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给我最深印象的是城市的节奏看上去闲适，没有匆匆忙忙的样子。也许是受到“地陪”X君散淡谦和的影响，感觉整个城市的节奏慢了半拍。走在路上，X君偶尔说出的话，也像是懒得用力，不像是说出来的，更像是随意地张口飘了出来：“走那么快干啥么，慢点啰。”忘记了X君的原话是否如此，但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调子的。

那天下午，从“锦里”民俗巷里出来，X君说：下午的太阳好，我们去江边喝茶。走在路上，X君又买了一份杂志。到了江边，虽然是十一月下旬，成都的江边依然是散落着喝茶的椅子，椅子上三三两两的喝茶的人，那样子看上去也是慵懒舒适的。

X君眯着眼仰头端详一阵，走到几把散乱的椅子前，说：选择这里吧。我问：为啥呢？因为看到边上已经坐着几位。我更倾向于稍高处的僻静地。X君说：稍后这里的太阳好，晒着暖洋洋地舒服啊。

其实，江边没有风。天上照旧一片慵懒。

我答：还是到上边吧，那边安静。

坐下来。

很快泡上了清茶。一把暖水瓶放到了我们的面前。

成都这样的季节，这样的的下午，到江边喝茶，再晒着太阳。X君说，谁还愿意在办公楼里呢。

江上有几只鸥鸟在散漫地飞着。阳光也是慵懒地射过来。在江边的下午，这样坐着，聊天。喝茶。看江上的水波。看对面的树丛。看一栋栋高楼。

X君拿出手机，在打给朋友们。几乎都是一句话：“我和朋友在江边喝茶，你也来吧。”

我说：人家在上班啊。

X君说：来喝茶也是上班啊。

阳光渐渐浓起来，一杯茶还没泡乏，清脆地鞋后跟落地声由远而近地到来，来了一位加入喝茶的X 君电话喊来的人……

成都印象之三：逛书店

在成都感谢书友X兄，给我当了一天的导游，逛了散布在老城区里的大大小小的人文书店。对于具体的路名印象已经模糊了，因为一天下来跑路太多，但有几条还是印象深刻的，譬如：商业街十字路口的小书店，人民路，磨子桥，玉林西路，等等。早晨在路边小店里X兄请吃了云吞和蒸饺，都是典型的四川口味，的给我的一份，我赶紧声明：不要辣子。X兄直摇头：不吃辣，怎么品尝四川的风味呢。

第一站印象最深，是商业街十字路口边上的求知书店，书店门面不大，里面有些呈倒三角形，越往里越收口。书也不是很多，但新书上架颇有特色，一些我喜欢的人文书在架上都有陈列，尤其是一些新书，上架速度不慢。在这家书店选书两种：史景迁的张岱，是广西师范大学社《理想国》书系中的一种。还有一本谷琦润一郎的随笔集。从这家小书店出来，觉得奇怪，怎么冠名“商业街”如此清净，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枝叶还没有萧疏之感，到底是西南，不像在青岛，梧桐树叶早已经变色凋落了。原来街不远，就是机关大院，难怪这条路上清净，X兄说，这条路不让跑出租车。

路上X兄介绍着我们前往的书店，偶然路过路边的一家小书店，X兄说，这家书店是卖教辅书的，因为紧靠着省教委，但紧挨着的一家“连环画”书店，虽然仅仅是一间小门脸，但因为写着“连环画专营”，便拐了进去。还真是有所发现：买了一本上海人美的精装连环画《三里湾》。其实这本连环画在青岛也见过，但当时没在意。这次下意识地拿起来一看，尤其是有一本拆开外塑封膜的，看到里面作者介绍，说是当年青岛市文联美术创作小组的年青画家集体创作，等等。再一看名字，张镇照、石可、陈辅等人，都是青岛的画家。立即买了下来。尽管想想有些距离遥远：当年青岛的几位年青画家给赵树里描绘的山西的山村故事画连环画。

从小店出来，边走边聊，来到人民西路的弘文书局。X兄详细介绍了这家有三家连锁店的特色书店，这家位于人民西路上的书局，虽然不方便停车，但仍是地标性的书店。因为对面不远就是人民广场。远远望去，人民广场上的巨大的毛老人家的白色雕塑仍在一如既往地挥手前进。想想老人家真不容易，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当年挥舞的那只手臂还半舞在空中。在弘文书局，好书真多，规模也可以，但可惜店里我喜欢的书，大多都已经买了。只好空手而出。继续走到西御街上的“时间简史大书坊”。在这里遇到逛书店拍照的第一次意外：在外地的书店里，我有时候会把我觉得好的书店的内景拍下来，但在此店，面对里面的“书吧”我取出相机拍照时，店员过来阻拦：说不能拍照。我问原因，说：老板不允许。具体的原因不知道。让我看墙上的告示。上边写有店内不准拍摄。尽管店员阻拦，但态度并不坚决，我解释几句，还是拍摄了几张。此店也是空手而出。

