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

六

上面，我们看到三个历史必然性的例子：第一个是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权利斗争中获胜；第二个是苏联出现“个人崇拜"；第三个是俄罗斯经历“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从这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历史的必然性”理解为在某一“前提的改变”下保持不变的因素，反之，随着这一“前提的改变”而改变的因素，则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在这种意义下，偶然性与必然性总是成对出现的。

反过来，同时给出一对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也就确定了与之对应的“前提的改变”。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三个例子阐明如下：

例一，如果给出如下一对命题：

1．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权利斗争中获胜是一个必然事件；

2．1923年，斯大林从托洛斯基手里夺权成功是一个偶然事件。

那么，我们知道与之对应的“前提的改变”是托洛斯基的“一念之差”。

例二，如果给出如下一对命题：

1．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苏联出现“个人崇拜”是一个必然事件；

2．在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战胜托洛斯基是一个偶然事件。

那么，要改变的前提乃是如下历史事实：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国内战争的红军统帅是理想主义者托洛斯基，他对争权夺利一窍不通。

如果给出如下一对命题：

1．俄罗斯在二十世纪出现拿破仑主义是一个必然事件；

2．俄罗斯的拿破仑主义采取个人崇拜的形式是一个偶然事件。

那么，要改变的前提乃是如下历史事实：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

在许多场合，我们不必指出对应的“前提的改变”，但这时必然事件和偶然事件必须成对出现。如果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既不给出“前提的改变”，又不指出与之对立的事件，孤立地问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则谁也无法得到确定的回答。人们只好说它“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这是辩证法中最典型、或许也是最令人困惑的一个命题。

例如，“斯大林战胜托洛斯基”这一事件在上面的第一对命题中是必然的，而在第二对命题中则是偶然的；“俄罗斯出现个人崇拜制度”这一事件在第二对命题中是必然的，而在第三对命题中则是偶然的。

从上述三个例子我们还看到：对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必然性分成一些等级，较低级的必然性在较高级的必然性面前，就呈现为偶然性。例如，在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中，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权利斗争中获胜、苏联出现“个人崇拜”和俄罗斯经历“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就是必然性的三个等级。第一个必然性在第二个必然性面前呈现为偶然性，第二个必然性在第三个必然性面前呈现为偶然性。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偶然性不是一个事件的属性，而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下，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

七

不幸的是，普列汉诺夫未能掌握偶然性的这种相对性。诚然，他也说过：“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但他的这一命题具有另一种含义，他是指“偶然性只会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出现”。不能说这句话说错了，但它对历史学没有多大意义。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之所以导致矛盾，就是因为他未能掌握偶然性的相对性。

还是以法国波旁王族复辟为例。一方面，如果在法国重建社会秩序的人不是拿破仑而是另一个人，则波旁王族可能无法回到法国来，因此它是一个偶然事件。另一方面，这一历史事件乃是到那时为止法国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因此它是一个必然事件。按照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这一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毛病在那里呢？这一矛盾是由双重的概念混淆引起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波旁王族复辟乃是到那时为止法国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这一命题中，其中的“必然”是指某一历史事件在给定的“前提的改变”下保持不变的东西，如果还说它是“历史必然性”，则它就已经是“历史必然性”这一用语的另一种含义了。在这种含义下，说一个历史事件当时的实际结局是必然的，乃是指它是过去的整个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其中包括该事件的各个等级的必然性的总和。这在这种意义下，与它相反的结局自然是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似乎对历史必然性的这种含义情有独钟，不幸的是，他把这一用语上述两种含义混淆了。这是第一个概念混淆。

此外，在法国历史上，1789大革命之后，肯定会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秩序，这是必然的；而拿破仑的穷兵黩武，肯定导致波旁王族复辟，这也是必然的。但前者是较高级的必然性，后者是较低级的必然性。普列汉诺夫把不同等级的必然性也混淆了。这是第二个概念混淆。

从这两个概念混淆不仅会得出上述矛盾，还很容易伸引出其它矛盾，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普列汉诺夫一方面断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又硬性地坚持对于任一历史事件，任何个人的任何行动都不可能导致与当时的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这一矛盾是他的历史观在二十世纪销声匿迹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与圣博甫的论战中，普列汉诺夫在坚持“历史必然性”这一点上实质上还是正确的，但他的论据必须稍稍改变一下形式。下面，我以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例来阐明我对圣博甫的质疑的回答。

俄国的十月革命诚然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各种需要，但所有这些需要都不足以保证十月革命取得胜利。1870年巴黎公社也是法国当时的社会需要的产物，但它还是失败了。因此，仅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十月革命是可能失败的，特别是，它可能由于革命领袖的某种失误而失败。我想普列汉诺夫也不会否认，十月革命失败乃是一个“与当时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但是，无论十月革命成功还是失败，俄国都将从此建立“拿破仑主义”制度。因此，承认十月革命可能由于“微小的偶然因素”而失败，并未否认了历史是一个规律性的自然过程。

