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挂着“最高限速60公里”标记的那棵树，就是我兄弟的殉难处。

                                              ——（德）海因里希·伯尔

人类在回顾二十世纪自身遭遇的时候，最惨痛的莫过于战争和恶性政治了。它硬硬从我们身边掳走了数亿条鲜活的生命：为什么当某个早晨醒来，突然发觉没有了父母、姐妹或兄弟的体温……

那空荡的床铺的寒冷，那噼啪的骨柴的焚烧，那可怖的空位和记忆断裂之声——数十年后，它依然那么清晰、残酷。“就在这里——就在这个站台上，一个年轻的国家常以她应有的庄严姿态为外国贵宾举行盛大欢迎式，我也经常从这个站台用返程票回家去——而他，我的兄弟就是从这儿被运往集中营的。”更由于那些陆续降生的孩子，在成长中的某个时刻，他们会迷惑地睁大眼睛：为什么我没有祖父、祖母或叔伯……是啊，那些该有的家庭成员哪里去啦？

    在华沙、在奥斯维辛、在柏林、在布拉格、在华盛顿、在莫斯科、在中国南京的江边……每一个走进“某某墓地”或“某某屠杀纪念馆”的人，都会被那些亡灵的阴森压迫得挺不起胸来。他们究竟是怎么消失的？那些年轻的瞳孔是怎么噙含恐惧、惊骇、眷恋和绝望即骤然被放扩了的？又是按照谁的命令被执行的？

    谁回答了这些问题？

    其实，除了枪弹、刀刺、爆炸、毒气室、焚烧炉、刑具、绞架……这些工具杀人的事实外，还有一种非物质的、从而更大规模和威力的情状：语言可以杀人！有时甚至就干脆表现为那几个常在耳边说三道四的词：比如“祖国”“自由”“保卫”“人民幸福”“民族利益”……（谁有能力和胆魄怀疑这些硕大的词呢？）有了这些天生就高尚和巍峨的盾牌，杀人放火的事就不必躲进黑夜，尽可当着阳光的面来干，亦不必惶恐和难为情什么了。

    我们从不怀疑，语言是和文明一起的，有了它人类始祖才得以直起身，但善良者一度以为，它仅仅是帮我们表白爱情或讨论真理，而决不会被用以杀人——俨然雅典人曾深信自己的法庭只是为了维护道义。可悲的是，这个法庭所干的最有名的事竟是处死了自己的赤子，这个人即使活到今天也是最伟大的，伟大的苏格拉底。他冠绝天下的口才像一尾可怜的甲虫在五百张嘴（“五百人陪审团”）织就的蛛网前败下阵来。他只是“一个”，而对方却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舌头和唾液，罪名被指控得像广场那么大：毒化青年与危害社会。

“在我们这个世界，语言是个多么具有两面性的东西。话一出口或刚刚落笔，便会摇身一变，给说出或写下它的人带来难当的重责……它负载着沉重的历史遗产……每个词的后面都有一个世界。每个和语言打交道的人，无论写一篇报道，还是一首诗，都应知道，自己是在驱动一个又一个世界，释放一种具有双重性的东西：一些人为之欣慰的，另一些人却受到致命的伤害。”（伯尔）

蒙田说：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

换个说法：强劲的语言锻造事实。二十世纪涌现过几代骗子演说家，他们不是语言大师，也更具撒旦的魔法，在对语言进行窥视并使其“神奇地腐烂和发光”方面，堪称另类天才。比如希特勒与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斯大林及其簧舌日丹诺夫……他们在蛊惑、谩骂、诋毁、教唆、表忠、指誓、构陷、编织谎言、煽动仇恨、指鹿为马方面显示的“才华”真是令人难忘。在纪录片《恶梦年代》中，当看到鲁道夫那因咆哮、兴奋和歇斯底里而膨胀痉孪的脸时，当看到“元首”臂下那排山倒海、激情难捱的游行阅兵之盛大场景（有人称为“癫狂的人肉欢宴”）时，不知你会对语言的魔力作何想？你会不会突然对“人民”“领袖”“伟大”“紧跟”这些巍峨之语感到晕眩、惶悚？你能说那飓浪托举着的——仅仅是“极少数”而非广大的德意志民众吗？

    伯尔认为，战争中最大的敌人并非盟军而是日耳曼人自己。在《语言作为自由的堡垒》中，他谈到纯洁的语言一旦遭恶性政治玷污所致的后果：“‘出言可以杀人’这句话，早已由虚拟变成了现实：语言确实可以杀人！而杀人与否，关键在于良心，在于人们是否把语言引导到可以杀人的地步……”在德国，它被用来预谋战争，煽动战争，并最终引爆了战争。“语言一旦被丧尽良心的煽动者、权术十足的人和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便可置千百万人于死地。舆论机器可以像机枪喷射子弹一样喷射语言，每分钟高达四百、六百、八百之数。任何一类公民都可能因语言而遭毁灭。我只需提一个词：犹太人。到了明天，就可能是另外一些词：无神论者，基督徒或共产党人，持不同政见者……在我们的政治语汇中，有些词如同施了魔法，咒语般附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在德国，实施高分贝轰炸的正是这样一组啸厉的词和口号：生存空间——罪恶的犹太——争取日耳曼人的全球胜利——该对法国来一次总结算了……

