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计划是，用两年的时间，让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上完小学二年级的农村学生，能认读超过2500个常用汉字，能阅读青少年通俗读物，比如简写版的《三国演义》，能手写出150字以上结构完整、通顺流畅的文章——总之，其识字量、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要达到甚至超越城区最好学校同年级学生的水平，同时还要确保不增加任何课业负担。

10月末的一天，何克抗第4次来到海原。一年前，他给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带来了这项被称为“跨越式”的教育课题。

车在山道上颠簸，远处的山峦寸草不生，目之所及都是刺眼的黄色。“这样的地貌，走遍中国也不多见吧？”73岁的老教授摇下车窗，向窗外望去。

实际上，当地薄弱的教育硬件设施和师资生源，并不比这里的自然环境强多少。

何克抗教授随堂听课

何克抗教授与试验校学生们在一起

帮帮这些可怜的娃娃

在海原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眼中，远道而来的何教授是位“大人物”——他是中国第一个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

这样一位在教育技术领域内公认的顶级专家，如今却是“大学请不动，小学不请自来”。据他的一位弟子估算，“老先生每年超过1/4的工作时间都泡在小学课堂里”。

何克抗最初启动这项“跨越式”课题的时候，他并没有明确地想要把课题引向农村。

10年前首批试点这一课题的，几乎都是国内一流的小学。前不久，一些美国教育人士去广州的一所试验校参观，那里每个小学生都配备了笔记本电脑，上课全是网络化教学，“这样的教学环境美国也比不了”。

然而，锦上添花并不是何克抗的最终目标。从2003年开始，他尝试把课题放到农村学校。2004年，课题开始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北丰宁全面推广。

2008年年底，时任海原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的马兴旺在银川听到何克抗介绍跨越式课题。对于其中的理念，他一时间没有全弄明白，但是课题提出的目标让人着迷。

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新课程标准（简称新课标）的要求，小学二年级学生要认读1600~1800个常用汉字，跨越式课题的目标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按照新课标，二年级学完后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应为5万字，小学毕业时则应达到100万字；而根据跨越式的设想，二年级学生仅课内阅读就能达到80万~90万字。在写作上，新课标要求，一、二年级只说不写，三年级开始写话写句子，四年级才开始写段落；而接受跨越式培养的学生，上二年级时平均就能手写出超过150字的段落，在网络环境下，学生们甚至可以用电脑打写出300字以上的文章。

中午吃饭的时候，马兴旺找到何克抗，问他：“能不能把这个课题放到海原？”

在此之前，这位分管教学的副局长花了40天时间，调研了海原山区里的上百所村完小和教学点。他把自己的结论告诉何教授：“可怜的地方，住着可怜的老百姓，生下可怜的娃娃，接受着可怜的教育。”

“跨越式课题不挑剔师资和生源。”何克抗回答说，“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能享受优质的教育。”

今年10月底，在宁夏永宁县的一次课题研讨会上，何克抗再次向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们表达了这项课题的信念。

“教育的力量就在于，能把普通的老师变成名师，能把原本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很快地……变成优秀的学生。我觉得……我觉得……”何克抗说这番话时，数度哽咽，最终也没能说完。

散会之后，人们还在议论，一句挺寻常的话，为什么会让饱经世事的老教授不能自已。

一位相熟的老师沉吟半晌说：“因为这是他的理想。”

教母语怎么能像教外语？

何克抗并不是“搞教育”出身。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来致力于研究汉字编码。业内评价，他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甚至要早于王永民（王码五笔输入法的发明人）。

当他在美国加州留学的时候，新成立不久的苹果公司邀请他去开发汉字输入。不过，他拒绝了这项邀请，回到国内，转而用汉字编码的技术教小学生识字。在长达30年的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跨越式”教育理念。

在教育界，很多人对“跨越式”这个提法颇有微词。在教育工作者看来，这是官员才会喊的口号，而教学是一项长期积累、循序渐进的工作，来不得虚假和浮夸。因此跨越式课题那些超越了新课标的目标，被看作是拔苗助长。

“其实，我们大大低估了孩子们学习母语的能力。”何克抗回应说。

在他看来，传统的母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受到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的影响。按照皮氏理论，5~6岁的学龄前儿童，其母语基础非常薄弱，缺乏足够的词汇来支持逻辑思维。在10岁以前，儿童也只能具有基于具体事物的初步逻辑思维，很难写出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文章。

“传统语文教育的质量与效率之所以低下，正是因为受到这一理论的负面影响。”何克抗说。这种影响既广泛又深入，几乎渗透到语文教学的各个领域。

比如，二年级学《乌鸦喝水》，几代人都被要求从字词和语法入手。哪个老师要是提出从阅读和写作入手，会被认为是违背了儿童认知发展规律。

“可是母语有必要像外语那样从单词和语法教起吗？”何克抗始终对这个问题存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一些心理学家的调查已经表明，5~6岁的学龄前儿童掌握的口头词汇超过3500个，4~5岁的学龄前儿童已经能够理解和运用汉语的各种句型，包括较复杂的疑问句，甚至连讽刺挖苦都能听出来。这与皮氏“学龄前儿童的母语基础非常薄弱”的理论明显存在矛盾。

在实践中，何克抗发现，孩子们虽然不会读不会写，却具备着强大的“音义”基础。曾有教育工作者拿较复杂的《唐诗三百首》做过试验，只要用汉语拼音注上音，一年级的孩子大多数都能读且能基本理解诗的意思。除了个别词，比如《咏柳》里面的“万条垂下绿丝绦”，这个“绦”字，才需要帮着解读。

在继承和批判皮亚杰理论的基础上，何克抗先后完成了两本著作《语觉论》和《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在他看来，儿童快速学习母语的根本途径在于必须以语言运用为中心，而非以语法字词为中心。对于一年级小学生来说，其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均已具备写出结构完整、通顺流畅文章的客观条件，因此母语教学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把识字、阅读和写作三个教学环节结合在一起。

以二年级课文《棉鞋里的阳光》为例，课标中规定，学生要掌握“妈、午、好、放、合、收”6个四会字，要求会读、会写、会理解、会运用。传统的教法怎么教呢？上过语文课的人大多经历过，就是在课堂上反复地拼读，回家再写个10遍20遍。