然后打车，去磨子桥，X兄说，对面就是四川大学的校园。先到了川大一边的特价书店“云驭风书店”，却没有自己喜欢的那种书店风景，匆匆出来。又转到街对面，X兄说，这里有家非常不错的书店，边上还有书店咖啡吧。这家书店叫“智爱书店”。到最过来一看，却是关门。拉下来的卷帘门上贴着一张告示：说是因为停电，今天休息。X兄说，这家书店做的笔记本非常有特色。

继续步行，去锦绣路上的“博语书店”，书店以杂志为主，但也有一些人文书值得翻翻。尤其是店员的态度非常客气。在成都发现，越是大点的书店，店员态度越一般，越是小书店，态度越好。

然后一直沿街走，到了领馆路上的“阳光文化”书店，这家书店主要是销售杂志，据说是已有多家连锁店，《三联生活周刊》《看天下》等杂志都有销售，问有没有《读天下》杂志，此店说没有。但是在求知书店，却看到几册《读天下》，之所以问有没有《读天下》杂志，是因为这几个月来，这家在南京编辑的杂志一直有我写的关于现当代艺术家的系列文章。

最后到了X兄说是成都书店地标之一的“印象大书坊”，从外面看感觉就不错，很兴奋的进去，扫描一遍，感觉书店的味道不错，便掏出相机，但马上被店员粗暴地阻止，这几年每到外地，总喜欢逛人文书店，这些个人创办的书店，因为不是公家单位，态度一般都很友善，比起新华书店的服务来，要热情的多，多在此店，店员的态度恶劣。说：“你们拍照万一再复制一家书店怎么办！”原来成都的书店不让拍照是因为担心“复制”一家相同的书店。这原因有些“雷”。X兄觉得有些尴尬，说要找书店的老总。店员说在二楼。二楼是咖啡吧。我意思就免了。但作为“地陪”导游的X兄坚持上二楼见老总，说他们之前见过面。到了二楼，店员说稍等。但从一楼跟上来一位女士，说老总不在，不用见了。X兄翻电话，发现书店老总的电话号码并没存。我赶紧拉着X兄下楼，其实不照就不照吧。也没啥，各地的人文书店在装饰上都差不多。只是感觉在实体书店尤其是人文书店越来越不景气的今天，书店老板还有这样怕被再复制一家风格相同的书店的担心，也实在可爱。

走不多远，在芳草街上见到一家更小的书店。“读好书”书店，其实应该是一家小书铺。店主是位客气的中年男，平淡中有着坚决的神态，我掏出相机，看看店主，店主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我要拍的是一本书，书架上的书不多，但我发现有一本《笼中鸟集》，倍感亲切。没想到在这家的小书铺里，居然见到了这家的小精装本。本来想买下来送给X兄，毕竟这是我经手编辑的书。但想想又放下了，还是让这本小精装留在这家小书铺里。

时间已过中午，虽然有些累，但还是逛了最后一家连锁书店：今日阅读连锁书店。书店以杂志为主

从书店里出来，X兄带我去了“锦里”吃小吃。

晚上，随着上海的ZH兄、西安的C兄和浙江的M君去了宽窄巷，在那里又逛了两家书店，一是“见山书店”，一是“散花书店”。在见山书店，意外看到两本装一起的连环画：《风云初记》和《暴风骤雨》，都是老版新印。孙犁是我喜欢的作家，他的作品的连环画，当然要买下，就像买一搭一，捎带着也买下了《暴风骤雨》，尽管我已经有了新版的两册版的《暴风骤雨》连环画。

第二天，X兄告示我，我们逛了十二家书店。加上晚上逛的两家，一天下来，逛了十四家书店。

成都印象之二：流沙河“认字”和“知还”

在成都印象深刻的是两次近距离聆听了流沙河“认字”。

第一次在“民间读书”的会议室里，流沙河先生发言，需要有人在一边协助，起初觉得奇怪，何以需要有人帮助，原来老先生事先准备好了写在白纸上的又醒目又严谨地篆字“读书”。流沙河说，他要讲的不是怎样读书，只讲“读书”两个字。先从“读”字开始，为何是“言”和“卖”。当然这些都是写的繁体字，把“读”字的真相一一道来，何以从“言”，再何以用“卖”。从篆书，逐步演化，最后到古代人的“读”。古人何以是“读”书，而不是“看”书，因为古人的“读”是要“断句”，由此引出古人的“读”和当代人的“看”之间的区别。古人是要拿一枝毛笔红笔“标点”才是“读”……然后讲“书”的来历，从篆字的“右手”握“笔”，再到从草字的“书”，从形态到发音，也是款款而谈。说完“读书”两字的来历，老先生说：“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对不起。”

第二次是在流沙河的客厅里，围聚三四人，听流沙河先生摆龙门阵。还是从“认字”谈起。流先生谈了“薛”字的古写，这次知道，原来“薛”在过去不是“草”字头，也才恍然前些年流沙河先生题款赐我的一幅唐诗书法在写我的名字时何以如此写“薛”字，当时以为先生是“书家无错字”，特意如此写。现在知道，先生的确是特意那样写，但却是其来有自，是按照“薛”字的本来面目。先生还说到他的诗人朋友周良沛的“沛”字，说诗人自己在送他的签名本上也把自己的“沛”字写错了，说完老人呵呵笑起来，说他当面对周说，你怎么把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了。“那个沛字的上边不是一点，而是一条竖下来。”

