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本报记者 杨振雩

人物简介

    周国平，1945年7月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8年入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士、博士学位；198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至今。1994年受聘为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随感集《人与永恒》、诗集《忧伤的情欲》、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善良丰富高贵》、纪实作品《妞妞》、《岁月与性情》、等；译著有《尼采美学文选》、《偶像的黄昏》、《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等。其中《周国平文集》中两则寓言被入选中学教材。

    九江市图书馆建馆70周年，邀请哲学家周国平来浔演讲，这在九江的精神生活领域，引起了震动，人们相互转告，翘首以待。果真，2009年10月16日下午，图书馆报告厅座无虚席，一票难求。周先生作了一场题为《人生的价值》（内容见本期13版）的精彩报告，给浔城人带来了一次难得的精神享受。

    周先生尽管因为长期养成思索的习惯，表情木刻般留下了思想的痕迹，较为严肃，但是，从他一身T恤牛仔的装束中，从他较有弹性的步履中，从他睿智的话语隐含的激情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的活力和热情。你会看到，他用他的思想与生活保持一段距离之外，他还用他的活力与年龄也拉开了一段距离。

    当晚，记者在他下榻的宾馆对他进行了专访。专访过程中，轻松愉快，谈笑风生，间以他与他家人温馨的通话，又让我们看到了他温情、慈祥、细腻，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访谈约定为1个小时，结果不知不觉过去了2个小时，翌日清早周先生还要回上 海，将他那看似平淡却饱含思辨的演讲留在了九江人的印象中。告辞时，周先生微笑着挥了挥手，灯光从他背后照过来，一天的掌声、鲜花和热情的包围，他依然精神，看不出半点倦怠。

    《长江周刊》（以下简称《周刊》）：周老师，这次来九江，印象怎样？

    周国平（以下简称“周”）：啊，九江是个好地方，是块风水宝地，在庐山脚下，人文、生态都很好，我喜欢。

    《周刊》：我们转入正题吧，请问周老师，生活与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周：哲学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古希腊哲学概念，含义是“爱智慧”，不是指导具体生活，智慧与知识是两回事，哲学是要你想清人生大问题，想明白大问题。不一定想得明白，也不一定得出结论。苏格拉底谈的问题，都没有结果。“我知道我一无所知”，这是他的格言，意思是你们满以为想明白了，其实你们根本没有，不过是自以为是罢了。我们要做的是，让哲学回到它的本意。

    哲学自诞生以来已有2000多年历史，很多人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为一门学问，已经不是原初意义的哲学了。最初的哲学是为了想明白一些问题，想明白应该怎样生活。它对每个人都重要，它可以为我们确立一个坐标，让我们知道，自己在哪里。哲学是一种分身术，让个人在生活的同时，还能跳出来看整体，发现你的意义所在，或有无意义。尽管最后并没有答案，但想与不想，不一样。不想弄明白问题的，始终糊涂，想弄明白问题的人，知道重要所在，才有格调，这是根本所在。

    《周刊》：您女儿妞妞对您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影响吗？

    周：把哲学看作人生的安慰，去想一些问题，那么具体的苦恼就变得不那么重要  了。妞妞的夭折，如果没有哲学，我会更加难以自拔。有了哲学，让我看到人生整体，乃至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比较好忍受一些。我一直在想，面对许多悲剧性事件时，哲学让我看问题达到一个高度，不会沉溺其中，会想到死亡是人生中应有之义，就不会那么较劲，会增加更高的视角。有没有视角很重要，如果没有，一些小的挫折、恩怨也会纠缠不休。有时，怎么努力也会是一样的结果，那么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靠自我解脱。

    哲学想的是根本问题，它超脱于生活之上，与具体生活拉开一段距离。你尽可以去执著，去追求，但有了哲学就有了退路。命运不可以改，可以改变的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改变态度，其实也就改变了命运，实际上等于减轻了命运的打击。

    心理层面太低，它只是宣泄，转移，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哲学要解决的是终极问题，使用的是理性的方法。宗教认为理性有限，主张靠信仰。科学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理性，但它只解决经验范围内的现象问题。解决终极问题，哲学靠思考，宗教靠信仰。只有哲学是靠人的头脑来解决问题，虽然解决不了。当宗教似乎已经到达目的地时，而哲学却永远走在路上。正是这种不断地尝试，哲学才有价值。哲学是无用之学，正是哲学的用处所在。死亡、意义，哲学都解决不了，但有了哲学就有了一个高度，始终观察人生的全境，懂得重要与不重要所在。

    薛西弗斯推着石头到山顶，最终滚落，回到原点，周而复始地推着，哲学也大致如此。从学术上看，哲学研究是发展了，越来越深入细致，但你不能说现在的哲学思想就比古希腊高明，根本问题还一样没有解决，这是人的处境内在的困境。只要人在，困境就在，哲学就始终要去思考。

    帕斯卡儿说，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大自然产生人是一个过程，就如宇宙产生生命，可是，生命进化到人，大自然并没有赋予人以意义，结果人不甘心，去寻求意义。惟一寻求意义的动物是人，没有意义也要创造意义，人有赋予意义的冲动，于是就产生了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然而，到底人有没有意义？不知道。

    《周刊》：人在战胜自然后，目标转向到人自身，您怎样看待人性？

    周：人类社会到达有能力消灭自我的那一天，走向毁灭，完全有可能。我经常对人性感到悲观。我不相信人生而有善恶，“性相近，习相远”是有道理的。人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律己的一面，两面都有，毕竟是社会动物，有合作，有依赖别人的一面。当然，有人把恶发展到极端，也有把善发展到极端。中国缺乏秩序（法治）和信仰，西方也有恶人，但他们有信仰，他们认为行为有神管着，上帝会看到一切。信仰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而法治对恶进行惩戒。

    《周刊》：周老师长期研究西方哲学后，是否会回头看中国文化？

    周：研究西方，回头看中国文化，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此时，已届9点多，手机铃声响起，周老师用轻柔亲切的语调说：“喂？宝宝，我在房间。吃过饭后，接受记者采访。你怎样啊？明天不上课啦？好的。爸爸明天到，记得去机场接爸爸啊。”周老师的女儿11岁，今年6年级）

    西方的信仰与法治有其根源，西方的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关怀，是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基督教信仰与古希腊精神是一脉相传的。从法治上来看，西方有个人主义，主张每个个体平等，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古罗马的传统，到英国自由主义，也是一脉相传。中国传统中缺少形而上学与个人主义，强调宗法主义，家族主义，个人微不足道，等级、宗法至上。西方，一头上帝一头个人，中间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保护个人，为两头服务）。中国文化中大多是为了中间牺牲两头，上帝、个人都可以不要。中国文化中道家强调个人。