按照跨越式的理念，根本不需要繁重的课外作业，只要在课堂上的拓展阅读中反复出现这些字，就能通过阅读强化识字。同时，在第一课时的写作环节，还可以要求学生用这6个字设计字谜或是造句，以此完成综合性的认知训练。

比如试验班的一个学生就这样造句：“中午，妈妈和奶奶去买菜，我放学收拾好书包回到家里等她们，等着等着，我慢慢地合上眼睡着了。”

对于这样的结果，课题组老师会夸赞说：“很好，回家玩儿去吧。”

传统语文教学把80%的工夫用到了不必教的地方

尽管跨越式课题的理论基础和教学理念并不复杂，但是老师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年级的升高，教学模式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因此每个月，以何克抗为首的课题组成员都会从北京分赴各个试验区，通过听评课给予试验教师更多的指导。

10月末，何克抗带着他的课题组再次来到海原。在距县城10公里外的西安乡中心小学，参与课题的许海英老师正在上二年级语文课，当天要讲的是《小柳树和小枣树》第二课时。

何克抗教授在河北丰宁试验学校

海原的孩子们

这是一则童话，大意是：春天，小柳树长出了叶子，很得意，由此就看不起光秃秃的小枣树。到了秋天，小枣树结了许多又大又红的枣子。小柳树看看自己，什么也没结，这才意识到错了。

与城市里那些精心准备的公开课相比，许海英老师的课看上去并不热闹——没有调动孩子兴趣的多媒体课件，没有新课程改革提倡的互动式参与，也没有衍生出来的拓展内容。唯一不同的是，她使用了一种被称为“211”的教学模式。

一节课40分钟被分成三部分。前20分钟是老师对课文的讲解，随后让学生们翻开一本由课题组编写的《拓展阅读材料》，课本里的每篇课文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的6~8篇拓展阅读文章。就本篇课文来说，有儿歌《树》、散文《小柳树》、成语故事《囫囵吞枣》，还有一些主题与课文相似的童话，如《8支荧光笔》《文具盒里的小故事》《太阳和北风》等。许海英挑出其中5篇，要求同学们快速阅读，不认识的字，自己查字典。

大约10分钟之后，许老师宣布阅读结束，然后在黑板上出了两道作文题。一是描写一位好朋友，要注意发现对方的长处，二是续写这个寓言故事，两题任选其一。这个10分钟的写作环节就是让学生尽量写，最终是否写完并不重要。

“一个好的思路，其实往往很简洁。”一位一直在关注这项课题的老师评价说，“在小语界，老师们公认阅读和写作很重要，但是很少有人敢于砍掉一半的教学时间，让低年级的学生自主地去读和写。”

对于许海英老师的这节课，何克抗认为还有提升的空间。他一直在掐着时间。由教师主导的教学环节用了27分钟，这导致以学生为主体的扩展阅读和写作分别仅剩下6分钟和7分钟。何克抗认为，原因在于许老师对教学目标的重难点把握还不到位。

有一个环节，许老师提问，小柳树怎么好看，谁来读一读？小枣树怎么难看，谁来找一找，读出来？这段提问加读书用了5分钟时间。

“传统语文教学的弊端就在于，把80%的工夫用到了不必教的地方。”何克抗说。这两个浅显的问题，学生读过课文就能解决，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相反，教学重点和难点在体现语文人文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上，比如如何引导学生意识到，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取长补短。

海原县教研室的一位老师听完之后频频点头。他举例说：多年来，老师们教《将相和》，都是从一开始就提问，渑池会上，廉颇怎么样？学生照着书回答，“廉颇是……”接着，老师又问蔺相如怎么样，秦王怎么样，从头问到尾。看起来师生之间是有互动的，结果是学生一无所得。

要是按照跨越式的理念，老师在备课时就必须抓住重点。比如《将相和》的特点是通过外貌和动作来反映人物性格，那么20分钟的教学就要引导学生通过语言动作外貌去体会人物性格，随后10分钟拓展阅读都是关于人物的短文。最后10分钟的写作环节，可以让学生们写自己的同学，要求通过外貌、语言、动作来反映性格。

在海原，一天的工夫，何克抗和课题组成员跑了两所乡镇中心校，听了4节课，评了4节课。回到县城宾馆时早已天黑，就在等待服务员开房门的短暂工夫，年过七旬的他斜倚在服务台上，一言不发。

“老先生累得够呛啊。”随行的海原老师们私下感叹道。

找回孩子们的创造性和人文性

时光倒退50年，当年轻的何克抗在北师大物理系学习电子专业时，一度痴迷于写小说，甚至一心想转到中文系。后来转系未成，留校任教。1979年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北师大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成为中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一生都在琢磨怎样把与教育有关的那些理论、技术跟实践相结合。

他从未放弃对母语教学的热情。“中国的语文教育多年来存在三大问题。”何克抗后来总结道。一是过分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二是过分强调标准化考试而窒息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三是过分强调写作技巧的训练而忽视对学生观察力、想象力的培养。

他服膺老一辈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的话——“学语文就是学做人，伴随着语言文字的读、写、听、说训练，渗透着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母语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系统，而是牵系着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何克抗看来，这就是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不认清这种人文性，只片面强调语文的工具性，用手术刀对文章肢解，留在学生脑海的就只能是鸡零狗碎的符号。这样做的后果是，“把学生的思维捆绑住了，把活生生的学生变成机器人，把学生的个性、灵气都给打掉了”。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何克抗就下决心要把孩子们的创造性和人文性找回来。

2000年，他在深圳找了一所著名的实验学校，开始实践自己的跨越式理论。他发现，在语文课堂上引入拓展阅读和电脑打写之后，每逢看图写话，非试验班的学生往往只能写一两句，而试验班的学生能写出整个段落。到二年级，写科幻小说的都有了。

