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个冬天我给爱人写信，信常常这样开始：“天气不错，河面上雾气散了，可是我的忧郁却凝固在房间里。”“天气阴霾，大河上猫头鹰在叫，呼唤孩子回家，而我在灯下，与我的忧郁相守。”“melancholy，为什么常用这个字？”我的爱人问，语言游戏不是他的专业。我躲避正面的回答，故作轻松：喜欢这个字，就不停地用。事实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一个英语的字表达我的存在的内核。这个字是唯一的。我无法用depressed, sad等等同义词在描述我听到猫头鹰在大河上呼叫的感觉。 那呼叫，高一声，低一声，在大河上划过水面，抵达我的房间，那种弥漫的melancholy。

萨宾娜的存在，我的存在，以及无数像我们这样的如星星一样在无边的黑暗的宇宙里漫游的人——这些永远都无家可归的人，我们的存在的色调是忧郁。是的，无法逃避的忧郁，弥漫于我们生活中的空气里，无论在哪里，就是在爱人的臂膀里我们也感到忧郁悬挂在头顶。

为什么追求生命中“轻”的一切的萨宾娜会有这种沉重的忧郁？为什么据我的一个朋友说看起来我活得心理非常健康的我，却无法逃脱灰暗的忧郁？两三个星期前我给这对朋友夫妇打电话。我的朋友说，从你的博客看你的生活，你总是看到生活中的美好，你总是遇到好人，你活得心理多么健康啊。我拿着电话，站在我的窗前，看着窗外黑黝黝的树林，外面雨声缠绵：我活得多健康啊，我多么健康！

自从决定她的一生将是不停的背叛之后，萨宾娜追求的是生命或存在的轻，而不是重。萨宾娜拒绝生命中任何有份量的东西，任何重，诸如责任、义务，甚至爱情。弗兰茨决定离婚，为的是要跟萨宾娜永远在一起。在弗兰茨向萨宾娜宣布这个消息的第二天，萨宾娜便不辞而别，从日内瓦搬走，永远地跟弗兰茨断绝了关系。

她跟托马斯有着完美的性爱关系和纯挚的友谊，因为她跟托马斯之间没有承诺，只有相互的理解和欣赏。 她对托马斯说：“我喜欢你，因为你是媚俗的根本的对立面。在媚俗的王国里，你是一个魔鬼。”托马斯和特丽莎车祸去世。她在巴黎收到托马斯的儿子寄来的信。手里举着信，“她跟她出生的国家的最后一点联系也熄灭了。”萨宾娜因此离开欧洲，跨过大洋，来到美国， 让我离过去越远越好。

离过去越远越好。萨宾娜是否最终取得了她追求的存在的轻？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没有责任，无需对任何人承担责任。萨宾娜逐渐喜欢美国。这是一个可以隐姓埋名的地方。这是一个可以没有任何关系孤独地生活不会遭到非议的地方。一个外国人，可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虽然脚下的土地却没有祖父和亲人，没有父母的痕迹。这里不是祖国，却是萨宾娜和我选择的生活的地方。

无可背叛了。背叛曾经让萨宾娜充满了激动和欢欣，因为背叛曾经打开新的道路，打开新的背叛的可能。可是当一个人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国家，没有承诺，甚至自己都成为一个比空气还轻的存在，背叛还有意义吗？萨宾娜感到四周的空虚围绕着她。这种空虚就是她所有的背叛的终极，是吗？直到现在萨宾娜才意识到这点，以前当然她不可能意识到。

我们追求的目的永远不为我们所真正了解。一个渴望结婚的女孩子知道婚姻的意义吗？一个追求名誉的小伙子不知道名誉为何物。我们对我们苦苦追求的东西一无所知，萨宾娜不知道追求背叛到最后是什么。存在中的轻，生命的轻——她的最终的目标，成为她的宿命，而在这个宿命里，不可逃脱的忧郁一直跟随着萨宾娜。

存在中不可承受的轻！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萨宾娜留下遗嘱：自己死后请把尸体烧成灰烬，骨灰撤入空中。她想用自己的死来表明轻，她， 以及她的一生，将比大气还轻。

而我们谁不是呢？谁的死不是比鸿毛还轻呢？怀着对萨宾娜的死的哀伤，我昨天在树林里走了整整四英里。自从我搬到南山崌后，我一直没有到树林里去。昨天天气突然变暖，我在树林里，在雾霭沉沉的黄昏，一个人走路，想到萨宾娜，萨宾娜的死和她的不可逃脱的忧郁。

1/21/2010

观看有两条边界，越过这两条边界，就什么都看不见。这两条边界是强光和黑暗。人走进强光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人走进彻底的黑暗里也什么都看不见。走出看的这两条边界，就什么都看不见。这大概是萨宾娜厌恶极端的原因。因为一切极端，都是跨入这两个边界之外，都是走入什么都看不见之中。

萨宾娜强调观看的时候，她也是强调自己对卷进时代的激流的拒绝。历史上很多艺术家都很积极地卷入时代的激流。革命的激流，民权的激流，民主的激流……激流滚滚，“你是否参加了红军？”苏联卫国战争的宣传画这样大声地质问。“你是否在请愿书上签名？”同样一幅画突然有了不同意义。那个食指长长的人，站在墙上的宣传画里，用专注的眼睛，盯着每一个人问。

