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安德烈·盖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因在二维空间材料石墨烯的突破性实验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中，安德烈·盖姆曾获2000年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2000年，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安德烈·盖姆和迈克尔·贝瑞，他们使用磁性克服了重力作用，使一只青蛙悬浮在半空中。他们推测使用类似的方法可以试着克服一个人的重力作用，让他在半空中漂浮起来。）

想起多年前一旧文，找来选一章贴在这儿，忘了是否发过，记得收在《精神明亮的人》书里了。

对“异想天开”的隆重表彰（节选）

——从“搞笑诺贝尔”看西方的智力审美和价值多元之一

 生活的最高成就，是想象力的成就。

——题记

2004年9月3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会堂，一场狂欢式的颁奖典礼正在举行：口哨迭起，纸箭乱飞，服装怪异的各色人等，语焉不清的乐队伴奏，时而全场寂然，时而满堂哄笑……

此即“伊格诺贝尔”（Ig Nobel，以下简称“伊诺”）的颁奖现场，俗称“搞笑诺贝尔”。它由哈佛大学的《不可能研究年刊》主办，每年评出医学、文学等10类奖项。

《不可能研究年刊》创于1991年，主编亚伯拉罕斯，乃一份幽默科学杂志，戏称《冒泡》，其封面上印有一行字：记录华而不实的研究和人物。如果说“搞笑诺贝尔”是一枚傻呵呵的蛋，《冒泡》即那只整天笑咯咯的母鸡了。这只鸡宣称：该蛋旨在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特赠与那些不寻常、有幽默感的“杰出科学成果”。

去年底，笔者指导央视一档新闻节目，便通过有关渠道，向主办方讨得典礼的影像资料，于是就看到了本篇开头的那一幕：从氛围到规则，从气质到内容，从精神到道具，都饱含着对科学传统奖励模式的巨大挑衅——

2004年度和平奖得主——卡拉OK的发明者，日本人井上大佑。获奖理由：“卡拉OK这项伟大发明，向人们提供了互相容忍和宽谅的新工具！”20年度物理学奖得主——渥太华大学的巴拉苏布拉尼亚姆、康涅狄格大学的图尔维，俩人的贡献是：揭示了呼拉圈的力学原理。年度工程学奖则授予了佛罗里达州的史密斯和他的父亲，父子通过精心计算，得出结论：秃顶者把头发蓄到一定长度，将前面一部向后梳齐，用摩丝定型，再将侧面头发顺势向顶部拢合，效果最佳。而生物学奖被四人摘得，他们集体证明：青鱼的交流方式是放屁……

看得出，对“雕虫小技”的青睐，对“微不足道”的鼓吹，正是“伊诺”的功夫所在。再比如生物学奖：1999年授予了新墨西哥州的保罗博士，他培育出一种“不辣的墨西哥辣椒”；2003年授予了荷兰学者莫尔莱克，他分析出野鸭子存在同性恋现象。和平奖：2002年授予了“人狗自动对译机”；2000年，荣膺该奖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在一次演习中，长官命令水兵不装弹药，而是对着大海齐声呐喊：砰！

《冒泡》主编亚伯拉罕斯，对“伊诺”有一句自白：“先让人发笑，后让人思考！”那么，思考什么呢？它对我们日常的评价行为、价值系统和表彰模式，会有怎样的启发呢？

在“伊诺”的榜单上，有诸多让我们跌眼镜的东西，按中国人的心理惯性，有句话早按捺不住了：这干啥子用？出啥洋相呢？

的确是“洋相”。

中国文化有着非常重实的功用传统和崇尚使用价值的习性，“实”一直被奉为正统高高矗立。以实为本、以物为大、以形为体、以效为能——物用性，尤其显著和速效的有用，从来充当着我们对事物进行价值评估的镑砣。无论术、业、技、策，皆有一副实用和物质的面孔……“没用的东西”，作为一句训斥式的中国老话，既是一种物格评价，也是一种人格评价，既可诽物，亦可骂人。