2002年，何克抗又在广州市越秀区随机找了6所小学加入课题，此时211的模式已经基本成型。过去，人们认为一年级的学生不适合同时学语文和英语，担心这样容易把汉语拼音和英文字母搞混。结果何克抗的课题试验让学生的语文和英语两科同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母语能力方面，到二年级结束的时候，学生们已经完成2500字的读写识记，能写成千字文，并达到了每人120万字的阅读量。

2004年，他又回到深圳，在南山区最偏远的半山坡上，找到白芒小学的校长。当时这所薄弱校96%的学生都是农民和打工者的孩子，在全区55所学校里总是倒数第一。参加试验后，仅用3年，该校总成绩就进入全区前10名。

随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也引入跨越式课题，实施时间将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延续到初中毕业。这是该课题首次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推广。

在各个课题试验区，家长和老师最关心的总是，“跨越式”之后，孩子的考试成绩怎么样。

尽管何克抗本人并不看重这类功利性的指标，但他丝毫不担心这个。2007年6月，在北京市教委的支持下，课题组曾抽取延庆县的7个班、昌平区19个班为试验班，同时选取两所全国闻名的小学的部分班级作为对照组，开展了对比测试。相关数据显示，试验班的字词句基础与阅读部分的平均分稍低于对照组，而作文的平均分则高于对照组。

来自广州的一项类似调查显示，试验班字词基础、阅读、作文的平均分，均高于对照组，最终总分超出了12.22分。

从沿海地区最好的学校走向普通校，再到薄弱校、农村学校，沿着这个轨迹，何克抗最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区。

实际上，早在2006年跨越式课题就已经通过了教育部的验收，被认为是“一项优秀的科研成果”。理论上，他没有必要再用新的试验证明跨越式课题的科学性。

“我现在想的是，怎样才能让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孩子，也同样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何克抗说。

跨越式课题，不知不觉中已然向教育均衡的目标转型。

大量读写，就像大块吃肉

2008年年底，马兴旺在与何克抗交谈之后，把跨越式课题视为能够改变海原教育生态的契机。

他的好友、海原县关桥乡教委主任钟林，对海原的教育有更贴近技术层面的看法。这位有着20年语文教学经验的老师，曾对当地六年级师生做过关于阅读的调研。他发现，老师自己毕了业就不读书了，最多看看《家庭》杂志，而学生中，91%没有课外阅读。问读了哪些书，回答是《语文》《数学》《思想品德》《自然》，反正都是课本。剩下不到10%有课外读物，也大多是《作文选》。

教了20年语文，钟林觉得遗憾的是，对阅读和写作始终没有摸索出一套好的教学方法。小学语文界有一个共识，教好语文的秘诀概括成两个字就是“读”和“写”，如果概括成4个字就是“多读多写”。钟林听说，山东有位老师提出“海量阅读教学法”，于是跟马兴旺商量，想带老师去山东学习。

海原课题组年龄最大的老师范有邦与他的学生们

“别急，北师大有个跨越式课题要来海原，要不你先听听。”马兴旺告诉他。

当看到这个课题提出的阅读和写作目标时，钟林笑了，他说“这正是我想要的”。课题组专家习惯把海量的阅读和写作概括为“大输入和大输出”，而西北汉子钟林更愿意这样解读：“这就像是你每天早上吃肉，中午也吃肉，晚上还吃肉，身体不好是不可能的。”

2009年8月，海原县第一批7所乡村学校加入跨越式课题。当时布点是按照东西南北中的方位，马兴旺的设想是，3年后课题要扩展到全县的山村教学点。

尽管早就对海原的困难情况有所耳闻，课题组的专家实地考察后还是有些吃惊：7所参加试验的学校仅有两所具备农村远程教育环境，其他5所依然还是“黑板＋粉笔”；14名参与试验的教师之前从未参加过任何教育课题，其中7名特岗教师甚至没有从教经验；参与试验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父母多是文盲，很多学生学前教育几乎空白，识字量为零。

上第一堂课的是关桥中心小学的田虹老师。按说一年级学生对花花绿绿的课本最有兴趣了，结果因为这位从教不久的特岗老师照着教案读，前排睡倒了一片。听课老师叫醒一个，孩子懵里懵懂地看了一眼，又睡了。教委主任钟林坐在后面，汗顺着脊背往下流。

第二堂课，到另一个镇，一位男老师太紧张，从讲台上摔了下来。

西安小学的许海英老师因为压力太大，几夜睡不着，上课时嘴上全是泡。

李俊小学的侯建侠老师倒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语文老师，刚开始对课题也非常感兴趣，被课题组给予厚望。后来她发现，20分钟时间总是讲不完那些知识点。有一天，她发邮件给课题组，第一句话就是“我做不下去了，有没有现成的教案，我实在设计不出来”。

课题组的专家收到邮件，心里一惊，“连最好的老师都崩溃了？”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最初的几个月，作为海原课题组组长的马兴旺心里也没有底。在何克抗和课题组专家的指导下，师生们的长进却似乎并不大。

“这一年如果没有成果，我们就真的拿老百姓的孩子做了试验。”马兴旺在心里问自己，“咋能拿老百姓的孩子做试验呢？”

眼见着好多老师都打在退堂鼓，他又要不断地为老师们打气。怀疑者也不少。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张玲和她的研究生们也是海原课题组的成员，她发现，有时何克抗不能亲自来海原，由课题组里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代表，有些人就质疑，这些没有教学经验的“娃娃专家”能否指导一线的老师。

但最终消弭这些分歧的是某种精神力量。从何教授到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从海原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到北京来的“娃娃专家”之间，这种力量始终在相互感染着。

钟林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北师大的吴娟博士走到为她准备的木椅前，椅子上有灰，吴博士绕到另一侧才把灰尘吹掉。钟林意识到，如果刚才顺势一吹，会吹到前排的孩子身上，绕一圈就吹到了走廊里。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钟林说，“这种对孩子的爱是共通的。”

爱和耐心的等待最终有了回报。课题实施5个月之后，有消息传来，树台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编了个字谜，“渐”是水车千斤重，后来关桥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说，“棉”是树上挂着白毛巾。

在《四个太阳》这篇课文的写作环节，一个一年级孩子写道：“我想有个黑色的太阳，黑黑的太阳能把奶奶的头发晒黑。”还有一个孩子写：“画一个爱心的太阳，送给玉树的小朋友。”

