在意，认为那只不过是他年轻、体健、胆大、兴趣广泛而已。概言之，对韩寒很不了解。是韩寒的博文，让我开始对他的认识有了大跨步的转变，开始逐步对他有所了解。我惊奇地发现，原来韩寒是一位有着丰富的知识，敏锐的观察，飞扬的思维，准确的是非观，精辟的分析力，畅达、明晰、精当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成熟作家。我喜欢上他的作品了，也开始找他的书来读。很可惜的是，他的书太畅销了，不是很容易能买到。

在渐渐对小伙子韩寒多了一些了解之后，我惊异于韩寒的，就不只是他的智慧和写作才华了。更令我惊奇的是：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当常人梦寐以求地将人生前程寄托在高学历上的时候，他竟坚定地退学，决心自学成才，并果然达到目的。正当写作兴旺，作品初版签约印数就高达两百万册时，他又毅然拒绝拍戏、唱歌、做商演、做代言等常人羡慕不已的美差，推掉一年至少500万到1000万的收入。这种坚毅寡欲的意志，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吗？韩寒走向社会这十来年的一言一行，都证实了作为普通人的他，真正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精神境界，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以为美国《时代周刊》将韩寒推举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与奥巴马等政界领导人，和诸多世界有杰出成就的人物并列竞争，且排名急剧前升，根本原因在于：《周刊》的目的不在排比谁地位之高低，谁权威之显赫，谁财富之大小，而是排比作为人的品质的优异。如果是从人的实质，人最根本的品质来审察的话，不管是国家元首、举世富豪、海内名家、或是普通平民，都是可以放在同一个平台来比的。可以比比谁更合符一个真正的人。

韩寒心地善良，不谋私欲，不趋强势，不附炎炘，更不为时俗陋习所囿，勇于突破桎梏，按已之所好，施已之所强，特立独行，奋力而为，小小年纪，终于攻一行，成一行，精一行。他的成功，不是足以证实“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精神，对于成就一个人之至关重要吗？自然，韩寒不是“革命者”，但也绝非“愤青”。韩寒不是屈原，也不是鲁迅。韩寒只是凭着自已的良知，怀着强烈的忧国爱民的责任感作雄鸡啼。韩寒就是韩寒。韩寒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是普通人中最具个性的“这一个”。是一个真正的人。

有一种成见，对“独立”、“自由”这两个词特别触耳。总以为一讲“独立”，就是“闹不统一”；一讲“自由”，就是“放任不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所谓“独立之人格”，是指做人要有头脑，在复杂的环境中要能独立自主，不随风，不同流，不合污。所谓“自由之思想”，是要求自已的思想不僵化，要活跃，不默守陈规，不画地为牢。我们生活中，很多人缺乏独立思考，没有头脑，或是成了阿谀逢迎、随风倒的庸人；或是成了无所事事的行尸走肉。诗人周实有一首诗，生动地画出了这类醉生梦死人的面目：

他  在一间黑屋里  盖着一条白床单     每天  他都这样死去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然后  醒来了  迎接朝阳  即使下雨
他也迎接直到朝阳散成晚霞  星星点点  变黑   熄灭     就这
样  睡了吧  他对自已这样说     又一天  就这样  过去了
看看，像这类精神贫瘠患者，该是多么可憎可怕呀！

兴国强国，高度发展经济至关重要，努力使公民们健身、强心也不可或缺。如是观之，作为普通公民韩寒的韩寒精神的影响力，是低估得的吗？

2010年4月19日记

    著名作家王火，在他的荣膺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继而又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战争和人》的第三部的副页上，刊有完稿前夕和夫人凌起凤摄于眉山“三苏祠”苏东坡塑像前的照片，下面有一段虽说平实、却极扣人心弦的小记：

    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

             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

             书成之日，请允许我用这张合影作为纪念。

这字里行间洋溢着创作丰收的喜悦之情和对相濡以沫的爱妻的感激之情，浓重得令人读罢心头久久萦绕着一股甜甜的暖意。

情隔天涯

    王火难忘四十九年前的那个春月夜。

    那是一个风雷激荡的时代。一方面，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倾在旦夕；一方面人民革命风暴摧枯拉朽，势如卷席。那是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不久后的夜晚，他的恋人、未婚妻凌起风紧急约会他。显然这不是寻常的约会。虽有明月当空，却决不是寻常的花前月下。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助教的他，与地下党保持着联系。他是从繁忙中挤时间来践约的。然而。她告诉他的，却是迫于万般无奈，要随父亲去台湾。这消息令他震惊、难受。正在满怀激情迎接光明的他，怎能割舍心爱的人儿随着黑暗远走天涯!