    研究西方哲学，我有感觉，我曾想写本书介绍西学东渐，关注严复和王国维两位大师。我们学西方仅学了皮毛，本质没学到，往往大国心态，弱国心理，自大又自卑。

    《周刊》：中国文学中出不了大师级人物，出不了巨著，您认为原因何在？

    周：文化因素是很重要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很多作品描述停留在表象，对大的终极问题思考太少。中国文化具有实用品格，精神价值不被看重，认为精神必须转化为物质才有价值。作为人，人是精神性的存在，最高贵精神本身就有价值，它拥有独立的神圣的价值，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被承认，处于边缘化，不占主流。中国文化落后，就出不了大师。物质文明十年二十年就能见效，而精神文明建设要好几代积累。对精神价值的看重，是西方顽强的传统。爱因斯坦说：因为知识本身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欧洲的伟大传统。

    马克思也是这个传统中人，他说，真正自由王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发展。他理想中社会，最重要特征是人类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人的活动就是为了人本身的发展创造，按人的兴趣爱好，从事艺术、哲学、科学等工作，这本身就是目的。作为人在生活，精神属性满足了，就是自由王国。如果只满足物质生活，是低级的动物社会，依然还处于必然王国。

    欧洲人为兴趣本身，会去干一些事情。这些人就是肥沃的土壤，中间必出大师。我们却很少有这样的人，这不是经济水平够不够的问题，是价值观、文化传统的问题。

    人是有精神本能的，程度不一而已。有些人勉强能生活，就去追求精神生活。物质的标准总在变，没有穷尽的。现在人类价值标准出了问题，西方也在变，变得更现实了。

    唐宋八大家中大多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重精神价值，正统儒家思想薄弱的时候，中国文化灿烂，大师辈出。孔子否定终极意义，他说：“不知生，焉知死。”但庄子关心终极意义。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思想，是想解决中国问题，严复，王国维是这样，我们也是。不是说哲学不为社会现实服务，关键是弄清楚人家西方的东西是什么，功利太强难免容易弄偏、歪曲。王国维是大师，具有学者客观精神，是引进德国思想第一人，尽管失败了，没被理解，但他进到了里面，知道人家说什么。严复是引进英国哲学第一人，但没弄清人家说的是什么。我们缺少学者精神，我想通过严复和王国维个案，来反思中国文化局限性在哪里，造成了什么缺陷？

    哲学对政治的影响很慢，但一旦发生影响，就是根本性的影响。

    《周刊》：请告诉九江的朋友，读什么书好。

    周：读书因人而异，很难有普世的标准，原则是读好书，读经典，不是读流行书。哲学方面的著作，开始不一定能读懂，要积累，先有博览的基础，文学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书都要读。

    《周刊》：您怎样分配读书与写作时间的？

    周：读书与写作一半对一半。写作很多来自读书，不能光从生活中来。许多大师想过了的问题，让我们避免走很多弯路，大师让你的思路开阔。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读书，写作会枯竭。因为生活是广义的，内心经历、感情和体验也是生活。

    《周刊》：请问您一般的起居习惯有哪些？

    周：我白天工作。我把生活区与工作区分开，有个写字间，离家有段路，每天穿过一座公园到了，一小时路，环境很好，可以当锻炼。现在退休了，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像以前一样自由，一样用功。晚上，我与家人一起看书看报，不看电视。周末和朋友在一起聚聚。交友顺其自然，各方面的都有，艺术的、音乐的、文学的。

    《周刊》：下一步的创作打算是什么？

    周：对严复、王国维的专论写了十年，写了一大半，还在写。手头在对翻译的尼采作品进行整理、校对，为每一本写导读，分析其作品的主要思想、背景，准备出版尼采系列译著。我眼睛受不了，看电脑一副眼镜，看书一副，不停地换。像《人与永恒》那样的随感还在写，我还写女儿啾啾小时候的故事，女儿小时候说话，就像小鸟那样啾啾叫，所以小名叫“啾啾”。我的名字是爸爸取的，后来我发现有无数个“周国平”，其中包括杀人犯。

    尼采对我性格影响不大，但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人生的价值

——在九江市图书馆的演讲

惟见长江天际流——访著名作家王一民

访谈/杨振雩 周慧超 

     阳光不错，空气不错，心情也不错。为了把更多的名人带到九江人面前，10月4日，国庆假期第四天，《长江周刊》记者采访了著名作家王一民。王老师居住在锁江楼塔附近的一个小区里，北望长江，天际涌流，南眺匡庐，郁郁苍苍，真乃一个看书写作、颐养天年的好地方。他的访谈像极了这天阳光，干净、热烈、直接。从他的健谈，他的幽默，他的亲和中，我们依然感受到了一位老作家不尽的活力。

    Q1.《长江周刊》（下称《长》）：金鸡奖颁奖典礼即将在南昌举行，您比较看好哪些电影获奖呢？

    王一民（下称王）：《梅兰芳》和《集结号》，不错。

    Q2.《长》：如果单从剧本的角度，您怎么看呢？

    王：我个人很喜欢《集结号》这部电影的剧本。它其实是小说改编的，很有时代的深度。对战争对昨天的思索都比较深刻。守卫一辈子的信念，直至最后大喊一声等等，这部电影引人深思的地方很多。喜欢它，因为它勇于发现生活。

    Q3.《长》：今年5月，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09中国影视编剧塘栖雅集”论坛上，提出现在编剧地位提高了。并且公布了外界所关注的“10万元俱乐部”，有六名电视编剧榜上有名，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王：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且并不是主要方面，大部分编剧的待遇还是没有改善。

    Q4.《长》：为什么会这样呢？王：这是因为目前的影视制作是导演中心，而在以前是编剧中心。现在对编剧不是很重视，而是注重一些视觉上的效果。对于故事来说，如果导演的文学功底大于编剧，那么故事表现得就会很好，但是如果导演的文学功底还不如编剧，那么故事就会表现得不够彻底。

    在　年代初期，大概是年到　　年之间，对编剧的作用十分重视。一个剧本出来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电影厂有专门的文学编辑部，有专门的编辑指导作者们写作。《乡情》就改过四次，直到第五次才定稿。每一次修改几乎就是重新写，原来的文章只能作为素材。我很感激这些经历，这些经历对作者来说，是很宝贵的成长。

    那时候各地都有自己的电影刊物，一般剧本都要刊发在上面，听听群众意见再做修改。这样在思想艺术上也较为成熟。戏剧作者也在电影厂的培养下懂得了电影。

    Q5《长》：同时期的优秀作品那么多，为何《乡情》、《乡音》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王：一部好的作品，就是有一个好故事，几个丰满的人物，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首先（《乡情》、《乡音》）剧本相对完善，细节很真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正是当时的价值取向所需要的。改革开放后，需要一些传统文化的回归，需要重建道德秩序，需要“好母亲”、“不忘乡土的青年”这样的角色，这也是一种对道德的呼唤。而那个时候的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取材于现实的并不多，大多是取材于历史。