在海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很多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也没有见过像这样富有想象力和丰富情感的一年级学生。

这些变化促使教师们更加热情地投入到课题中。难堪的第一课之后，田虹老师住到了学校里，先后写下了4本教学反思。有一天晚上11点，钟林正在办公室写博客，听见楼道有声音，有点怕。仔细一听，“哦，是田虹在读课文”。

56岁的范有邦是课题组中年龄最大的老师。刚开始这位老教师连电脑怎么开都不知道，后来为了多媒体教学，他买了一台电脑，誓言要给自己的教育生涯画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侯建侠也终于能够掌控跨越式的课堂，被人们尊称为“大侠老师”。

海原试验班和非试验班的对照成绩显示：半年时，差别不大；课题实施一年之后，试验班的语文平均分高出了10分，而且越来越接近县城学生的母语水平。

在一次总结会上，马兴旺有些动情地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谁教育了我们？是我们的孩子教育了我们。是谁鼓舞了我们？是我们的孩子鼓舞了我们。”

跨越是为了同一起跑线

今年6月，实施了近一年的海原课题在西安小学召开了一次现场会。与会代表听完两节语文课之后，刚调到教育口不久的海原县教体局局长白旭代表主办方发言。

实际上，这位局长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课题。他没有念别人事先拟好的讲话稿，只想“说说心里话”：“我们看惯了现在社会上的种种‘作秀’。最初我在看到会议指南上的学生作品时，怀疑这些并不是学生的真实作品，或许是学生家长写出来的。”

人们这才想起，此前在观摩现场课堂教学时，白局长始终在用质疑的眼光观察学生的写作过程。他接着说：“当我看到学生一边思考一边写作，写一会儿想一会儿，写错时还不停用橡皮擦了重写，我才相信这些作品是真实的，是学生在课堂里真实的生成。一年级的娃娃就能写出这样好的作文，这真让我吃惊。”

当天，许海英老师出的作文题是《我的快乐和幸福》。10分钟的时间内，她的学生们交上了答卷：

“爸爸和妈妈不吵架，他们关心我，他们孝顺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很心疼我。我的快乐和幸福是我的家带来的！”

“天下雨了，我们在教室里不能回家，老师打伞来，说可以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我觉得很幸福。”

“我的家乡很美！我的家乡有宽宽的马路，大大的城墙，绿油油的田野，勤劳的人们。因为我的家乡很美，我快乐！我幸福！”

当这些身处大山深处的娃娃身着破旧的衣服，却在短短10分钟内写出这样的文字时，在场的何克抗也觉得“很幸福”。他认为，照此坚持下去，几年后，海原学生的语文水平一定能达到甚至超越居住在城市的同龄人。

这对学幼儿教育出身的许海英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她仍然记得，几年前在银川一所公办幼儿园实习，那里小班的学生已经在地球仪上指点江山了。“这是3岁的孩子吗，懂这么多的东西？”当时许海英的脑海里马上想到海原老家那些3岁的农村孩子，要么跟着爷爷奶奶晒太阳，要么在地里刨土。“好长一段时间，眼睛一闭，那个情景就出来了。”她说，这也是她加入跨越式课题的动因。

历经10年的教育实践，如今，在北京的远郊区县、在深圳的南山区、在广州的越秀区、在新疆库尔勒、在河北丰宁、在宁夏海原、在甘肃成县……由何克抗领衔的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跨越式课题组，先后在全国建立了20多个试验区，试验学校也发展到250多所。

不少课题组成员建议，别再叫“跨越式”，而改称“同一起跑线”——这并不是说孩子们天生处在同一起点上，而是寄望，通过几年的实践能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教育的不均衡，让发达地区的孩子和欠发达地区的孩子、城市娃和农村娃，起跑线能拉得近些、再近些。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

    生活中，美国社会给了我多一些的选择，也给了我多一些的责任，多一些的自信。来美国的有些亚洲新贵们，很快就发现他们身边少了一份熟悉的羡慕，便多了一份失落。于是，他们随时分发印有董事长头衔的名片，并不管用。又于是，一掷千金，买下华屋名车。可气的是，竟然连那些居斗室，开破车的美国佬也岿然不动，不肯景仰擦身而过的奔驰老总。当然更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袖口或领口的名牌。

    在美国，高薪、华屋、名车的群众号召力没有在新富国家那样大。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物质比我们自身更令人动心的吗？当然没有。但很多美国人身为粗工阶层，也是心满意足。当你出入豪华宾馆时，为你叫车的男孩不卑不亢，礼貌周到，你会感到他的自信。

    他未必羡慕你我选择的道路。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了职业，选择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活出了一份自信。于是，让那些在本国高高在上的贵人们到了美国来就傲气顿失。

    一个访美的亚洲官员讲：『我在国内时别人见我就点头哈腰，可是在这美国连有些捡破烂的人腰板都挺得直直的。』是的，当个人不能威风时，整个民族就可以威风了。

    我原来工作的办公室里有个维修计算器系统的老美，大学毕业，工作十年了，很平常一个人。处久了，我们每天见面时也侃几句。一天，我开劝他：『你为什么不去微软工作呢？几年下来股票上就发了。』他说：『我不喜欢微软，这儿挺好。』后来我发现他有一张合影照片，他、他姐姐、姐夫、比尔盖茨。才知道他姐是早年跟比尔盖茨一起打下微软今天的功臣，现担任微软的副总裁，也是亿万身家了。一问，办公室里有人知道，却没人跟他套近乎，大家把他支来支去。他不求致富，有一份淡泊的安祥。

    你会发现，美国很多的博士们找工作，首选是做教授。做教授可比去公司穷，还辛苦，但有更多的学术和时间自由。我有个朋友，在一所大学任助理教授。美国几个最大的制药公司请他去主持一个研发部门，开价是他的学校年薪的三倍，他不去，就要做教授。还劲头十足地约我写论文，回国开讲座，其乐陶陶。最近他因为一项被美国医疗服务协会称为挑战传统的发现，而受到美国主要媒体的关注。一个本系的老美教授告诉他说：「我搞了多年的研究，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也能引起如此的回响。」并且还认真地给这位老兄出主意，怎么样把这事的影响扩大。