萨宾娜拒绝这样的质询，这样的目光。萨宾娜从画室内的落地大镜子里注视自己：身穿三角裤，完美的如维纳斯一样平滑美丽女性身体上头戴一顶时代错位的黑色礼帽。生为女人不是萨宾娜选择的命运，因为不是选择，抗拒做一个女人是愚蠢的。可是什么是女人？戴一顶男式帽子，女人的意义突然发生了变化。萨宾娜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几乎困惑镜子中的人是谁。她的欲望被这新奇的性别交错的女人激起。这样的时空、性别错位或交错就是我们的一生！在中国的时候，我渴望美国的安静，环境的美好，精神世界的不被打扰；回到美国，我向往中国的人声鼎沸、生活的俗气却勃勃生机的那面的欢欣。

无家可归的萨宾娜的国家让一切左翼和右翼的人士同情。萨宾娜谈起自己和朋友，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弗兰茨听到“监狱”、“迫害”、“坦克” “移民”、“宣传品”、“禁书”、“非法展览”这类名词，就油然生出一种羡慕加向往的复杂感情。弗兰茨几乎痛恨自己没有生活在与这些词有关的国家！美国右翼参议员指着草地上奔跑的他的四个孩子，指着运动场，指着蓝天，对萨宾娜说：这就是幸福！这位参议员先生坚定地相信，在共产国家里，是没有鲜花开放的草地和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的，因此也不会有个人的幸福。是啊，在共产主义的噩梦里，怎么能有个人幸福的存在？

萨宾娜观看这位参议员的姿势，这个人的姿势让她想起了站在五一大游行布拉格广场上挥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脸上的微笑与参议员的微笑一模一样。萨宾娜忍不住想：这位参议员怎么知道孩子就意味着幸福？难道他能看出来他们的灵魂？如果一眼没看到，这四个孩子中的三个突然暴打一个，那会是什么样子？参议员的论据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感觉到了。当感觉说话的时候，理性就退却了，在媚俗的王国里，跟着感觉走，感觉就是一切。

媚俗所引起的感觉一定是大众都可以分享的。媚俗不能是特殊的，因为特殊不被大众分享。媚俗依靠的是大众都在记忆里贮藏的基本形象，共同感觉：奔跑的孩子，初恋，我们的正义，推进历史前进的激情。虽然“历史”你推进不推进，一天一天的日子都要过下去，都没有止境地循环下去。 我常常这样想，历史是没有终结的，也不能盖棺定论。莫扎特死无葬身之地，曹雪芹没有棺材，而今天他们是我们文明的高峰和灵感的源泉。

萨宾娜观看生活。没有比政客更懂得媚俗的了！只要有镜头，这些政客立刻抱起左右的孩子，把孩子举起来，亲吻孩子，表现出无微不至的亲民。媚俗是一切政治家，一切政党，一切政治运动的美学理想，无论是什么政党的政治家 。抵抗媚俗的唯一办法，在我们这个多种政治并存的社会，就是坚持个人的独特性。艺术家创造不同于别人的艺术品，写作者写出自己独特的东西来。

萨宾娜一生都宣称媚俗是死敌，但实际上萨宾娜难道就不曾有过媚俗吗？我难道没有媚俗过吗？萨宾娜的的媚俗是关于家庭的幻象，慈爱的母亲和智慧的父亲，生活安宁，恬谈，和谐。这种幻觉是父母死后她脑子里形成的。她的生活越不是那甜美的梦，她就越是对这梦境的魅力表现出敏感。我的媚俗呢？浪漫的梦想，跟意大利男人的爱情游戏，跟我的俄国爱人一起漫游西伯利亚，在树林里採蘑菇。我幻想的男人都是从欧洲来的，欧洲男人难道不是我的媚俗？

生活意味着观看。从我的窗口望去，能看见什么？

1/21/2010

于是前天下午，我回到我过去住的地方，到我熟悉的森林里去散步。天气突然暖和了。我走在森林里，看到无边的森林，一眼望不到边的树木，心中突然明亮起来。真的，我爱树，我爱每一棵树。曾经在过去的文章中写过，死后来生我会是一棵树。我真感到我死后一定会重新回到世界成为一棵树。我不想成为人，我要成为一个纯净、美丽的树。

沿着积雪的小路，闻着森林里树木的味道，我心中开始变得踏实。森林里很安静，偶尔有人从我身边跑步过去。我看到那个像我父亲的老人。他有点吃惊地看到我，见到我，高高地挥着手，冲我微笑。他是跟一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走过彼此的时候，彼此的微笑好像是说真好，再看到你。我在内心里还是管他叫“父亲”。我走过草地，看到有四匹马在吃草。去年还是两匹，今年变成了四匹，难道马的家庭增长得那么快吗？我站在那里，看着无所事事的马，看有的马还穿着去年穿的马褂。我笑了。冬天，这些马的主人给这些马都穿上衣服，去年我觉得好奇，特地给这些穿着马褂的马照过相。

冬天的竹子绿意葱葱。我喜欢竹子。阿纳泊利斯的天气其实大概跟中国的南方相近。竹子长得很旺盛。森林的小路旁有很多竹子。中国文化中竹子是岁寒三友之一，竹子对中国文化人有特殊的意义。在森林里看到茂盛的竹林，我突然非常喜欢竹子的坚强的绿意。在这寒冷的季节，竹子鼓舞我做本来的绿意盎然的自己。郑板桥描述竹子说“枝孤何惧风雨来。”竹子的勇敢，是自己的榜样。郑板桥以竹喻志：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说得多么好！多么好啊！难道人生有过不去的难关吗？

