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鲁讯

“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涅克拉索夫

人生的两个地点

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曾发表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1919年6月9日，他这个“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竟然自己出手抛散传单，结果被捕入狱，引起举国震惊。青年毛泽东在湖南振臂高呼：“陈君万岁”、“我祝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在各界营救下，陈独秀于9月16日出狱。此后，他于1921、1922、1932年又三次被捕。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有期徒刑13年。此时他已被自己亲手缔造的政党斥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抗战爆发后，他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钱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赴美邀请，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1938年，他流沛入川，继续自己的生命信仰研究，从文字学到民主发展史，乃至结出了《我的根本意见》那样沉硕的果实。1942年陈独秀在贫病孤独中死去。他的一生，正应了自己的那句话：“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

这是时代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嘱托和赋命，是生命的痴情和忠诚之必然，乃别无选择的良心所致。

五四前后的那两代知识分子，又有几人没这等遭遇的呢？国学大师章太炎一生九次被捕，七次坐牢，可谓创了入班房的记录。其中最著名的两次分别为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为邹容《革命军》呐喊，及宋教仁遇刺后北上痛骂袁世凯，乃至以被袱宿其门下。鲁讯曾如此感叹：“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亦无二人。这才是先辈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他们是故寻麻烦以哗众的自显狂吗？是故意和自个过不去的自虐徒吗？

当然不。一个人的生命走向取决于所处时代的特征和大势要求，取决于个人体验对社会所作的判断和选择，世上绝无一种绝对超时空的生命意义。

历史上，这样于监狱和书房间来回“走动”的例子比比皆是。托马斯·莫尔，雨果、左拉、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托马斯·曼、伯尔、黑塞、何塞·马蒂……被誉为“两个世界英雄”的潘恩，作为英国人，他不仅直接投身美国独立战争，以《常识》一书点燃了新大陆的自由浪潮，还直接参与了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的起草，但其命运却乖戾多舛，正像有人感叹的那样：“他有《常识》，反抗那时的政治传统；他有《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正义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他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权势都得罪完了。”（朱学勤语）。故其一生除了写作，就是流亡和坐牢。

在俄罗斯，坐牢与流放，甚至更成了一个“正直人”的标志。正像有俄国作家所说：“在俄罗斯，一个正直而勇敢的人，不是在地牢里，就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

诗人叶夫图申科在《提前撰写的自传》中写道：“在俄国，所有的暴君都把诗人看作死敌。他们惧怕普希金，在莱蒙托夫面前发抖，害怕涅克拉索夫，正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你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我在斯大林死前一直隐蔽在抒情诗的领域里，现在我要离开这个避难所了。我觉得没有权利再去开垦内心诗这种日本式的园地。当周围的人都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谈论自然、女人和内心的呻吟，在我看来这就是不道德。”

这正是伟大的俄罗斯传统。自“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以来开创的知识分子传统。“十二月事件”爆发时，普希金正在外地，一接到起义通知，即立刻星夜急驰彼得堡，但还是迟了。他的朋友遭绞杀后，尼古拉一世曾故意试探：“假如十二月你在彼得堡，你会在哪里？”诗人微微一笑，道：“在造反者行列中，陛下。”

没有“责任”，艺术就无法受孕

1885年6月1日，黎明，巴黎凯旋门。一辆穷人的黑柩车缓缓行驶，广场上涌动着近两百万法国人的头颅，他们自发地跟随着它，拱卫着它。人海上空飘荡着一面面旗幡，上面赫然题着“《悲惨世界》”“《九三年》”“《海上劳工》”“《秋叶集》”……等书名，大白天路灯全部点燃，灯上罩着黑纱，这是整个法国在为一个人送葬。

维克多·雨果！

罗曼·罗兰曾说：“在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当中，雨果是唯一得到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这种荣誉的人。”

在雨果的遗产中，除那些享誉世界的不朽文稿外，更有他的生命行为，他的正义，他的不阿，他的责任，他对权力的反抗和为弱者的辩护——“诗人是暴君的裁判者。”“人生便是白昼与黑夜的斗争。”“我恨压迫，恨得刻骨铭心。”他说。

1839年8月，共和党人组织了巴黎暴动，起义组织者巴斯贝斯翌日即将被处死，雨果连夜致函国王，请求赦免，终于挽救了对方的性命。二十三年后，雨果突然受到了巴斯贝斯的亲笔信，对他的救命之恩表示感激。而此时的雨果，也已被自己的祖国流放了。