    如果我是他的同事，我是否会像那位老美一样为他的成功真诚激动，锦上添花呢？因为有自信，你的美国同事和朋友也乐于恭喜你的成功。没有自信，你很难心平气和地去祝贺你身边的同胞，哪怕是密友。有时倒不是因为他抢了你的机会，而是他的成功恰好勾起了你的自卑和由此产生的嫉妒，心态难于平衡。

    若要以他人的不成功为骄傲的基础，你是把自信建立在了自卑的沙堆上。当他人的成功浪潮袭来之时，你将何以安身立命？曾记否？几年前轰动全美的一件惨案，依阿华大学的一位中国学生因为嫉妒而枪杀同胞又断送了自己。

    信心乃人生之本，舍本求末，难为自己也难为他人。有一位朋友，拿到一个大学的教授职位，高高兴兴地从麻省来加州赴任，先租公寓居住。自己是教授，住的公寓当然不差。隔壁邻居是一家墨西哥人，每天见面都打招呼。聊天时老墨中气十足，没什么文化，但神色之间透出对生活相当满足的自信。这位仁兄想，这老墨虽没有文化，敢跟我大教授谈笑风生，想来也是生意上有成之辈。结果不然，这老墨没有工作，全靠五个小孩的政府补助过活，每人每月几百元钱，还有食品券。这位朋友感概地讲，恐怕克林顿总统来了，这老墨也不会腿软。职务也帮助不了你去吸引自信的朋友，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这片崇尚自由呼吸的土地上，当你我理解并尊重他人的选择，就不会试图用高薪去让一个自命清高的教授下海，用博士学位去让一个讲求实惠的蓝领汗颜，用奔驰去让一辆招摇过市的旧车愧退，用华屋去让一位与世无争的高邻气短。有一个故事﹐事情发生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国著名的悄悄话专栏的记者辛迪．亚当，她想约克林顿总统的夫人希拉理来个单独采访。多番努力，终于搞定，希拉理同意在她出席了纽约曼哈顿大学俱乐部的一个妇女集会的讲演后，跟辛迪谈一个小时。采访就定在曼哈顿俱乐部里。这个俱乐部有百年历史，庄重传统，古色古香。辛迪先到，在大厅等候。到了时间希拉理还没来，她坐不稳了，悄悄地把大哥大拿出来，打个电话问一下。守门的老头过来了，并说：『夫人，你在干什么？』辛迪说：『我跟克林顿夫人有个约会。』老头说：『你不可以在这个俱乐部里使用手机，请你出去。』说完后老头就走了，辛迪收起了手机。一会儿老头又来了，看见这女人没走，还与克林顿夫人在大厅里高谈阔论，在场的有总统府的高级助理们。老头不乐意了，说：『这是不能容许的行为，你们必须离开。』克林顿夫人说：『咱们走。』乖巧地拉上辛迪就出去了。这个老头可不是贾府门前的焦大，他选择了守门，拥有了一份权贵们不敢在他面前猖狂的自信。要是一天北京大学有一个守门人能挡出去一个政府部长，你我兄弟也许就可以把求职简历寄过去啦。

    知道吗？比尔盖茨想参加哈佛的同班聚会，被有些同学拒绝了。是呀，你盖茨选择了中途退学，跟同学没多大关系，聚个啥会。选择了在哈佛毕业的同学未必都选择了向金钱屈膝。

    当然，自信并非都来源于生活的选择，美国的选择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但是我知道，美国的选择给我带来了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我不再以他人的价值取向为自己的成功标准，幸福是不分贫富的，自信是不依赖他人。

想看懂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人们必须明白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走向。我在批判马克思主义时多次强调；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矛盾是统治和被统治的矛盾，而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我们人性的弱点，我们不可能没有政府。摆脱不了政府就摆脱不了统治，所以这个矛盾将永远不会消失。推翻一个统治者只是更换了一个统治者，它并没有消灭统治者。马克思不但没有看到这个主要矛盾，相反他把整个社会的资源全部交给了统治者，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统治概念（无产阶级组成的统治者还是统治者，他们统治无产阶级被统治者）。由此创造了自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这个历史尝试最终以几乎一亿无产阶级被统治者的生命代价悲剧般结束。这是这个理论的必然结果！

既然人类文明的进步是解决统治与被统治这个主要矛盾，那么整个文明进步的途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如何控制统治者？每当我们发明了一个新的、更强大的控制手段，我们的文明就进步一大块。工业革命后给我们带来了现代民主统治，它给了我们一张选票，这张选票神奇般地控制了统治者的猖狂。但在统治操作细节上，被统治者还是缺乏手段来控制统治者。这甚至造成了二战前专制在欧洲的回潮。

在二战前的德国我们看到，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力量不均衡主要并不是来自他们控制武器。枪只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是人控制的，没有人的手指扳动扳机，枪只是一堆废铁。统治者最大的武器是控制信息。希特勒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天才宣传部长戈培尔通过玩弄信息而控制了公民的大脑。二战后人们认识到这个信息的力量，全世界民主国家全部取缔了宣传部，不允许统治者利用控制舆论来玩弄被统治者的大脑。这个禁止统治者玩弄信息的手段把统治者手上一个强大的武器夺了下来，在独立媒体的监督下，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信息优势越来越小，他们终于被装到了笼子里。

可信息的公开在民主国家只是集中在国内的政治领域。在国际上，信息还是严重的不公开。各国的政客们还是在黑盒子里操作。国际事务黑盒子操作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是传统的政府对政府的一对一对话方式。这种对话方式假设普通公民对国际事务不感兴趣。第二，即使两国愿意进行多对多对话（即允许两国的公民直接参与国家之间的对话），工业革命后的通信技术也不允许这种对话。可随着信息革命的爆发，第二个原因已经不成立，那么国际领域黑盒子操作的唯一假设就是公民对外交事宜不感兴趣。