森林里还有常绿的松柏。我极其喜欢松柏的味道。顺手折了一小支，放到鼻子边闻。清香极了，这种清香让我想到生命的味道，人的生命就应该是如此清香吧。李白说：“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李白的第一句诗是对的，可是第二句却不必，因为松柏不必跟桃李相比。松柏的清香比桃李的芬芳要可爱得多，我想。

松树，竹林，就差腊梅了。一剪梅君在信中说重庆的大街小巷里都有卖腊梅的人，腊梅的清香漂在重庆的街上。北京是没有腊梅的，我大学的时候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闻过腊梅的浓厚纯美的香味。我走在森林里的小路上，想像重庆的腊梅，想像一剪梅君家中的粉红色的腊梅，想像我爱的中国的腊梅。

岁寒三友。与这样三个朋友走路，想像这样三个朋友跟我一起，我走得暖和起来，走得明亮起来，好像我知道自己可以再活下去了，无论怎样，我还可以再爱，可以再走路，可以再说说笑笑，回到充满明净的心情的我，回到心中对世界一片爱的我。我一定会走出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今天早上看荒林的博客。荒林在她的博客中记述她上个周末的远足，说，“我一个人远足，前天和昨天，周末的远足漫长而冷，回来时却热气腾腾。没有战胜不了的冰雪，虽然还是冰雪，我却已经远足过，超越了这些日子精神遭遇的所有压迫和封锁。”

我本来想给她打电话的，可是我没有打。今天看到她的话，我微笑了。好朋友，我懂得你说什么。可能你在冰雪里远足的时刻，我正走在我熟悉的森林的小路里。天正黄昏，正是你的早晨。我们在同一个时间走路。你在冰雪里，我在森林的残雪里。我的夕阳西下，天边一片美丽的晚霞。真的，我再次回到森林，我已经回来了，用你的话说，超越了这些日子精神遭遇的所有压迫和封锁。

我爱你们：森林、森林里的小路、竹林、松柏、不相识的一剪梅和美丽的荒林、我的每一个朋友或网友，我爱你们，如同爱生命本身。

1/20/2010

这里，我先推荐丁东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研究中国的告密文化的一个概述，任何要研究中国这60年的文化的人，不能不研究中国的告密文化。丁东的这篇文章给我很多启示。沈睿 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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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作家》纪实卷二月号，发表了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引起了一场席卷汉语知识界的文化风暴。寓真本名李玉臻，曾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使他有机会阅读一般人接触不到的聂绀弩刑事档案。他又是一位酷爱旧体诗词的诗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华诗词界，聂媒弩是公认的翘楚，寓真也是聂的真诚粉丝。离开领导岗位之后，他便以聂绀弩文革年代在山西蒙冤服刑留下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完成了这部长篇纪实。作者感佩聂绀弩是一位历史的先觉者，对疯狂年代的清醒洞察难能可贵，叙述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聂绀弩入狱的原因，有同为右派的诗友的密告，有当局高官的铁腕批示。寓真行文谨慎，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坚持实事求是，不作诛心之论。他没有点破当事人的姓名。细心的读者通过相关历史知识和上下文关系，仍可做大致的猜测。

《南方周末》3月18日上发表了章诒和的长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以犀利的笔锋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她点明批示者是罗瑞卿，告密者有黄苗子。章诒和与聂绀弩在文革中命运惊人地相似，都是因“恶毒攻击罪”身陷囹圄，平反后惺惺相惜，成为忘年交。她在七年前发表的回忆聂绀弩的长篇散文《斯人寂寞》，曾触及告密问题。她回忆在狱中劳改时被管教指派记录难友张家凤的言论，不久张家凤被处死刑，使她万分自责。聂绀弩对她说：“罪不在你，错不在你。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苏下手。” 聂绀弩的豁达使章诒和折服。她没有料到的是，密告聂绀弩的人中，竟有她一向敬重，并为她书斋题字的书法家黄苗子。吃惊之余，她要把心中的积郁一吐为快。

章文见报后，如一石击水，溅起浪花无数。多家报刊发表了观点各异的文章，网上的评论更是铺天盖地。章诒和一不做，二不休，又在《南方周末》发表了讲述另一文化名人冯亦代的《卧底》，还在香港出版的新书中发表了篇幅更长的《此生为何——李文宜：一个交叉党员的工作与生活》。章文进而引出了野夫、郭罗基等人的相关回忆。直到今年8月舒芜去世，舒芜和胡风之间的告密是单向还是双向？谁主动，谁被动？以及恩怨的缘起和行为的后果，再度引起学界的考证、反思和争议。

这场有关告密文化的争议涉及许多层面。从有关黄苗子等人的情况是否属实，章怡和该不该把窗户纸捅破？一直到延伸到如何对待告密现象，走出历史阴影，寻找转型正义？

第一个层面，据我所知，有关事实的争议已经平息，黄家人已经和寓真当面沟通，不再质疑。

第二个层面，则见仁见智，很难达成共识。一类意见认为，黄苗子、冯亦代晚年思想开明，针砭时弊，各有文化建树，在知识界颇受尊敬，对他们作灵魂拷问不宜过于严酷。有人说，历史的疮疤揭不得，高压下的行为也是出于不得已。要追究只能追究那个体制，不要追究文人的责任。另一类意见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正视。告密虽然是体制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众多的告密者，告密体制也无法维持，一个告密成风的社会，同时也是多数人参与的暴政。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也会有什么样的人民。一个坏政府是不希望有好公民的，因为有好公民它就干不了坏事。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必须打破。