1859年，美国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约翰·布朗被捕，地方法院以叛乱罪判其死刑，拟于12月2日执行。雨果闻讯时，已是执行当日，但有消息说，死刑将推迟至26日。于是雨果立即发表《致美利坚合众国书》，他警告美国政府：“如果十二月十六日树起绞架，今后，在无法更改的历史面前，新大陆庄严的联邦就将在它所有的神圣责任上增加一桩血腥的责任，这光辉的共和国之耀眼的集体就将由约翰·布朗的绞索捆扎。”

此外，英国、比利时、日内瓦，土耳其、爱尔兰、俄罗斯等地的受迫害者，都曾得到过这位素不相识的法国人无私而慷慨的援手。这是一位真正巨人的手。之所以巨大，那是因为他的良心、慈悲、同情、英勇、视野和关怀力……之大。

临终前，他在遗嘱中写道：“我将五万法郎献给穷人。我希望用穷人的柩车把我送进公墓。”

是啊，有谁会嫉妒雨果所享有的这份穷人的拥戴呢？有谁会不记得他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独裁而被迫流亡的19年呢？有谁会忘记他竟以七十岁高龄投入巴黎保卫战的呢？

在雨果的所有散文中，我最喜爱的即那篇《伏尔泰百年忌辰讲话》，尽管其中他几乎搬动了世上最华丽的词藻——并倾尽了所有过剩的激情（对一般的写作来说这是很危险的，且招人烦），但我每次读它时总忍不住隐隐动容，因为这种盛赞投放在伏尔泰身上——不仅不显得奢侈，反而变成了一种“准确”，一种旷世的传神的感动——

“一百年前的今天，有一个人死了。他虽然辞世，却是不朽的。他走的时候满载着岁月，满载着最赫赫有名的、最令人生畏的责任感！”为了解释“责任”一词，雨果帮助众人回忆了两件事：一件是1962年3月9日，一个叫让·卡拉斯的无辜老人被当局粗暴地处以死刑，一件是1765年6月5日，一位十九岁的年轻人被宗教法庭割下手臂、舌头和脑袋，仍进燃烧的柴堆里……“那时，伏尔泰，你发出愤慨的喊声，这是你永恒的光荣！……先生们，让我们向这段回忆致敬吧！伏尔泰获胜了，伏尔泰进行了辉煌的战斗，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战斗，也就是说，伟大的战斗！精神对物质的战斗。理性对偏见的战斗。正义对菲正义的战斗。……仁慈的战斗，温柔的战斗。他有着一个女人的温柔和一个英雄的愤怒。”“向正义法庭揭露法官，向天主揭露教士，这正是伏尔泰所做的事。……卢梭代表着人民，伏尔泰还要宽广，代表着大写的人。”

“耶稣基督与伏尔泰相隔了1800年，但在人道主义上，两人却不谋而合。”“实施自己的权利，就是说要做一个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说要做一个公民。伏尔泰这个词的含义就在这里。”“只有一种伟力，那就是为正义服务的良心，只有一种光荣，那就是为真理服务的天才。”

说到底，伏尔泰的殊荣在于他高举的责任。比学术和体系更重要的是责任，是良心，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白昼与黑夜之间激荡出“人”的声音。

1986年，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与秘鲁同行巴·略萨有过一场“作家责任”的激烈争论，前者明确表示：“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我把责任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对故土的责任，第二种是对人们的幸福所负的责任。”

是啊，“对人们幸福所负的责任”，这正是一个真正艺术家和人的标志！

没有对弱者的同情，没有对人的义务，没有为人类整体服务的冲动，没有为自由和公正辩护的意识，没有天然的反抗精神……一个人的激情、创造性和表现力就会被削弱和压制（尤其是自我压制），就不会诞生伟大的艺术和真正的思想。没有“责任”，艺术就无法受孕。就不会有托尔斯泰和雨果，也不会有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

最伟大的艺术家，无不在常识性的责任和正义的社会劳动中诞生。

1968年，墨西哥著名诗人奥·帕斯，为抗议政府在三元文化广场****学生运动，愤然辞去驻印度大使职务。二十世纪德国著名学者阿多诺，一生都在与各种危险——法西斯主义、极权社会主义、西方大众消费主义——奋战。伏尔泰、卢梭、拜伦、潘恩、左拉、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高尔基、茨威格、奥威尔、布罗茨基……我们很容易开出一长串名单来说明良心和责任对艺术的影响。

他们关注的是“人”本身，是最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和遭际，服务的是民主与科学、社会文明的大方向，而非一己、一域、一党、一主义……的利益，他们捡起的无不是世界意义的大命题、大价值，亦即最普通和普遍意义上的“常识”性命题。

