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医学神话

    《还我健康》（Reclaiming Our Health，J. Robbins著，严世芬、潘定凯译，台湾琉璃光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连载之一当人们完全明白自身与医生及健康之间的关系才能掌握生命的主宰权，重寻真正康复的源头。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地大而富饶的国家，那儿的人民不断地掉落悬崖。他们跌到山谷后，有些人伤得很严重，很多人往往因此而丧失生命，于是国家的医疗机构针对此情形而采取了以下的应变措施——他们在悬崖的谷底，放置了目前所发展出来最精密、最昂贵的救护车队，以便及时将那些掉落悬崖的伤者送到最现代化的医院，接受最新医学科技的治疗。他们说：“当人民的健康濒临危险的时候，为了急救生命，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没多久就有人提出，应该以更好的补救方法来防止这个不幸事件的发生，比如，在悬崖顶端围上栏杆来防止人们掉落悬崖。然而他们发现，他们提出的这个构想完全受到忽视，救护车的司机对这个想法不表赞同，制造救护车的人也没多大兴趣，在这行业里已建立起威信与声望并且靠它吃饭的人，更是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医学界的权威人士以无比的耐心跟人们解释说：“这个问题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复杂许多，架铁网的建议听起来似乎蛮有意思，但太不切实际。像健康这么重要的事，如果交给外行人来办，是不妥当的，应该让学有专长的医学人士来处理。他们抱着无限的希望，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经费，假以时日就能从遗传基因学上精巧地设计出不会因为从悬崖上掉下来就淤血或受伤的人。”

　　因此没有人围篱，日积月累，国家终于发现他们花在救护车、医院及高科技医疗设备的经费直线上升。事实上，他们在医疗服务上的花费，比有史以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开支都要大，这些钱，如果不是用在救护车及医院的话，大可以用在社区服务、宽敞的住宅、教育及健康食品各方面；由于治疗病人的花费不断上涨，愈来愈多的人花不起钱看医生，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饥饿的人比以前更多，家庭也由于种种的压力而破碎。由于这些因素，再加上将国家资源用在不当的地方，使得人们所感受到的沮丧与失望都借由暴力、帮派及市内暴动等现象来发泄。

　　愈多的人从悬崖上掉下来，这个局势就愈发紧张，于是产生更大的压力，导致更多的钱倾入研究工作，想找出可以治疗伤者的药方，当有人指出这个方法到目前为止都是徒然无功，并询问究竟是否有可能找出真正的答案时，研究单位借着广大媒体的渲染，让身穿白衣的人，手抱着掉落悬崖孩子的尸体，向质疑的群众请求道：“现在不要放弃我们，我们离最后的目标已不远！”

　　当一些受害者的家属试着在悬崖顶设立警告标志时，他们反而因非法越界而被捕；当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医师开始认为医学界应该公开警告人们避免掉落悬崖的危险时，来自有权有势的工业界代表立刻宣告，这些人只能算是健康警察，并企图降低他们的身份。于是，激烈的交战一波又一波地兴起，在不断的妥协之后，医学界终于屈服而发出了警示的通告，他们的警告是这样写的——任何已经因为前几次落崖而双手双腿都摔断的人，以后往下摔时，请要小心注意落崖时的技巧。

　　当然这只是一则寓言，是捏造的医学神话。从医学神话中醒过来

　　我和在这个社会中长大的许多人一样，从小就对这则医学神话深信不疑，认为一切都是真的，相信自己的健康全靠医生、药房与医院来维系。

　　我从来也没想到疾病有可能是一个传达讯息的方式，或者说，我们身上的各种体验，不论是健康或生病，都可能提供机会使自己对身体有所了解；我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有能力去追寻一个能够提供身、心、灵各方面都健康而且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我从来也不了解自己的选择与生活方式会对生活品质的体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从来也不曾想象真正能使我们痊愈的关键完全在于自己。

　　多年下来，我深切地体会到，虽然医生和医疗技术在健康照顾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却不知道健康的最终秘诀。如果将下列各个因素考虑在内，包括我们吃何种食物，是否做运动，如何运动，如何将个人内心的感受适切地表达出来，对生活持有何种态度，居住的环境品质如何等，就不难知道这些因素对我们健康的重要性远超过最复杂的医学科技。如今健康已下再是医药科技独美的天下，很多人都在学习如何才能与自己、与大自然彼此之间相处和谐，这真让人释怀。

　　这个社会的医学神话往往让人误解，以为重点在治疗而非预防，因而产生大幅度的健康医疗危机。目前一般人对美国医疗界都相当的失望与沮丧，医生或病人彼此都觉得诐利用，没有被当人来看待，年复一年，美国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愈来愈让人感到尴尬与不安；美国花在维持健康上的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然而也是唯一一个在工业社会中，不能为每一个公民提供最基本健康制度保证的国家，愈来愈多的美国人——根据上次的估计是四千二百万人——没有健康保险；在误诊的控诉上，也领先全世界。但在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和其他用来测量人们健康的指标上，却都遥遥落后。