近距离看流沙河，精神和身体都与年龄不符，显得年青许多。其实老人说刚过了79岁的生日。但动作敏捷，神态灵敏。老人不断在空白的信笺上写着一些字的古写和正确的写法正确的读法，说现在他的工作就是“认字”。今年刚出版的《流沙河认字》是他之前“认字”的总结，现在仍在继续着“认字”，正在撰写《文字侦探》，还有一个系列专题，都是用百字来谈汉字。先生说，他有位真正的朋友告诉他，说你的《流沙河认字》写失败了，因为他办公室里好多位人只有他一人能看懂《流沙河认字》，别的人根本看不下去。老人说着笑了，因此老人觉得用更浅显的文字，不到百字，来谈日常中经常用到的汉字。就是从日常的报纸上找最常见的字和词，来做“认字”。

老先生让我们看《流沙河认字》的手稿，与印刷好的书相比，手稿其实更好看，尤其是先生的那些篆字，和写在稿纸上的娟秀硬朗的小字，这是印刷体无法比拟的。先生说，春天时做了眼的手术，有一只眼现在视力不行了，不能在稿纸上写毛笔字了，现在只能用钢笔来写，但没有了用毛笔写字的感觉。说着，显得有些苦恼：“钢笔写字写得丑了。”其实先生的钢笔字也很漂亮，尤其是一字字都写得工整认真，这是令人敬佩的。

本来说好不打扰老人太多时间的，同行者进门前说：我们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但老人的兴致很高，留住我们说：不要急嘛，摆龙门阵，等茶喝乏了再走。结果最后离开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老人张罗着给来客泡茶续水，一壶水喝掉了，老人起身去烧水，行动没有耄耋老人的迟缓。谈到许多现代的文人故事，老人是达观的，对于自己当年的遭遇，也很超脱。说一部《庄子》当年给了他安慰，《庄子》是给失败者读的，是“失败者”最好的安慰。

从《庄子》的文字谈到了当下的意义。对我的一个关于现代文坛上人和事的疑问，老人用《庄子》秋水篇中的文字做了透彻的讲解，写下“不贱贪污”，并告诉我，你去查《庄子》秋水篇，这是里面的话，你看看原文，就知道庄子的态度。这个“不贱贪污”里的“贪污”不是现在我们说的官员贪污的“贪污”，然后老人就开始解释起来……

