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之5）

问：我在2009年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里查到对历史的解释，“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谈谈您对历史的理解？还有，您觉得历史对当代有什么用处？

答：自然史，先放一放。

按我的理解，历史就是我们的集体身世和生存记忆，它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这一问题。我看身边的年轻人，发现他们很少或从来不关心历史，我很遗憾，就告诉说：一个人必须读点历史，你不能只生活在当代截面上，否则你就不立体，没有“根”，精神上很薄，薄薄一层纸。这些孩子都20多岁，一睁眼即上世纪90年代了，在他们的印象里，生活和世界从来都是这样的，一直如此且天经地义，唯一变化就是每年流行的东西不一样。当你告诉他30年前穿喇叭裤、唱邓丽君的歌、听国外电台弄不好会坐牢时，他大睁着眼以为你开玩笑……重大的时代拐点、社会变局、思潮争鸣，他们都没遇上，一路直行，没有跌宕和起伏，连个岔口都没有，甚至以为父母也这么过来的，只是更穷、更土一点，没有肯德基和麦当劳罢了。所以我就说：不要只活在当代截面上，不要老跟着时尚和流行走，要知道你的身世，个人和民族都要有身世感，一个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清楚自己是谁、将来会怎样。

现代医学在辅助诊断上，越来越注重基因，过去也重视，但用的是另一个词——“家族病史”，人得什么病，很大程度上是基因悄悄决定的。那么，从人类生存来讲，历史就相当于基因图谱。今天的生存格局从何而来？今天的政治习性、文化人格和价值观，从何而来？就是从基因谱系里来。90年代一定是从80年代来的，80年代一定是从70年代来的。张志新在70年代因讲真话被割喉管，同样的话在80年代就无性命之忧了，或许会有警告或处分，而再往后，可能这些也没了。所以今天的父母用不着再叮嘱孩子“不要在日记里乱讲话”了。这就是进步，但进步是有成本的，若不牢记和珍惜成本，那利息就不可靠，不定哪天就缩水，大家又变回穷光蛋。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前人付出成本，后世享受利息。我们认为好的社会现况，每一点文明进步，都不是天上掉的馅饼，而是利息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感谢那些成本，要缅怀那些在成本中牺牲的人，比如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一个青年在广州街头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后遇殴身亡），它以最极致和惨烈的方式刺激了舆论，唤醒了法的良知和制度纠错，《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由此被废除。它潜在地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至少你今天走在大街上，不会因没带身份证而被羁押。

不了解历史，即等于不清楚“成本”。犹如一个人花着钱、却不知钱怎么来的，以为自己天生就有钱、就该有钱似的，这不是败家子吗？如此下去，离身无分文即不远了。所以，要了解历史，就像坐在一列车上，要清楚自己哪儿上的车？上一站是什么？不知上一站，就不知下一站。

历史关乎成本，关乎记忆，更关乎身份。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是拿不到生命身份证的。还有，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时”，很大程度上，它可能还保留着“现在时”和“进行时”的姿态，比如几十年前的“极左”“大批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真的被连根拔起、不再打扰今天了吗？它往往一只脚留在过去，一只脚踩住当下。它只是新闻意义上的史，并非意识形态的史。

所有当下，都是历史分娩的，身体里住着历史的血脉、基因和染色体。当我们以为与某段历史永别时，它又冷不丁拦在了前面，顶多换个面具。尤其于中国这样一个变革不彻底、文化积习太深、体制更新太慢的环境，很多事都会一遍遍地来、改编后重演或排续集。所以有人说：鲁迅不被遗忘是民族的悲哀。是啊，曾有那么一阵，觉得鲁迅过时了，可又过了一阵，发现鲁迅还站在前面，老人的话一点不老，他依然伟大，像个时代先锋。

我这些年做媒体有个感受：很多“新闻”都似曾相识，仔细一看，本质上都是旧闻——旧闻的内核和逻辑，除人物地点和相关数字变一下，事件性质、发生原理、进程和结局都大同小异，馅还是那个包了多年的馅。不说别的，单就一个矿难，别说做媒体的，哪个中国人还好意思把它当新闻？都一个模子出来的。谁铸了那个模子？谁有粉碎模子的决心和力量？