第三个层面，告密行为如何还原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章立凡提出了评判告密行为的三条底线：一看动机是被迫坦白还是主动陷害；二看告发的内容及伤害程度；三看事后有无补救和忏悔。有人指出这只是“良心”层面，还应考虑“愚弄”、“受骗”层面，在极权主义时代，很多告密者是在被“洗脑”后主动“大义灭亲”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确，我们经历过这样的年代：夫妻互相检举，父子互相揭发，师生互相批判，朋友互相告密，从平民百姓，到国家主席的家庭，都不能幸免。伟大领袖的魅力占领了国人的信仰空间，中华民族的传统人伦——父子、夫妻、兄弟、师生、朋友之间的信任几乎土崩瓦解。告密行为不完全是生存高压下的软弱和被迫，也有洗脑后的主动。冯亦代到章伯钧家卧底成功，得到党组织的夸奖后，那种重获精神归属的幸福感，非常真实。有一位与黄苗子十分熟悉的画家，向我谈了他的看法。他说，黄苗子民国时代是思想左倾的文化人，自愿帮助中共做过秘密情报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并没有改变革命的信仰。60年代初的密告，是不是情报工作的继续？他晚年得到知识界好评，其间经历过信仰的转变，契机是文革入狱？是毛时代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还是柏林墙倒塌后的猛省？其心路历程虽不可考，但他对聂之所为，以卖友求荣一言蔽之恐失于简单。当然，告密在当时也是见不得阳光的事。我们不能忘记，同处在那张精神罗网无处不在的时代，还是有人拒绝随波逐流，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肯加害别人。否则历史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有人还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中国有记载的最早告密者是周朝的卫巫，当时国人不满周厉王的暴虐统治，多有谤言，厉王指使卫巫秘密监视国人，有谤者就向厉王打小报告，厉王把谤者杀死。从此，“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大臣召公劝谏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采用这种壅堵的办法，早晚有一天，堤毁川流，不可收拾。厉王不听。不久，国人起义，把厉王流放到彘。告密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始于两千多年前的法家，称之为“告奸”，也称“告讦”。商鞅制定秦律，在军队中的规定有“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在民间，则要求“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明”，“民人不能相为隐”。并在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的户籍制基础上建立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但到了汉朝，这种制度就被否定了。班固在《汉书》中赞扬文景之治时说：“惩恶亡秦之政，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应当说，文景之治还是比秦朝的暴政高明。

一些论者还把告密文化放到20世纪的国际视野中考察，探讨如何追求转型正义的问题。德国影片《窃听风暴》曾引起诸多国人的共鸣。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大约每6.5个东德居民，就有1人充当告密者，其结果是：东德有66%的人口受到斯塔西的监控。德国统一后，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告密档案。如何处理，国会颇费踌躇。一些议员认为，档案的内容太具爆炸性，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主张封藏若干年或经处理后部分公开。在大量受害者的坚持和来自前东德的议员们推动下，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解密了这批秘密档案，每个被迫害者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 波兰等东欧国家也纷纷加以仿效，设立国家历史纪念馆，允许个人查阅本人档案，但对涉及他人的部分作技术性处理。档案解密后引起了一些新的家庭悲剧。俞飞认为，“真相是通往和解之路的第一步，但无法自动带来和解，甚至形形色色的所谓真相引发新的仇恨，识者不可不察。极权主义的历史，更像一部残酷无情的绞肉机，人们为求自保，互相伤害，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界限可能暧昧不清，告密者本人又何尝不是体制的受害者？有多少人能够面对历史，问心无愧，全身而退？南非大主教图图苦口婆心劝告世人：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处理此类告密者问题，宜就事论事，在法言法，将心比心，以史为鉴，或许才是真正的解套之道。”

章诒和在答复别人质疑的文章《我没错》中说，“往事并不如烟，往事也不全是故事。延伸到现实的历史，就不再只是历史，它已化为现实。只要学生还在奉命举报教师的课堂言论，只要电话和邮件还在被监听和监控，密告和监视便不是往事，它仍然是我们当下活生生的存在。”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和职业举报人形成利益链，用钓鱼方式大面积陷害无辜车主的事件曝光，激起社会公愤。这实际上是告密文化在金权时代的变种。公民评官议政的言论自由尚未得到宪法的充分保障，文字狱在现实的舞台上并未谢幕。国人在公开场合说话须戴面具，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仍然是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凡此种种，无不表明，这场围绕告密文化的大争论既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又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窃听风暴”在2009年的中国引爆，是国人迈向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一次精神洗礼。

萨宾娜有一顶黑色的圆顶礼帽。这个礼帽是她祖父的遗物。祖父去世后这顶帽子由父亲继承。父亲去世后，这顶帽子成为萨宾娜继承的父亲的唯一的遗物。这本小说的英文版的封面，就是这顶帽子，占据整个画面，好像看不见的手举起来一样，成为这本书的精神象征。

