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昌对岸 汉口在汉水汇入长江的入口处。五百年前地图上没有这个地名，那时叫夏口。
  （二）始有汉口 曰汉口之初，谁传道之？ 
  （三）一都之会 汉水是一条水路古驿道。 
  （四）明月清风 唐以后，汉水南北通道的功能废弛，直到明代。 
  （五）茶行万里 这个天量资金的来源就由山西票号钱商解决了。
  （六）热眼向洋 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开埠使得汉口贸易更加多元化，市场更加繁荣。
  （七）西风东渐 前边说过，1910年（清宣统二年），汉口有了第一间公共厕所。  
  （八）白云未了 汉口历史上最大地理优势，是位于茶皮棉等货物贸易的最佳集合交汇点上。

    （一）武昌对岸

    汉口在汉水汇入长江的入口处。五百年前地图上没有这个地名，那时叫夏口。

    今天，武汉这座城市是由武昌、汉口、汉阳这三镇构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兴起各有源流，各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历史上几乎不相干。

    三镇的城市历年轮史相距遥远，武昌悠久有二千多年，汉口只有短短五百年不到。

    武昌从建城起，始终是鄂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军事要塞；汉阳呢，是隶属鄂江汉道下的一个农业小县；而因商埠立足建镇的汉口，行政地位更为低下。从明到清，汉口因商务渐渐繁富，却一直由耕读为本的汉阳县（府）代管。

    1861年汉口开埠的时候，3月12日英国参赞巴夏礼在汉口镇下街外，就是会同汉阳府一起踏勘租界界址。洋人在汉口购置地皮、修建栈房，都是要知会汉阳府办理的。

    三镇来源不同、问世间距遥远、地位迥异，三镇统为一体的历史也很短。

    以“武汉”二字建市，囊括三镇的历史，仅始于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迁汉。

    政府把办公地点选在汉口南洋烟草大楼里，令武汉三镇合为为京兆区（临时首都），是为“武汉国民政府”。历史上一直分治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从时首次一统，建置为武汉市。

    这时候，武昌的房屋木柱布瓦、黑压压一片，像个土包子肚子上的围布兜；汉口十里洋房，街上洋电车、码头洋客船，像个西装革履的新派人物。汉口是一块块肥肉，武汉建市后各路人马来抢。或中央管、或大区管、或省管，时分时合。合时为“武汉市”，分时为“武昌市”、“汉口市（含汉阳）”。

    汉口能后来居上，跟其发挥近代城市的功能和特色有很大关系。武昌渐渐落伍，跟其走的是一条不同的城市发展道路有密切原因。

    武昌在大别山余绪蛇山脚下建围墙、挖沟壑，依托长江天堑提供其自然屏障；是按照传统中国城市建筑的历史逻辑进行的。

    武昌蛇山与汉阳龟山，一南一北，与长江形成“山水十字轴”，锁住滚滚江流，扼守长江门户。这就是贯彻拱卫君治、强化军事的建城宗旨，按照社会统治的需要，人为筑起军事屏障。

    中国城市，城是目的，市是附带的。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是古代城市的理念。在这个理念下，223年由割据南方的孙权筑成武昌城，因“以武治国而昌”得名。晚至清末湖广总督设署武昌，历朝历代一直是作为控制中国东南部长江流域的一个政治军事重镇而存在，至今有近二千年的建制史。

    武昌城这种因政治、军事和社会的分化的需要而建城立制的起源史，正好说明了中国古代城市兴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军事防御为先、政治统帅为主。”“城者，所以自守者也”；“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

    古代的中国城市以政治为中心，是由统治者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城市是政治理性的产物，将随着统治者的兴衰而兴衰。

    一江之隔的汉口兴起，却与武昌有别。

    汉口是中国城市史的例外，有自己的兴旺发达脉络，显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条新途径。

    汉口首先是建在汉水上，开埠以后重心又移建在长江上。

    汉水自北向南、发源于陕西汉中嶓冢山，《禹贡》有：“山番冢导漾，东流为汉”。汉水径流贯通川陕豫鄂四省，是古代中国腹地一条连接南北的水上通道。汉水为人员、货物和信息流动提供着最经济、便捷的运输条件，却并不是一贯如此的。

    汉水是一条黄金通道，历史上又是时兴时废。

    汉水最早是黄金通道记录，是在商周。商周两代因对祭祀用铜的大量需要，汉水开辟成为一条繁忙的“黄铜通道”。铜是用于统治的礼器，又是北方的稀缺物品。为了保证来自大冶铜绿山的冶炼铜安全地抵达北方，商朝甚至在汉水尽头（今天的武汉黄陂镇）、长江边上建了一座服务于铜运输的城（堡）——盘龙城。

    中国的历史是北方向南方不断拓展、索取、控制的历史。长江中游流域明代以后北方加快了开发的步伐。以后，汉口在汉水与长江边的交汇处自然生长起来一座码头集镇。

    因着北方的需要，汉口成为一座货物运输服务的城（市）。货物有，汉口兴；货物无，汉口衰，汉口必须不断地提供北方稀缺的消费物。

    这种货物（消费物），或许是南方原本富有的；或许是南方无有，在北方需求的刺激下，专门创造出来的。

    区别只是在于，商周的物品是出于政治生活的需要；明清至民国初年（主要是清代）的物品是由于消费生活的需要。

    早先往北的运输码头都在武昌北沙洲，是官督漕运；后来往北运输的码头都在汉口，是行会商运。只是官办的运输越来越萎靡，民间的运输越来越来越兴旺。

    这是一种什么货物呢？下边慢慢说。


   （二）始有汉口

    曰汉口之初，谁传道之？ 

    汉口从何而来，谁赋予了汉口后来成为近代都市之际会风云的运门？这里先说说汉口的降世。 

    汉口原本是汉水入江口处茫茫一片的河滩废壤。汉水左奔右突，浩浩汤汤入江，到此水漫四涯，人立足都难，故不适合居住和农业生产。 

    三国时北魏曹操南下犯逼孙权，其渡江地点选在距汉口上游一百五十公里处的赤壁而不选在此，就因这里是一片芦荡泽国，何来安营扎寨的土壤？ 

    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龟山做固土的抵住，才有了晴川历历、芳草萋萋。最迟至606年，隋代汉阳设县，汉阳名称自此始。 

    1460年代，南漳、安陆地震有声，荆门、江陵地震，地壳变动，汉水渐次改道，从龟山北麓入江。汉水入江口，名汉口。汉口与汉阳分离，今日汉口始有名。那时是汉水浸满，四溢八荒，冲积出来一片沙滩淤涂。

     汉口无人可治，无险可居。 

    今日汉口始有定居之民，在明代。明代是“大迁移”的朝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滋生的时代。

     民间来无落脚处安身的此滩涂，最终选择定居于此，想来起因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哉”，终了则是经济理性考量的结果。

     迁居是因地偏人远，没有府治、街署，更没有城墙，定居则是依赖渐渐生长出来的经济功能。汉口处于两大水系交汇点上，有南北贸易运输上的一颗明珠的潜力，显露出长江流域转经汉水北上的中转码头地位。

     胆子大的人，不受士农工商成规的人，敢于脱离封建束缚追求自由身份的人，来到这一片江滩河滁。

     比如浪子流民、纤夫力夫、码头挑工、贩夫走卒，他们是“不耕、不织、不贾、不商之民”，（《续辑汉阳县志》）他们靠汉水、吃汉水，服务于过往汉水的客船货轮；端水送茶，倒腾货物，换取营生。