流沙河客厅里墙上挂着一个不大的镜框，里面是先生自己写的两个字：

“知还”。

散发着主人的风骨和精神。

附录：
龚明德答薛原老弟
作者:龚明德  2010-11-23 11:14 星期二 晴
　　龚明德答薛原老弟
　　
　　
　　……前几天在成都的一场“民间读书人”聚会上，意外目睹了一场“民刊”授奖。说意外，是之前在这次聚会组织方提供的精美“节目”单上并无此内容，但当主持者宣布要给“最好的民刊”发奖时，还是有一点意外，虽然意外，但且看如何授奖，结果“最好的民刊”奖励给了《开卷》和《点滴》，“最好的民报“奖励给了《温州读书报》和《清泉部落》。实话说，这“两刊两报”，在我眼里都很优秀，也值得授奖。《点滴》虽是新创，才出了不多的几期，但深为我欣赏；《开卷》就更不用说了，从创刊到现在，每期不漏，都有收藏。《清泉部落》在前些年也得到编者阿泉的邮赠；《温州读书报》前些年就知道其大名，但真正得到此报还是在今年与其主编卢礼阳在网络上结缘之后。
　　这四家“报刊”获奖不是我谈的问题，我谈的是授奖的“评选”问题：既然不是以个人和几个人的名义授奖（是以“民间读书人年会”），上述四人是以如何的评选机制评选得出此获奖名单？
　　尤其是，在上述获奖“民刊民报”的具体获奖者四人中，有三人坐在“民间读书人年会”的“主席台”上（从会场的背景布置和坐席布置看，组织者和主持者的坐席似乎可以看做“主席台”），也就是说，坐在那排座位上的，都是所谓“民间读书人年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坐在上边的有六七位，居然有三位“获奖”。
　　所授的奖也很别致，由两人联合出资：每人一幅由流沙河先生题词然后由年青书法家书写的授奖词（后来得知这些授奖词文字出自主持者龚明德先生之手），然后每人2000元奖金。联合出资的两人，一人是流沙河夫人吴茂华，一人是来自“草原部落”的出版商——前些时又因给张悟本策划出版“绿豆”养生书而闻名。以我的猜测：吴老师当是提供的流沙河先生的书法，“草原部落”出版商提供的奖金。据说出资人提出必须给“最好的民刊民报”，而且还坚持必须给一家“民报“授奖。
　　如果此奖以出资人名义或主持人个人名义授奖，自然无可厚非，也乐得看到朋友们获奖，谁也不能说啥。问题是此奖以出席者全体的名义冠以“民间读书人年会”。
　　其实这名义本身就不伦不类，来参与的这些人怎么就可以代表天下的“民间读书人”呢？本来就是一群喜欢书的形形色色的书友来参加的一次“民间”聚会，却被授予了如此的“重任”。这显得实在不能承受之重，也更显出了组织者的书生气来，怎么能有一人或几人在未经同意的不知情中就“自动”代表大家直接给出获奖结果呢？是通过何种形式得到的大家的“授权“呢？尤其是作为组织者和主持人，怎么能在自己担负组织“责任”的会上（至少从坐席上看是“组织者”或“主持人”）接受自己组织的“大会”授予的奖和奖金呢？
　　作为“民刊”的读者和旁观者，看到这一幕实在感到是闹剧，不由得更佩服起广州的诗人黄礼孩：黄礼孩作为真正的“民刊”的主编者，不仅自己一年一度的推出《诗歌与人》，还每年都颁发一个“诗歌与人”的年度诗歌奖，评委就是他一个人，但还没听说谁出来质疑他的评奖是否有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诗歌与人》是他自己出资，这个“诗歌与人”年度奖也是他自己出资，他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他愿意颁奖给谁就给谁。他颁奖的奖品我也年年都收到：获奖者的诗集。他每年授奖给一位他认可得到他的奖励的诗人，然后给诗人出版一本诗集，出版的诗集也是真正的“民刊”：一本他装帧制作的诗集。
　　在这场聚会上，因此事，颇有议论，因为我不是“民刊”的编者，也不是聚会的组织者，只是一名书友，所思所感，不吐不快，当不会有吃不到葡萄说酸的嫌疑，也没有与任何一方的利益之嫌。
　　其实，许多人谈公义，谈正义，谈民主，谈公正，谈公开，尤其是书生议论，更是舍我其谁，但具体到现实上，即便是这样一次微不足道的“民间读书人”的聚会，却居然如此仅凭自己或少数几个人的“一己之见”，做出如此闹剧，实在是玷污了“民间”和“书友”一词。
　　龚明德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和学者，多年前就有幸编辑过他的文章，也收藏有他的著作，为能与他结识而自豪。这一次在成都虽是第一次相见，却分外亲切。目睹其人，再想其文，龚明德“的确是书生”，也确实是书生，或者套用一句“毕竟是书生”。对于大家的议论，龚先生也听到了。在一次喝茶时，我也当面把我的感受告诉了龚先生，龚先生说“不打不相识，我们是好朋友”。其实我不是要和龚先生“打”，我和任何人也不“打”，君子之交淡如水，书友之间更是以书为媒，但涉及公义“是非”，不能不谈。作为“固执已见”的书生，龚明德于学问于书话，是硕果累累的，也嘉惠于我辈读者。作为组织这样的“民间”聚会，其辛苦操劳的确可叹可赞，但在这样的民间聚会上出现如此以“公议”名誉却如笑话的“授奖”，实在是一个悲哀。也为龚先生遗憾。也许本来就是为了“幽默”，当不得真的。就如《点滴》的编者周立民在聚会上所说的：希望民间的聚会就是民间的聚会，为大家提供一个民间交流的平台。周兄的话大意如此，尤其是他最后一句：“希望不要开到……大会堂去。”说的真好。

　　以上是薛原老弟的博客文字的节选，他特意发来手机信息让我看，我请人找到了，下载了。因为文中正面说到了我，薛原老弟不是鲁迅说的那种“连眼珠都不值得转过去”（大意）的人，所以我要答复。但是，我不议论、不发挥、不抒情、不……
　　我只订正几件“史实”。
　　一、吴茂华老师给年会的是现金，不是一幅沙河老师的字。因为会上急需要的是现金现银，马上要去买东西的毛币！比如，制作有薛原老弟头像和介绍文字的展板之类，就得交了钱才可以弄出来的。比如印通讯录，也得现金现银。
　　二、我们的年会的名称，薛原老弟弄错了。下一次年会，建议老弟不必出席了！我们不需要指手画脚的批评家，我们需要“书香社会文化义工”！
　　三、这次年会，是由成都方面主持由呼和浩特和南京方面大力赞助才成功的。出席年会的有家产近亿的人，但是去年鄂尔多斯会上，临到闭幕前商定下一次承办方，两处原先都争着要办的人突然拒绝了……我无奈地接下来承办。
　　四、颁奖事件，只要我们承办方和两个出资人不说话，薛原老弟似乎没有说三道四的资格。你可以当即拿出一万元来颁奖给你心目中的民刊民报，就叫“薛原个人奖”。空话不要说，官方的空话已经使得我们的国家吃了大亏。
　　五、我希望薛原老弟说说不少与会者的虔诚和奉献，比如与会的高信、沈文冲、陈克希、周立民、陈品高等兄弟们，当然流沙河先生也是更值得一写的。
　　六、 还可以说下去，但是中午要去宾馆送今天下午离去的与会者，再见！
　　
龚明德2010-11-23 11:25
薛原老弟：我在你的博客上无法留言，只好在这儿回复。还是在成都喝茶的那句话：“我们是好朋友！”据说，民国的打笔仗的人，往往文章刚见报，双方就约见一通喝酒。我们，也得继承这个传统。