萨宾娜无论在哪里都带着的她最珍视的这顶礼帽。在布拉格的时候，这顶帽子挂在萨宾娜的画室里。萨宾娜流亡的时候，因为行装简便，她扔掉很多东西，却带着这顶帽子来到日内瓦。当她在国外的时候，这顶帽子成为她怀念故国的一个充满的伤感的物品。她在日内瓦去见托马斯的时候，戴着这顶帽子。托马斯看到戴着帽子的萨宾娜。此刻他们不是在布拉格萨宾娜的画室里，而是在日内瓦的一个旅馆里。仅仅几年，生活发生了多大变化啊。托马斯把萨宾娜搂在怀里，一言不发，他们开始做爱，“他们做爱好像从来没有如此做过一样。”他们之间要说的话，这顶古旧的帽子已经全部说出。

这顶帽子代表了萨宾娜所背叛的父亲以及祖父的精神。祖父在革命前的很多年曾经是波西米亚的一个小城的市长。这顶帽子是市长的形象的一部分。一次托马斯把这顶帽子戴在头上，站在镜子前，想看看十九世纪的市长什么样。与此同时，萨宾娜正在脱衣服。托马斯顺便就把这顶帽子戴在了萨宾娜的头上。突然，面对镜子，他们都震惊了。萨宾娜身上只穿着内裤，她的完美的女性身体上顶着一顶几乎荒谬的十九世纪的男式礼帽。她的身体的女性美丽与这顶男性帽子形成强烈的对比。这顶男性帽子似乎是对萨宾娜的女性身体和尊严的否定。在一瞬间的震惊和荒谬感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种对比的强烈意义。托马斯被这个景象感动了，好像看到启示一样。萨宾娜的画家的眼睛穿透这种景象， 从荒谬中看到真正的诗。她突然像不可等待一样，把托马斯推倒，在镜子前的地毯上与托马斯做起爱来。

一天，日内瓦大学的十八世纪德语和法语文学教授弗兰茨在下课后兴致勃勃地到自己情人萨宾娜的画室来。他爱萨宾娜，但是又对自己的情人捉摸不透。他兴奋地对萨宾娜说，“十天后我们去意大利的巴勒莫怎么样？”萨宾娜正站在一副要完成的画前，说，我宁愿在日内瓦呆着。“没有看过巴勒莫，怎能叫生活？”弗兰茨惊讶地问。萨宾娜说，“我看过巴勒莫。你没注意到吗。我有一张巴勒莫的明信片，就在马桶上面？”弗兰茨不能理解这样的回答。他有点不知所措。萨宾娜倒了酒给彼此，好像弗兰茨不在场一样，她脱掉了自己的衬衫，带着难以捉摸的冷漠，就象一个当着全班即兴表演的学生，让全班和自自己相信只有她独自一个人在屋子里，没有人看着她，她身上剩下的只有胸罩和裙子。她拉住弗兰茨的手，走到镜子前，取下这顶帽子，戴在头上。弗兰茨更加不知所措。镜子里的形象：一位身着内衣的女人，一位美貌、茫然而冷漠的女人戴着一顶极不适当的圆顶礼帽，握着一位穿着灰色西装和结着领带的男子的手。弗兰茨不好意思地笑着，显示出他对这个场景的茫然和不理解。他走了，留下萨宾娜一个人站在镜子前，端详自己的映像。

这顶帽子成为萨宾娜和她的爱人之间的不用言说的理解的标志。理解这顶帽子的意义成为理解萨宾娜以及她的内心的钥匙。托马斯看到萨宾娜和帽子的关系，从萨宾娜的姿势里看出萨宾娜的欲望，而弗兰茨却失去了与萨宾娜真正交流的机会。人生就是这样吧。让我们失之交臂的都是很小的事情，一个姿势，一个眼神，一句话，我们突然感到的陌生和陌路，这些似乎都无法用语言描述和叙说。

这顶帽子是萨宾娜生命乐曲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循环往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一次又一次地响起，每次都有新的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流过这顶帽子，好像水流过河床。我也许可以把它称之为“赫拉克利斯河床”——你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雅典人赫拉克利斯这样说。这顶圆顶黑礼帽是一个河床，萨宾娜每次看到它，都看到一条河流流过这顶帽子。每次，同样的东西都产生不同的意义。每个新的意义都回应过去的意义，好像是回声，好像是一排排的回声，与新的意义交相回应。

这顶十九世纪的黑色的祖父和父亲的圆顶礼帽，是萨宾娜的独立独创的精神的象征。

1/18/2010

萨宾娜的嗓音高亢，圆润，声调比一般人要高好几度。她的嗓音时时刻刻在提醒人们她的职业：她是歌剧演员。当然她不是职业歌剧演员，在俄国的时候她野心勃勃地想成为职业的歌剧演员，可是移民到美国，纽约的歌剧演员之多使她没有机会参加很多的演出。一般来说，只要歌剧招演员，她总是去参加选拔。上个歌剧季节她参与歌剧《曼特森斯特区的麦克白太太》的演出。那时尤里正过来看我，我们一起去纽约看她的歌剧。我被她的表演惊呆了，没想到萨宾娜的嗓音如此美妙。歌剧结束后我们很多人去一个酒吧喝酒，我把自己送给她的鲜花给萨宾娜。萨宾娜弯腰亲吻我的面颊。我掂起脚来，拥抱萨宾娜温暖的身体。我们肌肤相接的那一刹，我突然感到萨宾娜身体的芬芳。