    他俩挚爱之深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也可以说他们是一见钟情。但那一见只是契机，只是种下爱的种子。而爱的发芽、勃长、成熟，还在于长期兄妹、密友似地往来、接触，加上双方父母间的培育、助长。试想想，像这样既十分新潮，又很是传统的恋情，爱的土壤该有多么深厚!

他俩的第一次见面是1942年。那是偶然的不经意的。

只身历尽艰险。因抗日战争从沦陷的上海来大后方求学的他，在四川江津听说父亲的好友、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凌铁庵也在江津。他是很敬仰这位凌仁伯的，不仅因为凌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更为凌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还热心为抗日奔走尽力。他特地赶到扛津东门外的“鼎庐”去拜望凌仁伯。就在这里，他见到了凌家最小的女儿凌起风。他是年刚十八、聪慧多才的英俊少年；她是豆蔻年华、娴淑亮丽的娟秀少女。这两颗年轻的心的最初碰撞，就悄然生出一种默契，是不是爱或许当时他俩自己也不很明确，但他俩内心在萌生着一种渴望，一种常相见，常相厮守的渴望。抗日胜利后，凌、王两家都回到上悔，王火和凌起风也能常相聚，于是爱情也与日俱增。加之起凤的父亲和家人很赏识王火，王火的父母也很喜欢起凤，这就使这对原本自由恋爱的情人，很自然地引入传统式的婚姻。

1948年，王火的母亲正式提出王、凌两家结亲，让这一对年轻人订婚。然而，定情信物刚刚相互交换了，她却要远走天涯．这叫他感情上如何接受得了。

    不过，惯于宽人律己的王火是能理解起凤的。她年过花甲、双目失明的父亲需要她这个小女的照料。她何尝舍得离开王火，赏识他的凌世伯又何尝愿意破坏这两个年轻人的幸福?国民党元老的他，高兴地将自己珍爱的小女的命运，交付给这个追求进步、紧跟共产党的年轻人，就是他政治态度的开明和对年轻人的最大宽容。但他毕竟是国民党的元老，种种的羁绊使他只有带着自己的妻儿远走这条路，他也明白这只是权宜之计，但他终于这么做了。

    约会是急促而短暂的。分离也不是愿和不愿的问题，他俩只能在依依难舍间互表心迹：

    “记住，我写信你就回来。”他说。

    ”好，我就回来。”她点头答道。    ．

    “永不变心！”他紧握她的手，这样说。

    “对，永不变心！”她这么答着，将他的手握得更紧。

“两个都要！”

    转瞬间两年过去了。国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火个人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解放后，他调离了大学教学岗位，先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接着参与筹建劳动出版社。创办《工人》半月刊，并任副总编辑。他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工作干得很出色，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但27岁的年龄也给他带来新的问题：这么一位才貌双全的年轻领导，周围的妙龄女性能不倾慕?热心的领导和同事能不关怀?

    关于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王火同志的个人问题，被提到领导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一位热心的同志被授意来找王火谈，还好心地介绍了一位既受群众倾慕，又得王火敬重的女性。王火感激之余万分惶惑。他恳切地表示真诚的感谢，也坦诚地说明自己早有未婚妻，她现在台湾。这回答在旁人听来，无异于是“天方夜谭”。那时台湾在人们的印象里，简直就是天涯海角。在台湾的未婚妻能算未婚妻吗?王火却执着地回答：我们说好了的，永不变心。她答应接到我的信就会立即回来的。有人怀疑：到了台湾，怎么能回来？王火坚定地说：她是一定会回来的，因为我们的爱是坚贞的。好心的人劝王火：既然这爱情是不现实的，还不如干脆一刀两断。王火摇头：我们的爱情是纯洁的，是刀斩不断的。