成都印象之一：“民刊”与“民刊”奖

从南京的《开卷》起始，这些年来，断断续续时常收到一些所谓的“民刊”，之所以用“所谓”一词，是因为现在的这些“民刊”相对于正式发行的刊物其实是“内刊”，因为这些不能正式发行的“民刊”都是“内部准印”证号，没有正式的刊号。当然，这是受制于现在的体制。至于体制的限制，不是我要谈的，我想说，“民刊”顾名思义，是民间的刊物，但现在的这些民刊，其实还是单位出资主编的内部刊物，之所以用“内刊”刊号，不是不想用正式的刊号，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民刊”，若真是“民刊”，还能大张旗鼓地生存吗？在这些“民刊”的圈子里有种说法，好像不是正式刊号的“内刊”就是“民刊”，这实在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实在今天的语境下，所谓“民刊”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在于编刊人的立场，在于刊物（不管是“内刊”还是正式的刊物）的定位和态度。

十年来，最有缘分的自然是《开卷》，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在南京，徐雁、董宁文等人谈到要在“凤凰台”办一份关于读书的小刊物的情景，这就是由董宁文一直担任执行主编的《开卷》，从创办至今，《开卷》始终是我桌边的“民刊”，也由此与徐雁、董宁文有了更多的为书的合作，从《思想者》丛书到《大家文库》。尤其是因为《开卷》，后来有多家“民刊”在风格上复制了《开卷》，其中就有长沙萧金鉴担任编辑的《书人》和现在的《文笔》。

这些“内刊”自然是特定的内容和定位，但这几种在我的阅读生活中占据一个位置的，像是一扇扇千里外不同师友家客厅的窗口，让我从中看到许多的人和事，许多有意思的故事，许多有意思的片段。《开卷》依托于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台饭店，《书人》依托于湖南出版集团的岳麓书社，都是属于出版单位或相关单位主办的“内刊”，而《文笔》虽然也有主办单位，否则不可能审批下“内部准印证号”，但其出资人和主编其实是做毛笔出身现在经营一家颇有名声的“农耕笔庄”的邹农耕。从出资人角度，《文笔》是真正的“民刊”，但从主办形式看，也是“内刊”，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是只与毛笔文化有关。在我收到的这些“民刊”里，有几种是我每期细看还要完整保存的，譬如《开卷》《书人》和《文笔》等等，另外还有零星得到的北京的《芳草地》等。

我看待“民刊”，首先看编者的立场和定位，尤其是编者的气度和格局。在一些所谓的“民刊”上，会看到编者不时地或忍不住地“赞美”着自己，常常觉得好笑和好玩，费劲心血获取资金再依托“主办单位”编一份没有正式刊号的“内刊”，难道就是为了自己造一块园地来给自己涂脂抹粉自我陶醉吗？然后是在上边大写和一些名家或非名家的交游，那些“民刊”上这样的字眼随处可见：“著名”“大家”等等，尤其是这样的句子也不难看到，例如：“江南才子某某某”“藏书大家某某某先生”或“著名作家某某某先生给我邮寄来了签名本……捧读之余……”然后就是露骨地拍马屁文字罗列一二三，等等，收到这样的“民刊”，翻览几页，不得不感慨：总有些冤大头，愿意拿钱给这样一些所谓的“书爱家”来浪费纸和墨。

有一些研究或学术机构，为了资料建设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主编一些内部交流的“内刊”，其实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民刊”，因为这些“内刊”的主编者是工作职业行为，之所以用“内刊”，是基于工作的需要，是为了学术积累和建设提供给同行和爱好者之间的交流的目的，譬如上海巴金研究会主编的《点滴》，就是这样性质的“民刊”，其形式是内部交流的“内刊”，但其编者的身份就是从事这一本职的工作。《点滴》的编者周立民，编“内刊”是他的份内工作，与《开卷》的董宁文在本职工作之外编“内刊”有本质的区别。虽然这并不影响周立民在编辑思想上的民间立场和为学术积累做的民间努力，但是，显然他的身份与董宁文相比，是属于体制内的工作身份。在这里，“民间”两字说明不了问题。

如果是自己筹集资金，想怎么编就怎么编，谁也不能说啥，但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民刊，就是广州黄礼孩的《诗歌与人》。他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十年来，《诗歌与人》成了他一个人的真正的民刊，从编辑、设计、制作，等等，整个流程就是他一个人，没有任何单位，也没有别的出资人，就是他一人之力。以我有限的阅读，放眼当下的这些所谓的“民刊”，《诗歌与人》是真正的民刊。

当然还有一些年青80后自己筹资主编的民刊，譬如《活塞》等等。我发现《诗歌与人》和80后这些主编真正民刊的人，并不热衷所谓的“民间报刊”的聚会，因为现在只要在体制内允许存在的“内刊”“内报”（譬如温州图书馆主办的《温州读书人报》）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报刊。而没有“准印号”的《诗歌与人》《活塞》等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刊”。