萨宾娜自从来到美国，就住在东部，在华盛顿住了一阵之后，又搬回纽约。纽约有巨大的俄国新移民区，在新移民区里，新盖的房子尽是俄国风格的。我偶尔去纽约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去看萨宾娜。走在这个街区，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俄国，不必去彼得堡或莫斯科了。

我第一次见到到萨宾娜的时候，我有点不知所措。我对萨宾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熟悉得好像我们是老朋友。昆德拉笔下的画家，自由而强调活得要轻的萨宾娜后来就从苏黎世来到巴黎，又从巴黎来到纽约，从纽约又去了加利福尼亚。我常常梦想也许有一天我会遇到一个中年的捷克女画家萨宾娜。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个萨宾娜竟成了我的朋友。

共产主义在东欧垮掉后，有谁还会关心一个小国的曾经流亡的画家萨宾娜？萨宾娜决定死后要被烧成灰，洒在大海里，与托马斯和特丽莎的车祸的死，沉重的死相对照。在加州的海边我常常想到萨宾娜的死。想到死后的萨宾娜。而真实的萨宾娜站在我的面前，她比我要高一个头，跟个子六尺二的尤里站在一起，萨宾娜好像快跟他一般高了。

我问尤里说他是应当跟萨宾娜结婚的，因为他们俩看起来像天生的一对。尤里摇头：结婚不是我的命运。我根本就强烈反对婚姻这种体制。我们做朋友。比做什么都好。萨宾娜现在的丈夫在联合国工作，会说八种语言，毕业于哈佛大学，做外交官的同时还写诗，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相当了不起。

这个周末是个长周末， 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全国放假。尤里飞到纽约，跟萨宾娜一起开车要来阿纳波利斯看我。我激动地在家等。我今天下了课就跑回家，路上在超级市场买了肉馅，买了面粉，准备给他们做饺子吃。他们两个都喜欢饺子，因为我的中国饺子跟俄国饺子很相像！

1/15/2010

纪思道是《纽约时报》专栏记者， 是世界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妻子是美国华裔。这次夫妻再次搭档写作的新书《半边天》，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女性问题，特别是女性贫穷问题。他们提出，让女性有力量，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道德必须，也是世界发展的战略必然。这本书通过讲述很多英勇的女性个人的故事，提出改变女性的教育状态，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把女性的被压迫（oppression）变成女性的机会(opportunity)是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贫穷问题的根本出路。提高女性的地位，就能提高整个世界。

世界上最著名的慈善家比尔·盖茨的父亲，84岁的老比尔·盖茨专门写文章推荐这本书。他的书评是我读的关于这本书的诸多书评中最个人而感人的一篇书评。我忍不住不谈自己的感想，而转述盖茨父亲话。有其父必有其子。盖茨老父亲的话让我更深地理解了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梅兰达以及他们为世界做的公共事业。比尔·盖茨老父亲是美国男人的真正代表。

盖茨父亲说，“作为一个快84岁的老头，我花很多时间想女性和她们的社会作用的问题。我的第一个妻子玛丽·马克斯薇儿·盖茨是大自然的一股力量。对我来说，玛丽成为社区的领导人，被邀请进大公司的董事会，是十分自然的。玛丽是我的平等的伴侣。她给我们所有的孩子做出了榜样：那就是女性没有不能做到的事情。从多方面，我的孩子们都把女性能做一切事情看成是理所当然。”

盖茨老父亲继续说：“我觉得我的孩子们也看到了一个男人有一个女强人做伴侣的好处：人人都得益。这并不是说女人没有男人就不能做让人震惊的事情。她们做，每天都在做。我认识的最成功和令人倍受鼓舞的很多女性都没有结婚或没有伴侣。但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最让人震惊的是环球的很多男人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们有一个女强人做伴侣，他们自己会是怎样的更强壮。太多太常见的是，在地球的很多角落里，女性没有机会实现她们的潜能。这是错的，这是落后的，当然，具有反讽的是压低女性，男人也失败。

盖茨老父亲最后说，“我的儿子和他的妻子是真正的伴侣，我现在的妻子咪咪也是我的在一切重要事情的伴侣。”“世界上很多人问我，怎么养育一个成功的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儿子。我的第一个回答就是：确保让他能跟一个女强人学习。”

这位84岁的老人热烈地推荐这本书。我打开这本书，这两位作者这样论述到：“十九世纪的中心道德挑战是与奴隶制的斗争，二十世纪的战斗是跟极权主义的斗争，我们相信这个世纪最重要的道德挑战将是发展中国家的性别平等的斗争。”性别平等，男性与女性建立平等的伴侣关系，通过教育让女性更有力量，比尔·盖茨老父亲说，“是时候了，环球的人们应该一起工作，确保各地的女性能够实现她们的潜能，不为她们自己，也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从她们对全球社会的贡献中得到益处。”

一个84岁的老人能看到的事情，在中国似乎很多人还没有看到。当中国的一些男人谈论莫名其妙的“剩女“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就是盖茨老父亲所鄙视的“错的和落后的。”中国也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去年刚刚过世的舒芜说过与老比尔·盖茨同样的话。他说：“看一个人对待女性的态度，就知道这个人和这个人的真正见识。”这些老人的智慧也许能给那些糊里糊涂自我感觉良好实际却见识短浅的人一点启发，我希望。