     南来北往的客货，大船卸小船，小舟载大帆，在汉水和长江之间停靠。

     汉口成了换手捣货的码头。

     这些来此发展讨生活的人，刚来的时候，在汉口滩涂上择高而据，堆土造墩、修玗围垸，在汉水边缘一条曲曲窄窄的墩堤上建吊脚楼。

     吊脚楼一半在墩上、一半搭木桩于水中。搭上木板、竹条、芦竿，盖上草席，可以安身立足庇躯护体。日久天长，有了富余，又在吊脚上建明楼亮堂和客室，服务于过路商客、船工，还有进京赶考的举人。笔者的夫人是左宗棠的后裔，家传载，自1835年起，左宗棠两次进京应会试，就是沿汉水北上，可叹一败再败，没有获得身份，成为一个抹不去的块垒。直到晚年，慈禧连同身边的一位宫女，一道赏他一个进士出身，方才了然。

     汉口的吊脚楼，或曾有一间简陋的客室，供这位困顿的青年文襄公下榻？“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却命运多桀，仕途不第。门外水连天，家书益惘然。油灯孤照，是暂厝客栈的一颗失落的心。

     汉水航道，南北中国一条古通道。源远流长，自循其理，越走越迢递、越行越喧腾。

     汉口获得“九省通衢”的桂冠，主要是以水道计。

     汉口处于长江、汉水交汇之处，联结众多支流、湖泊，形成密布的水上交通网。洞庭湖水系沿岸与汉口商货联系最为亲近，鄱阳湖水系与汉口的贸易也很频繁。这些水上交通网，带动了汉口与两广地区的密切经济联系。

     由此，从汉口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东西南北诸省县。

     以汉口为中转地的商路，往北以达河南、山西、陕西，以致张家口一带；往南则与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建立了固定的贸易往来。据记载，1571年张家口刚刚立市，市面上就出现了“买自江南”的绸缎布匹、“易之湖广”的皮毛等物。

     汉口人胆大，无拘无束，随着见博识广，自然爆发了逐利的希望。

     “汉镇土民，不士田业，惟贸易是视。”（明秦聚奎《汉阳府志》）鸡鸣狗盗之徒，引浆贩履之流，都来此讨生活、谋发展，或若贵胄名将之后不得不来此借厝。

     汉口渐渐发展出了街市铺面，从开始时服务运输，这时有了商贸，形成市场。日日钱铜，岁累成金，形成了更多的市场、密集的市场，形成摩肩接踵的大市场。

     汉口“市场精华，多集于汉水沿岸”。

     从明中叶到清末，乃至民国初年，“汉口一镇，五方杂处，俱据以贸易为业，故多盛服与饮食的奢华上。”汉口终于形成了一片市井繁华景观。

     “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

     清人章学诚描绘汉口镇，林林总总。写繁忙热闹的商品市场，是“居其货化之贾，比墨而居，转输搬运，肩相摩，蹱相接”；写船舶交通的水上贸易，是“其外滨江，辀舻相引，数十里帆墙林立，舟中为市”；写生动好看的市井生活，是“五方之人杂居，灶突重杳，嘈杂喧噜之声，夜分未靖”；写仓储如山、屯积四方，是“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埠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

     清人范锴在《汉口丛谈》一书中，对繁荣时期的汉口集镇景象这样描绘：“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外。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洵为九州名镇。”

     从此，天下把汉口刮目相看了。

     殊不知，汉口的城镇化直到都市化的坦荡进程，才开始，远远没有到最辉煌时期。如果说汉口是一部戏，这部戏分这么几幕构成：汉口滥觞在明朝中叶，兴起在大一统的清代，繁盛在向洋开埠的晚清，最后的辉煌在租界时期。

    试问，汉水边上一文不名的荒滩野涂，为何能成为“九州名镇”？

     至于这部戏兴旺的原因，下边再说。

  （三）一都之会 

    汉水是一条水路古驿道。

    春秋战国时期，汉水是楚国和周王朝交往的通道。两汉至隋唐时期，从京城西安、洛阳经襄阳到江陵，也是依靠汉水沟通南北。

    杜甫北上，“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走的便是汉水。白居易南下，“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阳驿”，北马换南船，也是凭汉水而行。

    汉唐以往，汉水是沟通南北政治、经济的大动脉。到了唐以后，由于社会动荡，朝代更迭，汉水的这个功能渐渐荒废了。

    汉水重新热闹起来，是到了明中叶以后，起因是明皇室的机缘，根本却是得益于贩运长江流域的货物源源北输的商贸需要。到了清代，更是财源滚滚，汉水“鱼龙跃出水成文”，成了一条黄澄澄金闪闪的商贸水道。

    这个时候呢，汉口“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成为这条黄金水道上一座崭新的商埠名镇。 

    回想汉口诞生之日，在1450年间。区区几户人家来此，筚路蓝缕，造墩定居，始有罗家墩、易家墩、唐家墩、韩家墩、金家墩、贺家墩......，四方杂处，五湖云集，居所以姓氏命名。到一百多年后（1572年）发展到1395户人家，7000多人口，天门墩、鄂城墩、阳逻墩......，居所以原籍命名。到二百多年后（1745年），汉口已经是街巷如织，路桥相连，高楼低屋，鳞次栉比，人潮货海，绽放如花。

    路与路之间相连的，称为“街”，街名有洞庭街、黄陂街、花楼街、吉庆街、铬新街、泰宁街、三曙街。街里并排的胡同，称为巷，巷名有苗家巷、王家巷、福建巷、义盛巷。

    大街上下有商人会馆，如徽州会馆、湖南会馆、浙江会馆、绍兴会馆、中州会馆、旌德会馆、赣州会馆、山陕会馆等等；还有钱局，诸如贵州钱局。

    巷子里外有寺庙殿阁，如四宫殿、六度庵、禹王阁、仁寿宫、龙王庙、海莲寺等。汉口百业各有敬奉之神，风神的有“风神殿”、水神的有“水神祠”、土地神的有“土塘庙”；鞋匠敬奉的“孙祖阁”，钱庄敬的是有名的关公。

    孔圣殿是读书人去的地方，汉口商人大多不识字，故而孔孟儒道在汉口城里并没有多大的市场。

    著名的大街，有河街（今沿江大道、沿河大道）、正街（今汉正街、黄陂街、花楼街）、后街（今中山大道），另有长堤街；特色的大街，有珠宝街、打钢街、造纸街、茶叶街、豆腐街、砖瓦街、油皮街，还有从事典当行业的当铺街，甚至有专门戏曲活动的戏子街。

    老字号小巷，有五金行业的铜坊巷、剪刀巷，加工百货杂物的扣子巷、梳子巷、草纸巷、篮子巷、眼镜街、皮子巷、芦席巷、纬子巷，制作服装衣物的衣服巷、袜子巷、棉花巷，专门给人算命测风水的测字巷。

    最能反映汉口明清文化的是花楼街。

  花楼街最有特色，既有别于汉正街的纯交易熙攘，也不同于长堤街的市井居民区。花楼街的繁荣，犹如《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情景一样。当时汉口八大行业：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在这条街上都能找到名字号。店铺林立，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甚至不乏青楼花院。花楼街上最有特点的还是汉口的各种小吃，荟萃鲜美，日夜供应。花楼街上的建筑特点多是两层阁楼，下店上楼，热闹非凡，熙熙攘攘，商人们络绎不绝，叫卖声此起彼伏；坐在阁楼上，眺望行人，品茗赏茶，悠闲伦扇，自在逍遥。花楼街比较集中体现了旧汉口的特色文化。（燕怛：汉口旧事http://bbs.cnhan.com/thread-128513-1-1.html）

