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南方周末记者，转自命若琴弦 yjrg.net
在去渭源之前，我像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理性人”一样，自以为能够很客观的看待代课教师——在那段连城市发展都要用“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村输血的特殊历史时期，代课教师确为农村的全民基础教育贡献不小，但在新的国富民强的阶段，现在应该恢复常态，到了让那些代课教师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都提倡全民素质教育了，老师能不讲点素质？
在我眼里，这个选题最初的价值是如何建立一个人性化的退出机制，让这些代课教师“荣休”而已。
然后，我遇到了第一个采访对象王政明。采访快结束时，偶然谈起的他那把断了弦二胡一下让我联想到了他以及这个群体的宿命，联想到了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
小说被陈凯歌拍成了电影《边走边唱》：王政明就像那个在西北荒凉之地弹唱的老瞎子一样，他的师傅告诉他需要一千根弹断的琴弦做药引治好眼睛，他也如此这般地告诉自己的徒弟小瞎子。几十年来，老瞎子将弹断琴弦视为一种神秘的仪式，如同王政明48年来将每天走上讲台作为一种命定的仪式，他相信，只要这个仪式一直持续下去，他的转正就有希望。
事实上，转正对于早过了退休年龄的他只是个名分，没有多少实际利益了。他用一生去换那个“光明”，等来的却是“清退”二字，老人之后再也没有回过他48年前亲手建立起来的学校，他说感情上接受不了，好像是一个历史罪人一样的被扫地出门。
小说中，当老瞎子激动地而又有耐心地弹断最后一根弦，而当老瞎子终于弹断了第一千根弦时，别人却告诉他，药方是一张无字的白纸。
王政明被渭源作家寇倏茜称作“张家堡小学的守护神”，被含泪为代课教师直言教育部的挂职县委副书记李迎新称作可能是中国最老代课教师，他就这么轻叹一口气，走了。
在老人佝偻而行的背影之后，是中国代课教师一段即将结束的历史。观其一生，可谓爱“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不惜烧手之患，焚身以火，于阳光所不及的黑暗处为后人照亮前路。我只是不想他以“瞎子”的身份告别讲台，因为这不人道。
王政明说，李迎新曾经让在绝望中坚持的他们看到一线细若游丝的光明。李迎新挂冠离开渭源的时候，尽管代课教师经济都非常拮据，但他们特意集体凑钱好好的“欢送”了他一下。代课教师说，从来没有当官的为代课教师说话，李书记一度被排挤无法正常工作，被有的领导批评是给渭源抹了黑，他替我们受委屈了。
临走前一天晚上，我请一些代课教师吃饭，结果，却也成了他们对我的“欢送”，结账时，四五位老师架着我，死活不让我来付账，那顿饭，是一个代课教师一个月的工资。
那晚上大家喝了酒，他们说，我们直到今天要被清退了，才彻底明白那句经常挂在师者嘴边的话：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举座都是大专文凭以上的人，他们多是教学骨干，这是这次采访中，超出我经验之外的发现，环境的残酷性竟然不期然而然的造就了代课教师队伍的先进性——几十年几十块钱的工资为我们提萃了那些真正有爱心和事业心的师者；不断延续的清退制度则在不断淘汰素质较低的那部分代课教师同时，驱使剩下的那部分人不惜大举外 债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
如果说原先代课教师还是因为有转正希望才能坚持下去，那么现在渭源有大约100个像侯军权那样自愿留在学校拿着同事十分之一的工资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的代课教师，难道他们是作秀吗？就像我所见过的一个最清高的右派，他说他不要求平反，只要求让他永远当一个右派。
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 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这些代课教师都有资格在中学教书，而他们在现实中却没有权利在农村小学存在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的反讽。
11月25日，一早我离开渭源，像刀子一样的北风裹挟起了大雪。这是2007年 入冬后渭源的第一场雪。我坐着返回兰州的中巴中，却突然想到陈宏文、张清水、罗茹萍……想到他们不约而同回忆起的甜蜜时刻，多少年前的一个夏天，他们怀揣激动走进教室，心中默默念着那个年代感染了无数农村代课教师的《乡村女教师》的经典台词：“孩子们，现在开始上课，我叫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
在这个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寒冬，只有那个“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夏天，第一次踏进教室时的情景是他们记忆中的恒温层。
一节课的感动
渭源的灞陵桥是全国唯一一座纯木质叠梁拱桥，桥下的渭水和渭河文明一样都已逐渐萎缩，只有它历经几代，以木质之驱，绾毂秦陇。我以为这样的桥和这样的人只有渭源才有了。下一个目的地蓝田不会再让我有更深的感动了，然而我又错了。