这个维基解密事件向政客们宣布；你们错了，我们很关心你们在国际领域都干些什么！这就是维基解密的历史意义，它向政客发起挑战，宣誓要夺下政客手上在国际领域的信息优势。这个战斗到底向哪个方向走我们还不好预测，但我们知道，国家之间的政治走向更文明的时代来到了。这是一个人类文明进步的转折点。我们已经全速进入信息时代的政治文明。

那些还停留在工业革命前封建政治模式上的遗老遗少们；祝贺你们，你们的工业革命敌人出丑了！使劲笑吧，但笑完了怎么办？你们的敌人将跨过工业革命时代进入信息时代。你们呢？继续拒绝工业革命带来的政治文明？继续拒绝信息革命带来的政治文明？心甘情愿地落后别人两代？工业革命咱们没赶上，这不能完全怨你们。但拒绝发生在身边的信息革命，你们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你们将成为中国历史罪人！

这不是孤立的。不久前，央视《今日说法》报道过一个案子，一个村子里的孤独老汉，在家里被人杀害了。案件侦破的结果令人震惊：凶手竟然是隔壁的两个小孩，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仅为了一点口角，就动手杀死了老人。调查表明：这两个小孩，也是从两三岁起，他们的父母就长期外出打工，只与年迈的爷爷生活，实际上爷爷也管不了。可以说，他们没有得到过家庭，关于基本人伦的一切，他们都是空白。他们甚至可能还不如狼孩。

我家里北方农村里来的保姆，也告诉过我一个真实的故事，闻之令人心寒：村子有一对年轻夫妇，双双到深圳地打工了，丢下两岁的儿子让爷爷照顾。爷爷每天都要去打牌赌博的，有一天实在是嫌闹，就把小孙子放在地窖里，摆些糖果饼干、玩具之类在他面前。三个小时之后，再来看小孙子，却只见惨酷的一幕：一条蟒蛇，钻入了小孙子的口中，大半身子已经进去，只剩个尾巴在外……。死去的孩子是不幸的，但是那些活着而留守的孩子，他们听到这样的故事，会如何想？尤其是在多少个冬天，没有妈妈陪伴着的寒冷的日子？

问题由来已久。当地政府，多数都已经伸出援助的手，学校、妇联、民政，以及公安派出所，都有实际的措施，具体的安排，照顾这些父母长年不在身边的困难儿童。有的还做得相当成功。毕竟，我们的社会还是散发着许许多多的温暖气息的。毕竟，这也是社会保障系统共同有效发生作用的证明。但是，这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家庭的作用。社会救助与保障系统与家庭日常亲情，是不可以简单取代，相互化约的。尤其是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在世，不同于没有父母的孩子。在世的他们，以致富的理由，放弃了对孩子的亲情，而社会竟然“越俎代庖”，舆论对此“越俎代庖”也大为表彰，于是我们也不难读到一些学校里的作文比赛，那些留守儿童，歌颂、感激之余，把老师、妇联的干部、公安局的女警员，称为“妈妈”。“妈妈”真的是妈妈么？把本来正确的名称，放在不恰当的地方，犯了一种典型的“错置性谬误”。这也令人联想到，上海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三毛流浪记》，可是后来流浪的三毛被收编了，变成了幸福好学的新三毛。新社会成了他的新妈妈，“三毛命题”就解决了么？其实应该区分不同的问题，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亲情是亲情。亲情的缺位，按照中国文化的观点，这是子不子、父不父、家不家，天伦缺失、五常失序，“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孟子》），是天地间很大的过失；而如果按现代社会儿童亲情权利的观点来看，那些从孩子三岁起就没有再回到他的身边的父母，你们可能正在犯“遗弃罪”而不自知，无论你们是以什么样的看似正当的理由。

前几天有一个教育新闻让人震惊：四川某私人老板，公开开价二十万元，为了儿子的成长，征召教师，把自己的儿子送给海外归来的博士老师寄养教育，从小学到中学。专家质疑：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亲情的在哪里？以及你们自己家庭中（还有一个大儿子），孩子的位置在哪里？难道不是问题么？那个父亲竟然回答：我自己从小就没有什么亲情的。为了成长，亲情并不重要。于是，他以自己多少已经有点沙化的心灵，来继续培植一个沙化的少年心灵，还打着精英、先进与成功的冠冕堂皇的教育理念旗号，呵呵，教育、进步，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我们试想想，将来的社会，由现在的少年们组成，而现在的少年，一个乡、一个县，百分之四十的人，是留守儿童，父母不亲、家庭无爱、乡风不正、人伦浇薄、人心荒凉，他们或者不高兴就要杀人，或者为了成功，亲情可以不要。或者因为没有体验过家庭快乐，而看不起家庭。这一代人构成的社会，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恐怖的社会？人们呵，你想不想把自己的孩子正在读经习礼或唱圣诞歌的孩子，送到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里去呢？

我们主张正本。就是回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中庸》），中华文明是人伦敦厚的文明；“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孟子》）家庭和睦、父慈子孝，是良好人性的源泉活水。无论什么样的发展与进步的理由，都不能取代人性之为人性的根本理由。依我个人之见，除了继续完善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系统，增大全社会对一代少年的关爱，我们更应该从正本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即：如何在一个剧烈变化的转型时代，保守家庭的传统性。譬如：如何在全社会重建仁义、孝亲、尊老、祭祖的日常生活文化；如何更大度更灵活地实行探亲制度；如何在城市里预留农民工儿童的生活空间，让父母能带着他们在同在一个蓝天下生活；如何发展更多的中小城镇，使父母们能就近打工，不要从三岁到十岁都不回来看看……。这是另一篇更有想像力的大文章，有待于大家一起去完成，为了我们下一代的心灵有一片美好的精神绿洲。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原载《文汇报》“笔会”，2010年12月1日

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北斗了。梁先生九十二岁高龄，居然还能讲这个讲座，而且看范先生的文章，他一讲再讲，抓问题也抓得这么准。我那点常识的推理，简直是可笑了。谢谢你让我又更真实接近一点前辈大师。我补读了这篇过去从未读过的文字，梁先生真是豪杰之士。字里行间，精气神都那么足，五十年不改的初心，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动。