    汉口码头，进出自由，百业逢春，枝繁叶茂，如同一棵挂满金枝玉叶的大树。明清时代的汉口，已经成长为近十万人口的大商都，称誉为“中国四大名镇”。

    汉口的繁荣，细说得益于三点：

    一是商贸立市，城市经济孕育在民间，商贸获得深厚的生长土壤，市场自然生长的主体，是经济理性；二是山西人把票号金铺搬到汉口，变官钱私钱为巨额资金，投入了商货贩运销售流中，形成了支撑稳固贸易的资金链，是活水源头；三是新消费习惯的养成，利润丰厚的新商品的出现，新消费区域和新贸易圈的开拓，是生利的载体。

    总的来说，汉口的兴起和繁荣，出现在中国封建制度渐渐松动、驰废的晚期，商人地位上升，异地自由贸易开禁，经济计算受到人们推崇，社会风气大变。

    所谓“天下有有田而富之家，有无田而富之家。无田而富者，其利自商贩中而得，既无输官，亦无差遣，虽或征税，所伤几何？”由此，可见人们的数字化思维。

    汉口一都之会，逢上了这么一个昙花一现好机会。

    汉口自有了居民，居者凭借河埠码头，自营自生。直到九十年后（1542年）才有商税；到一百年后（1566年）才有府治（内设在汉阳县的汉口巡检司，即派出所）；到二百年后（1656年）就诞生了成熟的商人自治同业组织（“药材行帮公所”等）；到三百年后（1821年），汉口已经富商大贾云集，建起了迎接八方客帆货船的码头三十多处。

    艾家嘴、关圣祠、五圣庙、老官庙、接驾嘴、大码头、四官殿、花楼，各各吞吐食货有别，却是清人叶调元在其《汉口竹枝词》中唱赞的汉口八大著名码头。

    外江舟楫，如贯而入，沿阜舷艄相错，桅樯林立，货轮亦鼓浪来港，吞吐食货。埠头牙行，茶肆，商贾云集，装卸吆喝，甚嚣尘上，企踵桥头。

    靠岸的商货，有来自湖南和鄂南的茶叶与杂粮，汉水流域的棉花和布匹、时鲜水果，吴越的丝绸和海产品，晋陕的牛羊毛，安徽的茶油和文房四宝，四川的桐油、药材，江西福建的瓷器、果品，云南贵州的木耳、生漆，两广的洋货及至洋药......

    天下商货，云集响应，一一汇集于汉口的商品市场上。

    淮盐、粮食和竹木是汉口商品的老“三大宗”；到了清代，茶叶、纺织品和棉花上升为新“三大宗”。

    汉口是长江流域最大的棉花市场和茶叶集散地。茶市码头十分壮观，“湘、川、赣、徽、鄂地的茶叶齐聚汉口以转运，近则内蒙、新疆，远至外蒙、俄罗斯。”

    行远自迩，登高自低。

    汉口的商贸繁荣，向城市周边辐射、传播。通过汉口的繁荣景观，近代商业城市的理念也滋蔓开去，开始改变着城市周边广大农村的古老生产习惯、生活习俗。

    在以汉口为中心的商贸贩运沿线上，汉川民间开始广种桑棉，家庭纺织生产大布小布捻绸远销陕晋云贵。

    应城明代遂始“石膏矿所产甲天下”，“虽田草莱，机杼朽，亦不顾息”。 

    蒲圻产茶丝麻纸，借以汉口为总销场……。原本“居民渔稻为业，无商贾利欲之诱”，在汉口这个商业城市的辐射影响下，“犁锄之夫半辍业以局货为事，山林园圃之所出又与昔异，贸易者益熙攘道路间，无时休息”。（《汉口五百年》皮明麻 吴勇 主编）

    近代城市组织多元、自主管理、关注市场、讲究时尚和舒适性、合理化的生活风习，也随着商路，像蒲公英的种子在古老的自给自足的中国农村落地生根，开出新式的花来。

  在蒲圻洋楼洞，沿街一字排开商铺和蒸汽机压制茶砖加工场，还有育婴堂、商会、教会、小学、汽车站、电报局等，其繁华已超过县城，有“小汉口”之称。（长江商报《八千里茶道始于楚》2009-5-3）

    汉口也在发挥近代城市功能影响力。

    商业繁荣、供需兴旺的近代城市功能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汉口刺激了周边更多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商品化，促进了郊县自然经济的解体。百业匠作，按商品生产重新组合，为赚取利润，生产要素重新聚集。

    另一方面，近代城市是商贸繁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条件的变化影响最直接的，是人们的生活风格；生活风格则必然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汉口人也随商贸经济的变化，改换自己的生活内容和生活风格，开出了面孔一新的观念。

    “无屋则无客，无客则无财。”

    人有了钱不是买地，而是建房；建楼堂馆所，筑巢引凤。有人气才有商机。故汉口有了一都之会的氤氲气氛。“商贾辐辏、人烟鳞集，烟柳画桥、风帘翠幕”。汉口城，夜未央，“人人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更”。

    近代城市的功能是经济性的，也是互动交往和个性精神的。除了生产加工、贸易运输、聚集财富，还有商品消费、文化消闲，也有移风（社会风气）易俗（生活习俗）、改变个体精神。

    汉口近代化尚需时日，但已经有了萌芽。

    能够在内陆中国封建主义城市堡垒群中，绽开出一朵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近代化城市奇葩。

    汉口居功至伟。

    （四）明月清风 

    前边说过，唐以后，汉水南北通道的功能废弛，直到明代。 

    汉水的复活，汉口的滥觞，得益于明皇室眷顾。一是洪武定都南京，一是嘉靖帝北上登基。 

    明朝定都南京，客观上激活了长江中下游的社会生态，带动了中国东南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原本元朝种族主义制度下的汉人和南人，没有任何地位，思想和精神已经窒息百年。明朝建都南方，南方人们的期盼随着明代的建立开始生长，各种念想、想象蠢蠢而动。

     朱元璋善于做意识形态工作。

     为了获得皇权合法性，强化君权神授意识，建都伊始，朱元璋在南京祭祀的一共有九个神，其中放在鳌头位的就是武当山的真武神。武当山雄踞于鄂省西北，为大巴山余脉，北接豫陕，南控三峡，西邻巴蜀，东瞰武汉，方圆八百里。主峰天柱峰海拔1612米，高于泰山和嵩山。相传真武帝君曾在武当山修练，久而得道飞升。此山被敕封为“大岳”、“玄岳”，地位在“五岳”诸山之上。

     明朝大修武当山，是从第3个皇帝朱棣起头。传说张三丰曾预言“王气在燕”；又说朱棣北京发难之日，电闪交加、阴云翻滚。忽然间，风吹云开，处处露出黑颜色的旌旗，上边画着龟蛇，是武当山玄真武神主来保佑了。

     武当山上，大兴土木，赐“金顶”，建黄瓦红墙的道观，花了十四年，用工二十万人。

     “金顶”是武当天柱峰顶上，一座一百多吨的金殿铜屋，在南京浇注构建装船，经鄱阳湖、进长江、折汉水、抵武当。武当山诸宫殿的许多木材，又是在四川采伐的，放木筏顺江流而下，到了汉口木筏截住，再顺着汉水运到武当山。

