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合同法》颁布以来，若干大型企业的人事举措在各路媒体上引起了热议，从华为到沃尔玛，人们进行着各种解读。

近几天，某日企的一则新闻又小小地推波助澜了一把。新闻的缘起是日本本土某权威媒体的一则报道，称该企业将在越南开设工场，转移劳动用工成本和风险，并将关闭在中国的一家工场云云。第二天，国内几个网络媒体就转发了这则消息，转发的文字基本上是照着日本新闻原稿的翻译，未作加工。再过两日，相关报道和文章逐渐多了起来，新闻或文章的标题逐渐丰富，包括“规避新《劳动合同法》”、“压缩成本”、“产能转移”甚至“血汗工厂”之类的字眼。一些门户网站和人力资源专业网站的头版也刊登了相关文章，甚至发布了在线调查，猫眼等知名论坛也有了相关的帖子。从该门户网站发布的在线调查的问题来看，引导性也是很明显的，其题目如下：

1、 传**公司将关闭在中国的一座工厂，您是否认为此举针对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

2、 **公司如果关闭中国工厂，其举措的社会影响是什么？

3、 如果关闭中国工厂，其举措是否影响您对该品牌产品的购买？

笔者截取了某个时段的调查结果来看（已有三千多人参与了调查），80％的人对第一题的回答为“是”，有60％的人对第三题的回答为“有影响，坚决抵制购买其产品”。

同时涉及到“弱势群体（劳动者）保护”、“规避法律风险”、“日本”等敏感字眼的话题，带着一丝血腥，一下子就引发了大众的关注。媒体的嗅觉是很灵敏的，随着他们的引导，媒体与网民一起参与了这场小小的嗜血盛宴。

稍微想一想那个在线调查的结果，就会觉得有些搞笑，一家企业的管理举措是否针对新法规，只有该公司内部人士了解，居然由民众代为回答了，有80％的人在毫不了解任何背景资料的情况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后很随意地点击了“是”，对比10.5％的回答“不好说”的网民，这样的回答真是太不负责任了。这让笔者不恰当地想起了“多数人暴政”这个词，大多数人认同的东西，不管其是否符合事实，也很容易被认为是正确的。这样的调查结果本来不能说明任何关乎事实的问题，只能反映部分人的“观感”，但可以想象，有人完全可以拿着这个结果说：“你看，这家企业就是针对的新劳动合同法，网上都有调查数据了。”这样的偷换概念其实在很多地方也有发生。民意，往往就是这样被利用了。

再看第三个问题，放在那样的前两个问题后，其引导性就不言而喻了。人的思维有惯性，第一个问题选择了“是”的，第二个问题很容易点击“负面”，而再看到第三个问题，很少有人能转过弯来不去点击“坚决抵制购买其产品”了。通过这样的思维引导，对一个品牌的抹杀就成功了。被点燃的愤怒得到了一时的释放，媒体和网民都舔了舔嘴唇上残存的血渍，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

媒体的这类引导体现在各类题材的新闻点上，包括华为事件、沃尔玛事件，民众的眼球和思维被引导着向设计者希望看到的方向走，不管是仅仅想炒热一个话题而提高点击率（销售量），还是达到其他的商业或非商业目的。民众既是嗜血盛宴的参与者，也是被利用者。

有些网友会质疑：我们确实无法了解进一步的内情，当然只能相信媒体所说的。其实如果不是“拍脑袋参与”的话，稍微做些分析，也能得到自己相对客观、独立的判断。

比如华为事件，早期时有人指责华为的人力资源部门很“弱智”地规避新《劳动合同法》风险，但后来有人根据常识已经指出，华为的人力资源部门绝对是由精英构成，加上有强大的律师顾问团队，不可能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的错误，何况一下子拿出十几亿的资金，对公司的现金流也是很大的冲击，如果只是为了规避未来可能陆续出现的“赔偿金”问题，显然不合常理，所以一定有更深的原因。

其实只要根据常识做一点点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避免很多误判，被别人的言论牵着鼻子走毕竟不是个滋味。

回到该日企的相关报道，这些报道中几个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搞清楚。首先，要假设在越南开设新厂本身是个事实，否则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根据常识，媒体一般不会将这个最基本的前提都搞错，尤其是日本的权威媒体。那么问题就在于后续的几个细节：是否为了规避新《劳动合同法》？是否要关闭中国的工场？（这些是刺激国人神经的主要因素）。

