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荣

内容摘要：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而到了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他们在这个《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列宁主义的出发点：“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借以实现“斯大林个人独裁”；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从而达到“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这就是“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1.  引言

最近，谢韬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中提出了如下新观点：

第一，20世纪初叶，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列宁与斯大林的“暴力社会主义”两支。她们的根本分歧在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前者主张“和平过渡”，后者则坚持“暴力革命”。

第二，只有主张“和平过渡”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坚持“暴力革命”的“暴力社会主义”，即列宁主义，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

第三，民主社会主义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谢韬的新观点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读者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但反对之声也一浪高过一浪。双方主要围绕着“和平过渡”还是“暴力革命”的问题进行争论；本文将从另一角度考察谢韬的新观点。

2.  《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理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写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时至今日，《共产党宣言》已发表160周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早已去世，在这一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吗？

谢韬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中说：“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

这种提法我不敢苟同。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而到了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是极为重要的，但问题在于：这种转变有没有改变《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

还有，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曾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我们错了”，是不是指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的错了？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恩格斯把这个一般原理表述为：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对这个一般原理作了更详尽的表述。在这里，我从中摘出三个命题：

A，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当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B，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C，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在这里，命题A是恩格斯所表述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般原理的更详尽的表现方式，命题B与命题C则是对它的具体化和补充。马克思的这段话还有其他命题，例如脍炙人口的名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等等。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所有这些命题，就不难看到：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来没有修改过《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也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原理有什么错误。他们所修改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些实际运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按照马克思的命题C，只有在新的生产关系存在的物质条件已经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后，“夺取政权”才能迎来新的生产关系。然而，如果这种物质条件还没有成熟，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就已经夺取了政权，结果会怎么样？十月革命使列宁劈头遇到这一问题，为了言简意赅，我们称它为“列宁问题”。

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直接考察过“列宁问题”。但我们将在下面证明：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他们的回答完全被20世纪的历史进程所证实。

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中，谢韬还说：“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对于列宁主义的实质，谢韬的这一命题一语破的。但我认为，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用“夺取政权”取代“改变所有制”作为社会改造的中心环节。

列宁本人对列宁问题的回答是：“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的政权之后，就能在新社会中‘建成’社会主义。”这是典型的布朗基主义！我们将在下面证明：列宁的这一回答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进程全盘否定。

3.  马克思论“革命的遗嘱”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说到意大利和德国两个伟大民族在1848-1871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时写道：“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1848年的革命的中心是法国，像当时欧洲的其它国家的一样，1848年的法国的二月革命也失败了。革命的起点是以工人为首的巴黎民众通过“筑垒的巷战”推翻了路易-菲利普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经过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最终的结局是1851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建立了第二帝国。如果把马克思的上面关于“革命的遗嘱”的命题应用在这里，我们立刻得出结论：“这次政变的主人翁路易?波拿巴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法国1848年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从马克思的前提导出这一结论似乎不容置疑，但我们怎么理解这一结论呢？

从1848年建立的共和国到1851年帝制复辟，诚然是历史的大倒退，法国从现代的“代议制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倒退到一个古代的“皇权专制主义”的帝国。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建立的帝国并不完全是一个古代帝国，它还有许多现代化的特征。这种特殊的国家形式，历史学家称为“拿破仑主义”。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已经指出：路易?波拿巴镇压了1848年的革命,其结果却使得法国的工业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在1848年革命以前路易-菲利普那种狭隘而怯懦的制度下，在单只有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占统治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1848年的法国革命的任务乃是把当时法国的生产力从路易-菲利普政权死乞白赖要保持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路易?波拿巴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做到了这一点。在这种意义下，它执行了1848年革命的遗嘱。

这是马克思关于“革命的遗嘱”的命题的又一个实例。然而，马克思的这一命题还有它的“另一方面”。

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写道：“对立的运动在先进民族的一切存亡危机的时代表现得特别显着。在这个时候，一个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非此即彼！’……1851年，法国资产者也走到了他们意料不到的岔路口：或者是皇帝和禁卫军的滑稽可笑的模仿画和一群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者是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群流氓面前，以便在他们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

人们常说：“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意味深长，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给人带来安慰或伤感。但这一命题似乎不能理解为“历史学不允许假设”。因为如果禁止假设，历史学就没有任何想象的空间，从而变得不能思考了。既然恩格斯已经指出在1851年，法国革命面临“帝制复辟”和“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岔路口，我们不妨提问：如果当年的法国人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他们能否突破国际资产阶级的统治的一环，迎来新的生产关系呢？