     自朱棣始，明朝历代皇帝便将玄武神树为“明朝家神”，把玄武宫酿为皇室的“家庙”。

     明朝如江月，照亮汉口滩。

     汉口在长江、汉水交接口，既是皇家浩繁工程的中转地，也是南京祈福禳灾去朝山的休憩地。

     一时间，汉水上下、车载船来，物流人流、北往南归。汉口码头，沾光官家，分得一瓢饮。纤夫船妇、贩夫走卒们，来此聚集，怀梦想、淘利益。下水行船，上岸住店，汉口渐渐蓄精养锐，有了集市人气。

     所以，明太祖选址建都定在长江边上的南京，客观上大大开发了江南，也一并提高了长江、汉水的交通要道地位。

     不过，汉水的最大机会，是生长在湖北钟祥兴献王府中的朱厚璁北上京都，承接帝位，成为嘉靖皇帝。

     汉口得以恭迎圣驾，留下不少胜迹，诸如接驾嘴、报驾巷、送驾墩。

     钟祥陌陌，深藏于云梦渺渺大泽中。1521年陡然名声鹊起、天下昭彰，骥附鸿攀、四方来朝。世宗在位45年，钟祥四十五年里就是鄂地一座云浮富贵、地位荣尊的城镇。

     一朵黄花引来万只彩蝶。在京畿与钟祥间，风流人物、流移奔赴、干谒交接、壅塞道路，带动了汉口码头兴旺这个副产品。

     汉口际会，地位陡提升，从此有了招徕四方的京望、有了聚集人气财富的贵影、有了南北递送的埠华。汉口渐渐成为一座商铺繁华、物阜民丰、交通忙忙碌碌的城镇。

     汉口驿路陡然间繁忙起来，四通八达、山南地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来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四川，抵京都（北京），还有沈阳、直隶，以及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城，汉口一时间八方来船。河道里林桅云帆，码头上人头攒动。

（1748年武汉三镇浮雕图）

     天下汉口，人流、物流、商品流，也随之兴旺，市面繁花着锦、烈火烹油。

     明南京凭乃汉口，才有坐南面北，南垂北贡的方便；明北京凭乃汉口，才有皇亲国戚，干谒结交的余闲。

     至于漕粮交兑、淮盐转运，汉水航运越来越地位上升，成为官输的干道。汉口因嘉靖而起兴，成天下华埠。汉口借皇室而发展，成为天下名镇。

     自明中叶而后，汉口成为一条官方民间南上北下的必经河埠江津。黔湘赣鄂皖人才物产，都要经长江入汉水口（汉口），逆流而上，经襄阳樊城，选择豫或晋，最终进入京畿。汉口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曾经恭迎了圣驾，留下不少胜迹。今天的汉口地名集家嘴（接驾嘴）、鲍家巷（报驾巷）、宋家墩（送驾墩），乃是刻写在汉口城市诞生史上的见证。

     这是汉口的肇始。

     汉口的发达、繁荣，则得益于清版图扩大、疆土统一、民族交往、海晏河清。

     清朝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结果。满人进入中国，无意中丰富了中国的地域、扩大了版图，也客观上扩大了汉人与满蒙藏回商贸交易的范围、深度和商品的种类。

     不知不觉中，清朝，这个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新的朝庭，将北方和西北方游牧民族，即满蒙藏回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消费和对奢侈物品的需要，一并带入了华中农耕文明的商圈。不知不觉中，还刺激了中国东南丰富的农副物资产量、加工产品的供应。凡是西北紧俏的商品消费需求，都是东南农商生产、加工和包装的对象。不知不觉中，清朝疆土统一，又为内地与边疆的大宗、频繁的贸易提供了安全保证。

     大一统的清朝疆域，为长途商品运输提供了全新商讯、获利机会和安全保证。

     具体说，就是南边的茶砖、北方的皮革交易，成为清朝版图扩大带来的商贸最大受益者。南方茶砖、北方皮革，随着版图的扩大，交通的安全，社会的安定，突然之间供需市场放大到了天量。

     帝国如清风，为我推开坦荡的商路。

     明代汉口“九省通衢”，位于曲曲折折商贸网的中心。清代汉口则是一条笔直贸易线上的起点。贸易直线是汉水，直线终点是蒙疆。源源不断，南方的商品直接输送北方。点对点，无须折弯，这是清代贸易的风格。

     清代一枝独大的贸易顺差直线，给汉口市场的发展劈手夺得丰厚的商机，为汉口镇提供了发展大城市机会。

     明末，汉口商业以淮盐、粮食和竹木为大宗；到了清代，除原有“三大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茶叶、纺织品和棉花上升为“新三大宗”。汉口茶市作为汉口商贸“新三大宗”之一，量大利丰，这实在是与清朝提供了广大的国内乃至国际市场联系，紧密攸关。茶市贸易形成了完整而直接的生产、运输、资金、贸易链条，生产—收购—交易—行销等环节机制完备、简单明了。

     清代汉口茶叶贸易逐年激增，最终成为“新三大宗”之首。

     汉口被称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茶叶港”，由此可观汉口“商务盈缩之大象也。”可以说，汉口的发展是建立在茶叶上的。所以，不得不说，茶叶成为热俏恒久的商品，实乃是清朝帝国疆土扩充、版图一统、市场扩大、持续消费需求所刺激出来的结果。

     汉口至张家口（或者山西），北抵内蒙、新疆乃至俄罗斯的运输线，是清代以前难成规模的商贸线路。蒙古、中亚、西伯利亚乃至莫斯科和整个俄国，是清代新开辟的茶叶消费地。

     俄罗斯过去并不产茶，喝茶的历史也不长。

     1638年俄国大使瓦西里?斯特拉科夫出访蒙古，带回去两百包中国茶叶到莫斯科，献给沙皇，茶叶才开始进入皇宫。以后，喝茶从俄国贵族的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成为老百姓须臾不可缺的生活需要。

     这说明了清廷版图扩大，中俄相邻，刺激了边贸，扩大了新的消费市场。这为汉口的贸易地位和财富积累提供了契机。不过，大宗商贸，需要大量资金作后盾。

     清人叶瑞廷《莼蒲随笔》记写茶市，其中有“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于邑西乡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

     这个茶市上的“山西估客”有意味。为什么单单是山西的估客？

     前边说过，汉口繁荣得益于清庭将蒙古、新疆纳入中国版图，从而产生了广阔的需要茶叶消费的地域和人口。满、蒙、回、汉一并在朝廷治下，保证了长途贩运的安全。贸易机会来了，但是收购茶叶与卖出茶叶，乃至货款到账，这中间有相当的时空距离，天量的长途商贸贩运，需要天量的预先资金垫底。

     谁来提供丰裕的资金，保证这个路途漫漫贸易通畅的血液。

     这个下边再讲。

    （五）茶行万里   

    这个天量资金的来源就由山西票号钱商解决了。 

    清政府开疆治边，需要强大的军需后勤支援。山西票号在服务政府军需、与官府互利中大发展起来，这也是晋商在清代光焰一闪的原因。

     山西位于茶叶北运商路的中点线上，票号与茶贸易交接，产生丰厚的利润。茶商采购茶叶、加工包装，运输路途遥远、时间漫长，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垫底。票号注入资金，担起了借贷重任。

     票号有区别于钱庄的优势。票号是一个大网络，有分号，偏设它埠，便于商人们在一节一节商道上出货换票、集中提款，解决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汇兑平衡问题；票号是“红顶商人”，代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省官款，起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有巨量的资金来源周转，茶商所需流通资金无忧短缺；票号是一个大信用系统，一般只放贷于钱庄、官吏和殷实商家，是大宗银款最好的存贷渠道，有担保信用。