之所以谈这些，是因为前几天在成都的一场“民间读书人”聚会上，意外目睹了一场“民刊”授奖。说意外，是之前在这次聚会组织方提供的精美“节目”单上并无此内容，但当主持者宣布要给“最好的民刊”发奖时，还是有一点意外，虽然意外，但且看如何授奖，结果“最好的民刊”奖励给了《开卷》和《点滴》，“最好的民报“奖励给了《温州读书人报》和《清泉部落》。实话说，这“两刊两报”，在我眼里都很优秀，也值得授奖。《点滴》虽是新创，才出了不多的几期，但深为我欣赏；《开卷》就更不用说了，从创刊到现在，每期不漏，都有收藏。《清泉部落》在前些年也得到编者阿泉的邮赠；《温州读书人报》前些年就知道其大名，但真正得到此报还是在今年与其主编卢礼阳在网络上结缘之后。这四家“报刊”获奖不是我谈的问题，我谈的是授奖的“评选”问题：

既然不是以个人和几个人的名义授奖（是以“民间读书人年会”），上述四人是以如何的评选机制评选得出此获奖名单？

尤其是，在上述获奖“民刊民报”的具体获奖者四人中，有三人坐在“民间读书人年会”的“主席台”上（从会场的背景布置和坐席布置看，组织者和主持者的坐席似乎可以看做“主席台”），也就是说，坐在那排座位上的，都是所谓“民间读书人年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坐在上边的有六七位，居然有三位“获奖”。

所授的奖也很别致，由两人联合出资：每人一幅由流沙河先生题词然后由年青书法家书写的授奖词（后来得知这些授奖词文字出自主持者龚明德先生之手），然后每人2000元奖金。联合出资的两人，一人是流沙河夫人吴茂华，一人是来自“草原部落”的出版商——前些时又因给张悟本策划出版“绿豆”养生书而闻名。以我的猜测：吴老师当是提供的流沙河先生的书法，“草原部落”出版商提供的奖金。据说出资人提出必须给“最好的民刊民报”，而且还坚持必须给一家“民报“授奖。

如果此奖以出资人名义或主持人个人名义授奖，自然无可厚非，也乐得看到朋友们获奖，谁也不能说啥。问题是此奖以出席者全体的名义冠以“民间读书人年会”。

其实这名义本身就不伦不类，来参与的这些人怎么就可以代表天下的“民间读书人”呢？本来就是一群喜欢书的形形色色的书友来参加的一次“民间”聚会，却被授予了如此的“重任”。这显得实在不能承受之重，也更显出了组织者的书生气来，怎么能有一人或几人在未经同意的不知情中就“自动”代表大家直接给出获奖结果呢？是通过何种形式得到的大家的“授权“呢？尤其是作为组织者和主持人，怎么能在自己担负组织“责任”的会上（至少从坐席上看是“组织者”或“主持人”）接受自己组织的“大会”授予的奖和奖金呢？

作为“民刊”的读者和旁观者，看到这一幕实在感到是闹剧，不由得更佩服起广州的诗人黄礼孩：黄礼孩作为真正的“民刊”的主编者，不仅自己一年一度的推出《诗歌与人》，还每年都颁发一个“诗歌与人”的年度诗歌奖，评委就是他一个人，但还没听说谁出来质疑他的评奖是否有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诗歌与人》是他自己出资，这个“诗歌与人”年度奖也是他自己出资，他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他愿意颁奖给谁就给谁。他颁奖的奖品我也年年都收到：获奖者的诗集。他每年授奖给一位他认可得到他的奖励的诗人，然后给诗人出版一本诗集，出版的诗集也是真正的“民刊”：一本他装帧制作的诗集。

在这场聚会上，因此事，颇有议论，因为我不是“民刊”的编者，也不是聚会的组织者，只是一名书友，所思所感，不吐不快，当不会有吃不到葡萄说酸的嫌疑，也没有与任何一方的利益之嫌。

其实，许多人谈公义，谈正义，谈民主，谈公正，谈公开，尤其是书生议论，更是舍我其谁，但具体到现实上，即便是这样一次微不足道的“民间读书人”的聚会，却居然如此仅凭自己或少数几个人的“一己之见”，做出如此闹剧，实在是玷污了“民间”和“书友”一词。

龚明德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和学者，多年前就有幸编辑过他的文章，也收藏有他的著作，为能与他结识而自豪。这一次在成都虽是第一次相见，却分外亲切。目睹其人，再想其文，龚明德“的确是书生”，也确实是书生，或者套用一句“毕竟是书生”。对于大家的议论，龚先生也听到了。在一次喝茶时，我也当面把我的感受告诉了龚先生，龚先生说“不打不相识，我们是好朋友”。其实我不是要和龚先生“打”，我和任何人也不“打”，君子之交淡如水，书友之间更是以书为媒，但涉及公义“是非”，不能不谈。作为“固执已见”的书生，龚明德于学问于书话，是硕果累累的，也嘉惠于我辈读者。作为组织这样的“民间”聚会，其辛苦操劳的确可叹可赞，但在这样的民间聚会上出现如此以“公议”名誉却如笑话的“授奖”，实在是一个悲哀。也为龚先生遗憾。也许本来就是为了“幽默”，当不得真的。就如《点滴》的编者周立民在聚会上所说的：希望民间的聚会就是民间的聚会，为大家提供一个民间交流的平台。周兄的话大意如此，尤其是他最后一句：“希望不要开到……大会堂去。”说的真好。