    这么一来，王火的婚恋很自然地成了领导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但领导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持“男女婚恋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关系”观点的人，自然是“左”得出奇的，认为王火对爱情的态度是资产阶级的，是立场问题：这是一顶十分吓人的政治帽子，因为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这对王火无疑是一种政治高压：柔静的王火，骨子里却有铁一般的坚定。他十分实际地评估着自己：对革命是忠贞不贰的，对爱情也是忠贞不贰的。他认定凌起凤是纯洁、向往光明的；从她的表现也可以说明她是能走向革命的。他觉得他的爱情与革命没有矛盾。所以在那位“左”同志专门找他谈话，并严肃地问他“是要爱情，还是要革命”的时候，他坚定地回答；我都要!

    这回答令那位“左”同志十分愤慨，拍着桌子训斥他。但也有更多通情达理、极富人情味的同志为他对爱情的忠贞所感动，也相信他对革命的忠诚，最后，单位的主要领导同意他的想法：想办法争取她回来。

大海铺就光明道

 1952年的3月，是凌起凤心绪最不宁静的时刻。她心海里的波涛，是未婚夫王火从上海通过香港的朋友转寄给她的一封封情书所掀起的。这些接连不断的信件，都反复地叮嘱着一件事：你快回上海来吧!

    “接到你的信我就回来!”这是她对他的许诺。这两年来，她虽身居台湾，但心里却始终牢记着这誓言般的话。收到信后，她也恨不得立刻飞到自己未婚夫的身边。只是愿望归愿望，做起来很不容易。当时虽说她在台湾“监察院”于右任手下工作，但主要是照料自己双目失明的老爸，上下班可以不定时。首先要离开年迈的老爸就是她难以割舍也羞于启齿的；再就是当时台湾控制人员外出十分严格，手续十分繁琐，很难预料自己能不能走成：更何况当时大陆正在进行“镇反”运动，港台报纸上有不少夸大失实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她对自己能不能回到上海工作也没有把握。这些揪心牵肠的思绪，使她痛苦不堪。

    慈祥的父亲虽说眼盲，心灵里却早早感应到女儿内心的苦痛，也洞悉这苦痛之源。把小女视为掌上明珠的老人，不忍女儿独自承受绵绵的忧愁，使用言语逗引女儿谈心事，终于知道了王火来信要她归去的事。老人并不感到意外，在离开上海的前夕，他就知道女儿和她的未婚夫的盟约，他是理解女儿也很赞同女儿的盟约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女儿已到青春盛期，他心里越发焦虑。王火来信是他早就料到了的，也有过种种的思考，他爱女儿，也很喜爱王火，他只希望这两位可爱的年轻人幸福美满。他只能促成这一婚姻，而不能毁坏这一婚姻。他恳切地对女儿说：“起凤，你应该回去。你是个单纯的女孩子，没有政治色彩，我想你回去是不要紧的。为了你的幸福，爸爸让你去。你放心，这里有爸爸料理，也不会出大问题。只是于老伯那里你得说明一下。瞒他不好，一走了之更不好，你还是找个机会听听他的意见。”

    4月的一天，于老伯的副官来说：“院长有事请凌小姐去!”她去了，原来是大书法家的于老伯为她写了一幅字。他说：“也许你喜欢诗词，但我写了一段话给你，勉励你!”这幅字连署名一共39个字：

庶华（凌起凤原名)仁仲正之

           光绪—十八年七月    孙先生在西医书院

           毕业各科学业成绩大部分都是满分

                                  于右任

于老伯见她珍惜地接过字后，又语重心长地说：“我是勉励你好好学习，年轻人嘛”