11月29日下午四点，我还是像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这所学校，代课教师李小锋一个人坚守了15年的位于陕西蓝田县秦岭腹地的柿园子小学。实际上，它甚至没有资格称之为“学校”，现在它的学生只有17人——按照规定，少于23人的只能叫做“教学点”。
李小锋和渭源县那些代课教师一样是南方周末两年前那组报道的主人公。他的故事我不再赘述，只复述一个场景，在一次西北师大进行的教育界研讨会上，当李小锋流泪说完他自己的故事，举座动容，当时被邀进行专家点评的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走到台前，竟然仍哽咽的半天说不出话来。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也低沉地说道：“面对他的境遇，我们谈更多的理由都显得那么苍白……”
“只要还剩一个学生，我就坚持到最后一天。”这是他想表达的所有想法。他并不希望有过多的接待工作。
我就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他上这天最后一节课。这节语文课已经上了一半，这是一节典型的复试教育课——五个年级17个孩子在一个教室上同一堂课，先教一年级学生生字的读写，然后让他们练习；然后为二年级温习昨天的课《假如》，并留思考题：假如你有一只神笔，你会为爸爸妈妈做什么；之后是为四年级上《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李小锋用我在蓝田听到的最标准的普通话提问：你们像周总理那样从小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么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
四年级的同学一个个回答，“当医生”、“当军人”，这时一个叫穆茜的女孩站起来说，“当老师！”李小锋问，“那你要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穆茜说，“要当一个和老师一样的老师。”李小锋眼睛一红，抿住嘴示意穆茜坐下。
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感动来得猝不及防。我突然羡慕起李小锋。下了课，李小锋告诉我，昨天他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时候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哭了，我又羡慕起这些孩子，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些孩子都有这么清澈的眼睛。
那些大孩子已经是李小锋的朋友，他说他从小就注意培养他们的平等意识，他告诉他们天赋人权，每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山里人还是城里人。寇倏茜说 过，有的村庄有乞讨的传统，代课教师却坚决不让自己的学生跟着家人外出乞讨，说，只要我当老师一天，我宁死也不让自己的学生去跪活人。
我相信，有尊严的人教出来的也是有尊严的人。
曾经在中国影响巨大的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是这样理解教育的：“教育的核心，就其本质而言，就在于让儿童始终体验到自己的尊严感。”这样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的很多地方依然不在了，没想到，我却在西北的大山里发现了它。
师道尊严
晚上我执意带李小锋到县城改善伙食。我还请了另一个代课教师李小棚，我们在县城等他直到晚上9点半，他没手机，一直联系不上，饥肠辘辘的我对此抱怨不已。后来才知道，下午放学他出发时，已经没有班车了，他为了不食言，骑了几个小时山路的自行车来见我。
那个下午，陈凌翔开门看见李小棚的第一眼，和我一样，都以为他是收破烂的人：破旧的外衣，里面的衣服袖口都磨破了。但让他吃惊的是，李小棚拿出了他丢失的钱夹，里面有4057元现金和各种银行卡。
蓝田县辋川乡东杆村的民办教师李小棚每周五才能回10几公里之外的家，为了省钱他都是走回去。回家之路途径一个溶洞景区，钱包就是在那里捡到。他从下午四点到七点多，在原地等了3个多小时，天快黑了，也没人来找。他打开钱夹，没发现任何电话号码，只有一张身份证，第二天早上六点，他就借了30块钱带着这个钱夹出发了。之所以借钱而不用钱夹其中的钱，是因为李小棚觉得用失主一分钱就不是拾金不昧了。而当时，李小棚20年入不敷出的代课教师生涯让他欠了6万多的外债。
经过4个多小时的寻找，在下午1时许敲响了陈凌翔的家门。陈凌翔非常感激，拿出一沓子百元钞票塞到恩人手中，可李小棚硬是分文未取。返回的时候，钱已经不够坐车，他从县城走回了学校，走了五个多小时。
再次说起送回钱夹的事，他却一直内疚说，“对于学生来说，我也有言行不一的地方。我告诉他们做好事不留名，但后来还是将名字告诉了失主。”
李小棚成了西安市的文明标兵，很多好心人人给他捐款，使他还了2万多元的债。然而，计议和诋毁却随之而来。一些基层官员说他是为了转正作秀，乡上的教育专干3次以接待记者和领导考察费用向他索取钱财，得手后还粗鲁的撕去索款字据。