如果我有诗人黄礼孩的魄力和能力，也许我也会为我眼中最好的“民间编刊人”授奖，以我自己的能力，以我自己想到的“名义”，无须和别人商量，这个奖授给谁呢？不用多加考虑，我要“授给”长沙的萧金鉴。别人不需要我来锦上添花，但“授奖”给萧先生，是我表示一点感激之情的方式。仅仅以个人的名义。

萧金鉴。这次在成都，见到萧先生，真好。也才知道，原来萧先生71岁了。之前怎么就没感觉到呢？多年来得到他的赠送，让我一直享受着《书人》和《文笔》。71岁的老人，仍在热心为书友做事，仍在热心为民间的“民刊”奔波。

我的书店地图

   (青苑书店外景)

    青苑书店是南昌一家很有特色的人文书店，当地朋友说，此店是他们眼里南昌最好的一家人文书店。在2010年10月28日的旅行日记里，我写道：

晚餐后G兄带我去不远处的青苑书店，此店所在多“足道”“女子健美”“按摩”等门店，暗淡的“青苑”显得格外显眼。进到店里，感觉不错。店面看上去不大，但进门发现进深颇大，且面积可观，移步上楼，二楼上在整排的书架之外，还有一处空间，几张桌子，一些木凳，皆是干净清爽的松木……

这是我认识此店的第一印象。在11月2日下午，又来到这里，慢慢淘书，在书店里度过愉快的黄昏。书店里在书架间零散放着几只小木凳，有几位读者坐在小木凳上津津有味地读书，那情景不像在书店里，像是在自家的“书房”里。戴眼镜的店员“认识”了我，端来一杯红茶。我发现在二楼上放置着“大桶水”，边上有一摞纸杯，盘子上还放着袋装的立顿红茶。书店里有轻柔地音乐声，即便有读者的说话声，也很低，并不影响别人。书架间几个读者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从我进店，到我离开，一个多小时，那两位坐在小木凳上的读者一直在读着，没有走的意思。

晚餐后又和G兄，还有书店的主人W等回到书店，晚上第二次远观细瞧夜色中的青苑书店，与周围的“红色”实在是反差巨大，在一片醒目耀眼的红色中，深蓝的“青苑书店”顿时成了寂寞的一角。G兄说，这片小区是房价在南昌属于高价位的小区，边上有公园和体育场，对面是省图书馆。

与周围的“红色”相比，“蓝色”的书店显得孤单，也更显得与周边的不和谐。问店主人，在这样高房价的区域开一家人文书店，不艰难吗？女主人沉静片刻回答：因为喜欢书店。原来书店主人夫妇与书店结缘将近20年了，女主人说，还在读大学时就开始了开小书店的尝试，这么多年下来，最后有了这家青苑书店，成了始终的坚持。

在书店里，我挑选了几本新书：吴相湘的《风云际会下的书生》、唐睿译的法国马瑟的《行脚商》、美国戈德斯通的《旧书与珍本》、法国博纳的《克洛岱尔情结：卡米耶与保罗的一生》，还有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等。最后还买了一本《谈文说画》，送给了G兄。说：因为外出，不带多的行李，没带书。这本《谈文说画》用的纸还不错，送上一本留个纪念。

(青苑书店夜景)

那个晚上，与豆瓣上“青苑书店”小组的书友聚会聊天，谈书，书里书外，书人书事……结束时夜已经深了，走出书店，左右两边的“红色”更艳，在夜深的大街上，“青苑”的灯光虽然暗淡，但却给我留下了温馨的记忆。

《枕边书系列》策划人语

上世纪末，在我承担的报纸副刊的读书版上，习惯用一些小栏目来区分文章以活泼版面，譬如“西窗剪影”“书里书外”“书林漫步”之类，其中，有个小栏目就是“枕边书”，一般对一些谈书的千字短文就用这个小栏目来界定，这些小文章往往是涉及书，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评，却又与书的话题相关。这些小栏的名称有几个是我私心很喜欢的，如：“西窗剪影”“枕边书”“砚边余墨”之类。还请了篆刻的朋友特意刻制了闲章，以装饰版面。后来，随着版面的不断“与时俱进”，这些固定的小栏目都取消了，版面更多强调书影效果和文字的信息量。但至今想起这些小栏的名称，仍有一种温暖在。今天春天与“蜜蜂出版”的同人谈起要编一套主题相对明确的人文丛书时，立即冒出了“枕边书”。

《枕边书》系列，适合闲读，也适合对现代文人或文化现象有兴趣的读者对一些人和事做寻根究底的探寻。每一种书相对专注一个主题，每一种书的内容在闲读中能得到对所涉及的人和事有深入的了解。这也是这个系列丛书的初衷。不管是谈人谈事，言必有据，但又不是学院体的枯燥论文，是以随笔的形式，严谨的态度，来讲述掩藏在历史风霜中的人和事，即便是风花雪月，也是史料的重新梳理，绝非大话西游。如同几位老友相聚，是把盏畅谈的下午茶，是微醉再至茶座的夜聊。一册在握，在那些昨天的逸事里，得到会心一笑，有原来如此的释念，有不过如此的顿悟，有何必当初的恍然……当然，也有对艺术的欣赏，对闲情逸致的品味。

