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一甲子。这六十年当是社会急速变化的时期。

于我，时时人在旅途，对交通状况的变化尤其深有感触。

说是六十年，由于年龄的缘故，对五十年代的交通状况极模糊。留给我较为清晰的记忆是陆路的“小车”与水路的“帮船”。

小车，其学名称“独轮车”。看到有农村妇女，斜身坐在车上，穿阴丹士林布，头发梳得溜光，脑后的发髻上还斜插着一朵雪白的栀子花。

别小瞧这车，我在书上看到，淮海战役时，这小车还是民工们送军粮的主要交通工具，而且推车人要有高超的技术，靠身体的扭动保持车辆的平衡。书上说得十分形象，是“三枪打不着推车人的腚”。

帮船我乘过。杏生阿姨那时在江南C市工作。她家在R县。她每次回家总是路过在N市的我家看她的姐姐我的妈妈。一次她顺便带我到R县去过年，我们乘帮船。

大约是1952年，帮船当时应是私人拥有的交通工具。

傍晚上船 ，船家备了十分丰盛的晚餐。晚餐后，撤去矮矮的饭桌，铺好船板，船舱就是大家共同的床了。那会儿我年龄尚小，起先还听到船下哗哗的水声，一会儿就睡得人事不知了。第二天何时到目的地，我已全无印象。

回来时仍乘帮船，还是傍晚上船。第二天白天有几位乘客对着岸上喊加油，我才发现有另一船帮船与我们的船并肩而行，而船行竟然靠人背纤。大冷的天，纤夫们赤脚，衣服很是破烂。乘客们拼命喊加油，纤夫们的腰几乎弯成了90度。

这回我记得是第二天下午到N市，差不多是二十二小时。两地之间的距离约一百二十里。

以后，每听到或唱起〈伏尔加船夫曲〉时，总是再现我乘帮船时所见纤夫的形象和沿河那窄窄的纤夫小道。

1963年，我去Y市读大学。去时乘直达的长途汽车。我晕车，五六小时的车程，不停地呕吐，直到吐出黄胆，折腾得我几疑接近奈何桥 。

以后，我不知生了多少病，相比较，最难受的还是晕车，晕船。每次，我几乎一分一秒地苦苦熬着，才熬到了目的地。

放假前，我就盘算是否可以借一段水路。Y市离我的家乡不算远，不足五百里之遥。回程我先是乘汽车到Z市，再从Z市上船，到长江沿岸一个小港口下来，等路过的可达N市的另一艘船。几经转折，到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

后来终于Z市与N市之间有直达的轮船了，不过是过路船。船抵达Z市时大约是午夜两点多钟，若晚点要到三点多才到，而Y市到Z市最后一班长途车是在傍晚。我们几个回乡的学生在Z市在码头上几乎要等整整一夜。 

夏天尤可，到放寒假时寒风刺骨，全身冷透。上船亦四处透风，我们瑟缩有如寒蝉。大三那年寒假，一位同学建议，码头太冷了，我们不如找个附近的旅店歇脚，奢侈一下。我们一行三人，他们两男同学住一间，我住一间小房间，8毛钱。床上一条薄薄的被子。我蜷缩了好久，脚还没暖过来就该起床了。

1967年，因文革，我们滞留在校。一时两派烽烟骤起，我校是师范学院，学生都是动嘴动笔不动手的主儿，看对方来真格的，于是全校师生溃逃，作鸟兽散。

我一时无法，去了在一大型厂区做眼科医生的表舅家。

表舅从医，心静气闲，慢条斯理，而胆极小，无一官半职，因工作勤勉，曾被评为省级劳模。我的到来，更让他有了山雨欲来的感觉。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带着妻儿和我一起回故乡避风头。

表舅公年迈，行走不便，决定留守。表舅率妻儿与老父告别，凄凄然如作死别。

表舅不敢在当地乘车，决定走到下一站再上车。

八月，骄阳似火，表舅人高马大的儿子推自行车，车前杠上坐着他的小女儿，车后放着行李。表舅、表舅妈、我三个紧随其后，踩着晒得软软的柏油马路开始了逃难之行。

表舅瘦弱，表舅妈体胖，均难奈烈日下行走之苦。我思乡心切，脚步比他们轻快许多。

步行三、四十里后，到达下一个车站。买车票时，表舅听说，Y市车站正在搜捕我校师生 ，Y市又是行车必经之道，他断然不放心让我冒险，一定要我返回。所好，自行车给我了，晒化的柏油路上留下深深的车辙。我回到他家时，已经日落时分。