    这正是一个说话的好机会。凌起风在对于老伯表示了感谢之后，便说：“于老伯，有件事我想告诉你，父亲让我听听老伯的意见。”接着她详细讲了事情的原委。于老伯既是她父亲的至友，又熟知王火的父亲。王火的父亲曾做过他的秘书长。他听罢她的陈述，点头默然，半晌叹道：“多少人家都不团圆啊!”接着又说：“回去安全没问题吗?”他想起父亲的话，回道：“我想没问题!”他听罢没有表态，只是闭目沉思。她明白，以他的身分和地位，他是不好明确表态的。他的沉默，就是没有反对，就是一种表态。果然，在她告别的时候，他伸出手来。这是十分特别的，平时他是从不同她握手的，这温暖的握手就是一种关怀，就是一种赞同的握别。

    很快，凌起凤就登上了去香港的海轮。大海为她铺就了一条幸福、光明的大道。

     五角钱证婚

    凌起凤终于经历重重困难，顺利地走过罗湖桥，回到阳光明媚的新上海。

    王火更是喜不自禁。心爱的人儿终于回到身边，才开始的新生活更会注入新内容。他俩心愿终兑，很快就结婚了。如今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50年代之初的婚礼之简单朴素、新颖而极富时代特色的。他俩到上法院花五角钱证婚，而后举行婚礼。穿着灰布列宁装结婚．对过惯上层小姐生活的凌起凤来说，无疑是一次革命的洗礼。没有婚纱．没有凤冠，也没有酒宴，只有茶水、喜糖和同志们发自心扉的祝愿的笑。这是她出自心坎的选择，她没有怨言．只有欢喜和幸福。她很快同王火一起调到北京，并被分配了工作，成为人民政权的一名女干部。这完全证实了她父亲“回去不会有安全问题”的预料，也使她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政策的温暖。

    永恒的忠贞

    匆匆46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这一对当时被认为是关系十分复杂的夫妻，是怎样度过的呢?王火自已是这么说的：“我同凌起凤的结合是经历了十分曲折坎坷的路途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互相珍视爱情的缘由吧!”“我们40多年间从未吵过架或红过脸。”他对妻子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他说：“为采访、写作，我经常离家，经常熬夜。一个家，两个孩子，里里外外，全都由她承包了，从没有过一句怨言。我对她说，我的一切作品都该署上你的名字。”这正是他那句“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的话的极好注脚，也是他们忠贞爱情的具体表现。

    对爱情忠贞不贰的王火，对革命也同样一片忠心。四十多年来，无论是在艰难的时日，或是顺利的年月，他都是用坚定的行动实践自己既要革命也要爱情的“我都要”的誓言的。

    几十年来，王以忘我的工作来表达对党对革命对人民的忠诚。他在任劳任怨、忘我工作之余，潜心文—学创作，以600余万字的作品奉献给人民。其中有长篇小说10部，中篇小说21部，短篇小说80篇，电影文学剧本4部，散文集3部。他的长篇《战争和人》三部曲，汁161万余字，其中近60万字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经历了挨批受斗，失落原稿，十余年后，又以坚强的毅力重新写出的曲折过程。后两部的百余万字(山在虚无缥缈间》和《枫叶荻花秋瑟瑟》)，又遇到左眼失明，右眼玻璃体浑浊的视力困难，然而他终于以十余年之艰辛，为革命文学宝库贡献出一部煌煌然的精品力作。而他的左眼失明，又是为了跳下石灰深沟去救一个小女孩受伤所致。其时，年近花甲的他正担任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党组书记。他对革命、对人民的爱由此可见。

    从爱情，到革命工作，王火都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忠贞。这忠贞发自内心，出于自觉，是一种根植于教养、信仰的自为行动，完全可以相信，这是永恒的，是一种永恒的忠贞：我以为，称王火为“德艺双馨”，他是当之无愧的。

责任编辑  李基泰

责任校对  德生  责任照排  晓舟

如关于老作家王火与凌起凤的那个爱情故事吧，两年前，我迫切想找到它，翻箱倒柜，费尽心机，没能找到。这次在广州又想能找到它，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几天前从广州归来，打扫房子，清理抽屉，并没想找什么，只是拉力过大，掀翻了一个抽屉，将一迭老日记簿倒了一地。捡拾日记簿时，从中落下几页剪报。拾起一看，高兴得跳起来了，竟是发在《爱情.婚姻.家庭》的那个关于王火兄的爱情故事。