《枕边书系列》之一即为聂鑫森的《煮文嚼画》。聂先生能文能画，曾写过一本《一位作家的品画笔记》，是谈他对中国画的欣赏的，现在的这本《煮文嚼画》是此书之后的进一步深入，专门评说中国画的散文随笔集，分三辑：风俗人情、禽兽虫鸟、草木花果。除评说国画之外，还涉及书法、篆刻、年画、剪纸、广告画、铁画、指头画、连环画、藏书票……

该丛书之二是方韶毅的《民国文化隐者录》，书中的人物，用方兄的话说：“相比鲁迅、胡适这样的大人物，该书所展示的只能算是小人物、小配角，连他们的乡亲或许也早已淡忘的文化隐者。晚清民国以降，人才辈出，群星闪耀，把这些埋没在历史背后的小人物，放在今天的文化舞台，不乏精彩出众。小人物，大风景，正是那个时代引人钩沉探隐的魅力。”该书中所谈的人物都是方兄的温州籍前辈同乡文人，共选择了二十多个现代温州文化人，纳之于风云变幻、时代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来进行观察，通过讲述他们的传奇故事，从小处见民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展现一幅文化人生活的图景。同时，通过这些人的故事，让读者了解温州的另一面，商名之外的温州。另外，也从侧面展示了鲁迅、胡适、梁启超、钱名山、周作人、朱自清、胡风、金克木等人当年与温州文人的交往。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可以说是鲜为人知、被人淡忘而值得一书的的现代文化隐者。

该丛书第一批推出来的还有唐吟方的《雀巢语屑》（修订版）、戴升尧的《菩提树下》。《雀巢语屑》当年面世时，曾让我陶醉了两个晚上，沉浸在阅读的快乐里。但总觉得篇幅还是少了，几年过去了，现在有缘推出该书的修订版，实在是快乐的事情。唐兄的《雀巢语屑》中的一则则韵味丰富的札记，实在是传承了《世说新语》和现代文人郑逸梅的《艺林散叶》的神韵的。《菩提树下》是戴升尧游历各地佛教寺庙的游记，他近年来游历了印度、西藏、普陀、峨眉、五台、九华等几十处具有代表性的佛教圣地名寺，以一个文化人的视角观察、思考，以细腻的笔法描述这些圣地名寺，读来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是一本主题非常明确的“专著”，但绝非枯燥的专业学术著作。另外，该书也反映了大乘佛教的历史发展粗略轨迹，体现了作者对佛教的认识和感悟以及佛教对作者思想和人生的影响。

《枕边书系列》是一套持续出版的丛书，上书四本近期已陆续面世，之后，还有……

也期待着师友们的加入。

（《枕边书系列》经“蜜蜂文库”策划由金城出版社2010年11月推出）

九月中旬在北京，主要泡在北京郊区物流中心的书库里，并没有逛书店。只是在临离开北京的那天上午，去了宋庄。去宋庄是为了一家新开张的书店。

这就是蜜蜂书店。

2010年北京宋庄艺术节开幕的当天，在宋庄的大街上，以艺术和人文书为特色的蜜蜂书店开张了。

与蜜蜂书店结缘，还在它没开张之前。先是一本《书店之美》，结识了醉心于书店情结的西海固兄；接着是一本厚厚的《塞尚书简全集》，继之而来的《梵高艺术书简》《达芬奇艺术笔记》等等，我记住了一只飞翔的“蜜蜂”，也让我结识了“蜜蜂文库”的主持人张业宏兄。因这两人，也就有了我与“蜜蜂文库”的结缘，有了《带一本书去未来》，这个书名出于西海固兄。也有了接下来的《枕边书系列》……也便听到他们关于开一家“蜜蜂书店”的念头。

阳光射入蜜蜂书店里，亮堂。安逸。开阔。书店的摆设是我喜欢的人文书店的气息。书店里的书以艺术类为主，用书店主持人的话说：这是第一家开在宋庄的书店。

宋庄是汇聚艺术家和准艺术家和自称艺术家的村落。据说这些“艺术家”们稳定在4000人左右。为他们开一家艺术书店。这也许是开店的一个目的，但肯定不是最主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缘由其实很简单，就是想开一家书店。

一只小流浪狗悄无声息的卷缩在通往二楼的楼梯转角下边，眼神里透着一丝惊恐也透露着一丝踏实。书店一开门，这只流浪狗就进来了，然后就悄悄地躲到僻静处，看逛书店的人，看坐下来喝茶聊天的人。

这家书店的特色，自然首先是“蜜蜂文库”。自己做的书摆在自己的书店里，对于“书疯子”来说，是很大的幸福吧。

在这家书店，守店的不仅仅是年青的女店员。

守店的还有“蜜蜂文库”的掌门人。

还有始终摆脱不掉开一家书店情结的“西海固”。

在书店里，不仅仅是选书。还有——听两个“书疯子”谈编书谈印书谈开一家艺术书店谈有趣的读者谈进来不买书只看书的读者谈看上去像艺术家贪婪翻书或翻白眼的光头和非光头……

临离开，我选了一本书。

此书与苏轼的寒食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