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
　　

1949年以后国学这个词被冷却了几十年，这几年又开始提起并不断升温，有时还炒得挺热。现在的文化观念，可以说是多元涌动。对国学的认识也不尽一样。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应该展开争鸣。下边我提几个问题:

　　一、如果国学以研究传统的东西为主，最好不要与现代的东西乱对应，少搞“倒贴金”。

　　迸人的思维讲究整体性，是一种集合性的思维。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思维是一种组合结构，我把它称之为“阴阳组合结构”。所谓阴阳结构，就是有两个命题互相对应。你很难用一个观点一直说下去，讲一个必然要引发出来另一个。比如讲民本，许多学者由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推出中国早就有了民主思想、民主主义。但是不要忘记了，中国还有一个词:君本。君本、民本两者是互相定义的。中国最早的民主，是“君为民主”，也就是君王是民众的主人，这与现代的民主概念是不一样的。君为民主，民为邦本。这是一个典型的组合结构。你只抓其中一点是不行的。再如天人合一，只讲一点可以把人提到很高的地步，我可以尽心、知性、知命，“我”和宇宙一体了，多么伟大。但是这只是命题的一面，还有另外一个命题就是天王合一，天和王是合一的。天王合一是和天人合一纠缠在一起的。当王是天的体现时，那么天人合一就要打折扣了。你讲礼就是和谐，礼可不是礼貌，见面握握手，人人平等相待。礼的核心是讲贵贱等级之“分”。在这种贵贱等级中，再求“和”。“和”不是一个独立的命题，它与“分”连接在一起。你怎么就能说中国古代的礼就是和谐呢?再比如说道，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这该是多么豪放呀。当道与君王发生冲突时，又有“道高于君”的说法。光从这一点说，真是理性至上。但下面还有一个命题在等着你:王体道，王就是道，道从王出。当“王生道”，王“体道”时，你说这个道又是处在什么位置?

　　阴阳组合结构，阴阳比重不同，就是阳的东西不能变的。比如讲民本和君本，君本为主，民本为次、为辅助。所以阴阳关系不能错位。我想，通过这样一个思维方式来解读中国历史的事实，可能比较接近历史。所以我最不赞成的是把历史抽空。把历史抽空，不是历史学家干的事。把古今混同，用今天人们的精神改铸古人，固然是常有的事，这对古无所谓，但会影响对现今问题的探讨和认识。

　　二、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定要有分寸，不宜过分夸张。

　　诸多先生谈到中华文化就集中说精华，而且说得那么美，反之，把“世界”说得那么差劲，试问，“中华”在“世界”之中吗?中华就没有“世界”那些毛病?这符合历史事实吗?中华文化精神是复杂的系统，只说精华显然不能成立。历史都是在矛盾中展开的，有美的一面，也就有不太美的一面。难道阿Q精神、酱缸精神等等，不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不在矛盾中陈述，精华也显示不出来。用美的诗意概括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未必有益。

　　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和文化传统，因此要历史地考察，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精神，同时还要用“二分法”来分析，每个民族的精神都有积极面，同时也有消极面。

　　民族文化不宜分“优劣”，但我认为，从比较的角度看，不同类型的文化有“先”“后”，所以才有“先进文化”的提出。一个民族内部有“先”“后”，各民族之间也有“先”“后”问题。从大局来说，“先”“后”首先是历史阶段问题。我还是相信历史是有规律的，认为经济是基础，文化等是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目前我们国家在世界大潮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应该是处于后进、后发的阶段。这个“后”仅仅是点点滴滴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而是一个历史问题。过去总是强调我们的所谓的“先进性”，又强行实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曾经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种超历史阶段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或那个失误，我想最大的失误是强行超历史阶段。

　　如果国学、儒学指的是传统之学，在中国、在世界的发展面前，从总体上说，它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是阻力。无需过多责怪书生吴虞老先生“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何曾不欲把现代化扼杀在摇篮里!翻看一下《翼教丛编》不难找到杀气腾腾、血淋淋的霸语。五四以来，国学、儒学、传统文化并没有中断，“文革”似乎抛弃了传统，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文革”恰恰是以特殊形式再度展现“传统文化”。不管是用儒，不管是扬法，应该说都与国学有关。儒、法在鼓动封建专制主义上途殊同归。

　　就我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我对国学、儒学能加入现代化行列基本上持怀疑态度。我不否认其中有精华，但从体系说与现代意识是两回事，而且有历史阶段的差别。我认为重要的是从历史中走出来，而不是振兴传统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有与之相应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主旨和核心价值不可能来自于国学、来自传统文化。这还有疑问吗?

2009-12-08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