　　在纽约，每一千个婴儿中就会有十点八位在一岁生日之前死亡，而在中国上海，同样的情形，却只有九点九；在上海，人们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五岁半，而在纽约，白人是七十三岁，有色人种只有七十岁。上海是一个第三世界中人口极度拥挤、国民平均所得仅三百五十美元的城市，每人每年花在医疗上的费用只有三十八美元，而每人每年花三千多美元医疗费的纽约却比不过上海人民的健康纪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海人多半把他们的医药的经费用在疾病预防及基本的健康照料上，上海的老年人受到相当的关怀与敬重，而且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以高脂、肉类为主要的食物。

　　美国的医药界沉迷于使用药品、手术及其他高科技，以治疗取代低花费的预防措施，最明显的一点在于他们完全不重视食物及营养在健康上所扮演的角色。一位俄亥俄州饮食疗法协会的会员近来曾如此说：“医院是美国少数几个饿死人也不会被注意到的地方。”一般美国的医师，其四年的医学院期间所选择与营养有关的课程，一共只有两个小时，而仅四分之一授予学位的医学院要求学生修营养学学分，在此同时，麦当劳分店陆续在医院内设立。一个康复的转折点

　　我们都知道，美国医疗系统正处于巨大危机的悸动之中，许多人在面临这个危机时，都感到无比的震撼与绝望。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是，这个巨变、动乱与失调的现象，是否有它本身存在的目的？是否会反而因此引导我们走向康复的大道？这个医学上的极度危机有没有可能暗藏转折点，正好作为个人及社会一个史无前例根本的改革良机？当医疗制度崩溃时，有没有可能针对社会及无数个人的生命而带引我们走向更好、更健全的治疗方式？

　　愈来愈多的人看清我们不能再坐视自己的健康，仅凭医疗制度来拯救我们，而停留在消极、旁观的立场。我们终于觉悟到“愈多的钱、愈好的科技愈能带给我们健康”的这个想法是多么的错误并具破坏力；“专家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身体与生命”，其实是多么失当而有害的看法。

　　目前的医学危机足以向许多人心中所持有的看法挑战，使我们觉醒，因此带领我们通往更满足与圆满的生活方法。我们开始看出，医技与成药不见得能对我们所有的疾病提供满意的答案，而将医生的处方吃下肚，往往也不是免除痛苦的最好方式。如果不想依赖既昂贵又消减人性的制度，我们就得另找一条可以信赖并有所依凭的出路。愈来愈多的人正选择自身智慧本具的自然疗法为依据来医治疾病，并且在食物选择及其他私人抉择上，也同样以何者能带来最健康的结果为其取舍的标准。

　　在打断我们对医疗制度盲目的信任之后，目前的危机则迫使我们对自己负起责任，而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该如何做才能拥有最好的健康与最佳的治愈方式？要怎样过日子才能获得并保有幸福？在哪些情形下生活才有其价值？而在何种情况下，其他的方法会比较合适？如何才能使自己不再依赖冷漠的体制，而能对真正自我的痊愈能力更具信心并保持联系？

　　许多人将注意力转移到该如何有恒地为自己做些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健康，并滋养身心不再忽视身体所需。一旦疾病来临时，不会盲目地求诸医生，希望他能治好自己的病。我们学到，健康与情绪的起伏、心理的变化、灵性的成长，都互相交织，紧紧结合不可分隔，并渐渐了解所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不仅仅是降低胆固醇或血压就可以解决的事，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唤醒我们内在强而有力的再生能力，它表示让我们生命接纳觉醒的喜悦和安宁的恩赐。从疾病保健转为健康保健

　　我常常在想，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所谓的“健康保健”制度，有的只是“疾病保健”制度。因为医疗机构并没有教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过生活，才能得到最佳的健康状况与最高的生活品质；相反地，它教我们如何从外在来操纵自己，这种方法使我们许多人对身体不断传送出来的讯息毫无感觉，甚至可以说完全麻木！有些人彻底忽略自己的身体，以至于当我们偶尔需要断食、运动、开个窗子、换个姿势、深吸一口气、跟某人表达关爱或要休息等，却都没有注意到。我们也许不知道何时需要关怀、滋养或表达自己，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不停地在工作岗位上用力，或维持一段困难的人际关系，或一种不当的生活方式，这些其实都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我们却对自己身体所发出来尖锐的受难讯息充耳不闻。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照顾自己或是不知道作何种选择可以使自己健康。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总认为所谓的均衡饮食，就是充份地享受家庭、企业提供给全世界的三十一种冰淇淋口味；就我所认知的四个基本食物群，指的是巧克力、香草、草莓和乳制品，而其中有将近四成的卡路里来自糖分，其所造成的问题是最昂贵的医技也无法弥补的。