本文发表于《时代》周报2010年1月15日

萨宾娜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时时刻刻被社会环境提醒要忠诚。不止如此，萨宾娜的父亲是一个小镇上的虔诚的清教徒。对清教徒来说，生活的基本愿望是要压抑的，比如爱情是不存在的，虽然人口暴涨，但爱情却是禁区。八个样板戏里人人都不谈恋爱，只谈革命和忠诚。在这个爱情被严格地删掉的时代，十四岁萨宾娜她爱上了一个同龄的男孩子。父亲发现后，不允许她出门，后来干脆把萨宾娜关在家里一年，不让她出屋。萨宾娜悲痛欲绝。这个经验的全部教训就是萨宾娜决定一生一定做一个让父亲彻底失望的人。一定彻底背叛父亲。我现在认为，凡是被父亲关在家里不让出屋的女孩子将来都绝对是父亲的叛逆者或者是背叛者。中国的张爱玲就是一例。

父亲删掉了生活中的欲望，并不是说删掉了对美的秘密向往。父亲表达这种向往的方式是在家画森林里的落日或玫瑰等等。这真要谢谢父亲，萨宾娜从小学画就是从这开始的。可惜父亲的画千篇一律，都是让人不可忍受的小树林、落日、玫瑰。我那时常常去中国美术馆看画，整个中学和高中时代我都疯狂地热爱画画。我那时渴望当一个画家。但是山水花鸟，让我看着看着都厌烦起了。这大概决定了我到今天不能忍受中国的花鸟画， 古代的我也不喜欢，没有一个喜欢过。父亲接受当局给予的一切教条，比如，现代艺术是堕落的。一次父亲给她看毕加索的画，并嘲笑这些现代画。萨宾娜却凡是父亲反对的，我都要拥护。她让自己立刻爱上了毕加索。等她上大学的时候，她几乎是满怀激情，离开这个小镇，到布拉格去，彻底地背叛父亲。

可惜，在提倡百花齐放的艺术学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的艺术创作原则，如治百病的药方一样强加给每个从事艺术的人。据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比如生活中要吃饭睡觉，但是在这种艺术原则产生的作品里，吃饭变成了鸠山先生和李玉和的斗智，而睡觉就彻底免了，更不用说男人和女人的睡觉了，那简直是违法。艺术品或绘画的主要主题是伟大领袖或他的朋友。我记得在中国美术馆看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原作的情景：人们挤在一团，好像买东西，要打破脑袋。我站在远处，看着拿着雨伞的高大而帅的毛泽东跟下面拥挤地看这副画的人，本身就是另一幅画，心中突然闷得慌，为那些挤的人闷。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肖像被成批地制作出来。这就是萨宾娜的学习。这些领导人以及社会主义的艺术原则就是另一个父亲，同样严格和死硬，同样禁止她学习她热爱的毕加索。整个社会都极度忠诚，老百姓只爱毛主席。我的前夫的小弟弟出生后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毛爷爷。多年后（现在的多年前）我在婆母家他们大家一致告诉我这个轶事。我的英气逼人的小叔子如今是湖北一个镇的镇长。他一岁的时候不会说爸爸妈妈，却把忠心表给毛主席。萨宾娜必须时时刻刻表达忠诚，她画的画都是建设中的大工厂，大烟筒直立的发电厂，麦子丰收吃不完的粮食。现实是我们在挨饿。我对我的学生说我小时候大部分人吃不饱。他们都吃惊地看着我：吃不饱？天天吃不饱吗？我点头，是，天天吃不饱。我给学生放的电影里出现的是中国红色艺术中的麦浪滚滚。

萨宾娜不被允许爱毕加索。她可以爱一个与众不同的演员。她跟一个二流演员结了婚。因为这个男人跟谁都不一样，他从早到晚都喝酒，分不清现实和舞台。他在现实如在舞台上，在舞台上如在现实里。换句话说，他在现实里背叛舞台，在舞台上背叛现实。萨宾娜渴望一切的背叛。她跟这个不停地背叛的人结了婚，成为一体。我跟背叛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也结了婚。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听到他背叛的事情，我一方面伤心欲绝，另一方面却跟他结了婚。

背叛意味着打破规则，打破原有的上下规则和秩序；背叛意味着进入未知，萨宾娜不知道有什么比进入未知更宏伟和迷人的了。萨宾娜对背叛比忠诚着迷。结了婚后不久，她对丈夫说我得离开了，出于对背叛的渴望：背叛自己的背叛。

背叛的嘹亮的号角，对萨宾娜来说是命运的命令：非如此不可。萨宾娜背叛她所学的绘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她在她画的巨幅的工厂建设的画面上泼上一道红染料，让红染料自己流下去。整个画面突然改变了。一幅画好像被切割了，被鲜血切割了，一副现代派的画产生了。

萨宾娜背叛祖国，她一直西移，离自己的祖国越来越远。

昨天我去萨宾娜那里，我们一起喝酒。我问，如果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值得我们背叛了，我们还能背叛吗？比如，你的父亲早已去世，（萨宾娜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安葬了母亲，一个星期之内，躺在自己的床上也走了， 留下纸条说，没有妻子，自己一个人活不下去，他们要忠诚到天堂。）捷克也早就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你还有谁可以背叛？萨宾娜呷了一口酒，慢慢地、沉思般地、自言自语地：“背叛自己。一个艺术家必须背叛自己，在下个作品里背叛自己上一个作品，背叛她身后的既存的所有的作品，背叛人类文明以来的所有作品。那你才是自己。”