    语言足以把卑污之身装饰成一棵闪闪发光的圣诞树：刺刀被打制成勋章；血衫被裁成绶带；残暴被说成“快乐的英勇”；当炮灰被称作“祖国的需要”……先是杀人，后是被杀——这被誉为“幸福的献身”。“旗帜下的愚蠢激情，礼炮持续不断的轰鸣，悼念队伍淡而无味的英雄主义。”几百万日耳曼青年在交响乐、进行曲和夹道欢呼中被蒙上褐色制服——那一刹，多少心灵披覆上了肮脏的尸布，多少青春和热忱就这样廉价地、一文不名地典当给了“第三帝国”。正像伯尔描述的那样，在德意志，每天都上演着“感人”情景：一边是慈祥的母亲把枪放在满脸憧憬的少年肩上：“把一切献给元首！”一边是阵亡通知书像打野食的黑鸦尖啸着踅回：“他效忠了！”这是生命的凯歌还是丧钟？

这个民族需要什么样的保卫？难道仅剩下广场喇叭里声嘶力竭的那种“生死存亡”和“爱国主义”？难道只有一个叫鲁道夫的疯子有权对此阐释？遗憾的是，几近全体的日耳曼人都没有对这权力提出质疑。他们太笃信元首那斩钉截铁、充满真理气质的嗓音了：我们——最神圣的雅利安人——为保卫这神圣——必须不顾一切地……就这样一个以全体名义开头的句式，让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享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高潮快感——饿极了的虚荣心得到了精心饲养。尝过此快感就像沾上毒瘾一样可怕，渐渐，他对那送白粉者有了依依不舍的眷恋和感恩，谁予以劝阻反被视若死敌。德意志的灾难正是从人民内心的自恋开始，从接受精神贿赂——受宠若惊的那一刻开始的。

据说希特勒曾梦想当艺术家，连其中学老师都赞之音乐和绘画天赋。不幸的是，他爱上了“语言”这一行，从其开始“写作”的那天起，德国的噩梦就上路了。《我的奋斗》——犹如一匹癫痫的野兽在抽搐发作中的闷吼和喘息，它浑身骚热，毛孔散发毒素，渴望着践踏和杀戮快感……它窜荡到哪里，仇恨就流布到哪里，书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变作螫针，被派出去杀人了。据史家统计，“《我的奋斗》：其每一个字，使一百二十五人丧生。每一页，使四千七百人丧生。平均每一章，使一百二十万人丧生……”（诺曼·卡曾斯）

    “最蛊惑人心的和最机灵的政府总是用我们表达人民的意志，来掩饰自己把握人民意志和培养这一意志的企图……使人民相信，政府正引导他们沿着最正确的道路走向幸福。”（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德意志正是被有毒的“民族”“国家”语饵喂瞎了双目。其醒悟和忏悔差不多要等到丧失了一代人之后，那是以一记无声的语言为标志的——五十年后，在华沙，新任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自己的民族朝六百万犹太亡灵深深跪了下去……至此，人们似乎才真正意识到，那个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彻底入棺了。但那座帝国留下的深重的语言遗产呢？却像废墟上的白色塑污一样，分解得极为缓慢，时至今日，在世界的许多角落，纳粹画像、徽章、军歌、臂符、仪式……不仍充当着某种精神致幻剂吗？这正是伯尔们担忧的。

    语言可以杀人，口号可以杀人，演讲可以杀人，这在任何恶性政治流觞的岁月都能找到依据。“文革”大字报即属此类典范。在30年代的苏联，只需稍稍提示一个词：“托洛茨基分子”，立马便有人头叩地。络绎相继的还有“布哈林集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图哈切夫斯基集团”……这些见血封喉的毒矢究竟射杀了多少无辜？它们是怎么被造出来的？莫非情势真严重到了某种程度而逼现实必须如此发言吗？还是伯尔，他在《法兰克福讲座》中道破天机：“一般说来，夺权和保权的词汇，自以为是的词汇，不是形成于对手之身，而是预先在对付敌人的想象中便形成了。”说到底，是政治需要这些词时，它们才开始脱茧而出的，剩下的便是机灵的走卒们——教唆更多的民众高举这些砍刀一样的词（犹如暴动前临时发放长矛），到人群中去把“对应物”一一拎出来……

    语言的犯罪导致行为的犯罪，这在俄国早就不奇怪了。高尔基记得很清楚，1917年，“水兵热烈兹尼亚科夫将他的领袖们的讲话换成一个普通群众的憨厚语言。他说：‘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一百万人’！”（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一百万！什么样的“幸福”配得上这个数？它的饭量实在惊人！“人民幸福”，竟成了罗马神话里那个需活人献牲的食神——“专吃自己的孩子”！

俄国水兵热烈兹尼亚科夫和千千万万德国人一样——由于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不得不沉醉于别人传授的语言——愈陷愈深并最终给这种日益缺氧的语境所窒息。这类语境从来就不适于“居住”，只适于“斗争”及一切自杀行为。

他们曾被许诺给一种伟大的生活，可那伟大却无情地欺骗并嘲笑了他们。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