     茶叶商人由此依托票号，票号也看中了茶叶贸易的丰厚回报。

     商品与货币走到一起，形成商品货币经济。东南茶叶上汉口，山西货币下汉口，商品货币经济在汉口极为活跃。清人刘献廷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

     以蒲圻茶叶为代表的湖广茶、福建武夷茶、安徽霍山茶是北行万里的紧俏商品。

     蒲圻位于北纬30°，东经114°线上，是鄂地茶叶的主产地，土壤气候好，茶叶品质优良。其实，在中国境内，北纬30°，东经114°线两边，也是传统名茶分布区，如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君山银针、黄山毛峰等，全部生植在这条纬线周围。

     汉口是这个新商机线上的新商品集散地，中间市场。可以想象各地茶叶汇聚于汉口，所带动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繁盛。

     全国往北贸易的茶叶在汉口聚集，再从汉口运输出去。

     茶叶通过山西，源源不断进入内蒙、外蒙和俄国；另一路则通过兰州的东柜茶商转销，抵达西北各少数民族聚居区。

     这条古老而回报丰厚的茶叶古道上，汉口则是起点。商人们带著钱来，在产地收购茶叶，在汉口开厂压制砖茶，装船溯汉水入襄樊唐白河口岸，换骡马驮运，北出河南社旗，经洛阳过黄河，走山西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运抵河北张家口（或者运抵呼和浩特），改驼队运往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再换牛车走150公里，抵当时中俄边境商埠恰克图，全长3000多公里，行程三个月以上。

     由于茶叶利润丰厚，清庭也曾参与进来在搞茶工商试点，搞官府控制下的茶叶种植、制作、销售一条龙。

     但官商没有民间商人活络，最著名的商家有晋商“三玉川”、“巨盛川”、“三玉川”等“川”字号茶。

     后来洋商也参与近来，最典型的是俄商李特芬诺夫成为汉口的茶商老大。

     1861年，俄国人李特芬诺夫不远万里来到了汉口，设顺丰（1863年）、新泰（1866年）、阜昌（1874年）等茶庄，共有资本约400万元，做茶叶贸易商。1863年，李特芬诺夫在汉口开设顺丰砖茶厂，雇佣中国工人八百名，是武汉市第一家外资工厂。

     俄国商人茶叶贸易鼎盛的时期，砖茶年产量上升到1700万斤。

     恰克图，1927年俄方在此筑市场，中方在此筑“买卖城”，是当时欧洲与俄国的茶叶批销中心。茶叶之路由此西延至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和西伯利亚最大城市伊尔库茨克，经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秋明，叶卡捷琳堡、彼尔姆、柯斯特洛马、雅罗斯拉夫终抵莫斯科。

     在整个库伦城和蒙古，流通最广的等价交换物是砖茶，常被分割成小块用于交易，一只羊合12到15块砖茶，一峰骆驼合120块—150块，一只中国烟斗值2到5块。老百姓常常背上一口袋砖茶甚至于拉一整车上集市交易购物，卢布与中国银两都不及砖茶（好用）。

     位于扬子江下游的汉口周围的种植园，是这些茶叶的主要产地。（俄国人普尔热瓦克图西亚探险笔记）

     从清朝至民国初年，汉口的茶叶（砖茶）经过这条茶叶商贸古老商道上的新延长线，又逐年不断延伸，绵延不绝销往蒙古、俄罗斯和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哈萨克、塔吉克斯坦等国，一直未曾间断。

     汉口茶市的鼎盛时期是汉口开埠。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汉口取代了广州茶叶出口的中心地位，跃居中国第一大茶叶出口和交易商埠。

     八方茶叶汇集于汉口，茶叶港上大船换小船、陆路改水路，商路通达。汉口镇紧靠武昌湖广总督府，政通人和，工商繁荣，票号银铺塞满城区，金融殷实。汉口是货物的集散地、加工地、储藏地，又是天下商人的聚集地，消费豪奢。汉口商业重镇滋生浓浓的商业生活，商业生活感染了汉口市井文化。“清中后期汉口市井文化呈现出五大特点，即多元的生活方式、趋利的价值取向、落俗的生活情趣、崇尚奢靡的审美趣味和开放的道德观念。”（《从叶调元《汉口竹枝词》看清中后期汉口市井文化》《鄂州大学学报》2005年01期）

     荆楚商都，百年机遇。汉口能够从封建社会的一介商业重镇开始转型，成为一座近代化的都市，得益于向洋开埠。

    （六）热眼向洋 

    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开埠使得汉口贸易更加多元化，市场更加繁荣。

     更有意义的，是外国租界在汉口的建立，带来了城市建设的新理念、新内容、新制度、新功能，新风气，创造了新景观。汉口由此偏离了中国传统城市发展之途，滑入“左道旁门”，渐渐走出古典中国、进入近代亚洲，是逼近国际性地位的一座中国大城市。

     1861年长江开埠，为汉口提供了一次进入国际性城市的机遇，汉口由此开始了迈入国际近代化城市之列的进程；1927年国民政府迁入，为汉口提供了一次跻身京畿之地的机遇，汉口由此一度跃升为近代中国的首善之区。

     汉口抵达自己五百年发展史上的顶峰。

     这个地位，至今没有被超越。

     汉口开埠，使其进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亚洲近代化都市群。世界诸国都把眼光投向这座洋溢着国际化风貌的崭新都市。当年日本驻武汉领事小野幸吉，著书极言汉口“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洋芝加哥”。1918年美国杂志《竖琴》上，一篇名为《中国的芝加哥》署名文章夸写汉口，“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

     开埠汉口流光溢彩。

     她的国际风光，她的世纪风头，远远盖过了对岸那一座古老的武昌城。

     客观上，“与国接欢”的国策启动了汉口开埠，汉口开埠推动了汉口转型。汉口转型的推动力，当以“与世界接轨”的开放商贸往来。

     一方面，1861年汉口开埠引来八方商人，传统的商品交易，随着需求的扩大和贸易线路的拓展，不断丰富提升。以传统商品茶叶为例，英商、俄商及法德日美商人蜂拥鄂地，甩开晋商的中间环节，直接在产地收购茶叶，运至汉口装船出口。在开埠以后的50年里，汉口茶叶流量逐年递增，年均都在100万担，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左右，成为湘鄂豫皖赣诸省的茶市中心。

     另一方面，汉口外贸的大宗货物，除了传统茶叶输出俄国、英国等欧洲诸国外，自由贸易更刺激了新外贸商品诞生的机会。汉口皮行开埠后陡然兴起，牛皮出口量猛增，就是国际市场导向下的新兴土货商行。还比如矿产，大冶铁矿石、鄂州水泥等成为输出日本的新商品。

       1894年至1910年，这十六年间，汉口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幅达三倍。除个别年份外，汉口的出口贸易额在全国外贸大埠中均高居第二，仅次于上海。

     开埠促进了长江航道的繁荣，通过上海，直抵大洋。

     到清末，从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近的可直抵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远的也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莱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

     汉口真正成为国际贸易港。

     汉口过去陆地边贸，运输依汉水为线。汉口开埠后经上海面向大洋，运输以长江为主。

     这时的汉口，由原来沿汉水北上的直接贸易，转向顺江水东下间接贸易。汉口作为内地中枢，担当了贸易二传手。毗邻的湖南、江西、四川、安徽、河南等省盛产的大米、茶叶、小麦、棉花、芝麻、桐油、豆油、花生、蛋品、牛羊皮、肠衣、五倍子、烟叶、中药材、丝麻、油脂、杂粮、豆类、猪鬃、羽毛、矿产品等等农副产品，提供充足的出口货源。