对于这一问题，恩格斯曾经给以明确的回答，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写道：“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还说：“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恩格斯并没有说，当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时，工人领袖和工人政党就不可能在一次“简单的突袭”中夺取政权。因此我们还是可以提问：如果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结局不是帝制复辟，而是工人领袖和工人政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将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前的“列宁问题”。

为了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就得镇压反革命党人，首当其冲的是以路易?波拿巴为首的要求复辟帝制的反革命党人；此外，不言而喻，在工人领袖和工人政党的治理下，法国工业也会大大发展起来。除此之外，“社会民主共和国”还会有她的“另一方面”。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已经指出：

“（法兰西第二帝国）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细心领悟马克思的这一段话的精神，我们将得出结论：如果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结果不是帝制复辟，而是建立了“社会民主共和国”，那么，建国的工人领袖和工人政党自然而然地成了小农的代表，即成了法国的人民群众的代表。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了“人民群众的主宰”，成了“高高站在人民群众上面的权威”。这样，“社会民主共和国”将和第二帝国一样有了“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而这就意味着它已经“异化”为一种帝制。在这种意义下，新政权镇压了帝制派的反革命以后，就执行了它的遗嘱——复辟帝制。诚然，这是一种变形了的帝制，一种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帝制。

综上所述，从大尺度的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1848年法国革命的结局是“复辟帝制”还是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法国的工业都会大大发展起来，但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法国接受一个“不受限制”的专制政府，从此进入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

于是我们从马克思关于“革命的遗嘱”的命题得出的一个推论：

“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按照我的理解，这个推论就是马克思对“列宁问题”的回答。

这个推论正确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关于“革命的遗嘱”的命题，当然，还取决于马克思的这一命题本身是否正确，从而取决于《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理是否正确。

现在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只要这一推论是正确的，列宁对“列宁问题”的回答就是错误的，从而列宁主义的根本出发点——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就是错误的。

4.  如果十月革命失败了

我们知道：1848年法国革命的结局是巴黎工人遭到镇压，而 1917年俄国革命的结局则是布尔什维克胜利地夺取了政权。既然我们允许自己设想：如果1848年法国革命的结局是巴黎工人夺取了政权，法国的历史进程将会如此这般。我们自然也会允许自己提问：如果十月革命失败了，布尔什维克遭到镇压，俄国将会怎样发展？

如果十月革命的结局是沙皇制度复辟，或者某一共和主义的独裁者篡夺了胜利果实，则俄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将是：第一，农村的社会关系在全国占优势；第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势均力敌，这正是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时的法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按照马克思的命题A，当时的俄国必然会出现类似法兰西第二帝国那样的国家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国家直接借助于军队和机关统治社会，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拿破仑主义”。

不幸的是，20世纪的历史事实却表明：尽管十月革命的结局是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她代表无产阶级当了国家的主人，从而当时的俄国社会似乎大异于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时的法国社会，新政权却还是“异化为”俄国历史上最专制的制度的国家；“异化为”一个直接用军队和机关统治社会的国家；“异化为”像法兰西第二帝国那样的“拿破仑主义”的国家。

诚然，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拿破仑主义”制度是极为独特的。尽管这种制度与马克思的革命理想大相径庭，但十月革命的传统还是在这一制度上刻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各种标志和痕迹。从实质上说，赫鲁晓夫所说的“个人崇拜”，就是有这种特色的“红色拿破仑主义”制度。

如果十月革命失败，那么，镇压这次革命的人就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建立这种制度。他们建立的制度将会有另一种标志、另一种痕迹，但它和前苏联的“个人崇拜”一样，也只能是一种“拿破仑主义”制度。

有人对十月革命的这种结局万分困惑，他们问道：路易?波拿巴的党羽是组成十二月十日会的一群流氓，靠这些“人渣”建立的第二帝国自然只能是专制的；如果十月革命失败了，镇压这次革命的刽子手们也只能是一群听命于某一专制魔王的匪帮，靠他们建立的政权更不可能有任何民主；而布尔什维克却是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党，由一批抱持着“献身于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的理想并且在战火中百炼成钢的战士组成，这样的党怎么可能会在俄国建立一个历史上最专制的国家呢？

还有人则提出相反的意见：布尔什维克党内也不乏奸险狡诈之徒，就像《士敏土》中的巴丁，这样的党蜕化变质也是不难理解的。

如果我们的思路停留在这样的争论上，对这一段历史只能一无所知，争论双方的论据都源于同一种错误的历史观。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写道：对于人类历史，我们应当注意的，“不是暂短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历史变迁的行动。”