中国的问题往往就是模子问题。

问：我采访一个电影评论家时，他说真实的历史是相对的，历史往往由胜利者来写，如果这段历史对胜利者有利，往往会写得很清晰，反之往往很模糊。您怎么看？

答：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他国也有，程度不同），越远的搞得越清楚（越被允许且鼓励搞清楚），越近的反而越糊涂。你问现在的孩子80年代发生了什么？70年代发生了什么？“文革”怎么回事？“反右”怎么回事？胡风是谁？他不知道。再问他“延安整风”怎么回事？“土改”怎么回事？瞿秋白和陈独秀怎么回事？更摇头。但你若问他明清宋唐的事儿、三国乃至秦汉的事儿，他或许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就像《百家讲坛》那些陈谷烂麻的事，你怎么忽悠都成。清朝人未必知道清朝那些事，明朝人未必知道明朝那些事，而那些事，今天的专家和孩子都门儿清。

我觉得这和权力对历史书写的极度重视有关。长期以来，历史一直是权力历史，权力亲自写，写的也是权力，即政治编年史。像古代，自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后，只能写隔代史了，本朝的事不许说，想藏否人物、指点江山，你得冲前朝和上世去。为何这么做？显然，这涉及一个大利害：权力合法性！这是权力最敏感和担心的东西。所以就出现了“近处失明”现象，或叫“灯下黑”“远视症”。越近的历史，越是一笔糊涂帐，越愿意做成糊涂帐。于史学家来说，是一种选择性失明。《百家讲坛》是这路数，古装影视剧也这路数。

在历史一事上，公众最担心什么？是被欺骗，被蒙蔽。所以从古到今，人们都把“真相”当成历史的最高价值标准。尤其中国人，“被失明”“被聋哑”得太深太久了，该诉求更强烈。凡冠以“内幕”“秘闻”的书，无论真假优劣，都畅销。

问：我采访的一位哲学家是这样理解历史的：一个国家、民族，如果没有历史的记忆，也不会有行动和辨别方向的能力，相反，若对于过去的记忆太仔细、太琐碎，同样也会使我们瘫痪。

答：我觉得前半句很对。历史关乎记忆，更关乎身份、坐标和走向。拒绝遗忘，做一个有记忆和身世感的人，非常非常重要。它打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否则我们就是“横空出世”的一代，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视野里只有树叶、不见森林，只滞留在当代截面上，像时间的弃儿，像个白痴，也确有沦为白痴的危险。这是很可怜、很危险的。

而他的后半句，我认为是个假说，或者说反应过度。现在的历史是粗糙得要命，不存在太仔细引发的问题。

由于正史一直为权力掌控，禁区和天窗太多，所以，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江湖野志、鬼怪小说才开始汹涌。通常提历史，我们马上想到史书，其实应加上民间所有的竹简和纸片才够。古人比今人有才情，有着旺盛而诡异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是被“文字狱”给逼得，都使劲往旮旯里走，就有了极致。没这种逼迫，说不定没有《聊斋》《西游记》《红楼梦》。

如今，在记录和还原历史上，无论内容还是手段、工具都大大丰富了。

内容上，除了对官方档案一如既往的窥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民间纪事、个体记忆的珍贵和重要，这是对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斗争史、制度史，还是生活史、文化史、民俗史和心灵史。传统史书多用断代，以朝代和权力周期为单元，基本属政治编年史，这种史学价值观，政治资源比例过大，尤其用在教育上，我觉得值得商榷，它会让孩子的政治思维和权力性格过度发育，应有别的思路和线索加入进来，比如文化、自然、经济、民生、习俗、艺术等视角。我一直有个观点：政治功能太突出的时代，绝不是个好时代。我不希望未来社会仍由坚硬的政治来主导和引领，更不希望未来的孩子过分倚重政治、仰望政治，他们应有天真一点的生活理想和日常内容。政治是天真的最大敌人，中国人的政治肌肉已过于发达，斗争哲学严重过剩，消耗了这个民族太大的体力，浪费了太多感情和心智。当然，我指的不是现在这一代孩子，他们的任务其实很重，因为昨天的历史还没结束，要搬开和移走的东西还很多，过早和过度的天真反而无法实现天真。

除了内容开始丰富，在搜觅和储存历史的方式上，伴随网络、纪录片和“口述体”的兴起，人们对记忆的安置空间、传播途径和安全系数都充满信心。但最重要的一点别忽略：人。人是历史最重要的载体，是活的档案。早在上世纪末，学界就大声疾呼“抢救历史”，趁很多长者古稀之年抓紧留下一些东西。近年“口述学”“口述回忆录”“口述电视片”的兴起，目标人群即重要事件的见证人和信息掌握者。呼声是发出了，可惜回音微弱，很多被期待者选择了缄默，然后无声地远去。

很多历史即这样被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