     另一方面，外国商品也通过汉口，主要是纺织品、石油、燃料、五金机械等，流向广阔的腹地市场。

     京汉铁路通车，汉口对外贸易压过了广州，更将中原货物集中转运沿海的能力几千倍的提高。“汉口贸易额增进之数，较前几年大一倍，伟然占据全国通商口岸之第二位。”

    汉口开埠，随着商品而来的还有资本的大流动。

     新的工商业需求，刺激了汉口兴起建厂的热潮，给汉口带来新的活力。除了传统的轧花、榨油、碾米，更有了近代的面粉、肠衣、蛋厂、肥皂制造，以及纺织、造纸等，还有一些铁器和修理工厂。

     后来，机器修造发展到可生产铁路车辆、桥梁、叉轨、煤气发动机、化铁炉等，日本、欧美外商亦有订购定销者。

     更远，在后来计划经济时代，所构成武汉地区制造业规模特色的企业，如纺织、卷烟、机器修造等，都是从汉口开埠起步的。

     开埠除了奠定汉口的硬件建设，更启动了汉口的软件建设，带来了近代商业制度模式、规范和组织，诞生了一批懂得国际贸易专门性人才。主要表现在买办（中间人和经纪人）的出现、钱庄向银行转型和商贸交易规范化、程式化。

     1862年至1898年，西方商人来汉贸易，汉口商界进入“万国交通”的时代。一时间洋行林立，洋商号遍布。

     洋行做输入贸易，洋商号做输出贸易。

     一般洋行之总行设于本国或香港，于汉口设分行。汉口又下设分支机构（或经营店）于华中地区其它省份（或本省各州县），构成严密的推销网络。洋行的业务，由买办每日将市面行情报告分行，转报总行；总行电告本国总部，总部综合后再通知分行有关品种、价格、数量、交货期及装船日期等讯息。洋行的经营，有代客买卖、委托经销、自营购销等营销形式。营销又有专营进口、专营出口、进出口兼营和专营某项商品进口或某项商品出口；各种综合经营进出口商品的也一样。较小洋行则从事居间代理业务，所需资金又外商银行贷出，洋行以货物作抵押，结算通过外国银行之间的汇票完成。

     这种商贸交易程式化，是相对于传统以人情为中心交易的变革；程式化交易严格执行既定的交易策略和方案，交易过程简化得像赛马一样规范和简单。

     初来乍来到的洋商，由于语言、心理的隔阂和差异，无法与当地中国人直接开展贸易活动，雇佣了一大批懂外文、谙商务的中国人为其经纪人。这些中国经纪人为洋行收集经济情报、招揽业务、经营金银出纳，甚至垫付资本。这些中国的经纪人，成了近代中外贸易桥梁——买办。“外国洋行——买办——中国商人”构成了近代汉口中外贸易结构的主体，是洋行组织中的一个有机部分。

     开埠后，汉口经济“面朝大海，幸福花开”，被专家喻称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暴发户”。

     买办这个崭新角色，在其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

     汉口的买办阶层，随着外国银行、洋行、工厂和轮船公司在汉的兴建而兴起，随着汉口进出口贸易扩展而大发其财。他们而后自己也经营进出口和自办商行、工厂、轮船、汽车、银行钱庄，乃至成片开发房地产。最大的买办富豪拥有数百万、数千万财富。

     如果说明清汉口产生了盐商巨富，那么开埠汉口则在买办中催生了新一代富豪。

     这个阶层以后越来越发展壮大，渐渐破蛹化蝶，蜕变为3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鼎盛时代的中坚；又为一百年后重新“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经济，所产生世界财富总量第二的现实业绩，做了深厚的历史铺垫。

     中国近代开埠贸易制度下第一批下海的这些人，对于财富中国而言，可以说筚路蓝缕的一代。

     受到开埠而来的对外贸易、工商业大发展的影响，汉口传统金融业也随之转身。

     汉口钱庄从来零零碎碎，做民间小额存放，与票号不可同日而语。汉口开埠后，钱庄经营灵活、转身及时，有了质的飞跃。外贸对汇兑、存放业务有迫切需要。钱庄便与钱庄之间、钱庄也与外国银行之间，提供拆款、押款、互认庄票。这样，中商可用钱庄庄票清偿洋行货款、进销洋货，活络了资金融通。洋行则可用庄票作支付手段，毋庸待洋货出手，可及时采购中国商品。钱庄由此大受欢迎。

     钱庄在外国银行与中国顾客之间充当金融中介，也开始关注伦敦、纽约汇率的变化，业务有了国际色彩。

     钱庄不满足于仅在洋行与中国商人之间赚取中介差额，也渐次充当了开埠时代的金融投资大鳄。

     开埠引来汉口工商各业对投资有强烈需求。钱庄与时俱进，对外，其资金流向按市场回报来调整，以赚取肥硕利润；对内，则改造内部组织，采取入股合资的办法，聚集大量资金用于投资；管理上，成立董事会，经营委诸职业经理人负责。1903年至1905年，在资金融通市场上，汉口钱庄放贷总数在4500万两到5000万两之间。钱庄制度这种变化，表明它从旧式金融组织向近代金融机构过渡。

     那些运作了几百年的古老票号，由于过于依靠官家，随着官办企业的崩坏而渐渐淹失。

     辛亥革命前，汉口已有本国银行8加，各省住汉官钱局5家，大小钱庄121家；另外，外国银行在汉分行有9家。这些金融组织构成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这是汉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开埠的汉口成为与沪、津、穗并称的全国金融中心。

     开埠的国策、扩大的市场、新兴的外贸人才和活络的金融资本，这些为汉口带来新象，为汉口市政城管向近代化转型打下基础。

    从1861年至1949年间，汉口（武汉）著名的建筑工程计有300项，外国人投资兴建有100多项。汉口市政建设热眼向洋，城管模仿西方，拥有了越来越完备的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汉口长高了、干净了、靓丽了、宜居了，国际化了。沿江大街上，长衫、旗袍同西装革履共舞、人力黄包车与福特“来路卡”齐飞，出现了一道华洋杂处的近代城市风景。

     这一切，起源于汉口租界的规划与动工兴建。

     1861年3月，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并建立租界。1905年，到汉口的日、英、美、德、法、俄、比等国侨民共2142人，其中日本人最多。到1913年，汉口的欧洲居民有1495人，主要是英国、德国、美国、法国人，其余有挪威、意大利、瑞典、俄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汉口租界是工部局负责统筹的，首先是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铺底。

    租界沿江水岸线共长3600米，划界是事先勘察和精心设计。1865年，英方耗银20万两，在滨江修了一条堤防。这是继明代的袁公堤、清代的张公堤，汉口修的第三条堤防。袁公堤、张公堤早已废弃，租界修的堤防今天还在使用，发挥功能。

    堤外是江滩码头，堤内侧是宽阔的马路、种林荫树、设花坛、置草坪，修建古典主义风格的领事馆和办公用房，还有明敞采光的住宅；还有银行、洋行、公馆、商场、教堂、医院、饭店、游乐场等；以及砖茶加工厂、电灯公司、蛋厂等。各各按功能区隔，一一措置置其中。

  汉口华人一天一天看着租界规划落成。在过去江边那么荒芜杂乱的一块滩涂上，今天形成了一条飘飘彩带状的异国风情市区。一个外国人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租界街区景象：

