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啸鸣     发表于：深圳晶报20100105

   日前，《广州生活每人月需1200元》的报道引来了系列争论。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崔仁泉认为：现行的广州最低工资标准亟需调整，企业少于千元根本招不到工人。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认为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很难在广州生活，若企业无法承担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后的成本，理应“离开广州”。

  欧阳鹏则发文称《“血汗工厂”早该滚出广州》，他给“血汗工厂”共戴了四顶帽子：严重违反“先进文化的方向”；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严重违背“科学发展观”。而后，程乡则针锋相对发文称《文明城市不应该仇穷》，强调：最低工资这东西理论上存在争议；最低工资雇用工人的雇主也富不到哪里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起到驱逐穷人的作用。

  以上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同情穷人、想帮助穷人的好心人。前二者是官员或准官员，后二者都是时评员。不同的是他们的思维逻辑框架。

  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都是一个穷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真正让穷国出现了富人，也导致广东等地的人均收入水平接近中等发达的程度。但近年来，也引来了对“血汗工厂”的口诛笔伐。

  SACOM是香港一个以督查企业社会责任为己任的学生团体。2007年2月6日，他们抗议迪斯尼在中国的代工厂是“血汗工厂”，导致迪斯尼停止向煌星厂提供订单，导致大量工人失去工作。工人们恨的不仅是他们的老板，还有一个名叫丘梓蕙的香港在校大学生。“是她的调查导致了我们的失业。”许多工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我很奇怪，丘梓蕙为何不去调查一下“血汗农村”？崔仁泉为何不去呼吁一下提高农民的工资？陈伟光为何不去调查一下农民的生存状态？欧阳鹏为何不去评价一下，农村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先进生产力”？把穷人从年入1万的城市赶回年入2000元的农村，居然还满脸正义？

  我觉得：这种对穷人的同情是一种肤浅的同情。“呼吁提高最低工资”，又不需要自己掏一分钱，把穷人赶出城市以后，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也无需再操心了。

  建议你们去开一家工厂，然后给工人支付“更有良心”的高工资。到出现亏损的时候也不要倒闭——你们亏就是工人赚，亏本不亏心！那才像你们所提倡的“正义”。届时，你们才会理解，原来工资的高低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的结果，穷人太多才是导致最低工资难以提高的真实原因。企业支付的工资是工人生产能力的边际产出，而不是简单的良心的函数。

  另一个建议是提高农村的最低保障水平。道理很简单，如果农村最穷的人能够获得来自政府的800元以上的社会保障，他们就会“看不起”800多元的最低工资。

  广州之所以吸引穷人，是因为这里首先吸引了富人的投资。是因为这里有大批企业家，冒着风险和巨大的不确定性进行了投资。这种企业家由此创造的就业机会比他们的家乡多得多，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也比他们的家乡多得多。这些企业家，早些年其实也是穷人，是广州宽松的政策和稳定的投资预期让他们有机会打拼。

  实际上，广州已经将很多穷人培养成了老板，这种宽松的政策是广州宝贵的财富。这种“不干预”的政策，才是对穷人最深刻的同情。将社会保障水平从“以权力高低”为配置原则转移为以“最急需”为配置原则，才是对穷人最深刻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