　　由于大多数医疗系统将注意力放在治疗而不是预防，因此有愈来愈多的人饱受各种身体的病痛与困扰——过敏、头痛、背痛、疲倦无力、各种消化及呼吸系统失调，以及情绪上焦虑与低调的困扰。多数人常常不觉得生命的美妙，但由于我们所认识的人也多是如此，所以认为缺乏活力是“正常”的现象；同时，由于我们过度信赖药品，加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药品的需求与服务量愈来愈多，而使大多数的制药厂商大发利市。

　　虽然现代医学有它相当大的价值，但我们也必须将它所提供的各种特效药仔细地加以挑选。有很多的处方与作业方式只能用来祛除疾病的征兆，而且还会产生数不清的副作用，有时甚至会迫使疾病的过程转变成更毒、更糟的形态；有些治癌方式根本没有去救火，只不过是把火警的警报关掉，使问题化明为暗，完全谈不上治疗。

　　我们被教育如何将疾病征兆压抑下来，完全不考虑引起疾病的原因何在，忽略身体需要什么、缺乏什么……长久下来的结果，使得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认识与了解愈来愈陌生、愈来愈疏远，认为自己身体是个大谜题，需要靠专家来分析解释才能够理解，不再视它为健康需求上一个自我觉知与指引的工具。一旦我们生病了，最常见的反应是如缩头乌龟般的悲观与无助，全然依赖医生来使我们恢复健康，并且对复原过程采取旁观者的姿态，完全忽略自己与生俱来、不容怀疑的复原本能，也因此不能相应。

　　同时也是作家的著名外科医师伯尼·西高（Bernie Siegel）医学博士，积多年帮助癌症病患恢复健康的经验，作了这样的评语，他说：“能康复的人，基本上都不会采取悲观的态度，不愿扮演病人的角色。”往往当护士跟他提出某个病人“真不好搞，完全不肯合作，不肯脱衣服，很少在自己病房，对他的血液报告总是问东问西”时，他就知道这个病人将能够顺利过关。

　　伯尼·西高根据在耶鲁大学所作的研究报告说：“这简直是个玩笑！如果护理长说：‘这个病人浑蛋透顶，不肯让我抽血做检验！’往往就会发现他的免疫系统根本毫无问题；相反地，如果病人相当顺从，充分合作，从来不问任何问题，永远任由护士抽血，这位病人的身体则有麻烦。护理长对病人的看法与病人免疫系统的能力如何，几乎有着百分之百的相关性。”

　　伯尼·西高于是作了以下的结论——如果你希望能恢复健康，主要的关键在于自己先要能够坚强起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些放弃自己的主控能力，将健康的责任拱手让给他们的医生及医院的医护人员，这样的病人往往过不了关，而提早告别人世；然而，这种“把健康交给别人来料理”的观念，却正是我们绝大多数被教导、被训练出来的做法，将自己的健康主控权拱手交给任何身着白衣、肩挂听诊器的医护人员。

　　对此，有些人不免要怀疑，我不是医生，怎么敢擅自以权威人士的口吻，就这个主题大发议论。很多人对医生抱持这样的看法：认为他们所接受的医事训练，历练他们成为拯救人类生命有如圣职般，相当特殊的一群人。事实上，如果我也接受同样的专业训练，也受到同样的经济压力，很可能也和许多医生的做法一样，对科技、药剂等有同样的看法，忘记它们可能有的缺点与危险性，并对其他的解决方式不以为然。如果我的一生像多数的医生一样，投资了六至八年传统的医事训练，并为了这个生涯牺牲了许许多多的理想，我也很难跳出偏执的立场，对这件事没有个人成见，正由于我不是医生，使我更容易站出来，远离争执，希望能够因此以较客观的尺度来讨论这个主题。

　　我们整个文化想要从M.D.（医学博士）所代表的Medical Deity（医神）中挣脱出来，需要花点工夫。一九七三年，以色列所有的医生曾集体罢工一个月，想不到这个月内，以色列的死亡率突然降了百分之五十，在此将它提出来唤醒大家的记忆，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除了二十年前医生罢工的一个月内，这中间不曾有像这个月内这么低的死亡率，这是破纪录的；数年之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Bogota）地方的医生曾罢工两个月之久，死亡率下降百分之三十五；而当洛杉矶的医师们因为抗议保险额受误诊影响巨幅上涨的事件，而延缓他们诊所业务的进行，那阵子，死亡率也降了百分之十八。一旦抗议终止，恢复全力业务营运，医药界也上了轨道之后，死亡率立刻回复原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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