萨宾娜说话的同时，她清澈的目光注视着我，好像要把这种力量注射给我。那刻，毕加索，卡夫卡和普鲁斯特这些人都站在她身边，他们跟萨宾娜美丽的面容一起，微笑而戏谐地看着我， 好像是说：你懂吗？

远处，我听见嘹亮的号角从海面上吹来，那是催促我的背叛的号角。

我觉得从来没有过这么寒冷的一月，甚至我在美国最北部的缅因州宝盾学院的那两年也没有今年这么寒冷。草地上残雪片片，标志着寒冷。窗子外面黑黝黝的树林里残雪闪光，树林显得更为幽暗。我看见松鼠偶尔地跳出来，大概是找食物。周一早上开车去学校，看见一只松鼠过马路，一只极小的松鼠，突然跳出来，我吓了一跳，紧急刹车，谢天谢地，她也吓了一跳，居然往回一蹦，又站住看着我，似乎说：你是谁？我停了下来，回过脸看着这只也许三四个月的小松鼠，叹气：你不要命了？甜蜜的？她看着我，几眼之后，觉得我和我的汽车毫不新鲜，又再次鼓起勇气过马路。马路的那片是大片的树林。我突然想这只松鼠跟我很相似，总是想到永恒的对面去，可是对面有什么呢？

我就这样开车去学校。开学了。

周一并不开课，只是帮助学生解释选专业的事情。下午三点半才散。我在办公室里继续修改教学计划。十六个星期的课。前三个星期要讲中国文明的黎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司马迁陶渊明李清照。我选了他们各自的文章，给学生印好了。然后进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选了陈蝶仙的小说《黄金祟》，刘鹗的《老残游记》。然后进入五四时代。周策纵的五四研究，鲁迅、胡适，丁玲、郁达夫，冯沅君以及诗人郭沫若的作品。 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进步电影《新女性》、《乌鸦与麻雀》。然后进入革命文学，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青春之歌》， 革命样板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进入改革开放：莫言，王朔，残雪，陈染，卫慧， 张艺谋。改来改去。在学校呆到晚上六点多才回家。回到家，也不想做饭，也不想吃饭。我的肚子很奇怪。常常越不吃饭越不想吃饭。自从回到这里我就不想吃饭，一个人吃饭不香，越不吃越不想吃。

周二要开课，早早躺在床上，看书，看累了，书掉了，自己也进入梦乡。恍惚中，学校似乎已经开学我却没准备好教学计划，到了教室，人多得不得了，自己却不知道如何开始上课。学生进进出出，我突然意识到我走错了教室。我的学生已经在教室等我很久了，可是我却不知道是哪个教室。我很想找一个电脑，上学校网址上去查，可是附近没有电脑，我急得团团转，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楼有电脑。我心里火烧火燎，急得在校园里跑。校园我却非常陌生，楼都在山顶，要爬山。终于进来一个楼道，楼道里尽是阳光，照得眼睛都疼，看不清楚我到底在哪里。我仿佛觉得半节课已经过去了，还意识到我也忘了教一个班，应该有三个班，我居然忘了，只教了两个班。心里很害怕，六神无主，呆住了……

我醒来了，好像一下子就醒了，好像谁给我醍醐灌顶一样。心咚咚跳个不停。窗外的暖气吵得我觉得好像是在锅炉房里。我意识到我刚才的折磨不过是梦。

躺在那里听暖气机轰轰地响，我不想起来，我想睡回去。可是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自从教书以来，每个学期前我都做这样的让我不知所措的梦。我大概有开学焦虑症。不知这是不是一个医学名词。如果心理医学没有这个词，我应该写一篇文章，成为第一个命名这种焦虑的人。我是这种病的典型病人。

打开灯，才三点多一点。躺着也是躺着，我拿起书，看我刚买的一本新书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半坐在床上看书，看得越来越冷。四点半，我起来，洗澡，喝咖啡，上网，写电子信。六点半我出门，天还黑着呢，曙光还没有升起来。我想到海明威的小说《太阳再次升起》——可是那升起的太阳却不是昨天的太阳，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昨天的我们。

天气冷极了，停车场点点星星的冰。我小心地走过去，担心滑倒了。打开车门，寒气在里面。我坐下，发动车，倒车，再向前，向学校开去。

就这样开学了。一个新的学期，开始了。

1/12/2010

每年中国和世界都出版很多书。我从来都不是看”最畅销榜“上的书的人，从来不是。回到中国，很多时候大家提起美国的畅销书我都不知道。我也从来不看美国电视主持人奥波拉的推荐的书，虽然我承认她常常推荐好书。我选我自己喜欢看的书看。中国的书，我却是听朋友们的。大家说好的书，我一定看，因为大家都说好，一定反映了什么，至少是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倾向和内心渴望。

这就是为什么我推荐丁东的文章的原因。当然了，里面还提到我的书呢！

Ok. 这里警告我说丁东的书有敏感词，发不出来。我叹气。只好把他的博客的链接放在这里。请到隔壁去看。他还有很多别的好文章。我摘录了关于文学的部分。

https://blog.sina.com.cn/s/blog_5faa5a2a0100gs18.html

https://blog.sina.com.cn/dingdongabc

https://dingdong.vip.bokee.com/

                        2009：我的阅读

                           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