不久一个村干部把他打了。边打边叫嚣：专干把你撵不走，专干叫我把你踢走。当时就把李小棚的腿打破了。那个村干部想让自己的女儿当公办教师顶替他，但村民们却不放他走。
这些他做好事之后的遭遇都是西安的记者朋友告诉我的，然而他们却不能持续报道。
1999年快要过年时，乡信用社上门催讨借款，李小棚的妻子受此刺激的了神经病，医生说这病治不好，只能靠药维持，到现在换季的时候都要犯病。
我问他时代变了，你为什么还要始终抱持内心的师道尊严行事。李小鹏没有直接回答我，却说起了他的母亲，母亲临死时，嘱咐我不管多么艰难，也要把书教下去，“多教学生才能让全体村民富起来，穷就穷你一个。”
“我妈曾经靠讨饭养活我们全家，她没文化，但话说得有道理。她说当老师比当父母对孩子影响还大，所以我不会离开我的学生。”
那顿饭吃得很香，李小锋和李小棚名字像兄弟一样，他们并不熟识，但都记得在县城做教师培训时见过对方，因为他们住不起公办教师住的招待所，都睡2块钱一天的县城边的农房。
李小棚一生可能都没吃过那天晚上那么好的饭菜，他甚至不会使用抽水马桶；李小锋2年前接受南方周末的邀请到广州参加活动时，在飞机上喝饮料给空姐付费而被笑话。以此论之，他们的“素质”是低下的，但这样的“素质论”和当年的“出身论”有什么区别，为人师者的最高标准难道不应该内心的高贵和道义的传授？
他们的学生偷偷告诉我，他们最常吃的就是山里的野菜就着黑馍或者面吃。他们住在漆黑寒冷的屋里，领着微不足道的薪水。生命如蝼蚁，尊严似微尘，我站在他们的面前，衣冠楚楚，无地自容。
当天晚上，我们一起住在县城招待所的标间里。他俩执意不让记者在招待所多开一间房，甚至也不让多加张铺位，李小锋和李小棚，两个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并不健硕的关中男子像兄弟一样依偎在一起，在我的打字声中安详的睡去。
我和他们都是70年代生人，他俩稍长于我，他们因为家境贫寒放弃高考扎根大山开始教书时18、19岁，像他们那样年轻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里着迷于书本中的宏大叙事和校园里的纤纤素手，自以为真理在握，自以为天下第一等。
那样年轻的时候，我要有他们一半优秀就好了。
但是我现在一想到我有一个兄弟在遥远的秦岭深处告诉那些从来没有走出大山的孩子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的另一个兄弟被生活的重负压弯了腰但依旧挺着脖子昂着头为下一代树立道义的榜样，我就觉得自己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感恩
作为一个记录者，而非改造者，当记者以来，我从来没有主动试图改变采访对象的生活，但这次例外了，因为我不能允许带出几十个大学生的代课老师自己的孩子却无法接受教育。李小棚的女儿12岁，像渭源县陈宏文老师的女儿一样，成绩优秀，即将中考，心智早熟，主动跟李小棚提出辍学打工的想法，高中便不属于九年制义务教育，两位老师都无力负担。
我提出今后我来负担他们女儿从高中到大学的教育费用，都被他们严词拒绝。我明白他们的师道尊严让他们迥异于其他渴望得到帮助的弱势群体。每次我都严肃的要 求：“我没有一点施舍的意思，代课教师也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老师，但我们民族却没能以尊师之道善待你们，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有这个荣耀来替我们民族感恩。”
也许两位老师没想到我会说这番话，最终他们接受了我的请求，但条件是，等他们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要还钱给我。
第二天一早，两位老师就得赶回去上课。在去李小棚老师学校的山路上，他只给我看他教村民栽种的板栗树和核桃树。这几年收成和效益都很好，他正在完成他母亲的遗愿。
晨雾未散，像“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诗中的景象，自古蓝田山中出产美玉，有玉之处烟霭蒙蒙。而人们只见山中烟霭，不知玉在何处，美玉如同沧海遗珠一样无人赏识。
为了不再有“珠有泪”的悲哀与“玉生烟”的迷惘，打破官场“潜规则”为代课教师直言觐见的李迎新还在努力为代课教师奔波呼号。
在王政明被清退前两个月，曾经含泪上书教育部的甘肃省渭源县委副书记壮志未酬的结束了挂职锻炼，不甘而无奈的回到了西北师大的教职上。他现在已不愿回想当时的种种委屈，只是继续默默的为代课教师清退之后的出路殚精竭虑。
在他看来，表面粗砺不堪的代课教师不乏璞玉之质。不经琢磨而弃之于野，花费更大的力气去寻找代替品恐是舍本逐末之举。
我问李小峰，要是你有一支神笔，你想做什么？他想了一会，说，我会让所有当官的都好好为人民服务。
当有人因为他们的爱心而羞辱他们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人站出来用同样的爱心把这些人羞辱回去。
如果李迎新有一支神笔的话，他要成立一个基金会来进行代课教师培训项目，现在这个梦想仍在，只是可能变成帮助他们再就业了。
我们也许无法改变代课教师这一悲情角色告别历史舞台，但我们至少能够创造一次谢幕的机会。在他们被剥夺教师资格的时候，不要吝惜我们的掌声，不耻于起立脱帽致意，看他们最后一眼，投去尊敬的一瞥，再叫他们一声——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