我原来的记忆不准，其实它的标题是：《她从海峡那边来……》，十六开本的五面，只一万多字。

我正在设法找年轻朋友代为扫描，如顺利，会很快帖到博客上去的。

2010年4月5日    记于邵阳

来广州没多少日子的一天，一位在这里打工的朋友来电话，问我有不有兴趣去看看城中村。我一听“城中村”三字，以为这是广州市的一项形象工程，是别具乡土风味的一处别墅群。便很是高兴，一迭连声地应着：“去，去，怎么能不去！”

终于有一天，我们相约好在龙口东会了面。由他带着我，走了一段路，坐了一段地铁，就拐进了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巷。

起初，我俩是并肩且谈且笑地走。我想，穿过这条小巷，定会进入一片田野风味地段，那就快到“城中村”了。

可是走呀走呀，巷子越走越小，越窄，窄到两人无法并肩走，只能一前一后走。谈话也不方便了，说几句，走在前面的他就得回过头来，用表情来补充我没听清楚的意思。若是对面来了人，还得站住，侧过身去，让来人侧着身子走过去，才能继续走。可巷子还在幽暗中伸向前方。抬头向上，高高地露出一道曲曲的蓝天，在偌大的广州城，我见到了真正的“一线天”了。两边的楼房，挨得那么近，若是两边的窗户同时开，窗架定会相撞而无法大开。

朋友见我专注凝视，忙说：“这叫握手楼，双方主人清晨开窗时，一伸手就可相握问早晨好！”

我虽为这楼房的拥挤大感惊奇，但没有久留的意思，催道：“你不是要带我去看‘城中村’吗？还不快走！”

朋友突然站住了，返身笑对我说：“这不就是‘城中村’吗？你都在村里穿了好一阵了！”

这回轮到我的眼睛瞪大了：原来所谓的“城中村”，是指被高楼大厦包围下的现已成为城市组成部分的老村庄。

朋友向我解释说：

这叫石牌村，原属市郊区。过去从这里到你现在住的地方，叫进城，上街。改革开放后，房地产事业大发展，城市扩大到这一带，村民的土地被卖了，不种地，成了居民。以后他们就在原来房子的基础上，扩大加高，房屋一栋一栋越挨越紧，许多便成了现在的握手楼。打工潮的涌现，这些楼房又装修成一小间一小间的，以低廉的价格，出租给打工仔。房租，成了居民们的主要收入。来广州的打工仔和白领，大多在这里住过。

十几年前，我应朋友之邀，来广州协助他完成他的第一部书，我就是住在这里。从这里走出了许多人物，有作家，有经营颇有成效的老板，有手眼通天的包工头，有各类公司的骨干白领，还有进入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这些人的一番辛酸奋斗经历，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之所以约你来看看，无非是想让你明白，同住在这座城里的，除了什么广场、大厦、新苑、花园之类，和各类单元式的房子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住在这类火柴盒式的小窝里。通过十多年的苦干，我现在总算能租住城内的单元房了，但却将家里宽敞的小院空着，不是为着生存的需要，会来吃这个苦吗？间常来这里走走，不也是一种忆苦思甜吗？

我听着，默然在幽暗的小巷里踱着，脑子里回荡着温总理的忠告：中国要真正现实现代化得一百年。

这应是上下人等不可稍忘的呀！

2010年3月27日记于广州

订好机票回到住地的庭园里，心闲气静，悠然漫步，很自然地又走向那一排排桂花树。

去年十二月来到这个庭园的第一个清晨，我在这里与它们相识，它们就是用盛放的小黄花，和浓郁的芳香迎接我的。整整三个月，从隆冬到明媚的春，这些日子，不管是和煦骄阳，还是凛烈风雨，它都一直灿烂开放，一直送着馨香，不曾稍有间歇。现在，我将与告别了，它们仍在开着，且有越开越旺之势。