    Q6.《长》：那获得这些成就之前您自己为文学都做了那些准备呢？

    王：我经常说，我是在九江专区采茶戏团的上了七年学，让我就有机会去看戏，去看国内外的剧本，也有机会实践。

    那些年我首先学会了确定剧本结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就是安梁立柱啊，不安梁立柱，就没有办法添砖加瓦了。还学会了写人，戏剧中的人是带着历史上场的，在特定的场景碰撞，再走向新的历史。我在戏团还学会一点，就是如何去写戏，戏是个很微妙的东西，性格与性格摩擦，发生的火花这点是很吸引人的。我也是学了很久才懂得如何写戏。

    但是电影和戏剧又不一样，戏剧的语言是语言，电影的语言是镜头。　　年的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办了一个学习班，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报了一个庐山的题材，就被选取参加这个学习班。吃了三个月的馒头、面条，但是打下了电影语言的基础。（笑）年有珠江电影制片厂的人发现我一个正在九江上演的话剧《红花草》基础不错，请我改成剧本，我改好后正要拍摄的时候，却因为某些原因而搁浅。直到改革开放后，珠江电影制片厂的人再次找到我，希望能够写一个剧本，这样，我才动笔写《乡情》。而《乡音》则是在《乡情》得百花奖之后，珠影直接和我约稿的。

    Q7.《长》：觉得创作中什么最困难？您是怎么克服的？

    王：写作是从生活中发现细节，再归结到精神层面上，好的情节，好的故事最重要，但是细节最难把握的。细节是靠不断积累的，人们平常注意不到的好东西，就是我们称之为“好的东西”。我总结出取材智慧主要有这么三点：

    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比如《乡情》，其实我以前有过一些有缺点的作品就是没有注意到从大处着眼，但是《乡情》可是说是一个突破，故事来源于老干部寻找历史遗孤的大背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关系到革命前和革命后的问题。从深层说是革命后老干部不忘群众，从小处说，又是一个小伙子和姑娘的爱情故事，很有意思。这也是我说的从小处着手。

    二、深处着眼，深入浅出。比如《乡音》，中国的家庭关系中，女人总是从属地位，男人因为总是负责家提供的物质来源和收入，所以很自然地主宰着家庭。这是一个很深的主题，我就把它放到一个撑船工的身上，这个撑船工主宰着渡口的往来，所以他在家庭生活中就很自然地带上了大男子色彩。我记得我妻子口头经常用九江话说，“我随你。”这就是细节，我把它放进去，这样戏就出来了。

    三、长远着眼，亲近生活。曾经写过很多失败的作品，那是紧跟政治的东西，不现实不实在。那些作品有些上演还引起较大反响，有的还获了奖，但是并没有真正留存下来。　岁以后我就觉得这样不行，进行反思，总结经验，觉得文学作品还是应该从生活中来。长远着眼，亲近生活。珠影的导演和我约《乡音》稿时，我说好，“不过我还要写农村题材。”因为农民很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最可悲的是农民并不觉得自己苦。这是一个很深的主题。

    Q8.《长》：有没有很辛苦的时候？

    王：（笑）如果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不觉得辛苦。那时在剧团是经常要加班的，因为各方的修改意见一到，就要加班加点地改，剧本是这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经常修改到很晚。我记得有一次修改一个剧本到凌晨四五点，改完后我就用图钉钉在家门上，这样导演早上来就可以赶紧拿去让演员们把修改的地方重新排演了。

    Q9.《长》：小的时候经历对写作有没有帮助？

    王：我湖口家乡是“戏剧之乡”，我们马影王村经常村头演完村尾演，这使得我从小就对戏剧感兴趣起来，使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还对那时候演出的《梁山伯访友》有点印象。其实我也有参演经历（笑），是课本上的《蔡小参军》，老师给我们排了戏，好像还有到邻村去巡回演出。

    10.《长》：对目前九江文坛的看法？

    王：修水武宁的幕阜山系的作者很有希望，尤其是修水。相比较起来，有的地方就比较浮躁了。

    Q11.《长》：回顾曾经的辉煌，您认为九江如何再出巨著？九江人的努力方向在哪里？

    王：历史虽然不会重复，但是可能会以新的形式重复。其实现在的创作环境很宽松，很不错。目前九江的作者首先要在思想上取得突破，紧扣大题材，让细节和大主题结合在一起。另外，巧妙地利用本土文化也是一种取材智慧。我个人就很喜欢鄱阳湖文化，这是我熟悉的文化，感觉很容易出来。我早期的诗歌很多都是讲述鄱阳湖的，后来《乡音》也是在彭泽取的景。珠影曾经两次邀请我去，我都没去，觉得还是家乡好。

    Q12.《长》：那么如何重振九江的电影编剧事业呢？

    王：我觉得还是像南昌这样的方式（举办第十八届金鸡奖颁奖典礼）比较适合现在的实际情况。这就像是在这片土地上烧起一把“电影火”，把大众的创作热情掀起来。

    Q13.《长》：现在和未来的创作计划？

    王：并没有什么计划，碰见好题材就可以写写剧本。刚完成的一个本子名叫《一个好姑娘》，讲一个汉族的姑娘捐肾给一个维吾尔族的小伙子，而这种两个民族两个性别手术成功率只有十万分之一，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不错，已经写好了，有关部门也有拍摄的意向。

    Q14.《长》：现在退休后在家还做些什么呢？

    王：我基本上从　年　岁时第一首诗在《江西日报》上发表，多年来都没有停止创作。现在除了创作剧本还经常写一些散文。

    王一民，国家一级编剧，

    1938年出生于湖口。1957年毕业于江西九江师范学校。历任小学教师，《红花》月刊社编辑，九江采茶剧团编剧，九江市文化局副局长，九江市影视艺术中心主任，九江市作家协会主席，江西省文联副主席。被评为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诗集《鄱湖渔歌》；电影文学剧本《乡情》、《乡音》和电影剧本集《乡情乡音乡思》；发表电影剧本《家庭琐事录》(已拍摄发行)、《家族圆舞曲》等创作电视剧本多部其中《生活不是谜语》、《背水一战》、《陆判》、《阿绣》、《书痴》、《地府娘娘》、《荷花三娘子》、《杀阴曹》、《李方哥卖酒》、《人情恩怨》、《七星镇二妖》、《情剑奇缘》、《县委书记》、《魂牵柳桥镇》、《云梦庐山》等均已拍摄播出。

    电影文学剧本《乡情》、《乡音》分别获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中国第四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并同时获国家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图为陈寅恪大女儿陈流求接受媒体采访。（何立新 摄）

    今年62岁的欧阳国泰和妻子陈菊虞，是头天从修水桃里陈家大屋来的。他俩带来三块小石头，两块小的是陈家大屋门前小河里的，大的是陈宝箴父亲墓上的石子，他们将三块石头细心地埋在陈寅恪墓前的矮柏丛中，让地下的亲人感受到故土的亲情。 