1989年，米兰·昆德拉在祝贺自己的同胞——剧作家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时写道：“他宁愿做其它事（例如写剧本或诗），宁愿避开自己的命运——但他做不到。这无疑是由于存在一种比他本人更为有力的东西，这东西在他本人的把握之外却将他牢牢抓住，这便是他称为‘责任’的那种东西。”（《永远的剧场诗人》）

前苏联流亡诗人、诺贝尔奖得主布罗茨基也在致哈维尔的公开信中建议：“你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不仅要把你的知识传达给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医治那种心灵疾病，帮他们成为像你那样的人。……通过向你的人民介绍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托诺夫、加缪或乔伊斯，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

这是在鼓励艺术承诺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了。

 科学家为什么会成为“异议人士”

不问政治，往往会被视为一种“独立”“清洁”的人格美德。但不介入决不意味着不思考、不审视，对扑面而来的政治无动于衷、视而不见；也决不意味着一个从不思考政治的人会作出有益于社会的事，比如在三、四十年代，一个德国核物理学家若彻底不问政治会出现何等后果呢？那无疑是可怕的，将会制造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灾难。

沉默和服从有时是近邻。就像睡眠和做梦的关连一样。你可以说我不做梦而只是睡眠，但这显然是靠不住的。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称：“……忠诚很容易转化为顺从，而顺从则常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想想人类漫长而阴暗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以服从名义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远比以造反为名义所犯下的多得多。……德国军官就是按照最严格的服从法规进行教育的。……说科学家负有一个公民的责任是不够的。他们负有大得多的责任。因为科学家有一种道德令要他说出他所知道的事情。”

苏联氢弹之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安德列·萨哈罗夫，在《我为什么不屈服于权力》一文中道：“1966年，有关人士向苏共第二十三届大会递交了一份评论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联名信，我也签上了自己名字。同年，我又向最高苏维埃发了一封电报，就当时正在起草的一个支持对拥有个人信仰的人进行大规模迫害的法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即苏联刑法典第190—191条）。这时，我个人的命运第一次与这样一群人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一群数量虽少，但在道德（而且，我敢说，在历史）的天平上占有相当分量的人，他们后来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我确信在我们国家所处的条件下，建立在道德和法律基础上的立场是最正确的立场，它与社会的需要和可能性是相符合的。我们要做的是对人权和各种理想进行系统化的保护，而不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将不可避免地激起人们的暴力行为、宗教主义和狂热态度……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不可出现对这种行动的合法性疑问。”“……我为这些呼吁成功地收集到了五十个签名。每一个签名对于签名者而言，都代表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道德行动和社会行动。”

自然，在权力者和被真相遮蔽的民众眼里，这些知识分子无不是社会麻烦的制造者、出卖国家荣誉的窃贼，但凭心而论，没有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形式上甘愿扮演这种——“为自己的祖国难过”“放弃赞美和讴歌的文化习惯却不顾一切地指责自己周围生活”——的沉重角色。不，没人乐意这样做！要知道，无论自然天性还是道德理性，他们的精神气质都更适于从正面做出一些维护祖国尊严的事来，但这些本来披覆着科学和艺术使命的人——却被权力现实逼到了悬崖边上，别无选择。“我知道在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身上闪现着多少我热爱的美好的东西。但我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阴暗的现象上，因为它们正是官方宣传所悄悄漏掉的东西，也因为它们代表着最沉重的破坏和最大的危险。”

要斗争，但不能沿袭权力斗争的路数，而是采取保护人权的自由和平方式，即反抗迫害决不能成为另一种新的迫害，这差不多已成为大多数自由知识分子的自觉。也正由于坚持了这一立场，我们才有足够的理由和勇气坦称：对政治发言绝非一件丢人的事！知识分子决不能幻想以对权力保持沉默求得独立！并以此反驳那些诸如“反政治迫害也是政治”的善意或恶意的观点。

在前苏联，科学家成为“异议人士”的例子多不胜数：因公布压制人权状况而入狱十年的生物学家谢尔盖·科瓦廖夫，被控散步地下出版物的数学家列沃尔特·皮缅诺夫、太空物理学家克罗尼德·柳巴尔斯基，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生物学家若列斯，物理家和数学家瓦连京·图尔钦……

尤其须提的是爱因斯坦，在其文集中，对“政治”的发言随处可见——

“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文明与科学》）“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的可能性——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自由和科学》）“宪法的力量全依赖于每个公民捍卫它的决心，当每个公民都意识到在捍卫这一自由上所应负的责任时，宪法赋予他的权利才有保障。”“原则上，每个公民对于保卫宪法所赋予的自由都应承担起同等的责任。不过，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最广泛意义来说，他的责任更为重大，因为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对舆论能发挥特别重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竭力把我们引向极权道路的人特别要恫吓、压制知识分子的原因。因此，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认清他对社会的特殊责任就尤为重要了。”（《答公民自由应急委员会》）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待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当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科学和幸福》）