两个多世纪前，当烧开水的壶盖扑哧作响时，谁能想到那个对它心醉神驰的少年，会成为历史上的“瓦特”呢？事实上，那盏小小壶盖早已被沸腾之水鼓舞了几千年，也被忽略了几千年，作为一副情景，它缥缈无骨，一个眼光实际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兴趣。西方有谚：“如果你盯着一样东西长久地看，意义就会诞生！”这是一句很虚的话，也是一句伟大的话，许多世间的秘密和真相就蕴于此。瓦特的幸运在于，他没漏掉这样一个秘密！是性格帮助了他，是对细节的重视程度、是打量事物的那种“陌生感”、是沉湎幻想的习性——帮助了他！牛顿也如此，爱因斯坦也如此……较之众人，他们注视世界的目光里，都多了一股迷离和朦胧的东西，多了一抹遥远、深阔和缤纷的色彩。

那股迷离，那抹遥远，就叫“虚”吧。虚，往往折射出一种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的超前眼光；实，通常代表一股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近物需求。虚未必能转为实，但“实”，往往诞生于最初的“虚”。

1752年7月的一天，在北美的费城，一个叫富兰克林的男子，正做着一桩惊世举动：他擎着风筝，在雷雨交加的旷野上奔跑，大喊着要捉住天上的闪电，并把它装进自己的瓶子……百姓觉得这是个傻瓜，学者以为这是个疯子，可就是这位不可理喻者，最终被誉为避雷针的创始人。我想，要是那会儿有“伊诺”，他一定全票当选。

有人说了，富兰克林的念头虽一时看来荒诞不经，但最终实现的仍为一种物用价值啊？不错，避雷针是一种“实”，但这“实”却发轫于“虚”——一种不合常态的大胆奢想，没了那股虚的精神冲动，一切都谈不上。若把“虚”仅仅当作一种潜在或变相的“实”来期待，若把演变和衍生“实”的大小作为评价“虚”的珐码，那“虚”的弱势和险情仍未减弱，“虚”的生存环境并未改善。所以，“虚”——应彻底恢复它的独立和自足角色，并在这个位置上给予尊重与呵护。

人往往犯如是毛病：在经验逻辑上搭建一个一元搏弈、你死我活的价值擂台——将“非理性”视为理性之敌。其实，双方并非一元式矛盾，非实用不是反实用，非理性不是反理性，非科学也不是反科学（或伪科学）。在我看来，“伊诺”更多地宣扬了一种非实用和非理性价值，而非把实用理性打入地狱。

对待想象力，对待奢念和幻想，对待非理性和非经验的自由与浪漫，东方的态度往往比西方要苛责、刻薄得多。比如我们的成语资源中，竟有很大一个板块被用来描述和指摘生活中的非理性：“荒诞不经”“痴人说梦”“缘木求鱼”“华而不实”“故弄玄虚”“空中楼阁”“不识时务”“不可理喻”“异想天开”“匪夷所思”“玩物丧志”……遗憾的是，如此磐重的务实传统并未分娩出一种严肃的实证品格和缜密的科学理性，反倒在世俗文化上脱胎出一套急功近利的习气来。待人遇事、识物辨机，无不讲实用、取近利、求物值、重量化，贪图速效速成，追求立竿见影……于是，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也就在“务实”的旌旗下浩浩荡荡了。远的不说，放眼当下——资源上的采掘、消耗，建设上的规划、改造，教育上的考评、量化……哪个不短视、短效得惊人？

西方呢？当然有务实传统，幸运的是，它同样有浪漫和务虚的传统。西方对“无用之物”的欣赏可谓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启蒙运动，从天文、艺术、宗教到对社会制度的憧憬和民主设计，从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到形而上和哲学思辩，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康帕内拉《太阳城》与欧文的“和谐公社”，从《荷马史诗》到安徒生童话和凡尔纳《海底两万里》……都散发着一股儿童式的缥缈和虚幻，都在从不同角度描画着荷尔德林的那句话：“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诸子经典和显学们就功利和世故多了，不外乎以“中庸”为能的生存策略和攻防心技，老成持重、筹谋积虑，处处讲究天衣无缝、圆熟得体，满透着一股吊诡之气和沉暮之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中国文明为“早熟儿童”——希腊文化为“正常儿童”。的确，作为欧洲文明始先的希腊人，不仅长着一副儿童的额头，还有着明亮的神情和轻盈的举止，健康且快乐着；而中国文化从周礼开始，就满脸皱纹和心事重重了，除了“跪”和“叩”，行动上也多了“杖”和“拐”，不仅步履蹒跚，且哭丧着脸。