然而我也因此细读，而有一点新的体会，不妨也说给你听听，如何？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礼，讲以对方为重，都讲得很好。但是他们那一辈老人，毕竟不是很懂西方文化，有的地方说得很有道理（譬如“物支配人”的社会），有的地方就不一定了。比如说美国自由平等，就一定是个人中心，自我本位，是尊重别人的反面，这样说，对么？我就拿我的体会来说，我在美国的三个月，天天从哈佛图书馆回到家里，都要碰到的事情，每到一个路口，一旦有车，必定让你先行，无论黑人白人，无论男女老幼。这是什么道理呢？一般人都说，这是西方人比较“以人为本”。其实，他们的交通规则里，有一个“路权”的观念是我们没有的。路权，就是眼前这条路，人人有权。而且这个权利是平等的。怎样体现这个平等呢？他们不是空喊口号，而且基于平等的理念，设计一个补偿的制度，即凡是交通工具优势的，就应该补偿交通工具弱势的，如大车补偿小车、小车补偿摩托车，如此类推。补偿，就体现为“让先”。所以，很多情况下，哪怕是，我比汽车慢了一拍到路口，他本来可以踩一脚油门，一下子就过去，但是不，他停下来，在车窗里摆摆手，让我先行。我一开始也是以为他们比较尊重人，后来了解到这个路权，以及补偿的制度设计，对他们的平等观，以及这种观念是如何透过办法，化而为具体的操作，落实到生活中，不禁大为感叹！我们有很多好的观念，但可惜我们没有想一些办法，让它进入活生生的生活中。这个例子表明，美国的平等，真的不是不尊重对方，只是尊重得不一样，他似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我想，中国的礼让与仁，不是不好，而且更要配合“权利平等”的观念，以及“补偿”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更好重建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秩序。我这样说，也许有心粗气浮，唐突前辈的地方，但确实是经过我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体会，也是我对文化问题一直如此的在心在意，梁先生有知，该不会责怪我吧？有的问题，还要你的批评，以及我自己更多的深入思考。暂写此。晓明

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是与他二十七岁时写的专著同名的一篇讲辞，1985年讲于中国文化书院。然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竟未收入这篇重要的讲辞。广西师大出版的梁的年谱，也未有记载。一开始我竟不敢相信梁先生那么高龄还有如此重要的讲座。直到炼红找到并传给我电子版的讲演，我才相信。这是缘起。

庞坚今日始将大作《诗囚》送来。令尊大人的诗情、法书、学养，早已耳熟能详，久为南大老辈之文采风流，然传奇故事之精彩、情感意念之丰沛、生命之强韧、诗心之不死，弟且读且为之掩卷而长叹矣。噫！诗之“囚”人乎？诗之“救”人乎？焚琴煮鹤，唯闻黑夜之打鬼长啸；“花神”“三断”，尤爱诗篇之血书魂与。歌哭诅咒、天地神祇，百年中国诗人之苍凉故事，读之教人顾影骨惊，悲不能禁。然人之命运，即诗之命运，而人能弘道，人亦弘诗、成全诗、拯救诗，诗与人之相济而相生，诗之美而人之尊，令尊其人哉、令尊其人哉！令尊大人更以残身当劫世，抚育儿曹，能使江南烟月、桐城华章、华夏文脉，再续于兄及总兄，安知魔道之消长，不在诗人手中乎？余思及此，益信此著之价值，为中华历劫不死之诗心，作真实之见证；津关方透，亦为今人之说诗，一开生面矣。专此  即颂

大安

一

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还是有一个重要的缺失，即没有反映出依法治国的核心价值，以及现代化社会的基本要求，似应该在“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之外，再增加一条：培养现代社会健康的公民。

一个现代社会健康的公民，应该具有自主独立的人格，以及良好的公民意识与公民道德。这一点，是我们历来关于人才的表述中，所忽略的。

有老师昨天也提出，更应该强调仁、义、礼、智、信。作为做人的基本准则。我非常赞同。传统道德与现代价值可以相互融合。台湾红衫军的和平抗议活动，百万人游行，打出“礼义廉耻”的巨幅图案，这是传统与现代可以结合的重要证据。

“中国人的伦理观，是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建立起来，是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比如孝，现在有人讲弘扬孝总是好的吧，其实孝的本质并不是尊老爱幼，尊老爱幼哪一个民族没有呢？只是尊和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孝对农业社会特别重要。像游牧民族、采集民族、航海民族是凭本事吃饭，但农业民族不能比谁种粮产量高，不能凭武力，而是靠周而复始比较简单的重复。民国时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汉朝时比没有多少的进步，甚至粮食产量更低，因为人多地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年纪大的人靠什么维持呢？不能靠劳动能力了，那就得靠礼仪制度，通过一种规范保持老年人的地位。中国的伦理、尊老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当时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要靠子孙供养，反过来子孙也要依靠家族，所以形成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正因为这样，最早的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关系上。为了维持这样一套制度，也有一个要求，就是家族要得到繁衍。”

案，这代表了唯物论史观对于中国传统伦理观的一种典型的误解。首先，我看不懂，为什么农业社会的人，老了就没有劳动力，而游牧、航海、采集民族的老人，老了就不会丧失劳动力，他们老了靠什么维持？是不是看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以为他们的老人都要下海与鲨鱼搏斗？因此，说中国的孝道，是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至少作者的理由不太相干。第二，这种说法，基本是一种现成的思路，即，人类生活基本上是经济生活，人基本上是经济动物，只能被动接受经济生活的反应，而经济生活又受生产方式的决定。人类就是只能被动接受的一种动物。可是，我们知道，人不仅仅是经济动物，而且是社会动物、情感动物和家庭动物（人类学家已经证明了人类的天生合作倾向，强于竞争倾向）。因此，人类会发展出其他的生命需要，而不仅是经济反应。稍有思考能力的人能够了解，必然与应然不是一回事。一种“必然”如何如何，并不能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如果这个“必然”已经断然决定了我们的所思所作，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应该”如何如何的可能性了，因为后面的问题已经取消了。再进一步想，如果必然也包含了人类作为情感动物的一面，即孔子说的人生下来，“三年免于襁褓之怀，”面对生命的缘在，你如果安心，就没有孝不孝的问题，如果你不安，就有孝不孝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命的本然问题。如果，这个生命的本然，也是属于一种“必然”，一种神圣的命令，那就很难将单一的农业社会、经济问题，作为孝道的“必然”的基础了。第三，至于将这个孝道，推而为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问题，要看如何理解。如果只是理解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那么这只是一种理解，也不妨这样说。但是我们再追问再分析，维护统治，有两种可能。一是真的是维护特殊利益集团的好处；但还有一种，维护统治背后的终极的目的，如果是维护社会长久的生活秩序与道德秩序呢？中国传统伦理，不妨可以有后一种理解。这就是天道的真实含义。可见，还要更多地仔细分析一种习见的概念，而不只是停留在现在的思路上。