知识分子应当关心“人类事务”，所有的“生命事务”！而不仅仅是一己的所属专业。此即知识和知识者的价值准则及使命所在。

只要翻一翻爱因斯坦的生平年表，我们立即就会发现，这位科学史上最繁忙的人，在物理研究之外，竟参与了那么多与“人类”“世界”“真理”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事：1914年，为反对德国文化界为战争辩护的《告文明世界书》，他在《告欧洲人书》上签名，并参与组织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1915年，写信罗曼·罗兰，声援其反战立场；1927年，在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名，参加国际反帝大同盟，被选为名誉主席；1928年，当选“德国人权同盟”理事；1932年，同弗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心理问题，全力反对法西斯；1933年，发表文章指出科学家对重大政治问题不应保持沉默，文集《反战斗争》出版；1950年，发表电视讲话，反对美国制造氢弹；1954年，通过“争取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号召美国人民同麦卡锡势力进行斗争（由此被对方称为“美国最大的敌人”），并抗议对奥本海默的迫害；1955年去世前夕，同罗素通信讨论和平宣言问题，并在宣言上签名……

我们再也不难理解：作为学者和人的爱因斯坦，为何在世人心目中会享有如此高的崇敬和颂仰？因为他把“知识分子”内涵和科学的“良心功能”已放扩到了最大限度的领域和边界上——不，准确地说，其生命关怀已没有了边界。

“科学家通过他的内心自由，通过他思想和工作的独立性所唤醒的那个时代，那个曾经使科学家有机会对他的同胞进行启蒙并丰富他们生活的年代，难道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吗？”（爱因斯坦《科学家的道义责任》）

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更是这种“道义责任”的信奉者和践行者。为此，他甚至扮演了一个“斗士”的非凡角色。三十年代，玻尔不遗余力地将大批犹太同行从纳粹的死亡名单上转移出来，使其研究所成了一个世界闻名的犹太避难地，并与友人一道成立了“丹麦支援流亡知识分子委员会”。半世纪后，一位传记作者写道：“经历了这一阶段的人们都永远不会忘记玻尔在许多人的生存问题上花费的时间。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要把每一件事都安排得尽善尽美。如果一个难民对替他找的位子不满意，玻尔立即就会去替他再找一个……”

的确，没有比科学家更热爱真理和自由的了，亦没有比他们看到真理被篡改更应表现出强烈愤怒——并拍案而起的了。科学应包含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即一种力求公正、客观，不隐瞒真相、不对事实和良心撒谎的负责精神，这其实更是一种人道精神和基督精神。科学与文学艺术一样，乃一项呵护生命、服务生命的事业。

如果科学和文明给知识者所带来的理性与人格保险——不足以成为他们关心“人类事务”的最有力武器和理由的话，那么，科学和艺术到底有什么用呢？她以什么来报答、换取人类所寄予她的伟大奢望和赞誉呢？仅仅是生产力和商品吗？仅仅是在某些声色细节上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和空闲时间吗？不，比丰富和愉悦更重要的，是启蒙，是保障，是为保障世界生活的自由、安全和公正所作的努力！

如果真那样的话——如果知识者以为只要能自由地得出“二加二等于四”就算生存自由了的话，那就太可怕了！那将意味着哈维尔所揭穿的那个所谓“自由时代”的降临——“被提供了一种自由地选择哪一种型号的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从“蔬菜”到“人类”，这其间宇宙爬行了多少亿年的光阴，付出了多少努力，可如今，仍有多少人被当作蔬菜一样来栽培和管理？像猪一样等待主人投放饲料和阉宰？当然，并非他们自愿停留在那种水平上，而是权力者绞尽脑汁使之匍匐在那条红线上，稍稍越轨，便是辱骂和棍棒。

何为“人类作家”“人类科学家”？何为最广泛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其内涵和衡码皆在于他的承担和关怀力：反抗暴政，维护真理，为公正和自由辩护，为被侮辱和损害者申诉……这是一个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一个真正的人和生命之天职。

艺术、科学、理性……决不只是像“人类插花”一样的奢侈品，她不仅仅是装饰，她应包含人类生命中最宝贵的元素：自由、正义、仁爱、宽容、尊重、人道、生命的光荣与梦想……她应保持对一切“灵魂事务”“生命事业”发言的习惯，并结出传统。

（1999—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