   在汉口，其变化之大，更是令人惊叹。...新近设立了俄、法、德租界，几年前还是稻田和肮脏小屋杂处之地，现在铺设了马路，竖起了高大住宅。这些新租界与英国租界一起，使汉口有了长达两英里，连成一气的河街。

     工部局统一管理租界，市政路政、公共服务、生活配套设施，还有制度与法律，井井有条、规范合理。如宽敞的马路、整齐的街道布局、成行的林荫行道树、花坛、护栏、舒适雅致的楼群、完备的排水系统、方便的自来水、邮政电讯，还有电灯电话、医疗卫生、防汛救火、教堂救济和游乐休闲、公共厕所等，以及严格有序的道路交通，码头仓储的配套工程等。

    工部局给汉口市民带来了近代城市理念和市政管理。

    世世代代习惯于祖辈传下来的生活习惯和方式，闲散惯了的华人，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从此知道什么是近代化城市和市政管理。 租界建设为旧汉口垂范先，租界生活为旧汉口开风气。有几年里，汉口行政首脑曾出巨薪，专门聘请外国人，来负责管理汉口市容市貌。

    开埠给汉口带来了一股西方文明之风。在1910年（清宣统二年），于是汉口有了第一间公共厕所。

     这是汉口有史以来，拥抱近代文明最开放的时期；也是城市经济文化建设和市民化生活最宽松自由的时期。

    只可惜，这样一条热眼向洋的近代化发展之路，若干年后被计划经济堵塞死了。

     中国香港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入亚洲现代都市群之巅，成为了“亚洲四小龙”。汉口呢？！在中国今日称乃踏入“世界经济大国”门槛之时，汉口与亚洲距离变得更加模糊。

   昨日记者从市政府获悉，修订后的《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8日获国务院批复。批复文件对我市发展给出明确定位：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2010年03月12日，《长江日报》）

    “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如此而已的定性定位。

    从上世纪初“东方芝加哥”跌到“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今日武汉（汉口）媒体却为其欣喜不已。其间的落差，是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的距离，一个境界与一个境界的差距。

   毕竟，汉口走了一段太长太长的弯路，汉口失掉了一次近代史上的大好机遇。机遇是一个极其稀缺的资源，只会给一次，不会再重复。

   因为世道变了。

   歌曰：“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七）西风东渐 

    前边说过，1910年（清宣统二年），汉口有了第一间公共厕所。  

    但它不在华界，在英租界，为工部局所建。  

    清末到民国初年，汉口华界城区内城市公园、景点、街道绿化树、公共厕所等还是一片空白。  

    工部局主持的租界市政建设，集中了各国城市近代文明的成果，展现了西方城市规划理性的态度、对合理性的追求和科学的精神，以及对市民权利的关注。这与中国传统城市是从权贵出发来考虑城市的组织和安排不同。汉口租界与住民共享的市政模式，如西风东渐，是引导汉口城市的风向标。 

    汉口满足全体市民的共同要求的民生项目，随西风起舞、如菊花绽放。

    1908年，既济公司总装机容量1500千瓦发电厂建成送电，汉口在近代中国是较早展示供电供水能力的城市。在沪京穗汉四个城市民营电厂中，规模首屈一指。 

    1909年，48米高的水塔落成，汉口进入自来水时代。武昌自来水较汉口晚了20年，汉阳一直到1949年仍没有自来水设施。  

    清末民初，汉口繁华区段的街道上开始出现公用路灯。 

    1870年代，西洋生活商品，如皮鞋、五金、纸张、洋颜料、砂糖、西药、卷烟、香槟、啤酒、食品、缝针、钟表、眼镜、玻璃器皿、火柴、肥皂、装饰珠宝、化妆品、儿童玩具、西服、针织袜等在汉口市面流行。一个到过汉口的外国人写道： 

  （汉口市民）对于外国制造的杂货，如玩具、工具、铅笔、图书、装饰品、伞、利器、假珠宝、肥皂等的需要，也不断增加，这些货物已成为一般商店的商品。 

    物质生活与生活风格的联系最为密切，生活风格是受物质影响较为容易变化的部分。洋人的日常起居、衣食住行、消费休闲、时尚娱乐，是近代都市生活景观的核心，也进入有钱有闲的华人视野，渐渐为之稔熟、倾慕。 

    香风暗触流苏。 

    西方近代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如熏如染，着色在汉口市井这一张竹笺宣纸上。汉口市民的生活方式在欧风美雨的熏染下，日益趋新趋洋。皮明庥、吴勇编写的《汉口五百年》一书描述了这一段时期汉口市民的风格，写道： 

  汉口在开埠前市民习气就浓，平民化是其意识特色，体现在妇女身上封建束缚相对较少。可以在大庭广众叫卖街头，也可以盛装出游饱览风光，休闲时可以逛茶馆，定婚未嫁之女可以和夫家来往走动，一同游乐。 

    汉口茶楼已不是须眉独占，它集休闲、娱乐、社交于一体，妇女也参与茶客的行列，冲开了性别阻隔的心思屏蔽，女性交往空间有所拓展。 

    1863年江汉关开关，1907年动议兴建江汉关大楼，落成后楼顶的大自鸣钟按点敲钟，声音宏亮，远近皆闻，汉口人难免养成“争对腰间表”的习惯。    

    1872年汉口出现最早的照相馆，拍摄人像照、结婚照、合家欢等各类照片；1893年日本人山田清藏在汉口开设永清照相馆，成相清晰，神形兼备，激荡维新思潮，曾风行一时，改变了许多旧观念。家里挂张肖像，可以对视生情、因情生趣。 

    1913年，汉口第一家大型理发店长生堂开业，妇女时兴剪短发，理发店兼理男女发型，后又开展烫发业务，卷发时尚一直不衰。 

    1866年，外国人开办的报纸《汉口时报》（或称《汉口泰晤士报》）在汉口发行，开始有定期不断性的外埠信息，既是外侨共享的论坛，也为市民提供确实的信息资源。到了1873年，华界自办的日报《昭文新报》仿香港报纸，所采录的奇闻异事居多，也在汉口起步。报纸问世，走近市民的日常生活。读者每天能面临全新的信息，新闻消息成为每天第一丰裕的享用。 

    其深层用意是藉以培育华界的读报民风，报纸引进一些近代消费理念，如时尚消费、消费无尊卑品级等见解，及贯注告白认识。

     1870年代，汉口华人另一新改变是学习英语渐渐多了起来。洋泾浜流行一时，不单是上海有，在汉口民众中也普遍成为身份的包装和交际的手段。能说洋泾浜，是汉口华洋频繁紧密交往的表现。能读英文，表明在华人中开始有了西方知识教育。一口流利的英语，为提高华人社会地位，对区隔华界社会身份角色发生深远影响。

     随着西风东渐，华界人们的生活转向个别化、多样化成长的趋势，开始有了以个体为单元，自主就业、自主消费的端倪。

     1885年长江电线铺设至汉口，有了电报，汉口上可经长崎、海参崴，与莫斯科、伦敦传递；南则连香港，可与泰西传递，上海与天下各地的电信联系正式开始。1900年汉口市内“借杆挂线”，开通德律风，是较电报信件更方便的通讯联系。 

    有此，市民可以共享、分享信息资源，平等接纳时闻见解，突破古板尊卑品级束缚。有此，诱导华界得以尝试近代都市生存式样，引发华人见解、习俗、观念产生改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英法意等国在汉口竞相办学。1911年，私立汉口圣约瑟女校创办，位于英租界，“斯时汉上女子中学，惟本校实开先河”，是汉口最早的女中之一，由意大利修院管理。校园风景优雅，环境清丽，校歌“团结我女子，奋发我精神”，表明女校意在启蒙汉口女性的知性精神、群体认同感和个体自觉性。 