在越南开设工场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这一点应该是勿庸置疑的，要不然为何要巴巴地跑那么远？在一个地方开厂，无外乎看中几个因素：劳动力成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人才供给、当地原材料的供应、当地的市场。其他的我们不好说，但越南的劳动力成本确实低廉，一名普工的工资大约90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大约四百多元，是深圳的三分之一（按实际收入算）。可见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开设到越南等国家大概是大势所趋。这对于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中国长期以来作为世界工场，以低廉的劳动力承载了中国经济起飞的重力，中国经济实力的积累是建立在劳动者廉价的工资基础上的，这种状态显然不能作为中国经济的常态，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保障、产业升级等议题必然要提升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层面。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看似对于引进和保留外资不利，实则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良性的压力，而二十多年来中国人才市场的日益成熟、中国中高级技术、管理人才群体的高速增长，也为产业升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外企将中国的公司由“劳动密集型制造基地”升级为“产品研发和高附加值制造中心”，对于中国的产业定位来说显然是好事。

据笔者的消息，该企业的研发中心将从日本本部逐步移到中国，而中国工场将承担的也将更偏向于高附加价值的、核心部件的制造，中国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过若干年的锻炼，也已经足以承担这样的任务。

对于一些媒体将该公司在越南开厂是为了“规避《新劳动合同法》”的不实报道，也可以用常识进行分析和批驳。

首先，即使将工场转移到越南，是为了降低人工费用的话，也和新劳动合同法关系不大。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几年上调，是在新法颁布实施之前的，如果说面临压力，也应该是这几年持续积累造成的，而不是为了规避新劳动合同法。媒体的报道将原因直接归于新法的实施，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对新法的伤害，好像是新法挤走了企业。

其次，任何公司的战略决策不可能是心血来潮，尤其涉及产业布局这么重大的战略决策，不可能是一年内形成的，所以该公司的总部应该是在新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很久就有了这个想法，而新法的条文最终成型，只是近几个月的事情。

再次，通过转移工场来规避新《劳动合同法》风险的想法是可笑的。根据常识，工场从筹备到开工至少要两年，工场要运行成熟，能承担主体的制造任务，至少又要三年，也就是说，至少五年后才可能对中国目前的工场产生冲击，即使工场转移是为了规避新法中一些所谓的“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款，至少在这五年内是起不到任何帮助的。这种用长枪赶蚊子的做法不符合一般的管理思维。而且五年后新法早已生效，公司若要裁员，面临的法律环境和需支付的赔偿金，并不会因为今天的行为有任何不同。而五年后越南是怎样的法律环境，现在也无从判断，不知道记者们是怎么得出开新厂可以“规避法律风险”的结论的。

最后，作为制造业，员工的自然流动是很惊人的，广东省普工每年的自然离职率就高达40％－50％，除非突然遇到大幅减产，根本不需要公司主动裁员。如果用五年后才能产生影响的“工场转移”策略进行裁员，还不如从现在开始减少人员补充，就可以直接达到总体减员的目的。而且据笔者的工作经验，对于普工，很少有用到“合约到期不续约”的方式减员的，所以新《劳动合同法》中无固定期限合同条款对于普工管理来说，基本上没有冲击。至于派遣员工是否会更难操作，还有待实际检验，说不定更加规范的管理，会刺激派遣工行业更蓬勃的发展。一个企业怎会根据未经验证的结论做出战略决策？

显然，写这样的新闻报道的记者，根本就缺乏企业管理的经验和常识，或是没有经过自己的调查和分析。

在这些报道之后，又衍生出一些新的文章或议论（比如一些论坛），甚至出现“血汗工场”之类的词语。用臆测代替调查，用想当然的结论代替客观分析，用嗜血的鼻子代替理智的大脑，然后拍着脑袋逐步夸大事实，最终在背离真相的路上渐行渐远，这也让人在无奈中看到一丝悲哀的色彩。

媒体的不负责任加上网民们容易被引导，大家就一起开始联欢。今后还将不断地有新的话题产生，网络上嗜血的盛宴也将一次次重演，因为网络上永远不缺乏制造题材的高手，和随时准备着冲着或真或假的血腥味儿扑过去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