    欧阳国泰是陈家上门女婿，妻子陈菊虞是义宁陈氏第9代。他说，能加入到陈氏家族是我一生的荣幸。 

    以上是发生在义宁陈氏后裔庐山之旅文化交流活动中动人的一幕。 

    义宁陈氏后裔庐山之旅 

    盛夏庐山，清凉世界，陈氏家族，老少咸聚，共叙亲情，倍感温馨。 

    55位陈氏后裔，分别来自北京、天津、广州、上海、内蒙、武汉、南昌和修水等地。 

    来自各级各地媒体一二十家，纷纷聚焦这一著名家族。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凤凰卫视、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时代周报、南方电视台大家族摄制组、香港商报、江西日报和江西电视台等等。 

    8月1日至4日，义宁陈氏后裔庐山之旅，始终充满温情，每位家族成员感情得到了一次升华，同时，也成为清凉庐山中一抹喜人的暖色。 

    文化交流活动先后举行了欢迎仪式，观看了陈寅恪夫妇归葬庐山的样片，参观了植物园，拜祭陈寅恪夫妇和陈封怀墓地，召开了座谈会，接受记者采访。随后还参观了月照松林和松门别墅等地。 

    这之中，有许多动人的情景。比如，观看陈寅恪夫妇归葬庐山的片子时，陈寅恪的大女儿陈流求和三女儿陈美延都默默地哭了。在陈寅恪夫妇墓地，大家献上花篮三鞠躬后，她俩还执意要走上台阶，久久地跪倒在父亲墓前，好像同父母对话，诉说女儿不尽的思念之情。墓碑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几个红字，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那是陈寅恪一生奉行的准则。 

    陈流求说：“这是我第6次来庐山，虽我每次都住不长，但一次比一次更亲切，一次比一次有新的认识。而这次来，选一个暑假，是老师，是学生的都可以来，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都来了，队伍庞大，目的是让后辈们知道，义宁陈氏的精神要代代相传，不能中断。” 

    陈宝箴曾孙女、著名诗人陈小从，八十多岁，是这次聚会中年龄最大的老人，她说：“6岁来庐山，一晃就80年过去了，变化真大，我在庐山居住十来年，对这里感情很深，这里也成了我的故乡。” 

    张馨元，今年10岁，可能是这次来庐山最小的晚辈，她戴着一副眼镜，跟着大人作揖跪拜，一副挺虔诚的样子。她是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的外孙女，在上海福山外国语小学读书。她说：“我要向先辈学习，努力掌握本领，做一个有用的人。” 

    义宁陈氏与庐山有着不解之缘 

    义宁陈氏和庐山有着深厚而久远的历史渊源。就此，记者采访了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胡迎建。 

    早在1892－1894年，陈三立就三次来庐山，1929年又定居庐山松门别墅，度过了五年晚年时光。在此期间，他享受了儿女亲情，会见了许多朋友，走遍了庐山的山山水水，写下了100多首赞美庐山风光的诗歌。他的儿女陈隆恪、陈寅恪、陈方恪、陈登恪、陈新午、陈康梅也都曾在此居住。而陈登恪和夫人贺黔云还是在松门别墅相识并举行婚礼的。 

    陈三立在庐山的著名景点花径倡导修建“景白亭”，而且亲自撰写了《景白亭修建记》，这篇记文至今还保存在花径。 

    更重要的是，他在庐山倡导编修《庐山志》，以他的名望邀请了当时最著名的方志学家吴宗慈先生前来主持。《庐山志》可以说是天下名山志中作者的队伍最强大，阵容最豪华的一支。其中，植物篇的作者是著名的植物学家胡先马肃先生，地质篇是李四光先生亲撰稿。 

    陈寅恪先生虽然生前只来过庐山一次，但是庐山却是他心中的故乡。1945年在成都，抗战结束不久，他对战后的国事、家事有着种种的期待。在心情十分复杂、感慨万千的时候，他写了《故乡》。诗中写道：“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这个“故乡”就是庐山。2003年，陈寅恪夫妇永眠于这座文化名山。 

    陈封怀先生，先后在庐山工作、生活了十几年，他把一生当中最精华的作品奉献给了庐山植物园，1993年去世后葬在庐山植物园。 

    陈家一门5杰中，有2杰长眠于庐山。 

    正像家族后人陈星照说的：“庐山，对我们义宁陈氏来说，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意义，我们对庐山始终怀着十分深厚的乡情。庐山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留下了义宁陈氏的足迹、亲情和思念，不论我们在哪里，都会魂牵梦绕着庐山。” 

    庐山不遗余力弘扬陈氏精神 

    义宁陈氏，在中国现代社会政治发展史、文学史、艺术史和学术史的地位,著名学者吴宓这样评价：义宁陈氏在中科院和社科院的地位是何等光耀夺目！ 

    陈宝箴，封疆大吏；陈三立(子)，同光体诗派领袖；陈衡恪(孙)，近代著名画家；陈寅恪(孙)，一代史学大师；陈封怀(曾孙)，被誉为中国植物园之父。 

    近年来，义宁陈氏在国内乃至国际影响逐渐增大。 

    各地为此做了不少工作。2007年在湖南凤凰古城博物馆建成“陈宝箴世家”。2003年修水修建了五杰广场，修水正计划重修陈家大屋，并在县城建立陈氏五杰纪念馆和国学院。 

    庐山为义宁陈氏精神的弘扬和传承，更是不遗余力。庐山学者汪国权说：“庐山是文化山，灵魂是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根基，庐山的灵魂用什么来支撑？古有慧远、陶渊明、陆修静，近有陈氏家族。陈三立和陈封怀为庐山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陈寅恪夫妇魂归庐山，为庐山文化增添了亮点。” 

    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说：“我三上庐山，2003年3月，我第一次来，为父母归葬选址，4月护送父亲骨灰，6月参加落成典礼。从3月选址到6月落成，仅用了3个月。而为使父母入土为安，我们的努力却跨越了34年。几十年与3个月之比悬殊太大了，感谢庐山，我们永记不忘。父母墓解决得相当圆满，维护得很好，我想植物园有多久，它就有多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父亲原想葬在杭州祖父陈三立墓边，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果。月是故乡明，葬在庐山最好，这里有松门别墅，有陈封怀墓。” 

    庐山管理局已把陈寅恪墓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把墓所在的山更名为“景寅山”。电视剧《归去来兮》正在庐山紧张拍摄。该剧以国学大师陈寅恪生平为主线，讲述了义宁陈氏数代人与庐山的渊源。 

    此番寻根之旅，缘于郑翔书记2008年的成都之行，陈氏后人陈贻竹先生到住地看望他，他们谈起了要在近期策划举办一次陈家后裔的庐山聚会，经过一年的期待和准备，这次文化之旅、寻根之旅才终于成行。 