    1931年，天主教堂的希贤神父，在德国人1908年办的“德华学堂”的原址上，创办了上智中学。学生毕业后直接送到意大利圣心大学深造，吸引了很多汉口学生。学校平整了体育场，购置体育用品，添置了许多图书、仪器、生物标本等，用近代科学知识打开人们的眼光、智慧，培养了科学能力，科学教育思想影响华界。 

    1906年乃至更早，各国已经在汉口建立了图书馆。最迟到1927年汉口华界已经建立了一批图书馆，如汉口市通俗图书馆，仲恺图书馆、汉口市图书馆、汉口工商俱乐部图书室等，阅读可以益智、助知、立人，也提供给市民一个新的休闲空间。 

    汉口开埠，自租界内而外的近代化民风市情的流布，温柔而深刻地改变着华人的常日生存、闲暇方式和对个人未来的计划想象，展示了近代都市生存的一种良好开端。 

    汉口开埠，一方面租界的近代都市生存处境使华界新生活突破古板时空范畴，显现其闲暇消费的潜力。中文报纸和近代学校应运而生，为华人个人生存开拓诱人的远景。另一方面工部局在租界以近代都市的市政工程规划，推行依法治理，推进民众娱乐的近代商业性运作，实践了对华界近代都市社会生存成长的诱导与楷模职能。 

    软性的时尚影响和刚性的市政管理，二者之间互动，组成了近代都市社会在汉口的起步，为汉口近代都市化推进提供重要动力。  

    汉口租界，原先实是汉口边缘荒滩涂地；不到30年，租界成为汉口的时尚中心和思想工厂。近代汉口各种新思潮、新观念、新时尚和新的生活方式由这里传播，其影响之大、之剧烈，乃至成为武汉或中国近代重大事件的策源地。 

    一个近代化的汉口，随着开埠、依傍着租界诞生了。

    （八）白云未了 

    汉口历史上最大地理优势，是位于茶皮棉等货物贸易的各种要件最佳集合交汇点上。作为运输中心，加工中心，货物钱票记兑结算中心和休闲娱乐中心的汉口镇，集合了商业贸易各种必须条件的优势于一身，想不兴旺都难。 

    后来，洋人迫使中华开埠，汉口又成为大洋与内陆的贸易集散转运中心，更是锦上添花。 

    汉口的发展得益于国家版图，乃至国际一体化区域的扩大。具体说得益于清朝统一中国和开埠带来国际贸易商圈，将汉口纳入一体化规则之下。处于同一个政治体制和经济规则之中，是商业贸易得以昌盛的根本原因。也得益于社会分工规则，其所带来的商人价值自成一体，不再作为士工农的附庸。所谓“天下有有田而富之家，有无田而富之家。无田而富者，其利自商贩中而得，既无输官，亦无差遣，虽或征税，所伤几何？”自明以来，富家翁已不是地主，而是商人了。商人有了地位，商会自治，商贸按规则行事，减少了不必要的商业圈子之外的干扰和排挤。 

    汉口商业发展到顶峰，其辉煌之因在于它独有的贸易商品茶叶和独有商品必经的汉水、长江通道。 

    最终，还得益于充裕的国内国外资本。 

    商圈的形成，源于消费需求和畅通的商贸线路，还有所提供安全保障。包括政治的保障、经济的（资本）保障和文化（商埠文化）的保障。所谓文化的保障，是指商业诚信。诚信保证了贸易安全，最终保证的是投资和利润的安全。汉口人没有官方背景，八方来客、五方杂居，人跟人打交道惯于斗狠、“要钱不要命”，看似粗鄙，实是码头性质的的商业诚信文化的表现，是保证汉口作为商货驿站之埠而繁荣的原因。 

    当然，这也反映了汉口的短板。 

    汉口作为过境地，一旦关隘要塞的军事地位丧失；一旦资本短缺或投资的兴奋点转移；一旦一个与自身繁荣相关相连的好的商品项目失去，这三者失去其一，汉口作为商贸重镇的地位也就消失了，繁荣随之被带走。本世纪初，斯里兰卡、日本和俄罗斯本土开始种植茶叶，汉口的“茶叶港”地位随之消失了。 

    近代以来，汉口的繁荣只是一度作为军事、政治中心。如北伐时期，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初华中大区首府时期。这些都只是光焰的一闪，毕竟对外商贸的消失使汉口昔日的繁荣不再来。 

    虽然，张之洞开辟了新的钢铁，还有铁路，这样一些工业项目。但由于其官办的实质，又是重工业无关民生，只考虑规模和产量，不考虑利润和市场，也不计算投入产出比，当然办不下去了。洋务运动下的重工业只是热闹在长官意志上，随着官方的倒塌而颓废。1949年后，为了军备的需要，武汉这个中部城市距离沿海较远，于此建设钢铁、机械、船舶等军事工业。同样由于国家包办，自产自销，到了1970年代也支撑不下去了。这才有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汉口的重新开放则是从辐射内地小商品批发市场汉正街开始的。 

    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说明汉口，乃至武汉的繁荣得益于贸易需要的商品，得益于充沛的资金，得益于独享的运输。说白了，就是市场、项目、资金和技术，此乃是“九省通衢”持续发展的真谛。 

    发展经济根本是发掘商品。 

    知识经济总体上是值得发掘的未来热销商品。知识经济的实质是“软经济”。顶级的知识经济就是生产制造“概念”和“符号”。具体如创意，又如信息传媒。“概念”、“符号”、“信息”的资源在社会政治文化、日常生活这个“第二自然”，制造车间是“头脑风暴”，生产形式是数字传媒、讯息整合、创意加工等形式化工作，产品形式是新闻资讯、文化艺术、虚拟动漫、创意广告、时尚服饰等，消费方式是享受品牌、风格、化妆和格调等。 

    创造覆盖在日常商品之上的文化时尚符号，是发掘未来热俏商品，开发“软经济”的密码。 

    三百年前，西北边疆乃至俄罗斯国无需茶叶，没有茶叶人们一样生活繁衍。茶叶的需求是来自日常生活以外的需求所产生的。即是在人们仰慕的俄国皇室饮茶的风格刺激下，茶叶消费才流播传开来的。同样，今天的矿泉水、纯净水也是时尚风格需求刺激出来的。生活从来有水，历史上从来不缺。矿泉水、纯净水消费是“医疗科学主义”广告符号宣传下，健康卫生风格时尚刺激的结果。 

    商业的源泉来自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是被刺激培养出来的。那些能够产生丰厚利润的市场消费需求，不是来自日常生活，而是来自日常生活之上的时尚需求；不是来自日常生活的物质需求，而是来自奢侈感的风格需求，或者来自覆盖有厚重文化烙印的符号需求。 

    商品是被覆盖上一层时尚风格化精神层的自然物和工业品。 

    发掘未来武汉的热俏商品，属于创造符号的“头脑风暴”工作；对于“头脑风暴”的培养，正是我们学院文化创意系做的工作。任重道远，意义非凡。 

    汉口叙事到这里插上了想象的翅膀，白云飘飘，回望汉口。汉口有史，不过五百年。汉口的发端，得益于明皇室眷顾；汉口的发达，得益于清疆土扩大；汉口的繁荣，得益于对西洋开埠；未来汉口的崛起，得益于与世界接轨。 

    到此，汉口叙事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