“今天我们比较多讲的是世界观，但是在古代是没有世界概念的，中国古代说的是天下。中国自古以来，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中国在天下中心的范围，而其他的周围都是“夷”。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越是靠近中间越是了不得，那是中原，在今天洛阳一带。如果边疆什么地方发达了，也会自称“小中原”。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越南、朝鲜等，甚至是日本。越南说自己是“小中华”，或是“南天中华”，越南的旧王宫里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匾额。 ”

案，现代人讲“世界观”的改造，“世界观”非关于国际的观，而是关于人生社会宇宙万物的根本观念。而“天下观”，是关于空间与地理的么？这个其实另有一个概念，叫天朝意识、天朝观念。因为天下观，无论是《易》“天下文明”、“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正以观天下”，还是《尚书》的汝惟贤、公正，“天下莫与汝争”，以及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分，都是指文明与文化所化的区域，而与“天朝意识”完全不同。而越南与朝鲜对“中华”的归顺与臣服，一个是历史本身的疆域变动，一个是高程度的文明对低程度的文明的影响力，以及后者对前者的认同，与天朝意识还不一样。

　　“唐朝时的长安像是个国际城市，各种各样的外国人都有很多，但是唐朝有没有派人出去留学呢？没有，去印度取经的玄奘是偷渡出去的。宋朝时，泉州已经形成了阿拉伯人的社区，也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但是基本上也只是人家来我们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最好，出去干什么？  ”

案，因为历史事实是，在汉唐人的历史经验中，并没有接触到文化优越的外族，西方世界的崛起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事情，是人类历史上的特例，我们不能以后面的历史事实来嘲笑前面的历史人物没有预见性。而唐代以及宋朝的包容文化意识，即是对于天朝意识的一种修正与突破。不仅如此，汉唐时期的中国古人不仅没有感受到优秀的外来文化，而且与外来民族接触的经验皆是痛苦，骑马民族从西周时期的猃狁、汉的匈奴、西晋之五胡、唐之突厥、宋之蒙金，都是野蛮侵夺中国土地女子玉帛，威胁中国政权、破坏中国社会秩序，而中国人常常处于武力上的劣势，所以，这时期的天朝意识，正如劳思光教授的说法：“中国民族自汉以来就饱受‘外患’之苦，所以中国人并非以势力强大来骄人；相反，中国人正由‘被侵略’的历史经验中，形成了轻视外族文化的态度。”“中国人老早就明白外族的力量，可是这不足以使‘天朝意识’消失，因为这些外族虽能侵略中国，却正由其侵略中暴露其文化之低，适足以助长中国人的文化的骄傲。”（《历史之惩罚新编》）

　　“这种观念一直到明朝、清朝都是如此。乾隆皇帝赐给英国使者的诏书里，还是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无有”，天朝什么都有，难得你们国王派你来给我们祝寿，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你的，我们不稀罕你的，还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打败了，当时看到总得融入世界了，派湖南人郭嵩焘做英国大使，后来湖南人还组织了抗议，认为郭嵩焘丢了湖南人的脸，把他开除湖南省籍。

　　西方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发现连官方都称呼他们为“夷”。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里专门有一条，今后不能以英夷、法夷相称，我称你大清国，你要称我大英国、大法国。开始清政府成立了“通筹夷务全局”，后来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了辛丑条约，专门加了一条，大清必须成立外务部，清朝没有办法，1901年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今后改为外交部。 ”

案，晚清的无知、无力、无能、迂颟、湖涂，确是事实，但是第一，晚清的天朝意识，不等于中国政治传统都是如此。晚清世界的确变了，而我们还没有与时俱进，还停留在文化优越的自我陶醉中，这当然要出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看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不能犯“刻舟求剑”的错误。第二， 西方外来民族近代与中国接触，确实是野蛮的、血腥的、整个近代的主调，是中国人受压迫、受奴役、受屈辱，所以，这个仇外的意识，是需要历史的同情，而不是审判前人。历史有理性与生命性，理性是对不对的问题，生命性是痛不痛的问题。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历史最大的无奈与悲剧，往往是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产生苦痛与仇恨，而苦痛与仇恨之火反过来又必然焚烧了自己。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概念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没有解放，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台湾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去解放。“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做了十几年教师，我整天讲这些，我一度对这些深信不疑。即使到现在，我们的教育还是说，中国历史上都比外国强。我是教历史的，不信到大学历史系做调查，有几个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在世界上到底排在什么位置？都认为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其实中国的历史在世界上最多是中等的，我们说自己是五千年文明，其实到现在能证明的也就只有四千年，这个历史跟古埃及有什么好比的呢？人家公元前五千年的东西还在，距今已经七千年了，跟巴比伦也不能比。”

案，呵呵，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对外族文化的轻视，一是有前后期的不同，各有其原因，并不能一刀切，都归于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悠久的骄傲。二是更应该归因于与外族接触时的痛苦历史经验。这里把毛 泽东对世界革命的输出，解放世界各国人民，看作是中国传统政治天朝意识的延续，不能不说是一种混搭。盖毛之输出革命，完全是列宁的逻辑，国际共运的逻辑。即相信根据史观，历史发展的阶段，一定要从一种社会制度进入另一种制度，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不能自己革命，有待于从外来输入革命。用中国传统政治去解释现代革命观，无疑是关于中国文化最深重的误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