    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郑翔说，陈家的这次在庐山的聚会，是以陈家为代表的人文精神在庐山的回归和延续，是以陈家为代表的人文力量在庐山的聚集和沉淀。所以，这次不仅仅是陈家的家事，也是庐山的山事，更是我们国家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一件有意义、有影响的大事。

    相对于地球的一个点来说，持续时间这么长的日全食，五百年才会遇到一次。而这次中国长江大日食，九江刚好处在日全食的覆盖带内，虽然，日全食持续时间是最短的，但九江人能有幸目睹宇宙中这一伟大的天象奇观，却是十分幸运的。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抬头看”。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起来，注视着东方的天空，看看它是不是和以往不同，想到马上目睹它将要发生的奇迹，都兴奋不已，尤其是孩子们，更是兴高采烈。

    人们很久没有这样关注过身边的这颗太阳，犹如一个远古的图腾获得了复苏。很多人放下手中的事情，注目着太阳，带着一份虔诚，一份感恩。谁都知道，对于人类和地球，太阳意味着什么。

    7月22日，农历六月初一，古称“朔日”，九江人用眼睛，更用心智记住了太阳美丽的容颜、神奇的姿色。人们在瞬间感受到了永恒。

    十八般武艺都用上

    记者先后来到和中广场、环城路和长江大堤外等地，感受到九江人争睹日全食的热情和盛况。

    新公园，晨练的人们连家也忘了回，站在公园顶部的林间空地上观看太阳。站得高，自然是看得远。

    从新公园到和中广场，三三两两，沿路都有人看太阳。

    广场上聚集了不少人，一些老年人一边跳舞，一边留意太阳的变化。大多数人在高大的梧桐树阴边缘，犹如站在阳光的岸边，用各种各样的工具看日食，可谓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

    有的用X光片，有的用电焊面罩，有的用长方形的黑色玻璃片。平时在眼镜店只要一二元一块的玻璃片，现在在广场要卖到10元。我也买了一块，从镜片中我看到了一枚紫色的阙玉。

    而有一位老者花了20元钱买了一卷胶卷，让它自动曝光，然后折断，与读书的儿子一人一半，叠加着看太阳。老者说，一点都不刺眼。我看了看，胶卷中的太阳像是一只被吃动了的橘子。

    一位戴着眼镜学生模样的青年，拿着长筒望远镜对准太阳，看得仔细。看上去，那架望远镜显然是自制的，硬纸筒子上还用水笔描绘出了几个字：“观天象，探宇宙”。短筒套着长筒，还缠了一些彩条纸作装饰。望远镜很俏，在陌生人手上不停地传递着。我也借来看了看，一轮白色的太阳猛然跳到我跟前，像一个灼热的镜面。

    从和小伙子交谈中得知，他叫罗斌艺，吉安市白鹭洲中学高三毕业生，今年17岁，是一名天文爱好者。今年5月份他听到日全食的有关信息后，便开始制作望远镜。这架望远镜用料很简单，他从废品收购站找到粗细两个筒子，再买来大小两镜片，总共不过4元钱，花了两天时间，他便做成了，可以放大五倍。随后他约上好友，便坐上凌晨1点的火车，22日早上6点到九江。他的朋友则从深圳赶到九江。

    在他接受采访其间，他的望远镜被别人借去，谁知都想争着看，结果望远镜在一个老人手上摔下来。小伙子连说，没事，没事。但看得出来，他还是挺心痛的，赶紧用透明胶把摔破的玻璃粘上。

    很多人用有色镜片挡在像机镜头前，照下了一张张日食的倩影。

    感受美妙的瞬间

    记者观察到，9点之后，太阳被“蚀”去一大半，天上出现鱼鳞状云片，地上凉风习习，明显可以感觉到一丝凉意。光线和热度被削减去了一大半，地上尽管一切都还在运动，但影影绰绰，却显得不够真实，似乎在梦幻中。也像是风雨欲来的前兆，十分静穆，清凉，大地上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

    9点多开始亮灯，商旅往来，车辆交通，

    一如往常。

    全食时，地上顿时昏暗起来，就跟晚上一样，除了灯光照到的范围，一切都沉入黑色中。不过，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暗，而且持续时间短。

    那一刻，人们分明在太阳的左下角看到了一颗星星在闪烁。食既时，太阳光球层外围着一层绚丽的大气层，玫瑰色的，那是美丽的日冕。很快，太阳的右上角放出了耀眼的光亮，出现贝利珠，一二秒钟。此时，太阳看上去，就像是不知是谁戴在手上的一只钻戒，熠熠生辉。

    贝利珠和食甚出现时，整个大地欢呼起来。这一刻，我听到燃放烟花的声音，犹如热烈的掌声，犹如一声声赞美。

    此时，甘棠湖上波光粼粼，环湖公园不见往日的喧嚣，所有的树木都在静听天籁。长江边上，长河和太阳交相辉映，铺展着一幅古老而壮美的图景。

    与此同时，湖口县石钟山和彭泽县城，都集聚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观看，那里是江西最佳日食观测点。

    一位市民说，如果还能活上五百年，我还想看一次日全食。

    这天，市科协与市一中在市一中天文观测台联合主办了“了解自然现象，感受科技魅力——2009日全食观测大型科普活动”，全市各小学、初中、高中都派出学生代表，老师带队。学生、老师和家长共两千多人。活动中4位专家给学生进行讲解，回答了同学们的问题，解释了日全食的成因。还作了小孔呈像实验，让学生感受气温、湿度、风速的变化。

    据观测，九江全食长51.6秒。从初亏到食既，到食甚，到生光，再到复圆，前后持续达两个多小时之久，蔚为壮观。

    九江市气象台尹哲台长提供了有关气象方面的情况，22日气温38.3度，日全食降温2－3度。偏南风2－3级，风向和湿度变化都不大，但紫外线照射强度对比大，食甚时，紫外线强度为零，递减和递增率非常高，呈现出直线下降或直线上升大起大落的态势。

    甘棠公园动物园陈园长告诉记者，日全食对动物影响不大，毕竟时间短促，只有一点点紧张，差不多像暴风雨来前的反应。长颈鹿、梅花鹿、东北虎和鸵鸟较为敏感，有一些惊悸和躁动。好在动物园提前做好了防护准备工作，动物园所有员工各就各位，守护在动物身边，陪伴着动物度过了日全食全过程。

    我询问了一家居民，她家的狗刚才是否吠日了。她说，没有，刚才把狗系在屋里，没让它出来。日食完后才放出来，难怪这会儿，它向着路边拼命地吼叫，似乎发泄错过看日食的恼怒。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我采访了一对白发盈盈的老人，二老回忆了发生在70年前的一次日全食。女老人家说，那年我四五岁，我在禾戽或风车边玩，日食时，天黑下来时，我还以为是云遮了太阳。我娘到处喊我，我找不到回家的路。男老人家那年也才六七岁，那天他在地里帮母亲摘辣椒，日食的那一刻，田野一片漆黑，没有一丝光亮，家也不知道哪个方位。那天，乡村哭喊一片。一位大嫂哭喊着女儿的名字：“梅香，回来，要死也要死一块。”她女儿在外面玩去了。