我久久在树丛边徘徊。看着，嗅着，品着，突然脑子里浮出一个意念：这些桂花，是不是园艺工作者辛勤培植的特殊品种，一种四季开花的品种？只是我这个老土不明白，将本来寻常、普通的事，当成新鲜事儿大惊小怪起来！

2010年3月21 日记于广州

鲁之洛

当合上吉霞的长篇小说《青泥莲花》时，我脑子里突忽出现“性格的叙写”五个字。意思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指这部小说着力写了人物性格；另一方面是说吉霞是一个有个性的作家，她用她的《青泥莲花》鲜明地显示了她在小说作法上的“这一个”。
    “文学是人学”的结论看来是不会被颠覆的。既然这样，小说的主要任务是要写好人。要写好人，让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地鲜活起来，就必须写好人物的性格。吉霞正是这么做的。在《青泥莲花》中，无论是主角青泥莲花，中心人物刘秀云、杨科长、彭彭，以及其他与情节发展有关的人物，如那主任、连花、小姐等等，作者都注意写他们的性格。或是通过特定的细节，或是通过人物很具个性的语言，将人物鲜活地勾勒出来。

只是偶尔出场的那主任，他一上班就要从办公桌里掏出皮鞋油、擦鞋布、刷子，慢条斯理地擦脚上那双本已光亮的鞋，然后提着开水瓶去打开水的细节，就将他好磨蹭拖拉的性格，令人难忘地勾画出来了；那位她的直接上司、又是她的老乡的杨科长，则是通过他接人待物、以及他热心家务、勤于操持，做着任劳任怨的内男，却没用得常遭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黄脸婆老婆的怨骂等琐屑事，写出他虽善良却庸常的本性。这就难怪北来二十多年的他，膝下儿女相绕，且思乡心切，却连率妻携子返乡探亲的盘缠也无法筹措到。不过，杨科长留给读者的印象应该是好的，他的循规蹈矩，忠于职守，在作品中一片“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的讨伐声中，还该算是一个“好东西”吧！

作者写人物性格颇见工夫的，主要表现在对主角青泥莲花，和中心人物刘秀云的刻划上。对这两个人物，不仅鲜明地写出了她们的性格，而且还匠心显示了环境和生活轨迹对她们各自性格的形成，以及她们生活归宿的必然性。小说虽然集中写的是青泥莲花短暂一生的命运，但刘秀云则是促成她走向生命终点的中心人物（自然还有那个没有责任感的彭彭）。莲花自小很少得到母亲的温存，而幼时遭受羞于启齿的事而生出的特殊厌恶感，使她对与那张脸型俨然相似的母亲的面影也有一种强烈厌看情绪。她小小年纪，就对生活心灰意冷，缺乏追求信心，甚至散学之后宁肯独对溪边竹林，也不想及早回家。这种孤寂、自闭情绪的养成，一直影响着她的人生命运。她的漂亮外观，和母亲对她通过求学出人头地的期望，又在她心中播下倔强的种子。这种性格从中学、大学、直到走向工作岗位，都不曾稍变。在大学她本可获得爱，但由于心善，且缺乏追求、争取的意志，只好将爱让给同学连花，又为促成他们的爱，自愿选择分配到边远闭塞的北方小城。工作单位是那样闲散而少生气，周围能接触到的人又那么有限，且都平常得引不起多少兴趣。正处青春年华、喝望得到异性的她，却无法得到真正满意的爱。对爱的选择她还能等待，而对勃发的青春带来的性要求，这发自人性的生理本能，尽管脑子里尚存固有的道德准则，她也常用道德规范过自已的行为，但她面前不该有个实质上追求性自由的刘秀云。这位一表人材、泼辣干练、野性十足的老大姐，在性格上恰恰具有莲花所没有的勇于追求，敢于满足个人欲望的特性。由于她要维护性的自主权，迫使男人只好离婚，之后她的性自由、性自主的观念得到了自如的实践，先是成功地从美女“小姐”手中俘虏了她的如意郎君彭彭，如玉美女莲花的到来，她又转意于同性。在同性的蜜意面前，春意盎然的莲花，松动了自已的道德防范，坠入她的情网。以致虽尚未真尝禁果，但春心已浮动的她，就轻易地为彭彭的魅力所俘。莲花对彭彭期望的是因爱而生的婚姻，而彭彭策划的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寻欢，这就必然带来莲花的悲剧结局。她的结局是朦胧的，不知情者认定是煤气中毒事故；知点底细的刘秀云，则疑为事故和轻生两可间；而当事人的彭彭，在心灵深处印上的，必然是终生难以泯灭的负罪阴影。