仔细打听，由厂区到市区已经不通车，即使到市区，开往我家乡的船亦时有时元。然而，我决意无论如何要回家。

厂区到市区有四十多里，第二天大早我就上路了。清晨凉风习习，胜似前一天烈日下行走，当然，越走越热，而且心中无比焦虑。到售票处，着实吓了我一跳，售票处窗口紧闭，要等确切船期有了才售票。排队购票者蜿蜒重叠，转了好几个弯，队伍尾巴甩出门外好远，而售票处小黑板上提示：“每人限购买两张船票”。

定一定心，我从排队的第一个人问起：“请问你买几张票？”，不断重复，问到二十人左右，竟然有人只买一张票。我喜出望外，央他帮我带一张票，我帮他看管沉重的行李。

终于，我有了船票；终于，我上了船；终于，在辗转多日以后我回家了。

推开门，父母仿佛喜从天降。

妈妈告诉我，前一日表舅来拜访。父亲去开门，一见走进来的仅他们夫妇二人，忙问我的下落。表舅回答：“她呀……”却不急着说下文，走过天井，进了房间，落坐以后才细述详情。

在表舅“她呀”，以后，父亲不见下文，吓得一个踉跄 ，以为我已遭遇不测。以后这故事就成了亲戚中的笑话。

毕业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后，分配了工作。为有利于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几乎全部分配到农村。

我晕车，乘长途汽车是我的恶梦。我呆了好几年的那所农村中学离家约一百余里，却要转乘四辆长途汽车才能到达。乘第一辆车时还可以买到座位在前面一些的车票，后面的三辆车都是过路车，最好的情况是后排还有余座，次之是两边座位中间加座，最差的就是站着。几年中，无论来回，每次到达目的地都是天昏天旋，气若游丝。

一个人出行时尚是如此，以后有了孩子，不仅要抱孩子，而且有被子、尿布等凭空多出来的许多行李，其艰难不可言述。去年因晕车丢了我的羊毛帽子，自己安慰自己，丢了一顶帽子损失可忽略不计，同样昏头涨脑，当年总算没弄丢了我的孩子。

有了孩子，旅程也延长了。先要从上海乘船回家。那时乘下午开去的船，大约晚上十点到。船到时，有公共汽车等着。

父母年迈，我每次来去，都不说具体的日期，以免他们惦念操心，一切都自己对付。一次船到，我怕误了汽车，一肩背着两件行李，一手抱着孩子 ，出了签票口，直奔公共汽车。没有想到那天父亲去码头接我，他近视两千度，等到最后没接到我，最近一班车也开走了。十一、二里路，他缓步走回家。

第二天早上看到大床上多了一大一小两个人，很惊讶：“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明白后，想想说：“我是看到一个女的，抱着孩子，在我眼前一闪就过去了。”

到上海后，车马劳顿依旧，只是形式略有不同。

开始我骑自行车，从浦西到浦东，路程遥远，道路拥挤，每天担惊受怕，于是改乘公交车。

三十年前，以至二十年前，上海交通的拥挤全国闻名。每一个公交站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车上已挤满了人，车门外还吊着两个人，门关不上，吊着的人也不肯下，售票员一边大叫“请再往里挤一挤”，一边使劲推车门。

后来每站都在高峰时配时配有公交公司的退休人员，其任务是从车下使劲将挤在车门口的人向里推，帮助关上门。

媒体调查过，车里平均每平方米要站十二个人。夏天，车厢内的温度超过50度。

车最挤时，我常常只能站一只脚，心中还犹自庆幸我终于上了车。

老北站未迁移时，18路拥堵无比。一次一站路就开了半小时。车里挤满了人，没有一点风，人人大汗淋漓。

上海1982年冬车站上等候公交车的人流    摄影作者：不详

上海1982年冬，奋力挤上车的场景    摄影作者：不详    图片来源：网络

记得一冬天，我穿呢外套，长围巾。下车时，呢外套阻力太大，我挤不出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下了车，发现我的长围巾缠在头颈上的只剩很短的一点。我赶紧拉住这一点，如拔河般把挤压在人缝中的围巾一点一点地拖出来。

出了点力气，尚无伤大雅。我们一位同事运气就没有这样好了。她穿了一条宽紧带的裙子，下车时裙裾被车上的人群紧紧夹住了。她只管向下冲，裙裾夹得太紧，连同腰里的宽紧带也拉得很长，几乎露出内衣，真是尴尬至极。

高架没有建成时，我送一位哈尔滨的朋友去机场。告别后我乘公交车回家，到家一看时间，我估计他所乘的飞机也快降落到哈尔滨了。

现在出行有地铁、轻轨、出租，公交车不再象以前这么拥挤。再者，我在研究所工作，虽说每周上班两天，工作时间总是不够用，索性乘出租车上下班，再也没有等公交车的压力。

回家看父母亦殊属不易。

第一就是买船票。春运期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总是左托人，右托人。即使在非春运时期，买票也绝非易事。记得一次，午夜一点钟起来，从淮海中路步行到金陵东路外滩售票处，那儿已是人声鼎沸。沿街排队 在七点开始售票，轮到我时靠十点钟了。

