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舍命捐助而闻名的丛飞，刚刚离开我们不久，疾病对善良的人没有给予更多的宽容，真是一种无可奈何。目前各大网站已经掀起了阵阵向他致敬和学习的热潮，说明中国人是非常崇尚良善之举的。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也是人远远高于其他动物的素质之一，因为人的恻隐之心，不仅仅限于血缘关系。基于此（不仅仅基于此），人和人之间可以组成复杂的“社会”。所以，任何朝代的政府，都是对这种善举表示支持和提倡的。因为这种善举可以大幅度地减少穷人对富人的敌视，增加社会的和谐程度。这也是构筑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政府提倡学习丛飞的捐助精神，就更加顺理成章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种善举也是值得推崇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说：“慈善事业是将财富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按经典经济学的假定，富人减少财富，是一种损失，他们的幸福感会减少。但事实上乐善好施是使人高兴的一件事。富人们减少一些钱损害并不大，但帮助了别人，可以使自己精神上更满足”。也就是说，慈善行为是一种让捐助者获得精神满足和被捐助者获得物质满足的行为，是一种“双赢”的人际交往。
　　
　　如果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慈善事业对推动增加消费，从而增加国民收入有积极意义。因为富人随着财富的增加，从增加的财富中拿出来消费的比例必然越来越小。这不利于刺激消费水平。而富人将这笔自己不着急花的钱捐助给穷人，则被消费的比例一定远远高于富人消费的比例。这将有效地推动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发展有利。
　　
　　对丛飞的舍命捐助表达笔者的敬意，是从以上这些对社会的和谐的积极意义上说的。之所以“谨慎”，是因为以下原因：
　　
　　捐助可以解决贫穷的部分问题，对于从根本上消除提升某个家庭的生产能力，从而提升收入水平，却不能过多的冀希望于捐助。而应该冀希望于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和创业门槛的降低。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从穷国走向小康的过程，主要得益于此。而目前的贫困家庭的分布，除了自然条件的因素以外，最主要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对当地私人产权的保护不足和创业门槛太高所导致。而“捐助”只能解决处于不完善的制度之中的家庭的短期困难，却无力完善制度。这既是丛飞的盲点，也为目前大多数舆论所忽视。
　　
　　自愿捐助可以达到“双赢”的结局，但真理往前迈一步就会成为谬误。非自愿捐助则未必“双赢”，违背了捐助者的意志，捐助者没有获得精神满足，拒绝强迫捐助还被搞的在道德感上有负罪感，那么富人也许会选择逃离这个社会的控制。假如有人认为富人的财富本身就有“原罪”，那么他需要做的，是通过法律途径去证实或证伪某人的财富在形成过程中有违法行为，通过强迫捐助的方式，会搞的人人不敢富裕，好心将办成坏事。
　　
　　任何社会发生是捐助，都是有限的资源。如果政府要刺激更多的捐助的发生，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比如对捐助给予与所得税相应比例上的减免。这比动用强大的宣传机器来诱导，所费更少，形成的阶层间的敌意更少，产生的善意和捐助会更多。
　　
　　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现在的问题表达的渠道太少，难以吸纳所有的慈善之举。是政府组织的慈善机构难以满足已经被激发出来的恻隐之心的表达渠道。因此，积极配合这种良好局面，允许民间慈善组织有序组成和规范其运作，就成为政府，而不是丛飞们所能挑在身上的重任。
　　
　　即使慈善增加了，表达慈善的渠道增加了，但是准备接受慈善的人和接受慈善的额度也会增加。所以政府不能对慈善所能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功能，抱太大的期望。如何提高慈善资金的使用效率问题，笔者还是认同茅老在《慈善事业也可以商业化》一文中，对这个问题的经典阐述，既开启符合商业运作的模式比较恰当，因为只有符合责任风险对称原则的事情，才容易被大范围地复制，而不至于对社会产生太多的负作用。
　　
　　从本质上说，产生慈善是源于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贫富差距的正解，一是发展经济，二是通过税收进行财富转移。慈善行为所能解决的问题仅仅是补充地位，不可能成为最重要的渠道。如果忽视贫困产生的第一大原因，将重点落在财富转移上，则本末倒置了。因为那将鼓励人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均贫富”，而不是用于发展经济上。即使要将注意力放到转移支付上面来，那么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提高征税水平，因为中国的税负已经处于世界第二的水平，不适宜再增加，而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上。事实上，官员最有向丛飞学习的能力，因为只要他们能将自己的消费性支出减少些，就可以献出相当于N个丛飞的爱心。而遗憾的是，官员们的注意力却在鼓励别人向丛飞学习。
　　
　　再回到丛飞的舍命捐助上来，他的精神值得鼓励，但他的模式却值得谨慎。他在进行捐助过程中，违背了一个适度的理念。其捐助的额度已经超越了他自己的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事实上他最终导致他自己都无法平衡自己的收支。如果过分地推崇他的模式，则难保其他人向他学习，超越自己的限度进行捐助，产生了无约束的亏空以后，则开始指责社会没有将给予丛飞的关注，等量地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届时政府也许将处于被动局面。
　　
　　丛飞能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更多的人也能将它发扬光大。而丛飞没有完成的制度构建任务，后来者却必须勇敢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