通常跌宕起伏、曲折多致，是长篇小说吸引读者的强项，可莲花简单而乏波澜、特别缺少大波澜的短暂人生，既无大的政治事件背景，又没有特殊的时代意义，要结构完整而又动人的大故事是困难的。作家吉霞迎难而上，她敢于尝新，大胆突破靠大故事、大事件、凝重的政治思想等结构长篇小说的传统作法，切实地从生活出发，从人性出发，从真实出发，从写人、写“真人”出发，不依靠中心故事结构小说，采取电影式的一个镜头联缀一个镜头的方法，这样虽或结构上有点长篇散文味儿，但它的着力写人物性格，写人的命运这个根本，就决定它的本质是长篇小说。这样反倒撇开了不善叙事的弱点，充分发挥善写对话、善从细节揭示人物心灵之所强，有了细叙生活精微的方便。这种在写长篇小说上的大胆尝试，很是表现出了一种“女人敢穿”式的勇猛。而对青泥莲花短暂人生的叙写，也不是任何一个男性作家，或是任何一个对生活不真诚，对人物不真诚，对生活不真诚的女作家能写出的。从莲花身上，我理解了原来尚存疑的一句话：“女性更容易同性恋”；也更理解女权理论专家李银河之所以总是从性的角度提出“女权”问题了。我想，只要读后细加咀嚼，就会首肯《青泥莲花》委实是一部思想厚实之作。

以上，就是我读罢《青泥莲花》的印象，是否言之成理，不清楚。如果纯属一派胡言，对作者吉霞，我只能深表歉仄；至于不懂理论，也没有理论的我，只能算是一次教训了！

                                   2010年3月18日 于广州市

 （《青泥莲花》   吉霞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不才愚见，大家（当然也包括张委员）还是别急着吹，别急着做得奖、做旷世奇才的美梦，要坚决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努力三五年，搞出几部真正的好影片来，这才是顶顶重要的。没有好影片，电影院修成皇宫也枉然。今天上午十点十分，我和老伴去一所豪华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全场观众六个人。看看，是好片子当先，还是高档电影院当先？

  2010年3月12日    于广州

鲁之洛

六十八年前我入小学的时候，是有校服的。

那时我们家乡的教育事业很发达，县城里小学很多，有公办的，有同乡会办的，有姓氏祠堂办的，还有知识界人士集资合办的。为区别公办小学，这些都称私立小学。

不分公、私立小学，都有校服，而且服式一致。男、女生春、秋季一律青色（较黑色略浅的一种色），夏季上白下青。

春、秋装男生上衣是浅直领对襟五个扣，领有挂扣的风纪扣（学校对风纪扣要求极严，校门有告示宣称：不扣风纪扣者不准入校），裤是两个扣的直裆裤；女生上衣是浅领斜襟，下身是刚盖膝的短裙。夏季男生上衣是齐头对襟短袖白衬衣，下身是刚过膝盖的短裤；女生上衣是斜襟短袖白衣，下身是盖膝青裙。

这些校服都不是统一定制的，布质也不一样，有好有坏，甚至还有自家织的粗白布染青的。各家可以按照统一规定的格式，按照孩子的身材剪裁缝制，有手缝的，也有缝纫机踩的，但都很体面、很合身，我们穿上就舍不得脱。

各校服装虽然一样，但领上的标志不同，都在领口上绣上各自的校名。做法却简单极了：学校将刻有校名的图章盖在小纸条上，发给学生带回家，由家长将校名用白丝线绣在青衣领上，或用黑丝线绣在白衣领上。校名都是简化了的，如我所在的云山小学，就简称“云小”。两边衣领上各绣一个字，十分鲜明，一看领口，就知道这是哪个学校的学生。这种既俭朴，又合体的服装，是统一性和特殊性、体面和务实的有机结合，学生喜欢穿，家庭也供得起。