第二是船行时间安排。到我家乡的船往往是晚上十点开，第二天四点到五点之间到。若是冬天，五点，天色未明，寒气沁人。回家敲门，父母要过了天井才走到大门，怕他们受风寒，我们常常下船后游逛，看城市的轮廓在晨光熹微中慢慢清晰起来。

一次春运期间 ，只买到加班船票。下午六点开船，半夜两点就到了彼岸。天寒地冻中看到码头上有一家点心店开了门。我们赶紧过去 ，至少可以避冷风。大门敞开着，只一会儿，冷气从四面八方袭来，脚象针刺般的痛。女儿坐在我身上，我两手紧紧抱着她，苦苦等天亮。

再次就是船上毛毯肮脏。有时拉开，脚臭之味犹存。盖吧，难以近身；不盖吧，难御冬夜之寒。

后来经济状况渐好，我们就买二等舱的船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等舱）。二等舱二床一桌一椅一卫生间，清静也干净。

再后来有了高速客轮，过江三小时，早饭后告别父母，十二点便可到上海吃午饭了。

后来高速客轮取消，我们只能乘长途汽车，过长江时，车要排队等着过汽车轮渡。

2003年，听到将造苏通大桥的消息，想想五年，何其漫长。不料，这五年一晃而过。先是乘长途汽车车程缩短约为三个小时。现在，联系到跑长途的出租车。车到小区接我们，两小时后就结束全部行程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也没有晕车之苦，尤其是车过苏通大桥时心情与车行一般轻快。

苏通大桥    来源

1984年，第一次乘火车出差，车票按乘车人的行政级别购买，校长是软卧，我是硬座。到厦门坐了35小时，下车时脚都肿了。

令人惊心动魄的乘车经历是1997年的河南之行。河南省教委办培训班，邀我做一个讲座。早就有游龙门的打算，于是说服女儿同行，任务完成后，我们自在游玩。

办班地点在驻马店。我们到郑州后，想想已经很近了，就买了到驻马店最近班次的硬座车票。车一到，众多乘客肩挑手提许多行李一拥而上。我们好不容易挤上车，不用说座位，连立足之地也难觅，只好满头大汗地挤到硬座车厢才稍稍安心。本以为这是很艰难的乘车经过了，不料与离开驻马店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离开驻马店时他们设法给我们买到两张到洛阳的硬卧票，并开车送我们到候车室门口。我俩提着行李进了门，极其惊讶地发现候车室是一间仅有十几平米的房间，或许叫过道更合适。

出了那个门，就是一个地面凹凸不平的露天广场，泥地，没有灯光，有亮光的是搭起来做小店的棚棚。适应片刻，看到广场上很多人，拖儿带女，还携带了被子等大件行李，他们分别在竖在地上写明去何处的牌牌边排队。我们找到该乘的那趟车的牌牌，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

上车时间将到时，办公室走出来一帮人，不是手拿皮带，便是手执棍棒，一边将皮带、棍棒抽得“啪啪”响，一边厉声大喊“排好队、排好队”。我和女儿大惊失色，好像踩错了时空，回到几十年以前的场景。

其中一人查看我们的票，我赶紧递上，他看过后，不置一词，任我们站在一边，也没有要求我们去排队。

火车停妥后，这些铁路工作人员如同押解人犯般押着乘客们上车，如有人稍稍偏离队伍，即招来大声呵斥。即便如此，队伍依然骚动不安，一近车门，人们不顾一切地往上挤。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如果没有如此“残暴”的管理，车没停好人们就挤向前，不知会有多少人会跌进车轮下。

我们是卧铺票，进入卧铺车厢的两三人而已，自然不必排队。

第一次和女儿去哈尔滨看冰雪，乘火车，是硬卧票。车一路北行，越来越冷，列车员不舍得在锅炉里添煤，白天我们都将毛毯盖在腿上御寒，夜间寒气更重，女儿半夜去做加煤工，为车厢增加一点温暖。回来时仍然是购票难，最后市教委领导一行人送我们上车，说是送省长，我们才拿到保留的软卧车票。

从小就听父亲说“穷家富路”，可长久以来，总是“穷家难路”。饱受了旅途之苦后，要想旅游，我一定要安排得妥妥帖帖才愿上路。去远一点的地方，如昆明、大理，洞庭湖等我俩都是买好了来回软卧车票，笃悠悠地去，即便是去最近的苏州，扬州，也是买好来回车票，订好宾馆，舒适而稳妥。乘飞机就更方便了。

李白曾叹行路难，行路难是一个恒久的话题，从“父母在，不远游”，到历朝历代无数动人心魄写满离愁别恨的诗词，无不从一个侧面书写了行路难。

现在，终于行路不再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