法国历史学家莫诺也说：

“史学家太习惯于一味注重人类活动的那些光辉灿烂、显赫一时的表现，注重伟大的事变和伟大的人物，却不去描绘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这种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正是人类发展中真正重要而具有非暂时性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在某种程度内可以归结为规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可以加以精确分析的。”

按照恩格斯和莫诺的上述观点，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毕竟只是暂短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大尺度的俄国历史的基本特征，却决定于俄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按照马克思的命题B，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俄国迎来新的生产关系。当时在俄国占优势的还是乡村的社会关系，正是这种中世纪的社会基础使得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在夺取政权以后，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了的反革命的遗嘱的执行人，以“拿破仑主义”的新形式在俄国复辟“皇权专制主义”。

在上一节，我们从马克思关于“革命的遗嘱”的命题出发，经过颇为复杂的分析与综合，得出了如下推论：

“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现在，这一命题已经不再是一个“推论”，而是一个“经验事实”、是“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了。这个代价极为昂贵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列宁对列宁问题的回答是错误的；列宁主义的出发点——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错误的。

英国哲人波普尔曾说，马克思曾经预言社会主义不可能首先在一国获胜，而世界历史“证伪”了这一预言，因此，马克思的学说被“证伪”了。按照波普尔的这种思想方法，他自己的理论也不止一次被“证伪”了。然而，我们暂时沿着他的思路考虑他所提到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十月革命所迎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而是“皇权专制主义”的地狱。因此，马克思的学说其实并未被十月革命所“证伪”。相反，十月革命之后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在他的学说中，至少有一个推论已经被证实。

5.  一道试题

如果把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理的表述应用于谢韬所说的“暴力社会主义”，就提出了如下问题：如何从‘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出发来说明它的整个历史进程，特别是，说明这一期间所发生的那些令人谈虎色变的历史事件？这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给马克思的学生们出的一道试题，下面是我的答卷。

大家知道，西方是世界的城市而东方则是世界的乡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城市的阶级”，而农民则是“乡村的阶级”。在20世纪初叶，资本主义向东方扩展，社会主义运动也随之东进，从世界的城市延伸到世界的乡村，这就改变了运动的社会基础。

如果说资产阶级是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那么农民就是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不幸的是，这一浅显的道理一直被人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以致“社会主义运动东进”这一事实虽然无人不晓，而其必然的后果却似乎至今没有人想到。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暴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与法兰西第二帝国属于同一类型，但两者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却无法比拟。19世纪中叶法国出现第二帝国，只是乡村的社会关系在欧洲的一次暂短的、局部的回潮，而20世纪出现“暴力社会主义”，则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一次持久而又全面的复辟。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曾经这样描写当年法国的“国家的性质”的演进：

“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

在这里，“官僚达到个人专制”和“国家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是指同一种政治现象，伴随着当年法国的如下历史转折：现代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极对立被古老的“农民与皇帝”的两极对立所压倒；“代议制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被“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所取代。但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城市的社会关系毕竟还占有优势，第二个波拿巴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才暂时地建立了“皇权专制主义”的第二帝国。而作为世界的乡村的东方诸国却与此不同。例如，俄国从来就是“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至于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更是自古以来就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极端形式。当社会主义运动东进时，这种“皇权专制主义”的传统观念就通过各种渠道逐步渗入社会主义运动，当它与东方的中世纪的社会基础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再披上一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外衣时，就形成“暴力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从而达到“斯大林个人独裁”；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借以实现“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这就是“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第二国际领导的社会民主运动与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分裂，固然是因为有“和平过渡”还是“暴力革命”这样的革命策略上的分歧，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恩格斯去世后，由于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东进，使得这一发源于西方的运动逐步形成了东方战线与西方战线并驾齐驱的局面。东方的革命者在带来激昂的革命精神的同时，也把专制主义和农民意识之带进了社会主义运动。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这种专制主义和农民意识从此还伴随着相应的现实利益，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乃是东方与西方两支队伍之间的理念与利益相互对抗的必然结果。

当法国无产阶级刚刚走上历史舞台时，法国人，例如诗人拉马丁，还是用“推翻暴君”之类的口号来鼓动群众，他们看不到革命的性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从而对革命的进程茫然不解。今天，似乎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例如，人们总是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方式与策略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运动分裂，这就难免像当年的拉马丁那样不得要领。对于为什么会出现“暴力社会主义”的问题，情况也同样糟糕。