在另一种意义下，前苏联出现个人崇拜也是一个规律性的自然过程的必然结果，其原因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但是，决不能说斯大林时代的种种历史事件也具有同样深远的意义。在俄国出现个人崇拜的大前提下，它们完全可能由于“微小的偶然因素”而导致与当时的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

现在我们回到法国大革命。诚然，这次革命的动力是当时“巨大的社会需要”，在这种意义下，法国大革命是必然的。但是，相对来说，1789年到1830年在法国发生的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例如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政变的必然性，则是较低级的必然性。与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相比，它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在满足当时巨大的社会需要的大前提下，它完全可能有与当时的实际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样就为拿破仑的历史作用留下了广阔的余地。

八

为了避免普列汉诺夫的上述混乱和矛盾，我把他的命题A修改成如下形式：

B： 对于任一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到一种不以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

例如，对于十月革命，不以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就是俄国将从此建立拿破仑主义制度。现在，让我们把命题B应用于中国当代史上的最令人困惑的历史事件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把命题B应用于这一事件，我们立刻得出结论：“对于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处在毛泽东的地位，这一历史事件都会发生。”换句话说：“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文化大革命。”这一结论与当前的权威的结论刚好相反。

为了阐明这一分歧的实质，劈头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西方的汉学家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多维的历史事件”，这是对的。但是，什么是它最本质的特征呢？换句话说，对它要作什么样的改变，它才不再是文化大革命呢？对于这一问题，这些西方学者却不得要领。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是一场宫廷政变、是一场学生运动，等等。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显然不是文化大革命最本质的特征。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或一场权势之争，这也没有说在点子上。在世界历史上，又有哪一个重大事件不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表现为权势之争呢？

王若水的说法倒是言之成理，但他探讨的问题不是“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王若水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归结为他称为“赫鲁晓夫情结”的心理因素。这种论述本来与历史观无关，问题在于他由此得出结论：

“换了别人（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任何一个）处在毛泽东的位置，虽然也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断言的。”

并由此得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结论，这就是典型的十八世纪的历史观了。

这种历史观的特点是用对当事人的心理分析来代替对所考察的事件的历史意义的探讨。这相当于用对拿破仑的心理分析来描写雾月十八日政变，用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心理分析来描写十月革命，用对斯大林的心理分析来描写前苏联的个人崇拜，等等。诚然，这种分析也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是，不言而喻，这种分析不能揭示历史的必然性。

要证明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文化大革命，就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揭示不以毛泽东的个人特性为转移历史必然性。我想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作为一点初步工作，我提出如下论据：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停留在古代。这种古代的经济基础将自然地长出一个古代的东方帝国。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江山是中国共产党用武力打出来的，她自然力求建立她自己的一党专政的体制。古代的东方帝国是以皇帝和臣民为两极的国家，而一党专政的体制则是以贵族和平民为两极的体制，这是两种相互对抗的历史要求：前者要求铲除处在“伟大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作官当老爷”的贵族中间阶梯；后者则要求摆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任何个人或机构。于是，这两种历史要求就在新中国的成长过程中形成两种政治力量，两个利益集团。前者以毛泽东为领袖，后者以刘少奇为中坚。新中国的历史以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为主线，而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两种力量之间的一场决战。不论谁处在毛泽东的地位，这场决战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毛泽东的性格、经历及其知识结构，无疑为这场决战涂上了浓浓的个人色彩，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毛泽东，则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可能迥然不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特征仍将保持不变，其中之一是：如果伟大领袖这场决战中获胜，则与他并肩作战的其它领导人将完全彻底地被剪除。这一结局可能是某一伟大领袖的“晚年的错误”，也可能是另一位伟大领袖青年全盛时期的丰功伟业。为了实现这一结局，可能通过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也可能通过“肃反”、暗杀甚至内战等其它方式。一般地说，实现某种历史结局的方式也是必然的，但和历史结局本身相比，它只是较低级的必然性。

有人说：历史学的任务在于从表面上纷乱的各种偶然事件中寻找隐藏在其中的必然性。因此，历史学所关心的只是必然性，偶然性则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偶然的事件也是历史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例如，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整整十年，“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惊心动魄的事件，可谓波谲云诡，令人眼花缭乱。”如果我们要写一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必须把所有这些冲突和事件描述为过去的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这就得同时揭示文化大革命这一事件的各个等级的必然性，其中较低级的必然性都不过是偶然性而已。缺少对偶然事件的描述，就不能描绘出文化大革命的全貌。

或许，当人们对新中国的这段历史有更多的认识以后，将会发现文化大革命更深一层的必然性。到那个时候，我上面指出的必然性也成为偶然性了。但我相信，即使到那时，我的这一工作仍然中国当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之所以在命题B中指明是“重大事件”，是考虑到如下情况：历史上有些事情，虽然也是历史事件，但为它们寻找历史必然性却是徒劳无益的。“大跃进”就是一个例子。它虽然规模大，时间长，而且导致四千万中国人饿死，却完全是一场空洞的运动。如果当时中国的领导人不是毛泽东，完全可能不发生如此荒谬的闹剧。

2001年12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