    老人家回忆，当时说是天狗吃日头，有说是天地合拢，世界毁灭，谣言很多，人心惶惶。

    老人感叹地说，现在不知科学多少，日食前，有预告，有电视讲解。日食时，还亮了灯，一点都不担惊受怕，不但不怕，还挺感兴趣的，都想看看日食是什么样的。

    从老人的对比中，我感受到，时代在前进，人们变得更加科学，更加理性。说明我们的民族心理日趋成熟，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和谐。人们不再惧怕大自然，也不会去侵害大自然，人们敬畏它又不迷信它，相处融洽。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至理名言。

    对于九江人来说，这一天的太阳不光是新的，更是奇特的非凡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又都是重复的。如何让重复的每一天都有新意，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主题。

     前不久，我们在庐山山南开一个文学颁奖会，那天傍晚，我满以为大家都会去美美地泡泡温泉，没有。有几位提议去陶渊明故里栗里看看，没想到却得到大家的热切呼应。

    暮色中，队伍浩浩荡荡。始料未及的是，我这个带路的人却一错再错，并不怎么远的地方，竟一连三问路。我去过栗里多次，可到底记忆赶不上变化的速度。

一个卖泳装的小姑娘告诉我们，顺着那条新修的水泥大路到两棵大樟树前，也就到了栗里。两棵樟树位于路基底部的小溪边上，一边一棵，高大茂盛。连接它们的是一座古桥，这就是柴桑桥。中间一个桥墩，由四块长石搭建而成的。由于年深月久，桥面上已销蚀得斑驳陆离，坑坑洼洼。看上去跟乡间普通的石桥一般无二。与新修的大路对比，桥显得低矮狭小，樟树也失去了原有的作为村庄水口的气势。

此时，星光在上，匡庐在下。而当我介绍说，这就是柴桑古桥时，

同行的人都不由得神情肃然。桥头边曾挖掘出一块断碑，上书“柴桑桥”字样，现被星子县文管部门收藏。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座有关诗人的桥。尽管夜色苍茫，人们依然在桥边盘桓、回味，仰观大树，俯看古桥，聆听着树叶的沙沙，水流的潺潺。仿佛不这样，就不足以表达人们对充满历史意味的柴桑古桥的敬意。

这座桥我不记得走过多少回。那时与之相连的是一段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桥面上是一些惯常的乡间景象——农人挑着谷子吃力地从上面走过；村妇挽着竹篮或挑着曳地的红薯藤从上面款款而行；还有老人孩子牵牛牧犬迟缓而过。桥下，可见三两村妇在捣衣洗菜，偶尔有水牛涉涧过水。

后来，这些情景就不多见了。四通八达的马路，让古桥的功能基本丧失。桥下，从四周的度假村涌来了红红绿绿、温温软软、散发着人体气息的温泉，像游蛇般犹疑着滑过，绕着村子，向南流去。

    而原有的溪水十分清澈，它是从北面不远的庐山上流来的，在山麓的某处，因为受到一块巨石的阻隔，而有了鸣响，有了白练。随后，那块巨石因了一位诗人曾经的依偎，而被赋予了一个人格化的名字——“醉石”。“渊明醉此石，石亦醉渊明”，巨石上的这一行诗句，思辨地阐释了醉石的人文含义。当年，渊明携壶唤侣，正是沿着这条溪涧上溯到山麓，三两好友，登临巨石，饮酒赋诗，乃至醉卧其上。后来，有人在此旁构筑石室，以示纪念。到南宋朱熹知南康军，题“归去来馆”。

    柴桑桥离村子仅一二十米。这是一个有点陈旧，有点破败的小村。与周边的建筑相比，它似乎被时间遗忘了。然而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村，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熠熠闪光的地点。它的名字叫栗里，千百年来，它一直叫着这个名字，一个被栗树林充分荫蔽的名字，一个散发着栗子香味的名字。多少文人墨客，被这种奇妙的甜甜的暖暖的香味所吸引，朝圣般地来到这里做深呼吸，来一次心灵的放松和补氧，让精神获得成长。从历史上可以列出一连串耀眼的名字，李白、苏东坡、朱熹……

    有年秋天，正是栗子熟了的季节，我们与同事去温泉。月色清幽，我们散步经过柴桑桥到达村子时，村民们大多睡了。为了不惊扰他们，我们轻轻地走出村子。田间的稻草已有了霜露。在村南的小山前，我们默默地打量着这个宛如圣地的村子，思考着它，为何这般普通，又这般神奇？前面是山，后面也是山，不远处是拍岸的湖水。村子就那样静卧在那里，像一只躺在果壳里的温馨的栗子，十分安详，也十分安静，静得似乎失去了维度，静得似乎回到了东晋。我想像着陶渊明住的是哪一家，那家是否徐徐散发着缕缕酒香？那家的主人今夜是否又醉了？

    稍后，我们到温泉召开纪念陶渊明诞辰1640周年座谈会。我们带着与会的专家学者考察栗里，说是考察，实是朝拜。尽管周边的土地在一步步收缩，现代生活在一点点蚕食，但村子依然保持着固有的本色。其时，栗子从裂开的刺球里掉下来，落在寂静的舍南舍北。村里的长老给大家讲解陶氏家谱。我独自来到村边，在一丛开放得茂盛的金灿灿的野菊花前，蹲下身来，心里怀着一份虔诚，一份感动，面对花中隐逸者，我的内心顿时沉静下来，充满喜悦，但我不知这喜从何来，悦由何起。我想，这是一种深度的宁静、平和所致。

而这次，当我们再次来到栗里时，它极像一只遗失在灯红酒绿之外的寂寞的栗子，也许，这才是它所应有的常态吧？

有趣的是，相似的情况又出现了，我们依旧是来翻看家谱。仿佛除此之外，我们很难找到别的方式可以接近诗人。其时，著名女作家方方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一道在另一家翻家谱。后来，两路人走到一起，照样是翻看家谱，交流对家谱的体会。我不知道村里一共有多少套家谱可供来人翻阅。我们想寻找什么？求证什么？

    无意间，我注意到了这么一个细节，就在这家人的门口，一位村妇在剥小竹笋，她用手指头绕着笋箨，顺着笋竿一路轻巧地卷下来，三下两下，一枝嫩黄的笋肉就给绞出来了。由此我想，也许进入问题的核心，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难，关键是找到合适的途径，走进陶渊明的精神内核也一样。