不言而喻，对于十月革命，革命的方式，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将会对革命胜利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决不会比革命的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所产生的影响更深远。既然无论十月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俄国都会建立“拿破仑主义”的制度，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即使十月革命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俄国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也只能大同小异。因此，“暴力社会主义”的出现不能归因于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过渡这一“初始条件”。

除了这一“初始条件”以外，理论家们还用“人们的思想状况”来说明“暴力社会主义”的历史，例如，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来说明斯大林的“晚年错误”，或者用“毛泽东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和“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来说明中国走上“暴力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这种说明令人联想起老黑格尔关于巨大的花朵接在细小的花茎上的比喻）。在这里，人们不是“从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这一基础出发”来说明“暴力社会主义”的历史，而是诉诸18世纪的历史观：“伟大人物的思想决定历史的进程。”作为马克思的学生，他们对本节的试题交了白卷。

6.  结束语

现在我们回到谢韬的新观点。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我们似乎不要忘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般原理。诚然，西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已经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但某一国家在某一时期采取如此这般的“政治制度”，取决于当时当地的“物质条件”。只有弄清楚这种物质条件与相应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因果关联，才能掌握其来龙去脉。例如，只有弄清楚俄国的物质条件与“暴力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认识苏联与东欧为什么会“和平演变”；也只有弄清楚当前中国的“物质条件”的方方面面，才能找到“救中国”的出路。

当前“极左派”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号召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要求倒退到毛泽东时代，这种思潮确实应该反对，应该批判。但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批判他们，似乎就得要求自己更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以便把马克思与恩格斯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他们未曾经历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借助于想象力丰富的“解读”，从经典著作的字句中引出自己的结论。

The History Lesson from October Revolution

Tan Tianrong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email protected]

Abstract：In the paper “Communist Manifesto”, Max and Engels openly 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but in their old age, special Engels, turn his attention to emphasize “peaceful transition”. No matter as viewed from the tactics how important this transform is, it never changes the general principle in “Communist Manifesto” that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of every historical epoch necessarily arising therefrom, constitute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at epoch. It only changes “the practice applica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Whereas such practice application are originally dependent on the history conditions at any time.

Leninism is a Blanquism revision for Marxism. However, instead of to insist on violent revolution and to stubbornly fight against peaceful transition, the crucial point of Leninism is to substitute that “the property question is the leading question in all the movement” by that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revolution is political power”.

In 1917,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n Russia never became the shackles of productive forces, so that October revolution is never proletariat revolution. The History Lesson from October Revolution is as follows: If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new mode of production is not ripe, the revolution party has seized state power, then the men who suppressed the Counterrevolution were its testamentary executor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October Revolution is the realization of Leninism, whereas the final result of this revolution is the imperial power autocracy restoration. This fact completely demolishes the argument that“the foundation question of revolution is political power”.

However, even though in Russia, wherein the imperial power autocracy is ingrained, the New Tsars Stalin cannot restore the imperial power autocracy completely. Because that a new power that accompanies the imperial power and opposes it has created in the struggle in blood and fire. After seizing political power, Bolshevik becomes new noble, becomes new ruling class. In the whole of “Stalin epoch”, Stalin strived to turn the state into “a complete independent thing”, in order to achieve “Stalin’s personal autocracy”; while Bolshevik made efforts to change that to “the instrument of ruling class” and thereby to realize “Bolshevik’s independent dictatorship”. That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New Tsars and new noble, o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volution leader and revolution party, which forms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in the very epoch. The Stalin’s “great purge” is just an expression of this contradiction. In another period, another country, and in another way, this contradiction manifests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If the secret in 19th century is that the proletariat come on the history stage, then the secret in 20th is that the ancient antagonism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increasingly manifests it self from the background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proletariat and bourgeoisie, and finally the secondary supersedes the primary, it becomes the leitmotif of the times.

Key words：Xie tao; Communist Manifesto; violent revolution; peaceful transition; Marx and Engels; October Revolution; revolution testament; Leninism; Blanquism

作者简历：

谭天荣，教授，1935年出生，湖南省湘乡市人。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因此“劳动”了22年。1979起在湘潭师院任教，主讲统计物理学；1986年调到青岛大学任教，主讲数学物理方法，1995年退休。从学生时期开始研究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著有《哥本哈根迷误》、《解开EPR关联之谜》等书。也曾涉猎信号分析、数理逻辑、非标准分析以及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并写过一些有关的论文，如《传输理论中的提早响应问题》、《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脑力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