这种校服制，我也只经历了三年。上四年级时，随着抗日战争的激烈，难民潮的不断涌来，以及连年的旱、虫灾，搞得民不聊生，大家穿的都是补丁叠补丁的衣服，哪还谈得上校服？之后，校服也就绝迹了。

                                 2010年3月12日    于广州

鲁之洛

、    早晨在大街上走着，空气清新，阳光灿烂。迎面走来的，是一群群朝气蓬勃的中、小学男女学生。他们都穿着各自学校的校服。不是白蓝相镶，就是红白相镶，还有灰黄相镶、红绿相镶的，十分难看。这种服装，将我们本来可爱的孩子，一个个都被丑化了。我想不清，现在不是没有好布料，不是没有好的服装设计师，也不是没有好的服装厂，更不是没有收走足够的钱，为什么就偏偏没有一个学校能拿出一套让孩子们穿得精精神神、漂漂亮亮的校服呢？

鲁之洛

来广州三个月了，天天守在屋里没出门，虽不算“蜗居”，但称得上是“呆居”。孩子说：你俩出去走走不行？于是，我俩才下决心去一趟三亚。三月一日去，四日归，整整在那里游了三天。

一踏上三亚的土地，就明显地感到这儿气温好、空气好、山水好！一路都是满眼的绿，绿草、绿树、绿的田野。更神奇的是，田野里呈现的是春、夏、秋三个季节景象的组合。

我看到了嫩绿的秧田，也看到了正茁壮旺长的禾苗，还看到了一片片谷穗沉甸的金浪。在同一天，农民们正在辛勤分工进行着播种、插秧、耕耘、收割的劳作。

这里的农作，是没有季节概念的。这里的土地，也是最辛勤的，似乎一年三百六十天无闲休日。

这里的树多，树种也多。各种不同的叶，各种不同的茎，各种不同的形状的，大都从没见过，更叫不出名儿。那一株株生机勃勃的挺拔模样，让人相信这儿是树就会开花，开花就会结果，是果就会香甜可口。所以花多，果也多。花好看，果也好吃。来三亚的旅客，大多的宿愿也是来赏花品果。

海南我是来过的。那时年轻很多，还注重吃，现在这个年纪，想吃也没法腾出肚皮了。到是那张眼可见的红的、粉的、紫的、白的各类璀灿的花，是躲也躲不掉的。但这对见怪不怪的我来说，也是转背即忘。唯独两种花——鸡蛋花和火把花，深留脑际难以忘怀。

这两种花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树干挺拔高峻，花冠丰硕重叠，全没弱女子气，倒有花中巾帼之概。

鸡蛋花，花瓣外呈乳白色，洁白纯净，无丁点斑杂。花蕊黄中渗红，透着一股诱人的清亮，宛若鸡蛋之黄，令人禁不住要揽到脸畔亲亲。这时，一阵浓香扑鼻而来。让你十分惊异：鸡蛋花竟如此之香！而它的香却不轻易外传，只是迷漫在自已骨髓中。这藏而不露的精神，正是它的风格。

火把花红艳似火，花形如火焰，挺而向上，树干伟岸，直指碧空，如在深山遥见，恰如一束束引路火炬，照人前行。它也因而构成一则民间传说。说是很早很早以前，从南海窜来一条孽龙，作恶多端，弄得民不聊生。山里有个年轻猎人，他义愤填膺，一定要除掉孽龙，为民除害。他跟年轻美丽的妻子说：“我要去追殺孽龙，如果三个月没回来，就说明我已不在人世，你就不用等了，另择如意人家吧！”三个月过去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年轻猎人没有归来，但他美丽的妻子坚信他是会回来的，一直坚定地等着他。每天夜里，举着火把，站在山坡上，等待他的归来。这样年复一年地等呀等，直等到举着火把的妻子化成了一颗开满红花的树，它就是火把树。

                                   2010年3月6日    于广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