这位村妇还告诉我，村子马上就要拆迁，这里也要开发。一位知情的人补充说，这里要建陶渊明主题公园。

我想，很快那些匍匐在房前屋后的野菊花不会有了，会栽上品种优良的菊花，会植上绿丝很长的柳树，花瓣很艳的桃花。那些破旧的房子，也会推倒重建。“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的情景是不会存在了。村庄将变得干净整洁，适合旅游。总之，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将有一个大的投入。那时，家谱不再由老太婆藏在土砖房里，拿出来时蹭满了尘土，而是由玻璃柜台保护着，固定翻到第四世老祖先陶潜的那一页，供游人观看。届时，这里将成为温泉的后花园。人们洗浴完毕，三三两两来这里溜达。他们会听到舞着旗子的小姑娘这样讲解，曾经有个很穷的诗人在这儿生活，他的名字叫陶渊明。

晋时，陶渊明和慧远两位大师，他们寓居庐山的一南一北。陶渊明在“开荒南野”“带月荷锄”之余，经常穿越康王谷（桃花源的原型），去东林寺和慧远促膝长谈。他们成为中国南方的精神世界的双子星座，一儒一佛，相互拱照，相得益彰。这个精神格局，持续了很长时间。

后来，山南又有了道教大师陆修静，有了跨越时空的虎溪三笑的传说。再后来，山南又有了周敦颐，有了朱熹，有了爱莲池，有了白鹿洞书院。这样，儒、释、道和艺术，精神领域的重要门类在此几乎都齐备了。

这些大师，他们各以自己的独创载入史册。陶渊明以田园诗祖，慧远以净土宗师，陆修静以南天师派，周敦颐以理学开山，朱熹以儒学大成。他们一位居山北，四位居山南，成为一座奇特的、夺目的，降临人间的阵容强大的星宿，光芒灿烂，交相辉映。

    由于大脑持续的兴奋，我得躺在床上好一阵才能入睡。这是一个需要耐心、而又令人烦恼的过程，急不得，越急越睡不着。你得让自己自然平复下来。数数是个好办法，但有时也不管用。最好的法子也许是，就当自己不在了，被遗忘了，把自己弄得没有一点自我意识，再悄然入睡。当然，也有运气好的时候，头一碰枕头就呼呼大睡，那是瞌睡找你的时候。而更多的时候，你得学会在寂静中聆听这座城市的声音，而不是辗转反侧。谁家的座钟每隔半小时响一声，每隔整点就要耐心地敲完它的点数，谁家的孩子在说梦话，谁家的男人在打呼噜，谁家的老人在咳嗽，都会悉数来到你的耳畔。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附近某处有拆房子的声音，木板抛掷落地的声音，捶击墙体的声音，拉扯铁皮的声音，碎石滚落的声音，还杂有锯木料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非得要深更半夜来拆，周边的住户受得了吗？难道就没有谁来管一管吗？令人烦躁。我有些气愤，越是难以入眠，越是有人吵你。但转念一想，干活的都是民工，他们正满面尘灰烟火色，没日没夜地干，而我们在睡大觉，还有什么可抱怨的？睡吧，习惯了，什么都听不见了。人若是把自己搞疲劳了，站着都可以睡着，这叫疲劳疗法。

    这样的情况持续好几天，直到一天晚上，我突然惊醒过来，事情有点不对头。因为我发现，拆房子的响声总在我躺下一二分钟开始，而且持续时间不长，十来分钟。然后，不知什么时候倏然消失掉了。而且每次都在不尽相同的时间发生，几乎视我睡觉的时间而定。难道是专门拆给我听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听见的只有拆房子的声音，而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联想到了乔治·桑描写魔沼中的一幕。那辆四轮马车老远从烟雾迷茫的沼泽深处，哒哒哒地飞驶而出，伴随着马嘶人欢的声音，稍现身影，旋即又消失得无影无踪。那辆车曾经存在过，后来连人带马不幸一起陷入泥淖，再也没有出来过，却常以令人震惊的幻景重现出来。那辆死亡之车，从虚幻中来到虚幻中去。我还想到，附近某座大楼的十楼，在天气阴霾的夜间，曾有人在办公室隔着房门听见一队士兵从走廊上列队走过，靴子在地面上踏着整齐的步伐，由近而远，消失在走廊的尽头。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但这种联想让我有些惊骇。

    我越来越感到，并非真的有什么地方在拆房子，更像是《聊斋》中的口技，虽然逼真，但却虚幻，让我产生浓重的超现实感。我又想，那么大的声音，难道真的只有我一人听得见？这一夜，迷迷糊糊，我睡了不到三个小时。

    第二天，同事看到我有些无精打采，就问我，发不发烧，头痛不痛？我知道，他在开玩笑，因为最近国外流行H1N1。我说最近睡眠不好，他说他也是。接着，他开始抱怨，某某单位在拆房子，半夜吵得够戗，根本睡不着。

    这样，我才知道，拆房是真有其事。我呢，不过是想入非非、神经过敏了。下班时，我有意绕道去某单位看了一眼，的确如此。原先房子的地方，只剩一片瓦砾。这是一栋六七十年代的建筑，可以说，是这一带最早的房子。这些年来，它目睹了周边原有的山林或菜地，都先后开发了。如今，由于它的陈旧，也轮到它自己了。

    好多年前，我曾经去那栋楼找过一个人。刚进楼道，迎面一位女性抱着一叠文件过来。往往这样的女性都面目佼好。我以为会出现那些蹩脚小说里常发生的细节，她的高跟鞋会不小心崴了一下，然后，她手上的那叠文件便撒了一地。没有，这样的情景没有发生。相反，倒是我自己撞了一下什么。疼痛中，我向她打听朋友的所在，她热情大方地告诉了我。长发在她身后飘动，走廊尽头的光线照过来，勾勒出她行走中富有节律的身段。后来，我和朋友交谈中，她来了，轻轻地扣着业已敞开的房门，探过半个身子说，哎，晚上加班。朋友点点头，还她一个笑，半个身子一闪就不见了。但一间有着灯光有着美人的房子，却鲜明地浮现在我眼前。我不知道，为何记得这些并不起眼的细节。也许是那次全市性的文艺演出，她美妙的歌喉大大地强化了这一印象。何况闲暇时，她还常在自家窗前练唱呢。眼下，整个楼房都拆了，民工们在收拾残局。那些勾勒线条的走廊，那些固定身段的门扉，那些记忆惊鸿一瞥的神采、吸附梨花带雨的芳香的空间，全都随风而逝。我有些惋惜。

    我对一切凋蔽的事物无可挽回的命运，都深表惋惜。美人迟暮，英雄末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都令我伤感。但我相信，一切过去的事物并没有真正过去，它只是转换了某种型态，这也符合物质不变定律。