如果说，中国文化资源有严重缺失项的话，我想它们应该是：神话、童话、形而上、科学理性和非政治“乌托邦”……（中国当然有被后世称为“神话”的东西，但那是“把人神化”，而非希腊那样“把神人化”——如此神话才能与生命进行正常交流与对话。）这些缺失恰恰决定了我们“飞”不起来，决定了我们是生存文化而非生命文化，是心计文化而非精神文化，是抑制文化而非激情文化，是“脚文化”而非“头文化”——决定了我们只能围着实用生存的磨盘，原地打转。

还有一现象：作为一种浪漫的人文传统和理想主义习惯，西方的“虚”非但未妨碍“实”的繁荣——更给后者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激励和机遇。西方文化形态是多元、开放、兼容的，在每个时代的生存格局中，总能恰到好处地为梦想者、保守派和实干家预留出相应的空间及比例，且彼此和谐、互为激荡。不难发现，在欧洲历史上，几乎每轮“虚”的文化涨潮之后，都会迎来一场新的社会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腾跃，也就是说，作为“月光”的理想主义憧憬——总能很快在地面上投下它飞翔的影子，作为夜间能量的“诗意”——总能在实干家那儿成为一种白天的现实，成为他们变革社会、导演历史、成就事实的一种才华。比如欧洲文艺复兴后人文社会的兴起和中世纪的终结，英国启蒙运动催生的“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古典自由主义和“百科全书派”之后的《人权宣言》，“五月花号公约”之后的美国《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在东方史上，你很难找到如此人文璀璨和理想激荡的时代。经验化、功利化和实物化的生存格局，注定了社会精神的沉闷、压抑和空耗，借助“实”的巨石，封建体统在它的“超稳定状态”中一趴就是两千年。1215年，当英国贵族与国王在羊皮纸上签署有“法制”意义的《大宪章》时，中国士大夫还在为南宋小朝廷的安危殚精竭虑。1620年，当登上北美大陆的百名流亡者浪漫地宣誓将开辟一个以民权为本的新国家时，荒怠颓废的大明朝刚清算完改革大臣张居正的精神遗产。

当然，“伊诺”信徒们反对的并非东方的传统，人家首先警惕的是自己的现实——尤其20世纪来甚嚣尘上的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这群童年气质的中年人敏锐意识到：当实用理性过于膨胀，它所淹没的会比创造的多得多。所以，他们要为自己的时代扶植起更茁壮的在野文化和精神另类来。

或许有人沉不住气了：难道东方传统中缺乏诗意吗？春秋、魏晋、唐宋、晚明……不都飘逸着放浪士子的衣袂吗？不错，在汉语竹林里，在染满青苔的诗词绝句里，的确闪烁着“虚”和“狂”的影子，但细打量便发现：它们不仅稀稀拉拉，难以缔结一部真正的时代风景，且这些放浪和疏狂多为文化散户的精神梦游，且散发着一缕酒气和哀怨，大有遁世和流亡之感……这与西方那种群体性、现世性很强的价值栖息和生存面貌上的“虚”——相距甚远。或者说，东方的“虚”多是学问意象和修辞层面的“虚”，缺的是社会属性、公共价值和群体规模的“虚”，缺的是可操作可企及的“虚”——清醒的生命履践意义上的“虚”——理想主义在社会平台上主动和公开演绎的“虚”。

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孔孟弟子和苏格拉底及亚里士多德们比，拿陶渊明、苏东坡、孔尚仁、曹雪芹、王国维与约翰·弥尔顿、卢梭、罗素、雨果、左拉们比，拿董仲舒、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与托马斯莫尔、马拉、丹东、杰斐逊、傅立叶们比，拿朱熹、方孝孺、李贽、王阳明、顾炎武、王夫之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潘恩、托克维尔们比……无论生命气质、人文视界、信仰方式、入世方向和精神重心，皆判然有别。而且，更大的缺失还在于：即使有零星的“虚”出现，我们也很难去鼓吹和表彰它，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罕有放大和推演它的可能。

总之，在对“虚实”的理解、消受和履践上，在对事物和行为之“用途”的价值评价上，东西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分野和离歧。

2005年4月