    我们拆除一栋房子，再盖一栋新楼，别以为原来的房子就什么都消失了。没有，它还以我们看不见的姿态矗立着，或者它已融入新楼中。就像我们的祖先一直生活在我们身上一样。房子里曾经的笑脸报之以笑脸，曾经的愤怒回报以愤怒，那些恩恩怨怨的故事，那些来来往往的酬答，似乎烟消云散了，其实没有，还都在。一旦脱离了主体，他们便被赋予了独立的生命，就像文字脱离作者，便有了完全不受作者支配的命运。它们在另一个时空中还会交汇，在演绎新的故事和情节。就像琴声离开琴弦，歌声离开歌喉，并没有真正消失，它们一定还在这个世界的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存在，等待着人们去同它汇合。

    季节一到，窗外的布谷鸟就会如期飞临这块土地，在树梢上鸣叫。因为，这里曾经是一片农田。时间到了，它就会提醒农人该播种了。也就是说，那块农田并没有真正从水泥楼房中消失，它依然存在。每年该播种时播种，该收割时收割。没有人因为水泥楼房的侵入，而稍稍误了农时。

    大军渡江后，留下少量的人员接管地方政府，大部队继续南征，需要补给大量的粮草。各地纷纷向大户人家征借粮食，支援前线。采取的办法是，先借后征，秋后算帐，抵交公粮。

    驻扎在陈村的部队只有一个班，也就十来个人，他们负责协助地方征借粮草。

    他们向老乡打听，谁家有粮借？

    老乡便说，友宜家有。

    班长说，不对吧，他家可不像有粮的样子，穿得破破烂烂的，庄稼还没成熟就弄来吃。

    老乡说，要是友宜家没有，谁家会有呢？别看他装成这个样子，平时日子过得好着呢。

    老乡还说，他会赖帐,以前的军队向他借粮，每回他都赖，大抵他都能赖掉，他赖惯了。

    班长说，只要他有粮，就好办了，没有我们催不到的粮。

    班长让两名士兵带着一张借据上友宜家去。友宜看着借据，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兹借陈友宜伍千斤谷子，秋后抵交征粮。此据。”下面是落款和图章。他愣在那里，脸上浮出些许愁容。他苦着脸说，我家没粮。大伙儿可都看到，我是怎么过日子的。不瞒长官说，我自己还得向人借粮呢。一面耷拉着眼皮把字据还给了士兵，一面就地转过身去。

    部队和老乡相处得不错，推磨啊，碾米啊，结绳啊，什么活都帮老乡干。闲暇时，和老乡们交谈，同孩子们游戏。

    而两名士兵拿回借据的当天晚上，他们全都留在住地未出门。班长召集士兵开了个短会。

    第二天一早，他们再度登上友宜家的门。这回，班长也去了。这也是友宜的意料之中的事情。可他不躲，也不避，很顺从地跟着士兵出门，显得十分镇静。仿佛他断定，这个环节总是少不了的，对付过去就没事了。士兵们押着友宜，从他家大门出来，往村子的南边走。

    班长走在最后面，距离他们有一二十步远，要紧不慢的，好像他们干的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班长甚至在田埂上弯下腰来，从容地拍打了一下鞋面，他是个爱整洁的人。

    村里人站在家门口默默地注视着这边的动静，知道这事和粮食有关，但不知道要把友宜带往何处，不知道这回友宜是否躲得过去。

    前方的士兵带着友宜走到村前的柳树林。上十棵柳树，一起涵养着一块荫地，是个纳凉的好地方。林中的空地上，有一架牛拉的碾盘，是村民脱粒谷子用的。原先友宜家的谷子也是在这里碾磨的，只是他家的谷子特别圆熟，特别饱满。自从风传大军南下的消息后，他家有一段时间没有来碾过米了。

    队伍在柳树林边放慢了脚步，一名士兵有些急躁地说，班长，我们不想走了，就在这里吧？

    其余的士兵随即把枪卸下肩，拉动了枪栓，哗啦哗啦一阵响，迅速拉开队列站成一排，只待班长一声令下。

    班长依旧是不紧不慢。他说，不行啊，不能在这里，这里离村子太近，村民晚上走路会吓着的。走吧，往前走一点。

    有了班长的指令，士兵们显得稍安毋躁，队伍继续行进。

    友宜的双脚有些发软。这条通往和公塘镇上的田间小道，他再熟悉不过了，即便是多喝了一点，晚上他照样分毫不差地从镇上走回家。眼下，他却感到走在一条绵软的泥泞上，步履沉重，深一脚，浅一脚，歪歪倒倒。士兵推了他一下，神情严肃地打量他。友宜的脑袋越勾越低，背部也弓起来。

    前方是池塘。塘里的水十分清澈，哗哗地流过桥下，泛起些许白沫，流入苗色青青的农田中。几位村妇一边洗衣，一边抬头看着这队人马，不知道友宜为何有些怪异地走在他们当中。

    那位性急的士兵走到麻石桥边，终于沉不住气，干脆停下不走。他说：班长，不如在这里结果算了，打完了，推到水里去了事。周围的士兵照例又一次拉动了枪栓。

    而几步开外的班长却依然慢条斯理地走着，他伸出一只手，往下按住什么，说：不不不，不能在这里干，会把水弄脏的，村民天天在这里用水，那怎么行？快到了，上那边去吧。班长指了指前面的一片树林，那是一个被当地人称作暗山的地方。

    友宜清楚地看到，走过麻石桥，只隔两块田就到了暗山。那里树高林密，阳光都难以照射进去，小时他在那里采过野果子。有一次起风暴，天昏地暗，他吓坏了，跌跌撞撞，哭着跑回家了。再有几步路，他将要带进密林，被结果在那里。他吓出一身冷汗，像是挣脱梦魇似的，他奋力喊出一句话来：“我家有粮！”

    士兵们都怔了一下。一名士兵回头禀报：班长，他说他家有粮呢。

    班长大为惊讶地说，他家怎么会有粮？没吃没穿的，谁信他呢？

    友宜说：长官，我家真的有粮啊。他的话音中满是哀求。

    班长说，别耽误时间，把他带走！

    友宜双脚一软，差点跪了下来。两个士兵迅即把他提起来，架着往前走。

    友宜的脚尖在地上无力地划动着，他哭了出来：长官，我说了真的有粮，还不行吗？

    班长说：真的吗？

    友宜说，真的真的。

    班长看了他一眼，好像要再一次确认一下似的。

    友宜连连点头。

    班长顿了一下，说：那好，我们去取粮。

    一名士兵碰了友宜一下，友宜侧过脸来，看到一张纸条，他有点熟悉，他记起了，还是起先的那张借条。这会儿它几乎成了友宜的一根救命稻草，他对它差不多充满期待。

    友宜像接过圣旨般，赶忙接过借条，陪着笑，哈着腰，顺便把鼻端的汗珠擦去了。

    友宜的腿好点了，但还是走不太稳。两名士兵搀扶着他，掉转了方位，这回的前方是村子。

    村子里的村民似乎明白了什么，很多人都掩面而笑。

    友宜家的谷子一部分藏在他姐姐家，部队征借的五千斤谷子，他一粒不少，全借了。

    土改时划成分，友宜无可争辩地被划成了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